孟子介绍荀子的主要事迹四个字(孟子介绍荀子的主要事迹四个字概括)

荀子的生平简介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荀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南部)人。约生于公元前313年，卒于公元前238年

人们一般都以为荀子姓荀，这其实是一个错误。除《史记》，先秦两汉的著作都称其为“孙”。特别是《荀子》一书，几乎都称“孙”。[注]韩非为葡子学生，其著作也称“孙子”。所以，称荀是后起之说，荀子当为孙子。

荀子是赵人，为孙氏。因此，他很可能系卫公子惠孙之后，由卫而入赵。

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36年。他20岁时，就已在燕国从事政治。他反对燕王啥把王位禅让给其相子之，但燕王啥没有听他的劝告。[注]在燕国的游说失败后，荀子的行踪共有20多年不清楚。但至公元前286年时，荀子以“秀才”见称于世。此时齐国稷下之学正盛，齐囗王继齐宣王之后，招集天下贤才而“尊宠之”。田骄、慎到、接子这些著名的学者，都齐聚齐国稷下学宫，号为列大夫，享受优渥的政治生活待遇，不治而议论，作书以刺世。荀子年50才始来稷下游学，但他对诸子之事都有批评，认为“非先王之法”。

前286至前285年，齐活王灭掉了宋国，夸耀武功，不尚德治，荀子曾进行谏诤，但不获采纳，于是他就离齐赴楚。

前284年，燕将乐毅率燕、赵、韩、魏、秦王国之师攻齐，陷齐都临淄。齐囗王逃宫，被淖齿杀死。齐国几至灭亡。前279年，齐即墨守田单乘燕惠王用骑劫代乐毅为将之机，向燕军发起反攻，一举收复失地，“迎襄王于莒，入于临淄”。齐襄王复国后，吸取齐囗王的教训，又招集亡散的学士，重整稷下学宫，“修列大夫之缺”。这时，荀子在楚国，正逢秦将白起攻楚，陷郢烧夷陵，举国大乱，楚人仓惶迁都于陈。荀子在战乱中离楚来齐，参加稷下学宫的恢复重建工作。由于田骄等老一辈的学者已死，慎到、接子又不在齐国，荀子凭他的学识和才德，在复办的稷下学宫中“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成为稷下学宫的领袖。

前264年，齐襄王死，荀子在齐更不得志，秦国于此时聘请他入秦，荀子遂离齐赴秦，对秦国的政治、军事、民情风俗以及自然地形等都进行了考察。他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力术止、义术行”。秦昭王虽然口头称善，但他事实上正忙于兼并战争。所以商子之说在秦不可能得到采用，于是荀子又只好离秦而往游他国。

前259至257年间，荀子曾在赵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议兵，提出了“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的主张，以“王兵”折服了临武君的“诈兵”，使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不得不称“善”（《荀子议兵》）。但处于“争于气力”的当时，赵王“卒不能用”。于是他只好离开父母之邦而又回到齐国。

齐国这时齐王建在位，但朝政由“君王后”（襄王后）控制。荀子向齐相进言，论述齐国内外大势，劝他“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并对“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的弊政进行了批评。结果，正如《史记孟荀列传》所载：“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荀子冷言进谏反而受到了谗言的攻击，因此他在齐国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转而赴楚，正碰上楚灭鲁新得兰陵之地，因而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

荀子在楚为兰陵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任职不久，就有人向春申君进谗，于是他只好离楚而回到赵国。在家邦，荀子这次得到了较高的礼遇。任他为“上卿”或“上客”。楚人听到后，就劝谏春申君，春申君又“使人请孙子于赵”。荀子致信辞谢，对楚政多所批评。春申君深为后悔，又一再坚请。可能是为春申君的诚意所动，荀子又回到楚国，复任兰陵令。

前238年，楚考烈王卒，李国伏死士杀春申君。荀子失去政治上的依靠，废官居家于兰陵。“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其寿可能高达百岁。

荀子的著作，见于《荀子》一书。《劝学》、《修身》、《不苟》、《非十二子》、《天论》、《正名》、《性恶》等22篇，都为葡子亲著。其他10篇，有的为荀子弟子所论，有的为荀子所纂辑的资料，它们都是我们研究荀子的思想和事迹的主要材料。

荀子个人介绍与主要思想

荀子个人介绍与主要思想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晚于孟子百年左右。荀子五十岁时，始游学齐国稷下。齐襄王时，荀卿三为祭酒，后遭齐人谗言，遂去齐适楚，楚相春申君任之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令。春申君被害后，荀卿废居兰陵，晚年“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

荀子是继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精通《诗》、《礼》、《易》、《春秋》。荀子的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战国末期，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基本确立，经过长时间的兼并战争，结束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成为了时代的要求。此时，学术思想也由百家争鸣趋向于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荀子适应时代的要求，批判吸收了各家之长，兼取儒、道、墨、法等诸家思想，成为战国后期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综观《荀子》一书，其思想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凡自然、社会、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等皆有涉猎，堪称我国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

荀子是杰出的进步思想家，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宇宙自然观的看法上。在先秦时代的哲学中，儒家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精神的宇宙万物的主宰者，人的命运是由上天决定的，孔、孟都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荀子在对这种“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尖锐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天道自然的宇宙观，但又摒弃了老庄消极无为的思想，大胆地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天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同上)，天是无意志无目的的自然界，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兴亡是政治造成的，与天没有关系。因此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认为人们只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认识、掌握自然规律，就能改造自然界、利用自然界。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同上)荀子的这种“人定胜天”的光辉命题在我国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

荀子的自然观反映到人性论上，形成了他的“性恶说”，这是荀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石。荀子批判了孟子天赋道德观念的“性善说”，在“天人之分”基础上提出了“性伪之分”。他认为人的本性“固无礼义”(《性恶》)，不像孟子说的那样天生是善的，而是恶的，充满了对物质欲望的渴求。人们的善良行为是后天人为努力的结果，“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同上)。人性虽不可改变，但可以改造，荀子主张“化性起伪”，他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儒效》)，要求人们不断地学习、实践来改造本“恶”的人性，实现“性伪合”(《礼论》)。基于此，荀子提出了“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的著名论点，认为人们只要不断地“积伪”，都可以成为像禹一样的人。荀子的性恶论从另一角度论证了人性问题，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但他离开了人的社会属性，仅仅从自然生物性来谈论人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性的本质问题，而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

在性恶论的基础上，荀子提出了他的政治论。荀子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四海之内若一家”(《王制》)、“天下为一”(《王霸》)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隆礼”、“重法”是其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荀子认为，礼可以制约人们的情欲，自觉约束人们的行为，它不仅是一种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富国》)的伦理道德等级制度，更是治国之根本，是一种最高的政治纲领。“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议兵》)“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强国》)，礼的作用重大，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只有隆礼，才能治国。“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礼是治国治民之本，而法则是必不可少的手段，“隆礼至法而国有常”(《君道》)，荀子主张治理国家必须礼法并重，要做到“尚贤任能”、“赏功罚过”，严刑重罚。在治理国家的方法上，荀子不像孟子那样重王道贱霸道，而是王霸并重，“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天论》)，认为二者只是层次不一样。与此同时，荀子批评了孟子的“法先王”，言必称“三王”的复古思想，明确提出要“法后王”，“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不苟》)、“法后王，一制度”(《儒效》)，强调要从现实生活中去考察过去的历史，而不要盲目崇古。在经济上荀子提倡以农为本、开源节流、节用裕民、上下俱富的富国论思想。

荀子的认识论是建立在进步的自然观基础之上的，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反对孟子的“良知”、“良能”、“万物皆备于我”的说法，而继承了孔子“学而知之”的认识论思想。荀子首先肯定了人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凡以知，人之性;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他认为人们经过不断地努力学习、实践，依靠外界客观条件就能获得丰富的认识。那么人是如何认识事物的呢?荀子认为人的认识过程要经过“天官意物”和“心有征知”(《正名》)两个阶段，即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天官)首先同外界事物进行广泛的接触，再经过心的“征知”，即把获得的各种现象分析、综合，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他告诫人们在认识过程中要防止各种片面性，克服那种“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的毛病。荀子特别重视“行”的作用，强调人的认识仅得到“知”是远远不够的，“行”才是认识的归宿和终点，“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儒效》)，荀子的这种知行统一观在哲学史上具有深刻的意义。

与荀子的认识论相联系的是他的以正名为目的的逻辑思想。战国末期，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名辩思潮，各家各派纷纷加入了这场大讨论中，荀子也积极参加了这场名辩争论。针对当时“圣王没，名实慢，奇辞起，名实乱”(《正名》)和“擅作名以乱正名”(同上)的情况，荀子在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正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正名主张：“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同上)他认为，统治者通过“制名”，使名实相符，就可以统一人民的思想，使人民遵守法度。荀子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制定名称的原因是“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同上)，制名是关系到国家治与乱的大事，“此所为有名也”(同上);不同名称制定的根据是“缘天官”，天官必须与各自的对象相接触，然后心再加以验证，“此所缘而以同异也”(同上);名称的命名是“约定俗成”的，但要做到“稽实定数”，“此制名之枢要也”(同上)。荀子建立的一套完整的逻辑学说，对我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文学艺术方面，荀子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荀子首先是一个出色的散文家。他主张文章要有文采，讲究语言的锤炼，“语言之类，穆穆皇皇”(《大略》)，注重文质并茂，“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礼论》)。荀子强调“言必当理”(《儒效》)，语言文字一定要符合礼义，开后世文学批评“文以明道”的滥觞。荀子的散文不但继承了《墨子》论说文逻辑性强、结构严密的特点，还在体制上、技巧上作了新的探索，把孔孟的语录体散文发展成了独立的长篇巨制式的专题议论文，对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荀子的散文脉络分明，长于议论，论证严密，气势磅礴，善用譬喻，言辞优美。善于用比，是其散文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如《劝学》一篇，开头便一连用了五个比喻展开论证，说明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形象生动而又富于逻辑。后面论述学习专心一致的重要性，连用八个比喻，并与对比相结合，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层层剖析，极富感染力。像这样的取譬设喻，引物连类，在荀文中比比皆是。此外，荀子还经常运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使文章气势磅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对于荀子文章的特色，郭沫若作了较高的评论：“荀子的文章颇为宏富……他以思想家而兼长于文艺，在先秦诸子中与孟轲、庄周可以鼎足而三，加上相传是他的弟子的韩非，也可以称之为四大台柱。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

荀子又是一位优秀的辞赋家。其创作的《成相》和《赋》篇，已经是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成相》是荀子以民间通俗文学的形式，表达其政治思想的韵文，是抒写其内心愤懑的政治抒情诗。所谓“相”，是指古时一种击打乐器，“成相”就是一边击乐、一边演唱的一种文学样式。其句式整齐而富有变化，以三字句、四字句和七字句为主，每节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有人认为它是后世弹词之祖(卢文弨说)。《成相》一文直接影响了后来七言诗的出现，其长短句式对后代散文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荀子的《赋》篇是最早以“赋”名篇的文章，在赋体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全文以《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和一首佹诗、一首小歌的形式，表达了荀子的政治理想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这五篇赋都采用问答的形式，前面是对事物的描述，类似于谜面，后面以反问排比的句式，对这种事物的功效和事理作了陈述，最后揭出谜底。《赋》语言质朴、平实雅正，描写生动形象，开后代咏物小赋之先河。其体物言志、托物以讽的写法，对后代赋家有很大的启发。

荀子作为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其思想对后代进步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东汉王充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的思想，唐代柳宗元的“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的思想，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天论》)的思想和清初王夫之的“圣人之志在胜天”(《张子正蒙注·太和》)的思想等等，都能看到荀子“天人之分”、“人定胜天”自然观的影子。此外，后世一大批文学家也从荀子散文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汉初政论家贾谊、晁错的政论散文明显受到了荀文的影响，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和宋代的王安石等人的文章，也都带有荀子散文的风格。

然而，历史上的荀子却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本来荀子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各家各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总结，其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虽然以儒为宗，但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发挥和改造，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荀子在当时却“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尧问》)，不为人们重视。其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以及性恶说，也引起了后儒的不满，有人甚至把他归为法家一派。所以荀子虽与孟子同为大儒，但远没有得到孟子那样的礼遇，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西汉时期，荀子影响不及孟子，但地位和孟子不相上下，大体上是荀、孟并尊。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荀子和孟子并为《孟子荀卿列传》，认为二人都继承了孔子的事业。刘向在《孙卿新书叙录》中说董仲舒曾“作书美荀卿”，还认为与二人同时代的诸子中，只有荀、孟是尊孔的。司马迁和刘向对荀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东汉，荀子的地位就不及孟子了。扬雄尤尊孟子，对荀子只以“同门异户”(《法言·君子》)作一轻描淡写，虽未作贬斥，然而对待荀子和孟子的态度已经有了不同。到了王充作《论衡》时，荀子的地位就低于孟子了。唐代以降，荀学受到了世人的重视。韩愈在《读荀子》中认为荀子“大醇而小疵”，“与孔子异者鲜矣”，虽然不及“醇乎醇者也”的孟子，但基本上对荀子进行了肯定。杨倞则第一次为《荀子》作注，认为它“羽翼六经，增光孔氏”，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同时期的柳宗元、刘禹锡、杜牧等人对荀学的弘扬都作出了贡献。宋明时期，由于荀子的思想与理学家们的理论格格不入，理学家们便对之大加排斥，认为他“大本已失”(程颐语)、“全是申韩”(朱熹语)，荀子遂被打入了冷宫。明中叶后期，随着思想的解放，才有人把荀子从冷宫中解禁出来，为之翻案。比如归有光就对荀子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说：“当战国时，诸子纷纷著书，惑乱天下，荀卿独能明仲尼之道，与孟子并驰。顾其为书者之体，务富于文辞，引物联类，蔓衍夸多，故其间不能无疵，至其精造，则孟子不能过也。”(《荀子叙录》)思想大师李贽也对荀子大加褒扬：“荀与孟同时，其才俱美，其文更雄杰，其用之更通达而不迂。”(《荀卿传赞》)二人都认为荀子的成就不在孟子之下，甚至有些地方超过了孟子，评价甚高。在他们的努力下，荀子渐渐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有清一代，理学式微，荀子逐渐为世人重视，特别是乾、嘉时期，对荀子的校注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荀学步入了一个繁荣时期。清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有人对荀子大加非议，甚至有“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仁学》)的说法，但荀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于《荀子》一书的作者，世人争议不大，一般认为《荀子》的大部分章节出自荀子之手，只有极少数篇章是荀子的学生或门人记录荀子的言行编纂而成。梁启超、郭沫若认为《荀子》中的《君子》、《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仲尼》等八篇，皆非荀子自著，是荀子的门人杂录或后人附益所为。至于《荀子》的篇数，今无可考，西汉刘向校雠《孙卿书》时有三百二十二篇，去其重复，定为三十二篇，取名《孙卿新书》。唐杨倞则把三十二篇分为二十卷，次序略作调整，并为之作注，取名《荀卿子》，从此杨倞的《荀子》注本便作为通行本流传于世，遂成定本。清人对荀子的研究成果颇多，以卢文弨的《荀子校》、谢墉的《荀子笺释》、汪中的《荀子通论》、郝懿行的《荀子补注》和王念孙的《读荀子杂志》最有代表性。清末王先谦的《荀子集解》则采集众家之说，是清儒中最完善、最精详的注本。近人梁启雄的《荀子简释》、章诗同的《荀子简注》和张觉的《荀子译注》等都各具特色，是了解荀子思想的较好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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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 -- 先秦最后的儒者

荀子（约公元前325—约前235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郇（今山西临猗县）人。

荀子的生平活动，《风俗通义。穷通》记载：“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在公元前286年，齐灭宋，《盐铁论。论儒》谈到齐闵王骄傲自大，“诸儒谏不从，各分散。”这时，荀卿向齐相进说：“处胜人之势，会胜人之道”，指出：当今巨楚在我前面牵系着，大燕在我后边威逼着，劲魏在我右边钩取着，……一国策谋，三国必然乘机进犯，这样，齐国必然导致四分五裂，国家将有灭亡的危险。（《荀子。强国》，下引本书，只注篇名）意见未被采纳，孙卿去楚国。在齐襄王在位时（公元前283年—前265年），荀子第二次回到齐国，“荀卿最为老师。”他三次被推为祭酒（年高望重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范睢相秦期间（公元前266年—前255年），荀子到秦国见过秦昭王。昭王问：“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回答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儒效》）“应侯（范睢）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荀子回答说：“形胜”“百姓朴”、“百吏肃然”、士大夫“明通而公”，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治之至”；然而“殆无儒”，是“秦之所短”。由于秦国实行法治，荀子以儒治国的思想就行不通了。

齐人有人谗言荀子，于是荀子离开了齐，来到楚国。公元前255年被任为兰陵令。但有人认为荀子对楚国来讲是个危险。所以荀子又辞楚来到赵国，赵国拜其为上卿。后来楚国有人向楚相春申君进言请荀子回楚。于是春申君派人请回荀子，复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李园杀害，荀子罢了官。不几年就去世了。

荀子的著作，在汉代流传的有三百多篇，经过刘向的编订，删去重复的，定著三十二篇。

周公 -- 中国儒学的先驱

荀子的事迹有哪些？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郇邑人（其地理位置约在今山西省新绛、临猗、解县一带）。在对诸子百家思想的总结批判中，荀子丰富了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

荀子的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剧烈变革转型的战国时期。长期动荡的战乱岁月，暴政横行的严酷现实，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给整个社会造成了严峻的危机。重建统一的社会秩序，恢复合理的人伦规范，成为当时社会的发展需求和人们的迫切向往。少年时代的荀子，目睹残酷的现实和民众的疾苦，立志改变现实。他夜以继日博读百家之说，用心领会各家的思想异同。面对着百家言之有故、持之有理的学说，荀子纵论百家之说，详解诸子之弊，在对社会文化的反思认识中，通过阐发以礼为核心特质的文化价值，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认识。在百家之说中，荀子特别推重儒家孔子的学说，更为仰慕古代尧舜禹的丰功伟绩。为了救治时代危机，复兴圣王之道，荀子指出，要拯救现实危机，重建社会秩序，应当“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

为了丰富自己的思想学识，荀子满怀着救世的愿望，离开了赵国，来到了燕国。荀子在燕国逗留期间，燕王哙和子之对荀子的观点大加非难，不予重视。面对着人生的冷遇和挫折，加之燕国出现的混乱，公元前264年，年轻的荀子决定到当时的文化中心齐国的稷下学宫游学。战国时期，齐国的统治者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争霸中原的政治目的，在都城的稷门附近，创立了稷下学宫，以求吸引各国的学者来此探讨治世之道。

稷下学宫是一个容纳了许多学派的研究机构，它不仅招聘本国的学者，也招聘邻国的学者。由于齐国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稷下学宫以其优厚的待遇、宽松的环境、众多的学派和丰富的活动，吸引了各地学者蜂拥而来，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孟子、邹衍等各家代表人物，都曾到稷下讲学，谈论政事。荀子由燕国来到齐国之时，正值稷下学宫处于兴盛之际。风华正茂的荀子，以其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和辩论风采，在学术大师们面前展露了他横溢的才华和深邃的思想，受到了稷下先生们的重视和肯定。正是在各派学术名家的指导下，荀子立足儒家思想立场，兼收百家学说之长，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理论体系。

荀子在稷下学宫游学期间，广泛地听取各家名师的讲演，多方面地掌握了百家思想的特点。他主持稷下讲坛长达24年之久。齐王建嗣位后，国事混乱不堪，政权落君王后之手，荀子因上书语涉君王后，受到群小的攻击，不得不于公元前255年接受楚国春申君黄歇之聘，任楚国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

荀子的晚年，是在政治逆境中度过的。他身具治世之才，但一直不受重用。当时，跟随荀子学习的弟子中，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其中，李斯和韩非就是荀子引以为豪的两位门徒。他们在跟随荀子长期的学习中，通晓天下大势，深知治国方略。李斯以其卓越的才能，受到秦王嬴政的重用，获取了尊贵的地位，为秦国统一天下做出了重大贡献。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他在跟随荀子学习中，着重接受了荀子的重法思想，并提出了“法、术、势”三者合一的统治方法，成为先秦时代法家学派集大成的著名代表人物。

荀况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荀子把天、地、日、月、星星等和万物一样看做是自然存在的东西，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变化，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荀子在2000年前就能够有这样进步的思想，是很难得的。他不但不承认天神的威力，而且主张人的力量可以制服天。人应该控制天，人也是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这是荀子与当时其他学派大不相同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十分进步、极有积极作用的。

公元前238年，楚国考烈王去世，令尹李园乘机杀害了春申君。春申君死了之后，荀子也被罢黜，不再担任兰陵令。从此，荀子就留居在兰陵。在此期间，荀子全面总结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将其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发展，以及对百家学说的综合批判，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写成了数万言的著作，这即是《荀子》一书。

荀子的一生是在战乱和动荡中度过的。他深刻认识到了现实社会朝着统一的发展趋势。在对百家思想的批判总结中，他以深邃的理论思维、精辟的辩证论说，为即将到来的封建大一统的社会体系，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和实践上的指导。

司马迁把荀子和孟子一同看成是孔子之学在战国逆境中的复兴者和光大者，“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刘向把荀子看成是儒家经传的主要传人。但遗憾的是，唐之前没有人为《荀子》作注，以至于“荀氏之书千载而无光焉”。唐代杨倞整理《荀子》并为之作注，可谓传荀学之功臣。杨倞把孔子、孟子和荀子视之为儒家一脉相承的传人，认为“孟轲阐其前，荀卿振其后”，“其书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在大讲道统之传和心性之学的宋明道学中，荀子主张性恶、批评思孟或他的法家弟子等原因，因此在宋明儒学中，荀子受到了普遍的轻视。朱熹甚至以一种轻蔑的态度评论荀子，以至于把荀子逐出儒门，归入法家。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直在子部的《孟子》一书，在唐代开始被请求“入经”的“升格”趋势在宋代已成定局，位列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中，并被朱熹推崇为《四书》之一，从而确立了其在儒家中的正统和尊崇地位。

清中叶以后，对抗宋学和重视经典考证之学的考据学兴盛，荀学得到了振兴，这同时也意味着为受到宋学贬损和压抑的荀子正名。一批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荀子和《荀子》一书，其著者如谢墉的《荀子笺释》、汪中的《荀卿子通论》，至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一出，荀学已蔚为大观。在清中至清末的荀学复兴中，人们肯定了荀子在儒学史的地位，认为荀子道性恶与孟子道性善，虽出发点不同，然旨趣则归于一，孟子“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子“欲人化性而勉于善”。汪中经过考证，断定和坚信“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

无论是在儒家学统上还是在道统上，荀子都称得上是一个儒家卓越的传人和创新者，是处在战国诸子纷乱、诸侯纷争之大背景之下，能够立场明确地对抗法家和批评秦政、毫不动摇地维护和弘扬儒家学术思想和社会政治理想的重镇。

荀子是谁？主要成就有哪些？

　人物姓名:荀子

诸子百家

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名况，当时人们尊重他，称他荀卿。汉代著作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写作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曾两度到当时齐国的文化中心稷下游学，任过列大夫的祭酒（学宫领袖），还到过秦国，拜见秦昭王，后来到楚国，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失官家居逝世，葬在兰陵。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代表人物，同早于他的孟子成为儒家中对立的两派。在宇宙观方面，荀子认为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人类可以用主观努力去认识它，顺应它，运用它，以趋吉避凶。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人认识客观事物，首先要通过感觉器官和外界事物接触，强调“行”对于“知”的必要性和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有朴素的唯物思想。在政治上，他针对孔子、孟子效法先王的思想，提出“法后王”的口号，主张应该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去施政，要选贤能，明赏罚，兼用“礼”“法”“术”实行统治。他的许多思想为法家所汲取。在人性问题上，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认为后天环境可以改善人的恶的本性，所以他主张“明礼义而化之”。他重视教育的作用，强调教育功能的重要，有积极意义。

荀子既是思想家，又兼长于文学，在战国诸子中，他与孟子、庄子对后世影响最深。

《荀子》为文的特点，在于“雄浑”。其学问渊博精深，所以行文气魄宏大雄浑，有包容诸家的气概。比如《劝学》总结了治学经验，为后世传诵宗法。在《富国》《王霸》篇中，纵横于古今，引述历代兴亡鉴辙。而《天论》篇，则探微扶隐，极宇宙之玄奥，昌言“天道有常”之旨。文章气势雄浑，为诸子所不及。后人称其文“学分之足，了数大儒”（《艺概•文概》）可谓中的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