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有过什么样的感情过往(为什么不宣传朱总司令)

王映霞，一九零八年出生于杭州，她本姓金，因为父亲早逝无人照料，便过继给外祖父做孙女，这才有了王映霞一名，外祖父是当地名士，家里读书条件良好，在这种书香四溢环境的熏陶下她也算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长大便也落得个亭亭玉立大家闺秀之风范。时人流传一句：“ 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 可见这小姑娘确实讨人欢喜，搁在今天怎么着也是无数男生的梦中女神。

一九二三年，王映霞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在学校的岁月里，她接触到了新文学，鲁迅、郭沫若等大家的作品没少读，她也看《沉沦》，佩服作者文笔细腻且放浪，当然，那时的她也不会想到四年之后会和作者有段不解之缘。

女神的一生注定不会默默无闻，她的一生不因才华而得名，不因美貌而传世，却是两次轰动全城的婚姻而被后人所熟知，她一生中的两个男人，一个给了她名满天下；另一个则给了她现世安稳，前者或有遗憾，后者唯有感激。

一九二七年初， 一位青年来到上海主持社部工作，随道去拜访一位老友，在他看来这只是一次平常的拜访，谈完事之后就该潇洒走人。却没想到遇见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命运从此跌宕起伏。青年在和老友孙百刚谈话期间，她走过来招呼，那一天的她穿着花纹模样的鲜艳旗袍，像一朵夏天晨光熹微中盛开的荷花，端庄典雅实属让人看了就挪不动步，好在那时的人喜欢写日记，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现在读来也是极好。

“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午前十时左右，这是一个我无法忘记的日子和时刻。”

“ 在孙百刚那里，遇见了杭州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在后来的谈话中得知她便是王映霞，着实惊艳了一番，明眸如水，一泓秋波把他电得晕乎乎的，魂儿都不知道勾到哪去了。而她也被这位青年风趣的谈吐和绅士的风度所吸引，更何况两人也算的是小老乡，正所谓老乡见老乡，骗的泪汪汪。当得知他就是小说《沉沦》的作者，对他崇拜之情犹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这就跟现在的小女生见到某某明顿时智商急剧变负数的感觉是一样一样的，春心那个的荡漾呀，小鹿那个乱撞啊。

你会说怎么别人都能遇见这种一见钟情的事呢，为什么我就遇不到呢，这个还真别抱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女孩子要保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不要担心没有人会看得到，因为你不知道会遇见谁，而且概率学告诉我们，你越是邋遢的时候越是会碰到心仪的男士。

倘若那天的王映霞只是出于礼节打个招呼便离开，并且穿着家居随意，也许郁达夫过目就忘了，两人也就不会有四目相对和接下来的侃侃而谈，最后又是一起吃饭，看电影神马的，你说对吧。没有遇到一见钟情，可能是你太过邋遢和随意，鉴定完毕！不要打我！

离别的时候，郁达夫还试探性的对孙百刚说：“ 我近来寂寞得跟在沙漠里一样，只希望出现一片绿洲。你看绿洲能出现吗？” 老友一听，我勒个去，这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真受不了，文化人讲话就是这么绕，要我就一脸猥琐的说：“ 哎呦卧槽，哥们。这姑娘不错，我得追她。”

郁达夫这匹耐不住的狼还是动手了，王映霞倒也表现出附和的态度，抱着不谈白不谈，备谁不是备的心态，两人约会神马的更是频繁。这下孙百刚便看不下去了，罪过啊这是，火急火燎的直接跟郁达夫说你俩做朋友聊聊文学谈谈理想没问题，但别过火了，不要头脑发热经不住诱惑，不要冲动，冲动是魔鬼。要是普通男女青年就算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喜事一桩，那孙百刚也犯不着说这样的话，要命的是郁达夫此时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他的妻子便是孙荃。

而王映霞也是有婚约的人了，不出意外，不久她也是该另嫁他人。这是赤裸裸的婚外情，思想行动够前卫的，这在当时可是法理不容的事情，想当年徐志摩离个婚还闹得满城风雨。此时的郁达夫只想抱着美人归，白天么么哒晚上啪啪啪，哪还管得了其他，五个月后，他俩就订婚了，在一起了！要说这在一起的低调，甜甜蜜蜜过日子也就算了。毕竟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不好张扬，可王映霞必须要郁达夫明媒正娶，也算爱的轰烈，嫁的豁达。

唉，年轻人就是爱折腾，不懂事，最后他们还是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才子佳人，引得全城轰动，富春江上神仙眷侣，一时羡煞旁人。噗，不知这算不算第三者逆袭上位成功, 当时孙荃以殉死作为抗争，最后夫君还是追随她人去，留下后半生的无垠思念。

要说王映霞大家闺秀女神级别的人物，也不是那么好拐的。兴奋、犹豫、退却、挣扎那是必然会有的，正如她自己说道：“说我对他有好感，不如说是好奇；说是爱慕，不如说是敬佩。” 可面对郁达夫这老道的御女手法确实有点招架不住，情书写的让人春心荡漾、脸红耳赤是在所难免，但这都不是理由，归根到底还是王映霞意志不够坚定，没见过世面。

这点得向林徽因学习，遥想当年在大洋彼岸，十六岁的她在不玩浪漫就会死的徐志摩无数含情脉脉的情书狂轰乱炸之下依然保持清醒，最后在父亲的指点下来个不告而别以断徐志摩的非分之想，算是做得绝。王映霞的犹豫还是来自对传统伦理的畏惧，毕竟他是有了家室的人，离婚是不忠，今天他能为了自己抛弃原配，哪天有了新欢也能为另一个女人抛弃自己，不过如此。郁达夫完全意会，便写下一段：

“ 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露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

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弃。”

这是赤裸裸的引诱，传统家庭主妇和新时代的自由女王，后者对她来讲有着致命的诱惑，便头脑一热信以为真傻乎乎的被勾搭走了。

郁达夫这段言论并不恰当，女性结婚之后对家庭会更依赖，幸福感会不断增强，希望能每天早上醒来看到最爱的男人躺在身边，自己可以学着为他做各种各样的早餐，帮他熨好上班的衣服，领带。每天下班买好菜做好晚饭等他归来，饭后一起看泡沫剧或者去散步。有了小孩，尽心尽责做一个母亲的本分，婚姻也许会让女性做不了独立的女王，但不妨碍她获得幸福，踏实和安稳不是每一个女性渴望的吗？

当时的王映霞并没有想清这一点，只是渴望爱情，迫不及待做一个独立的女王。

一九二八年二月，两人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了盛大婚礼，轰动杭州城，那年王映霞二十岁，郁达夫三十二岁，两人终得秦晋之好。

朝来风色暗高楼，

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

为君先买五湖舟。

—《寄映霞》

一句偕隐名山誓白头，郁达夫抱得美人归。

他们以为：“ 只要有了爱情，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是，当年爱上有妇之夫的庐隐也是这么想的。

婚后的生活过的不错，世人没有过多的指责还被传为佳话，只是没有人会考虑孙荃的感受，她独自侍奉郁老夫人和拉扯大三个小孩，只留得一个孤独落寞的背影。他们两人你侬我侬恨不得你喂我一口我塞你一口，还打趣的说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郁达夫说王映霞是爱的火焰，复燃了他这堆已经行将熄灭的寒灰，真是，唉。

一九二九年，王映霞生下了长子郁飞，一年半后，又生了次子郁云，杭州取名为“风雨茅庐”的家就花费了不少钱，再加上圈内各种文化沙龙，俨然是又一个太太们的客厅，各种交际待客，自然花费不小，他们开始感到生活的压力，以前的小资情调，现在全被柴米油盐和孩子所替代，再者说郁达夫前妻孙荃母子的生活开支，郁达夫也是要接济的，每月五十大洋少不了。

这样一来，经济显得日渐拮据，正如多数新婚情侣一样，吃饱喝足之后就开始没事找事乱怀疑，不是臆造对方和前任藕断丝连就是说和异性走的过于亲近，隐约有婚外情的迹象，敏感多疑。在这种相互猜忌中引爆争吵最后劳燕分飞的情侣不在少数，说到底，还是一个感情基础问题。

他们的结合搁现在说来得叫闪婚，虽不是昨天认识今天就领证，但从相识到结婚也就不过一年，他们彼此没有经历太多，看到的都是闪光点，对于双方的性格、爱好感情经历各种并不了解，没有经历过贫贱的夫妻，不足以谈婚姻。这也造成对方只要有一点异动便浮想联翩，主观能动性出奇的活跃，可大多都不是事实，最后就这么作散了。

最先出招的是郁达夫，他总觉得王映霞和许绍棣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理由是当时为躲避战乱，他们转到丽水和许绍棣做了邻居，两家孩子经常在一起玩耍，再加上许绍棣对王映霞的美貌是早有耳闻，钦慕之心自然是会有的，关怀备至那也是难免，毕竟时局动荡，而远在福州的郁达夫也帮不了这个家。

奇葩的是王映霞还牵线搭桥把与徐悲鸿有过绯闻的孙多慈介绍给许绍棣，没想到两人还真成了，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倒也是有趣。而此时的郁达夫本人在福州，这样一来，王映霞和许绍棣的暧昧经过街头大妈的添油加酷也就传的有鼻子有眼，王映霞还跟当时中国的盖世太保戴笠也是谣言满天飞，郁达夫听闻自然是极其愤怒，苦于没有证据只好隐忍。

但至于王映霞和戴笠之间的暧昧到什么地步了，戴笠看上王的美色那是自然，想得到自然也有手段。这里笔者采用的来源是汪静之的披露，这份原稿目前在上海鲁迅博物馆，曾经我去找过，因没有查看手续遂作罢。

汪静之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写文说王映霞为戴笠打过胎，因为是他陪王映霞去的医院，当时堕胎需要丈夫签字而郁达夫远在徐州，汪静之的夫人符竹茵和王映霞是同学，他又和郁达夫是好友，两家关系不错自然走得近些，就借用了汪静之陪同，时间大概是在一九三八年，汪静之出于对郁达夫的安全考虑一直埋藏没说，直到后来郁达夫还是知道了，到底几何，世人由说。

后来郁达夫转到武汉工作，去丽水把一家人接了过来，一九三八年某天，两人因小事吵架，王映霞一气之下离开了家，郁达夫就无意发现了三封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信件，随即就找来郭沫若作证，居然还把信件复印了很多份，分发给旁人，当做证据，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他完全不懂。

最后还猜忌以为王映霞要和许绍棣要玩私奔之类的戏码，男人一旦愤怒之后情商降为负数，做错事的概率为满格，再补一个恶心的事，郁达夫还在王映霞的一件衣服上写了：“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真是无语！明媒正娶的成了妾！虽说他与原配孙荃至死未完成离婚，但却也是名存实亡。而那三封信件到底是不是情书呢，在王映霞的回忆录里解释是当时她正在给许绍棣和孙多慈牵线做媒才有了书信往来，并非她与许绍棣的情书。失去理智的郁达夫最后还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

“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郁达夫谨。”

换任何一个女人看到丈夫在报上等这个都会抓狂，这就等于把家庭矛盾公之于众还让她背了全责，上哪说理去，其实，王映霞只是去朋友曹秉哲家里了，并没有所谓的私奔，这下等于是自己打脸，太冲动。后来郁达夫跑来曹秉哲家里请她回去，却得到王映霞一句：

“ 如果要我回去，你必须在大公报上刊登道款的启事。”

郁达夫也知道自己的冲动犯下了大错，经过朋友的从中调解，加上在报上登的道歉启事：

“ 郁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并在登报寻找启事中，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散意。”

到这时剧情反转，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大家就权当看笑话了，两人算是冰释前嫌，重归于好。可感情这东西有了裂痕就不会再完美如此，鸡蛋破了还有条缝呢，无论怎么粘都会留下阴影。

不知道郁达夫是对王映霞帯差辱的登报之事的报复还是抽风，他做了一件事，也使得把自己的婚姻推向了坟墓，一九三九年，郁达夫在香港《大风》句刊上发表著名的《毁家寺纪》，笔者看过完整篇，真是写的让人崩溃，字里行间全是指责。这算是把刚刚修补好的婚姻又曝光在大众面前，写的尽是两人之间的情感恩怨，把责任推向王映霞，说是她的背叛导致家庭破碎，这样一来，又是轰动，满城风雨。众人纷纷指责郁达夫，郭沫若公平地说：

“ 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可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所爱的人？”此时的郁达夫已经失控了，失去了理智只会做出一件又一件的蠢事。”

王映霞看后冷静至极，直接摆手说：“ 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 她说这样的话而不是拿刀砍过去，算是大度。这种欲加之罪的痛苦让人崩溃，更何况还是自已最爱的人，罢了，罢了。

一九四零年三月，王映霞与郁达夫在新加坡协议离婚。这对曾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眷侣算是走到了终点，昔日的才子佳人，就这样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劳燕分飞了，不禁让人嘘唏。

一九四二年日军攻占新加坡前夕，郁达夫渡海逃亡到印尼的苏门答腊。为了掩护身份，也使家中有人照料，经朋友介绍，郁达夫与华侨女孩何丽有结婚。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个星期，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晩，几名日本宪兵队突然秘密绑架了郁达夫, 并在九月十九日将其枪杀。

呼！一代才子就此陨落、落得个客死他乡。

使得后人谈起至此，不禁叹息。

王映霞晚年曾回忆说：

“ 我离开郁达夫，拎了一只小箱子走出了那幢房子，郁达夫也不送我出来，我知道他面子上还是放不下来。我真是一步三回头，当时我虽然怨他和恨他，但对他的感情仍割不断，我多么想出现奇迹，他突然从屋子里奔出来，夺下我的箱子，劝我回去，那就一切都改变了……”

可是他没有。

郁达夫，你为什么就放不下尊严和面子呢，如果你像当年追她的时候一样，拿出你的勇气跑出来从后面抱着她，任她挣扎都不放手，她也许会痛哭，会发疯的挣脱你，也许会咬你打你。可这都是爱，满满的爱，她是爱你的。因为只要你不放手就能改变这一切，你不用远赴新加坡更不用逃亡，只要你抱着她，因为你就是她渇望的奇迹，郁达夫，你终究是个懦夫。

浮生如梦，浮尘如空；为欢几何，百转千折。

我望君去，泪眼婆娑；君望我离，可有回想。

这两句写给所有正在幸福路上的情侣们，既然爱了就请珍惜，你不知道你拥有的，是多少人渴望的。任性可以，但要有度。分手也好，离婚也罢，说的越多分的越快。

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一句话会让对方做出什么。

多一些沟通和体谅，因为你不知道，确定分手之后会改变对方什么。

一切，不要等到失去后才珍惜。

离婚后的王映霞对婚姻是心灰意冷，既然没有了包袱，那就索性痛快的游戏人间吧，她天生丽质，自然受到上流社会的认同，尽情享受这种浮华的生活，夜夜笙歌依旧是填补不了内心的空虚和落寞，她只是让别人看起来过的很好很奢华。

就在此时，她遇到了那个叫钟贤道的男子，就像当年的蒋碧薇遇见张道藩一样，两人同样年轻有为，相貌俊朗。自看到王映霞第一眼，就被她身上那忧伤而凄美的气质打动，这种经过岁月沉淀的气质让他不禁怜惜，进而转化成爱恋，可王映霞决意封闭幽怨，孤独终老。她再也没有勇气接受情爱，更没有勇气再踏入婚姻的殿堂，尽管她会有那么一丝丝渴望。钟贤道只说了一句：

“ 请你相信我，我懂得怎样将你失落的年华找回。”

王映霞凝视着眼前的男子，他的眼里写满了真诚和爱意，身上尽是温文尔雅的气息，让她懵动如何不答应。于是，点头，任凭他牵住了自己的手。

一九四二年，在重庆百龄餐厅他们举行了婚礼，婚礼极其隆重，文人大腕都来捧场，一时间山城轰动，结婚之后，他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给了她安稳幸福的生活。她自此变成了被婚姻保护地极好的小女人，她也三日入厨房，洗手做羹汤。这一次，幸福没有转眼即逝，来得安稳，踏实。

他们婚后育有一子一女，一家人过得十分温馨，她们真正的苦难在建国后那个“十年”期间，各种批斗和压迫来临之时两人也是相互勉励共度浩劫，“十年”结束之后，钟贤道带她去旅游，晚年的地直呼那段岁月就像度蜜月一般。他们一共走过了三十八年，无论风雨和艰苦，就这样相互搀扶走到人生的经点。

一九八零年，钟贤道病逝于上海，终年七十二岁。

此后，老矣的她又回到了西子湖畔，过着深居简出的平静生活。

激情往往可以将人捧至高处忘乎所以，也可以将人弃至低谷痛不欲生；只有细水长流的爱才是真正圆满的幸福。郁达夫的爱是醉生梦死的心醉也心碎。与钟贤道的后半生，平平淡淡，却踏实，长远。

二零零零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九十二岁。

夫妻二人合葬于抗州南山公墓。

伪民国史砖家，一本胡说八道正经的段子手，一个勇于直面幻灭的理想主义者。

王映霞有“荸荠白”的雅号，是形容她的美丽。她父亲金冰逊早死，她随母亲住到外祖父，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家中。随外祖父研习诗文，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她与郁达夫之间的感情纠葛，因牵涉到一个戴笠而变得扑朔迷离。
王映霞在二十岁的那年与郁达夫结婚。郁达夫比她大了十二岁，一开始就埋下了矛盾的根子。郁达夫向王映霞写求爱信说：“一切照你吩咐做去，此心耿耿，天日可表。对你只有感谢和愉悦，若有变更，神人共击。”但订婚以后，郁达夫却没有处理好原配夫人孙荃和子女的事情，那时王映霞也不计较这些，跟定了郁达夫这个中年浪漫文人。
婚后王映霞发挥了妻子的柔情，除了竭尽所能与郁达夫共同建立一个爱的窝巢之外，并有目的地每天准备了鸡汁、甲鱼，黄芪炖老鸭，想尽了办法要把丈夫的肺痨病体加以补养。郁达夫也以“日记九种”的形式把他对王映霞的爱登在报刊上，使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位贤淑、聪明、美丽的好妻子。这时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夫妻俩更加恩爱有加，过了五年甜蜜的生活。一九三三年，举家由上海迁到杭州，建一座“风雨茅庐”居住下来。
郁达夫的这一次搬家是为了躲避戴笠对王映霞的追求。对这位军统头子，郁达夫是惹不起的，在上海的时候就尽量限制王映霞，叫她少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到杭州后，郁达夫深居简出，每天就读读书、散散步。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不久就远赴福州供职去了。杭州是王映霞的故乡，王映霞迅速地成了杭州社交场合的红星。女人都是水做的，女人都有极强的虚荣心，尤其是漂亮女人。有得几个人为她奉场，她就会忘乎所以，神经错乱。王映霞渐渐觉得她与郁达夫过去所过的八年，为他生下四个孩子是一种过错。她被他们束缚着，并没有享受到幸福的人生。由于第三个儿子已经夭折，她把剩下的三个儿子一齐交给母亲王守如来照管，再请两个姨娘帮忙。自己摇身一变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天到晚交际应酬，再不就是在风雨茅庐招待客人，茶余饭后，不避男女，开口无忌，说些谑而不虐的笑话，风雨茅庐成了男士们最爱光临的地方。
风雨茅庐的风风雨雨，招蜂引蝶的艳闻已经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远在福州的郁达夫毫无所觉。一直等到王映霞已经投入了别人的怀抱，郁达夫才有所知觉，连番催促王映霞到福州与他同住，王映霞虽然遵嘱南来，但只住了三个月便以水土不服为由返回杭州。这时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杭州危在旦夕。王映霞携家避难到浙西山区的丽水，与情人比邻而居，意出许多闲话。这个情人就是戴笠。
郁达大丽水寻到丽人，挈家前往武汉。满以为可以斩断他们的关系，不料却截获了他们之间肉麻兮兮的三封情书。郁达夫愤怒已极，把这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想要王映霞知难而退。王映霞无所谓，来个不辞而别，郁达夫长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涤晾晒的纱衫还挂在那儿，郁达夫越看越气，又毫无办法，拿笔饱浸浓墨在那纱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并成诗一首：

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
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
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侯门”当指戴笠的府邸，对它郁达夫只能是“更断肠”。但郁达夫也有办法，他在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使得王映霞颜面尽失，肝肠寸断。于是戴笠通过中间人来做郁达夫的工作，郁达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写了一纸“悔过书”，双方于是言归于好。这时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扶老携幼带领全家逃到洞庭湖南岸的湖南汉寿。
秋凉时节，郁达率只身再到福州供职。一个多月后，汉寿面临战火，王映霞仓皇带全家搭火车往长沙东行，又到了浙西江山。郁达夫连备函电催促，叫王映霞把岳母和两个小孩暂留江山，王映霞和长子赶快到福州。到了福州，郁达夫告诉王映霞说：“我已答应了新加坡星州日报之聘，马上就要带你们母子远赴南洋。”
王映霞惊诧道：“那么在浙西的母亲和孩子们呢？”
郁达夫斩钉截铁地答道：“已经拜托友人代为妥善照料了！事急世乱，难得周全！”
郁达夫的想法十分明显，国内已经是漫天烽火，而妻子总是想在浙西山区一带打转，无非是旧情难断。为了逃避战火，更为了彻底斩断王映霞与老情人之间的联系，因而答应了星州日报的聘约，带王映霞远赴南洋。眼不见，心不烦，一切从头开始。去寻觅婚姻中的第二个春天。
王映霞毫无选择的余地，无可奈何地跟随郁达夫远渡南洋，这已是一九三八年的岁尾。
王映霞总觉得自己是钻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到了新加坡后天天还想着她的浙西山区，天天也就寻郁达夫吵架。郁达夫忍无可忍，便将“毁家诗记”寄到香港的《大风旬刊》发表。内容包括两年来郁、王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用十九首诗和一阕词，事无巨细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注释，用词尖刻，不留余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扫地，气得七窍生烟。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到《大风旬刊》，大骂郁达夫是“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于是互揭疮疤、形同分水、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远走廖内小岛，演出第二次逃家的新闻。
一九四零年八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国。经香港飞往战时首都重庆，郁、王两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冷静下来，对她仍是思念不已，有诗为证：

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
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
纵无七子为衷社，尚有三春各恋晖；
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动王映霞，妄想她幡然悔悟，重回他的怀抱，真是痴心妄想，太过天真。
后来郁达夫在新加坡与广播电台工作的李筱英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在上海长大，暨南大学文科毕业。中英文造诣均佳，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银铃般的声音令人着迷。那时李筱英是守活寡的怨妇、郁达夫是离了婚的鳏夫，同病相怜，也不怕人言可畏。
稍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迫近新加坡。郁达夫辗转逃到印尼，娶了华侨少女何丽有为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郁达夫无缘无故地被人诱出杀害，尸骨无存，享年五十岁。后来谣传又起，给郁达夫加上了一条为日本宪兵队任翻译的汉奸罪名。至今郁达夫之死，仍然是个迷，好事者猜测，多半是戴笠的军统趁乱世所为。
王映霞回到重庆，就不记得她在浙西的老母了，住到重庆乡下的白沙江滨疗养。三个月后，由戴笠介绍进入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的科员。按说她已是三十四岁的女人，是“烂渣滓”的尴尬年龄。她却不服老。上班的第一天刻意打扮了一番，穿上一身凹凸有致的花色旗袍，足登三寸高跟皮鞋，加上她那“荸荠白”的皮肤，确实是艳光四射。她款摆腰肢走进办公室时，那些出出入入，口操外语的时髦人物，顿时感到眼前一亮。
王映霞清楚地知道，红颜易老，青春不再，她必须有效地把握这所剩无几的美艳姿貌，而且还要尽量摆脱“郁达夫弃妇”的阴影。于是努力重塑淑女的形象。除了化妆和衣着外，往日故交在重庆的反而很少往来，谨言慎行。不久，经过小心肆应，又重在社交界抛头露面。商会会长王晓籁成了她的干爹。王映霞凭她的家世、学识、美艳、机敏，再加上岁月的磨炼、爱情的波折、饱经世故，已是人情练达，还有人见人怕的戴笠撑腰，真是左右逢源，无往不利。
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王映霞与钟贤道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贺客如云，连施蛰存都去拍她的马屁。为她赋诗：

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
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
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
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

一九四六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王映霞顿失凭依，辞去外交部的文书工作，急流勇退，过着朴实无华的主妇生活。随丈夫到了芜湖，生了一子一女。
几十年过去，人们仍谈论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关系。郁达夫曾当面骂王映霞为淫妇。王映霞直到八十岁的高龄，笔下仍称郁达夫是“疯子”。为维持自己的老面子，始终不曾有忏悔的意思。德国有一位汉学名家马汉茂，出版了一本有关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变的书。公布了一把王映霞写给情人的书信，迫使王映霞写了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的长文，在香港的《广角镜》杂志上发表，无非是替自己遮掩，始终不承认自己当年的丑事。反正郁达夫已经死去多年，只能听任王映霞云自圆其说。

我看过他写的文章，一般般，他之所以这吗出名可能与这些桃色事件有点关系吧。我不喜欢他。他在文学上只是个小家而已。 不能和鲁迅，冰心比。 郁达夫的自传应该可以找到 郁达夫，生于1896年，卒于1945年，现代作家。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创造社创始人之一。早年就读于嘉兴府中学、杭州府中学、杭州育英书院。

郁达夫是创造社成员中小说散文方面创作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作家，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从小受过中国古典诗文熏陶，也喜读小说戏曲作品。1913年他随长兄去日本，经过几年的中学（日本称为“高等学校”）学习，1918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攻读经济学，但他的兴趣却在文学方面。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广泛涉猎了西洋文学，特别是近代欧洲文学和日本文学，从中接受影响。

将近十年的异国生活，郁达夫同那时许多留学或侨居国外的中国人一样，受过种种歧视、冷遇以至屈辱，从而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增强了他的愤世嫉俗、忧郁感伤的思想性格。这些生活经历和思想状态，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1921年，他同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等人共同筹组创造社，并开始写作小说。1922年，郁达夫回国后积极参与了创造社的文学活动，编辑创造社的刊物，后来又先后到安徽、北京、武昌、广州等地大学任教，但主要精力仍然用于文学创作。

郁达夫第一部小说集《沉沦》，是作者留日时期生活和思想的写照。这部小说集同郭沫若的《女神》一起列入最早的“创造社丛书”。小说集包括《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三个短篇，其中《沉沦》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日学生，渴望得到纯真的友谊和温柔的爱情，但在异国遇到的只是屈辱和冷遇，终于绝望而走向沉沦。作品中主人公的难以排除的忧郁苦闷，反映了“五四”时期那些在重重压迫下，有所觉醒而又不知如何变革现状的青年共同的心理状态，具有时代特征。小说的主人公沉痛地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小说发表后在当时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也遭到封建守旧派人士的非难。正如郭沫若在谈到郁达夫早期创作时所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郁达夫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以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见之于文坛。他赞同“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但与鲁迅在小说中以“我”为主人公深入其境描述人物和事件的现实主义手法不同，郁达夫在小说中往往以“我”为主人公，运用浓郁的抒情笔调，进行大胆的自我暴露和率直的自我表白，“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沉沦》中的小说《风铃》、《怀乡病者》、《茑萝行》以及《还乡记》、《还乡后记》、《离散之前》等篇，都带有“自叙传”性质。有些不以“我”为主人公而“我”在其中。写于1923年的《茑萝行》，是作者返国初期生活的记录。小说运用给妻子书信的形式，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穷苦知识分子艰难的生活处境和痛苦迷惘的思想情绪，感情浓郁，文词凄切，表达了喘息在重重经济压迫下人们的共同心声。为回答胡适等人的无理攻击而写的历史小说《采石矾》，借清代诗人黄仲则的形象寄托作者对邪恶势力的愤懑和抗议。同郭沫若的诗歌中那种明朗、激昂、乐观的调子不同，郁达夫的小说往往谱出一曲曲灰暗、沉重、凄凉的哀歌。这种基调之所以形成，除了作者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性格外，也由于他接受了中外富有感伤色彩的文学的影响，特别是清朝诗人黄仲则和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及某些“世纪末”文学思潮的影响。

尽管郁达夫作品的主要基调是感伤色彩浓重的浪漫主义，但随着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体验日益深入，作品中现实主义因素不断增强。《寒灰集》中的一些短篇就是这样。《春风沉醉的晚上》通过穷愁潦倒、卖稿度日而灵魂空虚卑琐的“我”，同在苦难中顽强挣扎的心地纯洁、性格坚强的烟厂女工陈二妹的形象相对照，歌颂了女工美好的心灵，朴素的反抗精神，暴露了现实环境的丑恶，也嘲讽了“可怜的无名文士”的软弱无能。《薄奠》是一曲人力车夫的挽歌。这个善良本分的劳动者终日辛勤劳动，幻想能买上一部车，但买车的愿望终成泡影，人也在重压下死去。对车夫满怀同情而又无能为力的“我”，只能以纸糊的洋车表示“薄奠”。《微雪的早晨》写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悲惨故事。这些小说描绘了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物形象，对罪恶的旧社会进行了控诉，作者自己认为“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小说不仅表明作品现实主义因素的增长，而且标志作者写作技巧的日益成熟。写于《微雪的早晨》之前的《过去》，虽然从艺术技巧上看确是圆熟之作，人物的描写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但慨叹青春和爱情的逝去，思想格调远不如这3篇。30年代初写的《迟桂花》、《瓢儿和尚》、《迟暮》等篇，文笔舒徐清澈，形象新鲜亲切，但赞美隐逸生活、表现迟暮心境，同那时风波浩荡的社会现实的距离就远了起来。

郁达夫在小说中往往赤裸裸地描写“性变态心理”，把性爱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使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除了感伤之外又带上某些颓废色彩。从短篇小说《茫茫夜》到中篇小说《迷羊》都描写青年青春期性的苦闷以及狎妓生活。即使以描写女工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也不乏变态性心理的描写。这些描写固然同作品中主人公愤世嫉俗、追求个性解放有联系，但用自然主义手法描写性爱、肉欲，势必削弱以至损害作品积极的思想内容，如中篇小说《迷羊》，从作品情节看，作者原意在写一个青年女伶在悲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倔强性格，但小说却以主要笔墨描写那个“迷羊”似的青年获得性爱的欢乐和失去性爱的悲伤，这样便削弱了小说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小说之外，郁达夫还写了很多散文，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的不少小说，笔调俊逸，近似散文。他的散文，文笔优美，感情真挚，“充分的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社会里的苦闷心怀”。《寒灰集》中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悲愤激越，呼唤青年对恶势力进行叛逆和反抗。《断残集》中“琐言猥说”编中20多篇短文，议论时事，讽喻政治，条理清楚，别有情致。但他的游记散文却更有特色。《屐痕处处》中的文字，以清婉的笔墨，描绘平林沃野，水光山色，寄托作者情怀，间有弦外之音。偶尔插入旧诗，意境更见深远。例如《钓台的春昼》是一篇美丽的游记，夜探桐君，朝发富春，沿途景色，写来十分动人。文中插入旧体诗，使感慨愈益深切：把写景状物同寄托忧国忧民的情怀结合起来，是郁达夫游记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也给游记文学这一传之已久的文学形式添上了时代的色彩。

在创造社作家中，郁达夫经历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最为曲折。他随着“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步伐，政治上思想上不断地前进，但时有曲折和反复。他不满新旧军阀的统治，撰文痛斥过蒋介石的叛变，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但在激烈的斗争中时时回顾，过了几年隐逸生活。1935年写作的最后一篇小说《出奔》（中篇），直接表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主题。尽管郁达夫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存在种种曲折和矛盾，但“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始终保持了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高尚而忠贞的品德。1938年，他应郭沫若邀请赴武汉参加抗日工作，随后辗转到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积极投入当时华侨抗日进步活动，主编进步报刊。1945年9月在苏门答腊的武吉宜丁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秘密杀害。从《沉沦》中发出“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的热烈呼喊到在南洋被害，郁达夫的一生谱写了一曲令人悲愤、促人奋起的爱国主义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