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主权归属交涉2021(外蒙古主权)

外蒙古独立经过概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同年蒙古爆发独立运动。

•1911年12月1日博克多汗国成立，当地人宣布成立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

•1912年2月，清朝统治者发布退位诏书，宣布中华民国为其继承政权：「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1912年11月3日蒙俄条约签订，俄国与蒙古建立了商贸关系，袁世凯北洋政府坚持主张中华民国继承前朝（清朝）领土

•1913年中俄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俄国承认蒙古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1915年经过中俄蒙三方的外交对话，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蒙古放弃涉及政治和领土问题的国际法权，以中国历法和蒙古历法为同等地位，蒙古保留处理对外贸易和内政自治的全权，俄国和中国不干涉任何蒙古的内政和政体问题，确定了蒙古的边界划分。外蒙古建立海关、司法机构、电报，邮政按照以往的体系。

•1917年俄国内战爆发。

•1919年部分不满博克多汗统治的蒙古贵族联结北洋政府发动叛乱，北洋政府派遣徐树铮领导新组建的「西北边防军」4千人（后增兵至1万）进军外蒙古。1919年10月，蒙古被徐树铮完全控制，外蒙重新归附中国。

•1919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徐世昌正式宣布单方面撕毁《恰克图条约》，宣布收复外蒙古，并宣布其为中华民国领土，撤销其自治，北洋政府直接统治外蒙。

•1921在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邀请下俄国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率部进入蒙古，击退北洋政府的军队。

•1921年苏联红军击溃恩琴男爵的部队。

•1921年11月25日在蒙古建立了「人民政权」。大蒙古国成立，实行君主立宪制，博克多汗的权利被宪法限制。共产主义的蒙古人民党取得政权，博克多汗依旧为大蒙古国君主。

•1924年11月26日博克多汗去世，大蒙古国结束，蒙古宣布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

•1928年蒙古人民党创始人之一的霍尔洛·乔巴山在蒙古当权执政，宣扬共产主义和无神论，建立独裁政权，宣布实行畜牧业集体化，消灭佛教寺院和「人民公敌」，在1936-37年间，遭到政治迫害被镇压的人数在36000人。宗教被禁止，上百座寺院被拆毁。

•1939年蒙古军队和苏联红军一起在诺门罕战役中击败日军的侵略。在二战德苏战争中，蒙古给与了苏联极大的经济支持。

•1945年8月蒙古军队和苏联红军一起参与了八月风暴行动，击溃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中国东北。

•1945年10月20日蒙古进行外蒙古独立公民投票，计票显示100%国民认为外蒙古是主权独立国家。

•1949年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之后外蒙古亦获其他主权国家承认。

•中华民国在2002年经中华民国立法院投票获多数票数承认蒙古国护照后成为最后一个承认外蒙古政权的地区。

•2012年5月21日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表新闻稿表示，蒙古非我国宪法第4条所称的『固有之疆域』，蒙古争议至此告一段落。

宗藩关系殖民关系和谐社会的发展关系？

中国是文明古国，受地域所限，自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帝国之后，无论从陆地还是海上，一直未受到过异域文明强国的侵略，历朝边境战争，从匈奴到辽金，从蒙古到满人，对手多是游牧民族，虽互有胜负，战败后甚至被异族长期统治，但统治者最终还是被中华文明同化，传统文化与政治制度并不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周边环境下，历代王朝从未处理过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问题，按古人的观念，“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四境之外则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地，皇帝“奉天承运”，贵为天子，治中国，抚边夷，夷主受天子的册封，按礼仪定期向天子进贡，这种从儒家的礼教衍生出来的中国与边夷之间的宗藩关系，张启雄先生称之为“中华世界秩序”。

依“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华夷分治论”，“中华世界帝国”分为华、夷两部分，皇帝对华、夷的统治方式截然不同：华为帝国直辖领土，划归郡县统治；夷为帝国周边领地，实行民族自治。在国际秩序原理上，对“华”实行“实效管辖领有论”，对“夷”则普施“以不治治之论”。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先恃其工业革命后的强大武力，屡胜中国，再挟国际法为利器，利用条约体制宰割中国，从此“西方国际秩序原理”逐渐取代“中华世界秩序原理”，成为规范中国对外交涉的准则。

根据国际法的“实效管辖领有论”，一般而言，对外主张领土主权的归属必须合乎“领其地、设其官、征其税”有原则，日本1879年4月4日对日清两属的藩国琉球“废藩置县”，改为冲绳县，并于翌日派锅岛直彬为冲绳县令，就是依据“实效管辖领有论”，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占领朝鲜，亦是“琉球处分”的翻版。而清朝与日本争夺硫球交涉时所依据的宗藩关系的“以不治治之”论，与日本提出的“实效管辖领有论”的国际法法理，完全不能相容。中国近代史上的外患，就是“中华世界秩序”与西方列强秉持的“国际法”碰撞之后开始的，这种碰撞，直接导致了中华帝国宗藩体系的崩溃。

宗藩体系崩溃后，中国与独立而去的藩属国的关系十分尴尬。不光是那些千百年来称臣纳贡的属国要与中国平起平坐，还涉及更多、更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历史上遭受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使民族感情受到了伤害，比如领土纠纷引起的边界战争，像上世纪七十年代中越“西沙之战”、“自卫反击战”，以及眼下的南海诸岛之争、东海钓鱼岛之争，无不是祖先留给子孙的旧账。

张启雄先生此文以琉球、台湾、朝鲜、越南、西藏为例，从中西国际体系的不同，分析西力东渐后中西双方发生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作为“问题意识”，并对日本与西方列强断然否认中国所属之“藩属土”的归属论争，逐例进行精细的微观分析与宏观论述。张先生是东京大学社会学博士（1989年），专攻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现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96年至今），最近十来年，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与“东北亚区域国际关系”，他在《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序言中说，这些想法是他在东京大学读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时“因痛感近代西洋国际法暨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完全解释近代以前的中外关系”而提出的，后来他研究外蒙问题时，拟以“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为架构，“来解释民初外蒙独立事件中国方面所持的特有理念与措施，进而企盼透过无数的个案研究，来归纳出一套‘中华世界的秩序原理’，写出《中华世界秩序原理》这么一本书”。这本书我还未看到，但从《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差异——宗藩体系vs殖民体系》一文，可以窥到它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架构。

议会选举与民主政治

从清末预备立宪至1949年前，中国进行了四次议会选举。以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标准衡量，这四次议会选举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的先辈毕竟尝试了票选、建立议会、试行议会民主，成功之处，有经验可得，失败之处，有教训可记，为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张朋园先生所著《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对这四次议会选举作了详尽的介绍，叙事简洁，资料翔实，分析深刻，点评尤其透彻。

自古以来，中国从未有过议会政治。宣统元年（1909），各省成立谘议局，翌年，中央设立资政院，是我国首次实行西方式的议会制度，是一项空前未有的壮举。先在各省选举谘议局议员，再从谘议局议员中选出代表组成资政院，以谘议局、资政院作为公民练习议政的场所，循序渐进地完成从帝制向君主立宪政体的过渡，是一条稳健的道路，可惜预备立宪九年清单只进行到第四年就被辛亥革命终止了。

清末的资政院，只是国会未开之前的临时议会，中国有正式国会，是在民国二年（1913年），史称第一届国会。民国二年在全国范围进行西方式的国会议员选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日本明治维新历经二十二年始开国会相比，中国自1906年清廷宣示预备立宪，到民国二年第一届国会成立，仅用了七年时间，绝对算得上政体改革大跃进了。

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解散了第一届国会。袁死后，国会得以重开，不料张勋复辟，国会又遭解散。段祺瑞马厂督师，打败张勋，恢复共和，但未恢复第一届国会，而是宣布修改国会组织法，选举新的国会，于是就有了民国七年的第二届国会。由于这届国会完全是在段祺瑞、徐树铮等的“安福俱乐部”操控之下选出来的，史称“安福国会”，成了贿选舞弊的代名词。

张朋园先生认为，即使是臭名昭著的“安福国会”，也有一定的意义，“可幸的是，共和国的外观没有消失。……虽然新国会在安福系的控制之下，一无可取之处，但检讨其中种种缺失，对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困难所在应可增进了解。”（pp111-112）

中国国民党信奉孙中山的革命三时期进程说，强调军政、训政完成之后，必须进入宪政，还政于民，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国民党并未取得政权，1917年退踞广东，十年整军经武，于1926年兴兵北伐，胜利后定都南京，可谓完成了“军政”时期的使命。1929年该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完成。”从这一年开始，国民党一再宣示要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但一再延期，直到1948年才兑现诺言，召开国民大会，成立立法院、监察院，选举正、副总统，进入宪政时期。这是清末以来的第四次国会选举，但第二年国民党即被中共打败，丧去了在大陆的统治权。

中国民主政治为何发展缓慢？学者众说纷纭。黎安友（Andrew J.Nathan）教授归纳为十点：“1.民主政治没有得到共识。中国稍有知识的人老说应该实行民主，但所希望的是国家统一，万众一心，而一直生活在威权主义下，还没有培植起来西方人的民主意识；2.国家一直处在不安定的状态下，因为内在或外在的因素，受到战争的威胁，无暇思索实行民主；因此，3.总是军事第一，谁控有枪杆子，便控有政权，全体国民对民主政治可望而不可即；政治学家Lucian Pye说中国人不容忍异己，但又害怕冲突，这是一种文化的缺失；5.因为落后而又贫穷，教育不够，人民无暇关心民主政治，公民社会不存在，所以不发达；6.中国是个农民社会，农民无知、保守、贫穷、反民主；7.宪法不好（实际上是没有付诸实施）；8.道德不振；9.精英不下台，如袁世凯、蒋介石都是把持权位，不到死不下台；10.帝国瓦解后，废墟上不容易建立新的制度。”（p218）

上述原因都可以解释，也都不足以解释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民主政治的困境”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不光过去有，现在也有，不光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中国并非最严重的国家，只不过有其特殊性而已。从大的历史背景看，从清末到民国，中国一直在向建立民主制度前进，但一直没有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也好，民主立宪也好，都是全盘西化的产物，把西方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犹如把南方的橘树移植到北方，只能先改造生态环境，因此，从帝制到宪政，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必须在公民教育、人权保障、地方自治、民主选举、社团活动诸多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必须完成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必须维持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还要有足够长的过渡期，才能让民主制度在中国存活下来，又不至于南橘北枳。像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一朝改制，弃旧立新，会在政治体制、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出现大的断层，无论是官员、议员、知识分子，还是绝大多数国民，都无所适从，让他们运行完全陌生的西方民主制度，没有不失败的。而自民国建立以来，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外患频频，战祸连年，实行民主政治应当具备的条件，一样都不具备，此乃中国民主政治的宿命，黎安友教授的十条原因岂能解释得了？

外蒙古是何时怎样被独立出去的?

外蒙古是1921年宣布脱离中华民国。

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与苏联在1922年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由此独立。

外蒙古1921年宣布脱离中华民国独立后，1924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4年所辖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大部分并入苏联。

1946年中华民国政府根据国际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国民党当局赴台后声称苏联背信弃义取消承认其独立，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1992年改制后国号变更为蒙古国。在中国民间有人用“外蒙古”一词称呼现代的蒙古国，作为非官方称呼该词实际并不准确。

扩展资料：

1945年7月5日，蒋介石看过宋子文的电报后得知斯大林坚持要求外蒙古独立，否则达不成协议。经再三考虑，蒋介石意识到苏联对外蒙古的要求“志在必得”，决不是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的方式能够满足其欲望的。

如果不答应斯大林的要求，那么“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产党问题“更难解决”。况且，外蒙古“事实上已为俄占有”。

如果只为虚名，而受其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在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决心“忍痛牺牲”，同意外蒙古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以作为同斯大林协商解决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的交换条件。

于是，蒋介石已不再犹豫了，于7月6日致电宋子文，明确了国民党政府处理外蒙古问题的原则。他表示，如果东北与新疆问题“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那么“外蒙独立或可考虑”。

他还提出三项具体的交换条件：第一，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必须完整。即：旅顺军港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中国主管之下，与苏联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

大连为自由港，其行政权归中国。中东铁路干线可同苏联共同经营而不是双方共管；第二，新疆伊犁及全疆各地被陷地区完全恢复；第三，中共军令政令必须归国民党中央。

关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希望由“外蒙古人民投票方式解决”，如果外蒙古人民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中国政府将正式提请国会，由国会通过后，“政府乃正式批准予以独立”，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之后。

现在只是作为对苏联的承诺，“不能订立任何秘密协定”。蒋介石在电报中还说，如果苏联能协助中国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并且对内切实统一，中国政府“可忍此牺牲”。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委托赫尔利将上述条件转告了杜鲁门，并且声称，这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由于蒋介石的让步，外蒙古问题的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斯大林接受蒋介石的“折衷方案”，终于就“事情的实质取得一致”，而“剩下的只是形式问题”。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大国政治“罗生门”：外蒙独立真相

外蒙古是怎么独立的？

蒙古国原来属于中国。

1911年12月28日，外蒙古宣布“独立”，沙俄以蒙古保护者自居。清帝退位后，北洋政府继续与沙俄谈判，于1915年6月7日签订《中俄蒙协约》，勉强保住了在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

1924年，中国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享有领土主权。1924年5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病死。一个月后蒙古取消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扩展资料：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人民在外蒙当局与苏联的监视和控制下进行公民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独立。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5日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1952年，蒋介石认为前苏联阻挠其在满洲恢复主权的努力，并在国共内战中援助中国共产党，因而违反了条约，向联合国控告前苏联。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中共开始与苏联交涉，试图解决蒙古问题，被苏联拒绝。1960年蒙古国和中国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

1962年签订《边界条约》。1990年中蒙发表联合公报，1994年修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并签订《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蒙古国

蒙古是怎么从中国分出去的？

蒙古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已承认蒙古独立，1911年，在沙俄策动下，蒙古脱离中国清朝中央政府管辖。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时期，在中俄谈判时，俄国承认蒙古是中国领土，条件是中国容许蒙古(指外蒙地区)自治。1921年，苏联红军进入蒙古，蒙古人民党与蒙古上层王公共同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俄国怂恿下，中国的外蒙地区宣布独立。接着，苏俄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竭力阻挠中国收回外蒙主权的行为，1921年11月5日，签订了《俄蒙友好条约》。

1924年5月21日正式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苏联政府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的主权。协定规定，在商定撤兵期限和保障边界安宁的办法后，苏联在外蒙的军队全部撤回。

《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外蒙条款也未得到执行，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在二、三十年代，直至四十年代，由于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中国一次又一次丧失了收复外蒙领土的机会。然而，直到1945年，中国并没有放弃收复外蒙领土的权利，中国没有承认外蒙独立。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关于日本的协定中，秘密规定，将「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须予维持」，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第一项条件。

1945年6月30日起，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举行谈判。宋子文说，《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应该是维持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斯大林说，《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后有一括弧，内有「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意味着独立。宋子文坚持认为外蒙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斯大林说，中国与外蒙古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中国不可能失掉它本来没有的东西。最后，宋子文根据蒋介石指示，提出战后在外蒙进行公民投票7。

1945年8月14日，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正是日本宣布投降前一天，王世杰声明在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投证实蒙古人民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独立。1945年10月，外蒙古举行公投。1946年1月，根据投票结果，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独立。由于1950年2月14日，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8月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当事方苏联一方违约而终止，所以后来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61年10月，蒙古加入了联合国。1962年12月26日，中蒙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2000年12月3日，外电报道说，蒙古国的大呼拉尔日前讨论了一项提议，提出把蒙古并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及蒙古与中国建立联邦国家。在二十一世纪，蒙古是否会与中国合并或组成联邦国家，完全取决于中蒙两国人民的意愿，从国际法上说，中国已无权要求收复外蒙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