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的不足(下落不明蓝心羽mp3)

1927年9月，湘赣边秋收起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爆发了，但起义并不顺利，遭到敌人疯狂反扑，最终起义部队只好向南退却。在转移到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毛泽东同志领导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1．秋收起义失利的原因

（1）准备不足 形势认识不清

“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我党历史上的转折点，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八七”会议没能正确地认清当时的革命形势是敌强我弱，革命低潮。反而认为“全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为“左”倾盲动主义埋下伏笔；对于武装力量的认识，强调发动各地农民一致举行暴动，夺取中心城市；没能认识到正规化的武装军队在军事中的作用；没能认识斗争的艰巨性，曲折性，结果导致事后斗争的广泛的失利。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但是当时党内许多高级领导都没能够认识到武装斗争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批判对反动派还抱有幻想的右倾错误的时候，又不能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所在。中央总是念念不忘苏联革命的模式，强调对大城市的进攻和占领，过分地依靠当时在国内还不是很成熟且不占国家主体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而忽视农民阶级在革命力量中的主体作用。可以这样说，秋收起义在理论准备上是不足的，在指导思想上也是有偏差的。起义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深刻见解，在文家市会议上一再放弃向中心城市进攻，而转向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正是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争取，失利的秋收起义才有了向胜利发展的转机。

（2）认识不统一，各自为战、兵力分散
1927年9月3日，毛泽东在安源召开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并对秋暴工作做了安排。在会上宣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分别为一、二、三团。即师长余洒渡带领以钟文璋为团长的第一团驻修水县、王兴亚团为第二团驻安源，苏先骏团为第三团驻铜鼓县，三路大军共5千余人浩浩荡荡向长沙进军。另收编的邱国轩团为第四团驻修水县渣津和（湖南）平江龙门一带。9月5日毛泽东同志离开安源启程前往铜鼓第三团临阵指挥，在路上因为遇险，耽误了时间，赶到时已是9月10日。9月9日远在修水的第一团在师长余洒渡的号令下已经宣布起义。9月11日，以武汉警卫团为主干组织起来的第一团在平江县金坪遭到反水的邱国轩团的突然袭击，部队被冲散，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在兵败后，以手掩面，痛哭不止，脱队出走，下落不明。第二团在王兴亚的带领下，向萍乡进军。12日占醴陵。16日克浏阳。胜利使王兴亚骄傲轻敌，耽于享受，关键时刻，不听部下劝阻。17日被困浏阳城内，导致部队几乎全军覆没。王兴亚脱队，不知所终。三团在毛泽

东同志带领下，9月11日朝浏阳进攻，由于一团改变了前委的预定计划---统一向浏阳进军。三团而成孤军。虽然首战白沙胜利，但在向东门市进军时却碰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部队被冲散。至此，秋收暴动全面失利。

从起义的组织来看，很显然地犯了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的错误，而且整个战斗没有核心指挥。这与我党此前不注意军事建设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湘赣边秋收起义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3）部分指战员军阀思想严重 革命意志不坚定

在主观上，部队失利一是由于余洒渡的军阀思想作祟，为了达到能名正言顺地当上师长的目的，起义前夕擅自收编了邱国轩的部队，收编后又不进行分编改造，而是盲目信任，导致邱部临阵倒戈，致使一团失利。同时在指挥上又不能有效地约束部下，战术上缺乏统一安排，导致部队各自为战，指挥混乱，在部队失利时，提不出符合实际的行动方案。而是机械地执行向长沙进军的命令。二是一团长钟文璋以靠所谓的赤诚相见就能感化为非多年的反动军阀邱国轩，疏于防范，草率从事，让刚刚收编，未经改造的邱国轩团担任前卫任务。最后被敌人所乘，兵败金坪。在部队失利后，钟文璋不是考虑如何重整军队，鼓舞士气，而是畏惧困难，逃避责任，擅自脱离部队而失踪。三是由于王兴亚的麻痹大意，小胜即骄的落后思想影响，主观上想据守浏阳、占地做大，自以为是，最终导致部队严重失利，在被敌众兵包围在浏阳城内后，身为团长的王兴亚惊慌失措，毫无斗志，一心逃命。对此，参加过秋收起义、当时就在二团行动的慕容楚强回忆：“当晚王兴亚和团特务连的排、连长均携枪逃跑、士兵哗然，三五成群地各奔他乡”。四是三团团长苏先骏向来为所欲为，刚愎自用，以致于兵败后士兵都不听他的指挥。对此，当时担任师部参谋的陈树华回忆道：“苏先骏集合部队。但是他的部下不听他的命令，只是往前走。苏用手去拦，说：“‘我的爷呀！集合吧！’战士们从他的腋下钻过去了”。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一个根本原因，即部队的主要领导封建军阀思想严重，各自为战，处置失当，在部队失利的情况下又惊慌失措，信念动摇，导致士气低落，队伍混乱。毛泽东同志在起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没有惊慌动摇，而是沉着冷静地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与革命的总体形势。果断做出决定，部队迅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毛泽东向部队讲话：“只要大家一条心，我们这块小石头就能打破蒋介石这口大水缸。”同时做出了向南撤退的决定。这时部队人员从起义时的五千余人减少到一千五百人左右，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沿着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向湘南方向转移。

（4）政治思想工作弱 部分人员开小差

9月24日，部队撤到萍乡芦溪时，遭敌三个团的优势兵力围攻。突围时，卢德铬牺牲。此役后，部队士气低落，余洒渡、苏先骏又在部队中传播谣言，说毛泽东违背中央的命令放弃进军长沙，是逃跑。向南撤退是绝路等等。许多指战员觉得革命没有出路，纷纷开小差，甚至整班、整排开“大差”。当时在队伍中战士们见面时打招呼的一句话成了“你走不走”、“你几时走”。此时，毛泽东没有消沉，他打起精神到部队中去做工作，在坚定的共产党人的支持下，收拢部队，继续往南转移。在打下莲花县城后，了解到井冈山有党掌握的部队，于是决定引兵井冈山。 　　（1）准备不足 形势认识不清

　　“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我党历史上的转折点，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八七”会议没能正确地认清当时的革命形势是敌强我弱，革命低潮。反而认为“全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为“左”倾盲动主义埋下伏笔；对于武装力量的认识，强调发动各地农民一致举行暴动，夺取中心城市；没能认识到正规化的武装军队在军事中的作用；没能认识斗争的艰巨性，曲折性，结果导致事后斗争的广泛的失利。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但是当时党内许多高级领导都没能够认识到武装斗争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批判对反动派还抱有幻想的右倾错误的时候，又不能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所在。中央总是念念不忘苏联革命的模式，强调对大城市的进攻和占领，过分地依靠当时在国内还不是很成熟且不占国家主体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而忽视农民阶级在革命力量中的主体作用。可以这样说，秋收起义在理论准备上是不足的，在指导思想上也是有偏差的。起义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深刻见解，在文家市会议上一再放弃向中心城市进攻，而转向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正是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争取，失利的秋收起义才有了向胜利发展的转机。

　　（2）认识不统一，各自为战、兵力分散

　　1927年9月3日，毛泽东在安源召开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并对秋暴工作做了安排。在会上宣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分别为一、二、三团。即师长余洒渡带领以钟文璋为团长的第一团驻修水县、王兴亚团为第二团驻安源，苏先骏团为第三团驻铜鼓县，三路大军共5千余人浩浩荡荡向长沙进军。另收编的邱国轩团为第四团驻修水县渣津和（湖南）平江龙门一带。9月5日毛泽东同志离开安源启程前往铜鼓第三团临阵指挥，在路上因为遇险，耽误了时间，赶到时已是9月10日。9月9日远在修水的第一团在师长余洒渡的号令下已经宣布起义。9月11日，以武汉警卫团为主干组织起来的第一团在平江县金坪遭到反水的邱国轩团的突然袭击，部队被冲散，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在兵败后，以手掩面，痛哭不止，脱队出走，下落不明。第二团在王兴亚的带领下，向萍乡进军。12日占醴陵。16日克浏阳。胜利使王兴亚骄傲轻敌，耽于享受，关键时刻，不听部下劝阻。17日被困浏阳城内，导致部队几乎全军覆没。王兴亚脱队，不知所终。三团在毛泽
　　东同志带领下，9月11日朝浏阳进攻，由于一团改变了前委的预定计划---统一向浏阳进军。三团而成孤军。虽然首战白沙胜利，但在向东门市进军时却碰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部队被冲散。至此，秋收暴动全面失利。

　　从起义的组织来看，很显然地犯了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的错误，而且整个战斗没有核心指挥。这与我党此前不注意军事建设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湘赣边秋收起义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3）部分指战员军阀思想严重 革命意志不坚定

　　在主观上，部队失利一是由于余洒渡的军阀思想作祟，为了达到能名正言顺地当上师长的目的，起义前夕擅自收编了邱国轩的部队，收编后又不进行分编改造，而是盲目信任，导致邱部临阵倒戈，致使一团失利。同时在指挥上又不能有效地约束部下，战术上缺乏统一安排，导致部队各自为战，指挥混乱，在部队失利时，提不出符合实际的行动方案。而是机械地执行向长沙进军的命令。二是一团长钟文璋以靠所谓的赤诚相见就能感化为非多年的反动军阀邱国轩，疏于防范，草率从事，让刚刚收编，未经改造的邱国轩团担任前卫任务。最后被敌人所乘，兵败金坪。在部队失利后，钟文璋不是考虑如何重整军队，鼓舞士气，而是畏惧困难，逃避责任，擅自脱离部队而失踪。三是由于王兴亚的麻痹大意，小胜即骄的落后思想影响，主观上想据守浏阳、占地做大，自以为是，最终导致部队严重失利，在被敌众兵包围在浏阳城内后，身为团长的王兴亚惊慌失措，毫无斗志，一心逃命。对此，参加过秋收起义、当时就在二团行动的慕容楚强回忆：“当晚王兴亚和团特务连的排、连长均携枪逃跑、士兵哗然，三五成群地各奔他乡”。四是三团团长苏先骏向来为所欲为，刚愎自用，以致于兵败后士兵都不听他的指挥。对此，当时担任师部参谋的陈树华回忆道：“苏先骏集合部队。但是他的部下不听他的命令，只是往前走。苏用手去拦，说：“‘我的爷呀！集合吧！’战士们从他的腋下钻过去了”。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一个根本原因，即部队的主要领导封建军阀思想严重，各自为战，处置失当，在部队失利的情况下又惊慌失措，信念动摇，导致士气低落，队伍混乱。毛泽东同志在起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没有惊慌动摇，而是沉着冷静地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与革命的总体形势。果断做出决定，部队迅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毛泽东向部队讲话：“只要大家一条心，我们这块小石头就能打破蒋介石这口大水缸。”同时做出了向南撤退的决定。这时部队人员从起义时的五千余人减少到一千五百人左右，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沿着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向湘南方向转移。

　　（4）政治思想工作弱 部分人员开小差

　　9月24日，部队撤到萍乡芦溪时，遭敌三个团的优势兵力围攻。突围时，卢德铬牺牲。此役后，部队士气低落，余洒渡、苏先骏又在部队中传播谣言，说毛泽东违背中央的命令放弃进军长沙，是逃跑。向南撤退是绝路等等。许多指战员觉得革命没有出路，纷纷开小差，甚至整班、整排开“大差”。当时在队伍中战士们见面时打招呼的一句话成了“你走不走”、“你几时走”。此时，毛泽东没有消沉，他打起精神到部队中去做工作，在坚定的共产党人的支持下，收拢部队，继续往南转移。在打下莲花县城后，了解到井冈山有党掌握的部队，于是决定引兵井冈山。 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起义前又收编一部分原黔军武装为第四团。卢德铭（原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任师长。起义的目标是夺取长沙。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群众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即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0月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比较，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并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这次起义虽然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后，及时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起义部队在农村中从小到大地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

　　（1）准备不足 形势认识不清

　　“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我党历史上的转折点，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八七”会议没能正确地认清当时的革命形势是敌强我弱，革命低潮。反而认为“全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为“左”倾盲动主义埋下伏笔；对于武装力量的认识，强调发动各地农民一致举行暴动，夺取中心城市；没能认识到正规化的武装军队在军事中的作用；没能认识斗争的艰巨性，曲折性，结果导致事后斗争的广泛的失利。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但是当时党内许多高级领导都没能够认识到武装斗争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批判对反动派还抱有幻想的右倾错误的时候，又不能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所在。中央总是念念不忘苏联革命的模式，强调对大城市的进攻和占领，过分地依靠当时在国内还不是很成熟且不占国家主体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而忽视农民阶级在革命力量中的主体作用。可以这样说，秋收起义在理论准备上是不足的，在指导思想上也是有偏差的。起义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深刻见解，在文家市会议上一再放弃向中心城市进攻，而转向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正是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争取，失利的秋收起义才有了向胜利发展的转机。

　　（2）认识不统一，各自为战、兵力分散

　　1927年9月3日，毛泽东在安源召开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并对秋暴工作做了安排。在会上宣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分别为一、二、三团。即师长余洒渡带领以钟文璋为团长的第一团驻修水县、王兴亚团为第二团驻安源，苏先骏团为第三团驻铜鼓县，三路大军共5千余人浩浩荡荡向长沙进军。另收编的邱国轩团为第四团驻修水县渣津和（湖南）平江龙门一带。9月5日毛泽东同志离开安源启程前往铜鼓第三团临阵指挥，在路上因为遇险，耽误了时间，赶到时已是9月10日。9月9日远在修水的第一团在师长余洒渡的号令下已经宣布起义。9月11日，以武汉警卫团为主干组织起来的第一团在平江县金坪遭到反水的邱国轩团的突然袭击，部队被冲散，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在兵败后，以手掩面，痛哭不止，脱队出走，下落不明。第二团在王兴亚的带领下，向萍乡进军。12日占醴陵。16日克浏阳。胜利使王兴亚骄傲轻敌，耽于享受，关键时刻，不听部下劝阻。17日被困浏阳城内，导致部队几乎全军覆没。王兴亚脱队，不知所终。三团在毛泽
　　东同志带领下，9月11日朝浏阳进攻，由于一团改变了前委的预定计划---统一向浏阳进军。三团而成孤军。虽然首战白沙胜利，但在向东门市进军时却碰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部队被冲散。至此，秋收暴动全面失利。

　　从起义的组织来看，很显然地犯了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的错误，而且整个战斗没有核心指挥。这与我党此前不注意军事建设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湘赣边秋收起义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3）部分指战员军阀思想严重 革命意志不坚定

　　在主观上，部队失利一是由于余洒渡的军阀思想作祟，为了达到能名正言顺地当上师长的目的，起义前夕擅自收编了邱国轩的部队，收编后又不进行分编改造，而是盲目信任，导致邱部临阵倒戈，致使一团失利。同时在指挥上又不能有效地约束部下，战术上缺乏统一安排，导致部队各自为战，指挥混乱，在部队失利时，提不出符合实际的行动方案。而是机械地执行向长沙进军的命令。二是一团长钟文璋以靠所谓的赤诚相见就能感化为非多年的反动军阀邱国轩，疏于防范，草率从事，让刚刚收编，未经改造的邱国轩团担任前卫任务。最后被敌人所乘，兵败金坪。在部队失利后，钟文璋不是考虑如何重整军队，鼓舞士气，而是畏惧困难，逃避责任，擅自脱离部队而失踪。三是由于王兴亚的麻痹大意，小胜即骄的落后思想影响，主观上想据守浏阳、占地做大，自以为是，最终导致部队严重失利，在被敌众兵包围在浏阳城内后，身为团长的王兴亚惊慌失措，毫无斗志，一心逃命。对此，参加过秋收起义、当时就在二团行动的慕容楚强回忆：“当晚王兴亚和团特务连的排、连长均携枪逃跑、士兵哗然，三五成群地各奔他乡”。四是三团团长苏先骏向来为所欲为，刚愎自用，以致于兵败后士兵都不听他的指挥。对此，当时担任师部参谋的陈树华回忆道：“苏先骏集合部队。但是他的部下不听他的命令，只是往前走。苏用手去拦，说：“‘我的爷呀！集合吧！’战士们从他的腋下钻过去了”。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一个根本原因，即部队的主要领导封建军阀思想严重，各自为战，处置失当，在部队失利的情况下又惊慌失措，信念动摇，导致士气低落，队伍混乱。毛泽东同志在起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没有惊慌动摇，而是沉着冷静地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与革命的总体形势。果断做出决定，部队迅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毛泽东向部队讲话：“只要大家一条心，我们这块小石头就能打破蒋介石这口大水缸。”同时做出了向南撤退的决定。这时部队人员从起义时的五千余人减少到一千五百人左右，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沿着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向湘南方向转移。

　　（4）政治思想工作弱 部分人员开小差

　　9月24日，部队撤到萍乡芦溪时，遭敌三个团的优势兵力围攻。突围时，卢德铬牺牲。此役后，部队士气低落，余洒渡、苏先骏又在部队中传播谣言，说毛泽东违背中央的命令放弃进军长沙，是逃跑。向南撤退是绝路等等。许多指战员觉得革命没有出路，纷纷开小差，甚至整班、整排开“大差”。当时在队伍中战士们见面时打招呼的一句话成了“你走不走”、“你几时走”。此时，毛泽东没有消沉，他打起精神到部队中去做工作，在坚定的共产党人的支持下，收拢部队，继续往南转移。在打下莲花县城后，了解到井冈山有党掌握的部队，于是决定引兵井冈山。 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另一个是广州起义）。

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为便于领导秋收起义，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任命易礼容为书记，负责地方工作。9月初，湖南省委决定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6日长沙起义。 　　这次秋收起义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将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参加起义部队共约5000人。此外，在起义前，还收编了当地的土匪武装邱国轩的一个团。起义部队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具体部署了各团的行动计划。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参加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首先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 　　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攻，9月10日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这时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部乘机叛变。当第一团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邱部突然袭击，致使该团腹背受敌，损失200多人，步枪200多支，团长钟文璋失踪，被迫向浏阳转移。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后，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由于部队麻痹轻敌，9月16日陷入优势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第三团于9月11日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9月12日又占领东门市。9月14日敌人兵分两路包围第三团，该团被迫向上坪撤退。[1] 　　鉴于三路起义部队均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1500余人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9月23日，起义部队在芦溪镇遭反动军队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5日，起义部队冒雨攻克莲花县城。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另一个是广州起义）。
　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为便于领导秋收起义，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任命易礼容为书记，负责地方工作。9月初，湖南省委决定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6日长沙起义。
　　这次秋收起义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将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参加起义部队共约5000人。此外，在起义前，还收编了当地的土匪武装邱国轩的一个团。起义部队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具体部署了各团的行动计划。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参加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首先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
　　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攻，9月10日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这时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部乘机叛变。当第一团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邱部突然袭击，致使该团腹背受敌，损失200多人，步枪200多支，团长钟文璋失踪，被迫向浏阳转移。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后，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由于部队麻痹轻敌，9月16日陷入优势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第三团于9月11日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9月12日又占领东门市。9月14日敌人兵分两路包围第三团，该团被迫向上坪撤退。
　　鉴于三路起义部队均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1500余人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9月23日，起义部队在芦溪镇遭反动军队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5日，起义部队冒雨攻克莲花县城。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另一个是广州起义）。1977年江西省在修水县建立了秋收起义纪念馆。1993年导演周康渝以秋收起义为题材拍摄了同名电影。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领导农民在湖南秋收的季节里发生了一次革命，以此与当时四一二政变的始作俑者——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对抗和夺取政权。

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

秋收起义的正式爆发日是1927年9月9日，正是中秋节，一开始由于革命部队里很多人都缺乏作战经验，装备和武装主力的敌强我弱，加上邱国轩的叛变，起义军严重受挫，使部队很快处于革命形势的下风。

直到10月27日，经过“三湾改编”的起义军才终于到达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因为这次革命起义持续了较长的时间，正值秋收季节，故称为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最终是以失败结束的，在1927年，那个充满了动荡的年代，革命形势一再受到威胁，汪蒋对革命的叛变一度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推向恶化，在这种形势下，合作最终破裂。

虽然由毛泽东带领的工农群众队伍一开始披荆斩棘，有着无人可挡的气势，但由于敌方的势力实在是太过强大，和中共的势力相差太过悬殊，中共军队开始连连受挫。其中，由于队伍的主要组成人员是普通群众，所以，缺乏作战经验的他们也成为一大弱点，成为导致秋收起义失败的一大因素。

即使结果是失败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条心的道路，并成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也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支由工农群众组成的军队，标志着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开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扩展资料：

秋收起义纪念馆是纪念秋收起义的专题性纪念馆，分为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和萍乡秋收起义广场。

修水纪念馆坐落于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城凤凰山路136号，始建于1977年，纪念馆陈列重点反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的背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面军旗在修水设计、制作、升起等史实。

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城西门肖家祠之旁，1977年建馆并对外开放。展示了铜鼓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中心、萧家祠是前敌委员会旧下址，铜鼓是工农革命军的重要创建地的重要史实。

秋收起义广场原名昭萍广场，因建有秋收起义广场纪念碑而更名。秋收起义广场由中央广场、西北广场、东北广场和东西广场组成，占地面积为346.254亩（约23万平方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秋收起义

因为发生时期正是秋收时节，所以叫秋收起义。没有成功，失败了。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背叛了革命。中国共产党从此转入地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及时作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决定，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中国人民革命史开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虽然秋收起义结果是失败的，但它却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也开辟了第一个在农村的根据地，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

扩展资料：

主要领导人：

为便于领导秋收起义，湖南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任命易礼容为书记，负责地方工作。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的历史舞台上，湖南革命家军事家充当了导演和主角。秋收起义中，湖南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担当领导者和主力军。

1、毛泽东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1949至1976年，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因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也被人们尊称为“毛主席”。

2、卢德铭

卢德铭（1905年6月9日—1927年9月23日），又名继雄，字邦鼎，号又新，四川自贡人，中共党员。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

卢德铭在1926年北伐中升任二营营长，兼任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参谋长。1927年，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

为纪念卢德铭，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修建了卢德铭烈士革命陵园。2009年卢德铭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秋收起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毛泽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卢德铭

因为发生在1927年9月，正是秋收时节，所以叫秋收起义。没有成功，失败了。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1927年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即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0月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得到当地武装袁文才和王佐的帮助，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中秋节)，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另一个是广州起义)。1977年江西省在修水县和铜鼓县建立了秋收起义纪念馆。1998年在萍乡市建立了秋收起义广场。1993年导演周康渝以秋收起义为题材拍摄了同名电影。 秋收起义的爆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创建了我党第一支工农军队，设计制作并率先起了我党的第一面旗帜，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诗词中所说的：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