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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先生 Mr. Jones(2019)

演员:



影评:

  1. 三十岁生日之前,威尔士记者加雷斯·琼斯在中国热河省一带死了。有人怀疑杀死他的匪帮,甚至和他一起被抓、却获得自由的德籍同事,可能都与苏联秘密警察有关。尸体被发现时,后背有三处枪伤。死之前,他在调查伪满洲国的情况。

    这位死于中国的外媒记者,就是本片的主角琼斯先生。两年前,二十八岁的他带着对苏联制度的质疑来到莫斯科,偷偷绕过当局监视,赶赴乌克兰境内的斯大林诺镇,看到了乌克兰大饥荒的真相。他因此成为第一个亲眼见证这场可怕人祸的外媒记者,很快被愤怒的苏联当局驱逐出境。

    琼斯进入苏联,正值1933年。那时整个西方世界还在大萧条的泥淖中挣扎求存。影片中,他遇到的人大致分两种:一类对西方社会制度彻底失望,在苏联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中,他们看到了人类的未来;另一类人虽然不认同苏联模式,却相信历史决定论,认为斯大林的高压统治,或许是唯一适合这片土地的治理模式。

    前者相信,滚滚向前的红轮必然伴随代价,作为代价的人命值得被牺牲;后者则不那么在乎苏联治下的人命,认为历史证明,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已经是这片土地的宿命。

    夹在两者之间的琼斯,还很难割舍自己的同情心:因为外祖父在乌克兰开办农场的缘故,他的母亲曾在斯大林诺镇教过英文。那时小镇还另有其名,还麦浪滚滚,还没有经历过饿殍遍地、百万人丧命的寒冬。正因为这层联系,他从小接触俄语,对乌克兰怀有缥缈而又实在的乡情,说一口流利俄文,虽然当地农民一听就知道他是外国人。

    他年轻、聪明、对真相有执念。进入苏联的时候,他刚刚采访过希特勒,看得到政治强人的崛起,正在把世界推向灾难性的未来。

  2. 普京:乌克兰自古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但是,“列宁和他的同志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种非常粗鲁的统治方式——分离、撕毁了它自己历史领土的一部分。”

    幽默吗?至少乌克兰人笑不出来:

    19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

    乌克兰土地之肥沃,全球罕见,号称“欧洲的粮仓”,然而……

    乌克兰有个专有词 乌克兰大饥荒(олодомор,拉丁字转写:Holodomor;意为“以饥饿灭绝”)

    “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联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约有240万至750万乌克兰人死于大饥荒,街道上随处可见饿殍:

    死人太多,苏联从1939年就不敢搞人口普查,直到1959年才重新开始组织人口普查。

    2013年乌克兰民众纪念大饥荒80周年:

    饥荒之外,苏联还将大批乌克兰知识精英冠以子虚乌有的“波兰地主和德国法西斯组织在乌克兰的军事组织成员”的罪名进行大清洗……

    种种惨剧,导致乌克兰至今都在死磕俄罗斯,失去了重新组成罗斯民族的可能性。

    2017年10月,《古拉格:一部历史》的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出版《红色饥荒:斯大林对乌克兰的战争》,详细描述1933年达到顶峰的乌克兰大饥荒:

    阿普尔鲍姆挖掘了大量资料,威尔士记者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的经历尤其引人瞩目:

    1933年,琼斯在乌克兰遭受饥荒的地区徒步走了40英里,为这场浩劫写下了一份对于西方媒体来说非常罕见的亲历实录。

    2019年,波兰、英国、乌克兰合拍的传记片《琼斯先生》,再现不堪回首、刻骨铭心的历史: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沃尔特·杜兰蒂,凭借13篇鼓吹苏联的文章,获得1932年普利策新闻奖,成为所谓的苏联问题专家,在莫斯科过着帝王般的生活。

    在充斥着美女、美酒、毒品的奢华派对上,穿着丁字裤的杜兰蒂,厚颜无耻地告诉初来乍到的琼斯:

    在这里,你可以随心所欲。

    你不喜欢漂亮妞,又不喝酒,岂不是很无聊?

    琼斯软中带硬:

    扭腰屎报的女记者在当时的西方精英中颇具代表性,他们未必喜欢莫斯科,但非常厌恶希特勒,他们愿意支持包括苏联在内的一切潜在的反纳粹力量:

    万一你错了呢?

    她非常雄辩:

    琼斯忍无可忍:

    杜兰蒂曾精准预测托洛茨基必败于斯大林:“这位格鲁吉亚皮匠的儿子在他看似简单、粗暴的外表背后,隐藏着冷血的精明。”一举奠定了自己作为王牌记者的国际声望。

    嗅觉如此敏锐,怎么可能不知道眼皮底下发生的饥荒?

    只能说,利益左右了杜兰蒂的报道,让他信口雌黄、粉饰太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扭腰屎报90年前就是这副德性;尽管呼声汹涌,普利策迄今仍未收回杜兰蒂的奖项。自由派……唉,烂透了。

    琼斯私下采访了一些外交官和记者,得知饥荒的消息,冒着危险悄悄潜入乌克兰,进行实地采访。

    琼斯母亲在乌克兰做过英语老师,她印象最深的就是乌克兰无边无际的麦浪:

    琼斯摸出照片比对:

    谷仓依旧在,只是一片雪皑皑……

    在一户农家,琼斯发现自己吃的是人肉,当即吐了个不亦乐乎。

    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在《血色之地: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欧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中写道,父母抛弃自己的孩子并吃掉他们,结果自己也死于饥饿,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琼斯在乌克兰的笔记:

    我走过12个集体农庄,哭声无处不在... ...

    “没有面包,我们没有面包超过两个月了。”农民正在吃牛饲料,只剩下一个月的供应。他们告诉我,很多人已经死于饥饿,很多人都快死了!

    有好心的农民提醒我,晚上千万不要出门,因为已经有太多被饿到绝望的人了... ...他们很容易干出绝望的事... ...

    1939年3月29日,琼斯回到柏林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饥荒统治下的俄罗斯》,被《伦敦标准晚报》、《纽约晚报》、《芝加哥每日新闻》《伦敦早报》等十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刊登,震动欧美:

    克里姆林宫的宠儿杜兰蒂,立刻在扭腰屎报发表《俄国人虽然饥饿,但并不挨饿!》进行反击:

    “我对这种所谓的饥荒进行过详尽调查......

    虽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粮食短缺... ...但并没有出现因饥饿而造成的死亡,一些死者只是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疾病而死亡的......

    “声名狼藉的琼斯在夸大其词,并未如实记录真实的现代化俄罗斯。”

    杜兰蒂指责琼斯故意造假、耸人听闻。

    一个是初生牛犊,一个是金光闪耀的普利策得主,公众应该相信谁呢?

    琼斯惨遭新闻界驱逐,杜兰蒂只手遮天:

    1933年11月17日,罗斯福政府正式承认苏联,杜兰蒂被誉为“莫斯科的英雄”。

    琼斯欲哭无泪,连小孩都奚落他是个疯子。

    1934年琼斯前往远东,开始世界真相发现之旅(World Fact Finding tour);

    1935年8月琼斯深入蒙古采访、报道,被土匪绑架,不幸遇难。

    当时,琼斯并不知道他的向导与苏联秘密警察有联系。

  3. 谁会想到80多年前,一位英国记者的亲身实践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意外的共鸣感。这位英勇的吹哨人是第一个向西方社会揭露乌克兰大饥荒的记者,他无情地戳穿了前苏联政府极力掩盖下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神话,从而露出斯大林极权主义的真面目,更启发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出经典的《动物农庄》。这位寂寂无名的记者及其鲜为人知的经历成为这部人物传记片的焦点。波兰女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Agnieszka Holland)擅长拍摄犹太人故事,而作为经历过“布拉格之春”的知识分子,她拍摄的苏联题材作品也是一针见血而带有尖锐的批判意识。影片中男主角摆脱官员监视,偷乘上铁皮火车深入乌克兰集体农场的经历惊心动魄,残酷的饥荒刻画令人惨不忍睹,足以给观众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历史课。

    这个具有惊悚意味的政治题材令我联想到前几年好莱坞颁奖季的《模仿游戏》,然而,这个记者本身并没有太多闪光点,没有复杂曲折的身世背景,也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他只是一个涉世未深而无惧权威的典型青年,他追求事实真相的行为具有鲜明的启示意义,所以他在乌克兰农场的见闻是影片最有份量、最具震撼的一幕。相比之下,这个主角的塑造手法跟好莱坞的方式相差无几,似曾相识的情节套路接踵而来,这也许是导演霍兰近年来拍摄太多美剧所致。现在看的是两个小时的重剪版,据说去年在柏林放的版本长达2个半小时,政治惊悚片的节奏感全无踪影。这个剧本没办法深入挖掘主角的内心矛盾冲突,因此无法像马力克的《隐秘的生活》那样带来令人反思的时刻,两部影片的主人公都有面对极权威胁的遭遇。导演霍兰或许意识到人物刻画的单向性,于是利用作家奥威尔撰写《动物农庄》作为切入点在影片开头引出叙事,并在结尾处再度呼应。这算是一个亮点,不过这个情节明显不是叙事重点,影片也没有花去太多笔墨详述主角如何给予奥威尔写作灵感,只安排了一场两人在咖啡馆初相识的情节。

    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触是记者这个令人敬佩的职业,他们对于真相的追求高于一切,他们为说出真相而付出不少代价,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只是在我们当下的时代,这样的记者越来越少了。希望社会上有更多愿意说出真相的人,不论是记者,还是医生或者普通人,这种精神会引领着国家和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4. 摘要: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最早由在西方的乌克兰流亡者提出,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在西方国家进行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个问题在乌克兰被公开提出。苏联解体至今,乌克兰和俄罗斯学界以及政界就因饥荒死亡人数、饥荒发生的原因、斯大林对饥荒应负的责任等问题展开争论,从形式和内容上看,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