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主要的意图,是希望你能够完全的信赖自己和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个选择。也许,我这一生当中,所学到最好的教训就是这个,我这一辈子一切都靠自己,可是我却盲目地相信了一个人。不要太盲目地去相信任何一个人。”
2017年,陈升在最新专辑《南机场人》里,用《牯岭街那年》一首歌的时间纪念杨德昌——
“忧伤的女人在海滩上坐了一天,把每个人的天空都感染得很无言。”
歌词里化用的“海滩的一天”,正是杨德昌首部剧情长片的名字。
这一年,距离杨导离世已经过去十载。2017年7月14日,台湾中影在戏院重映《海滩的一天》。2017年12月15日,中影发行《海滩的一天》的全新数码修复版蓝光。新一代的影迷,终于有机会用一个高清的介质重新审视这部“惊人首作”。
在《牯岭街那年》的歌词里,陈升把杨德昌称作“早熟的天才”。但《海滩的一天》上映的时候,杨德昌已经36岁了。此前,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做了7年电脑工程师。但在这部长达2小时46分钟的处女作里,他已经展现出新人导演所普遍稀缺的掌控力。
海滩的一天,是一个女人生命中最富转折性的一天。
为了抵达这个至关重要的时间点,整部电影被设计成一个层层嵌套的回忆。
钢琴家谭蔚青(胡因梦饰)首先登场,但她的故事实际是为引出林佳莉(张艾嘉饰)的讲述。电影的主体部分也正是两人在咖啡馆的会面交谈。十三年后老友重逢,彼此身上存有太多谜团,角色的困惑同样是观众的困惑。于是谭蔚青的身份迅速转变为倾听者,林佳莉的半生经历如冰山一般渐渐浮上海面。
只要看过电影,你定会惊叹于那繁复却又稳健的叙事结构。直到结尾,一部宏大的都会女性成长史才清晰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剪辑成为必不可少的电影修辞手法,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台湾交大电影社的影迷甚至专门为本片做了一张叙事分析结构图。
杨德昌刻意打破叙事时间线,充分挖掘蒙太奇的艺术威力。从这点来看,他的确是一个“早慧”的导演,在从影初期就已经把握住故事的本质、电影的本质。但分析杨的编程专业出身,又能为他的叙事策略找到一个很好的解释——那些闪回分明就是代码里的程序调用,主程序调用子程序,在子程序结束以后再返回主程序。理科生缜密的逻辑思维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他的拼接下,镜头与镜头,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被再三突出、强调。可以说他不只是一个导演,也化身为一个不露声色的观察家、客观冷静的评论家。
如果说侯孝贤的电影是一片自然的风景,那杨德昌的电影就是一台精密的仪器。一个深入乡土,一个专攻都市。这似乎也可以解释“台湾新电影”这两员大将为何在后来的电影创作路线上渐行渐远。
在叙事手法上,《海滩的一天》显得极为成熟老练,而在人物对白的设计上,杨德昌则平衡了生活化与戏剧腔。他并没有隐藏自己的精英立场,把自己关于生活的看法借角色之口和盘托出。而电影也因此带上了一点寓言的味道。
面对婚姻危机,林佳莉说:
“我们读过那么多书,小时候一关一关的考试,为什么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么重要的难题。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总是两个人结婚以后,都是圆满大结局。大结局以后呢?没有人教过我们,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练习的机会。”
而患癌濒死前,林佳森也有一段独白:
“我想,这一定是下午两点多的阳光吧,它让我不觉得这是冬天,反而像极了阳光普照的春天。我好像听到鸟叫的声音,世界似乎又在我身边苏醒过来。我渴望重新认识我周围的一切。这是多么强烈的矛盾,周围一切冰冷,而我的心脏却仍然那么热烈地跳动着。到底是哪一种无形的力量,让它在这冰冷的世界里,还这么卖力地工作着?不过我已经够幸福了,不是吗?能拥有这么渺小的生命这么久,已经是值得庆幸的奇迹了。”
这些格言式的、理论性的对白是《海滩的一天》的点睛之笔,而本片另一个编剧吴念真则认为杨德昌电影里的生活不太像生活,
“他像是跳开一个距离,观察、理解整体社会状态之后做出的综合评述。先创造出一种理念,再填入细节。他是在写论文,而非描述。”
这些台词表面是人物的自我剖析,深层次是对角色所处环境的思考——高压都市、原生家庭对人的压迫与扭曲。个人无法改变环境,但却可以与环境作斗争。一部电影没有也不能给出解决方案。但这几句人生箴言就像深水炸弹,将在观众心底留下深沉的回响。
《海滩的一天》的声音指导是如今鼎鼎大名的杜笃之,直到现在他还能记得当年香港导演对这部电影声音的赞美——“没想到台湾的同步录音做得这么好。”他高兴的地方在于,这部电影没有采取现场收音,
“所有的声音都要一点一点制作出来:每一句对白、每一个脚步声、每一个我们听到的背景声都是一个一个堆叠出来的。”
主演张艾嘉是这部电影的策划,她和杨德昌结识于单元剧《十一种女人》。当时她想把工作委托给有国外留学经历的导演,以突显背景和视角的多样化,于是杨德昌被请来拍其中一集《浮萍》,由于片长问题,不得不分为上下两集。《海滩的一天》也是一样,片子最后剪出两小时四十七分钟。中影公司希望剪短,杨德昌一分钟都不肯剪。剪辑师廖庆松在金马影展映后谈中坦言:
“当时我在想,我怎么这么没有能力把它剪短?不过刚刚看完这部片子我发现还好没有把它剪短。”
《海滩的一天》开拍第一天,杨德昌坚持要用杜可风当摄影师。而杜可风不是中影的人,而且那时候他还没有拍过电影。中影的老板扬言,如果杨德昌继续这么坚持,就换掉他好了。幸好策划小野及时拉来新艺城公司的投资,这样就不必全听中影的决定。本以为事情就这样顺利解决,结果杨德昌因为懂得太多摄影的知识,常跟杜可风在现场起争执。
就是秉着这样的态度,杨德昌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七部长片。据说他家有一面墙都是白板,上面写满了以流程图示意的剧本。所有跟他合作过的人都说,他是创作上的疯子、片场里的暴君。海滩的一天,不也可以看成他电影生涯的缩影吗?
《海滩的一天》有一个杨德昌电影里少见的较为明亮的结尾:走出阴霾的林佳莉大步流星地走在台北的街道上。海滩事件的真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小女孩已经长大,成为一个完美的妇人了。”
望着佳莉远去的背影,我自然为她的结局感到欣喜。但想到她经历的一切,人生之重再次压上我的心头。生活教会我们的道理,是我们用天真和快乐换得的。
本文系“FIRST青年电影展志愿者”公众号专稿:
女人在爱情中的不安全感来自处在被动的位置。吊诡的是,我们在爱情中的幸福感,有时也来源于把自己放在被动的位置。从小我们就被教育,公主是被拯救的那个。
所以,即使自己明明买的起的东西,别人送也会更开心,像东京女子图鉴里说的,梦想餐厅之所以是梦想餐厅,一定得是被心仪的男人邀请去才叫梦幻餐厅。生气了,要被哄,才叫受宠;遇到想共度一生的人,要被求婚,才算遇着良人。
所以女人一直在等待,所有的事都由另一个人的步调来安排。
回到影片,如果说时隔35年有什么能让人产生共鸣的,就是女人不变的成长。我们成长于一个绝对男权和异性恋主导的社会,很难学会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哪怕“像男人一样”这句话本身就有性别歧视的意味,也不得不说,时至今日,一个女孩子能够“像男人一样”独当一面,仍然是一句对她冲出个人天花板的褒奖。
就像佳莉一样,她看上去主动追求过爱情,面对父母的包办婚姻,她选择了私奔。可事实上,她只是把自己从一个家,送去了另一个家,换了一个庇护所罢了。她养活自己的能力一般,英文系毕业却做不好最基本的翻译工作。丈夫事业上了轨道之后,她就更是不需要再出去卖命糊口,每天可以赖床,起床后去学插花,最大的事不过帮佣人一起做做家务,等丈夫回家吃饭。她的生活,不仅仅是物质上仰赖丈夫的给予,精神上也是全然依赖这个人,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自尊,以至于明知道丈夫出轨,也犹犹豫豫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离开,否则自感太可惜。
失去独立人格,换来的自然是精神世界的空乏。两个朝夕相对的人失去了精神上的交流沟通,就只是纯粹的生活伙伴,于是等价交换中,她在这段关系里唯一的价值,就是她的皮囊。她最后将这段婚姻沦为长期卖淫而不自知,即使病倒进医院,面对丈夫的探望,她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知道你要来,应该打扮”。这样卑微到尘埃里,却没有开出一朵花。
影片结尾,佳莉失去了丈夫,失去了财产,却反而让她坚强成长起来,这样“女人失去家庭才能成长”的处理,在今天看来或许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可是,这确实也是成长的一种,如果不被逼到绝境,太多后路没有办法支撑我们去走荆棘路。
女人在这个社会成长起来要迈过的障碍太多,这些障碍不是面对困难,反而是太多看似可以回避困难的方法。我到现在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大人们对成绩好的女生的评价是“上中学就不行了,不如男生了”,一早就被人找好理由泄了气。所以念书不好,没关系,以后随便找个文职工作就好,又不要你养家;工作太累,就去嫁人吧,跟一群男人拼什么拼,嫁个好老公舒舒服服过日子没有人会看不起你的……所有这些舒适和安逸,像藤蔓一样,至今仍然紧紧缠绕着所有想要爬出原本被安置的那一方天地的女性们,用糖衣炮弹把女人打下坚不可摧的性别城墙。
可是教男性的是另一套说词,你要坚强,你要勇敢,你要去闯,是男人就应该去拼搏,不然会让人看不起。作为一个普通男性,按照传统价值观来讲,生活确实有很多艰难,第二性几千年来一面受到压迫和资源不平等的同时,也确实逃过了许多第一性所要面对的压力。这是另一种不公平,但这就是作为一个人独立生存的必修课。
女性大多自幼缺失了这门教育,所以我们要用一辈子的时间,通过一次次直面生活的挫败,才能够修满学分。佳莉就是从看似绝望的绝境中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
倒不是说这是因为她成为了一个独当一面的生意人,事业上如何得意,这只是一个符号化的处理。重点是,从前,她的生活永远是被动地在等待,等父母的安排,等恋人开口下重要决定,等丈夫回家吃饭,等丈夫的电话,等丈夫对于二人关系不睦的决断,唯独最后在海滩那天,她不等了,不论结果如何,她决定头也不回走自己的路,那天开始,她主动放弃了自己作为女人的所有后路。
最后,杨德昌真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