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法则 La loi du marché(2015)
简介：
- 《衡量一个人》片名取自柏拉图名言：「衡量一个人，端看他拥有权力时的所做所为」（The measure of a man is what he does with power）。剧情描述一个中年失业父亲、奋力寻找工作的故事，他在经历各种羞辱人的面试和受训课程后，最后找到了令他讨厌的超市警卫的工作，却拥有监视顾客与同侪的无上权力。但他被迫必须揪出在超市行窃的小贼，而这些人却都是跟他一样同属生活无继的人…。
演员：
影评：
- 很奇怪，在看到片中直接或是间接偷了东西后被惩罚的人们，相对于本该有的对偷盗行为的厌恶，我所感受到的更多的却是同情，老人没钱支付的无奈，老收银员的自杀，年轻收银员的将被解雇，虽说勿以恶小而不为，但是现实生活中对于很多人，确是存在很多无奈，那一次次的看似罪恶的不善之举，往往是处于求生的万般无奈之举，也许，是我们局外人真的无法体会的苦衷，就像自杀的老员工，我们又如何单凭她藏匿了优惠券而断论她不是一个好人呢，二十年的诚恳的工作竟换不来一次宽恕，而新来的负责人仅仅有几个月的在此的就职经历，这背后体现出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冷漠，因为没人去关心一个认认真真工作了二十年的人会有如此举动背后的真实原因，她的藏匿优惠券的举动于她的儿子，又是否是出于一种母爱本能的促使下的无奈举措呢？其实是本可以避免的悲剧，人可以是很坚强的，但也可以是很脆弱的，每个人都会有人生的低谷期，有些时候是会需要一些更多的关心，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每个人的抗压能力也 不尽相同。人力部的人来开导员工跟大家讲不必对此老员工的自杀抱有内疚，任何人对此没有任何责任，于法律意义上确是如此，但现实中我们是否仅存活于法律世界？于人性的角度呢？周围很多人却是或多或少的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我们是有心跳的有情感思维的人，相对于被惩罚的顾客或是员工，反倒是每一次看到的那些得了证据而穷追不舍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另我生厌。实际上法国社会是很矛盾的，她讲人性，会很宽容，同时这种相对完善的体制下往往却又冷漠无情，来到法国之后才知道，很多时候地铁里行乞的健康年轻的法国人其实并非都不值得同情，因为在法国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社会体系下，工作，银行，租房，这几样都是相互依存的，找工作需要你有一个固定个人居所以及个人银行账号信息，银行开户需要你的工作和居所信息，租房子更是需要你有工作和银行账户两项前提，少了哪一样都会寸步难行，一旦当你陷入某一环节的困境之中，就会掉入一个怪圈而很难跳出。之后要想逃离困境，是会比我们通常想象中的要难很多，所以那些在地铁里乞讨的人（除了那些专门以偷盗乞讨为生的罗姆人），通常都是真的困难，也经常会有法国人报以同情而施舍，来法国之前我一直认为，没有病灾而乞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完全不值得同情，但是在这里生活了几年之后，我开始了解并理解了他们的处境，并改变了之前的观念，文化背景国情体质不同，思维方式确实也会有所不同，观念的转变也需要生活经验的累积。法国这个社会她会很温情，但是也会很冷漠，至于这两者之间如何权衡，每个文化有自己不同的途径，每个人也会有各自不同的标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男主最终选择离去。故事给人的感觉又慢又静，甚至会感觉无聊到让人透不过气，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节奏，它很真实，真实地再现了我们平日里的生活。
- 《衡量一個人》
The Measure of A Man / La loi du marché (2015)
今年坎城影帝作品，中文片名直譯自英文片名，柏拉圖名言「衡量一個人，端看他掌權時的作為」，但是法文片名原意的「市場法則」又是不同的切入角度。我在看片時並不傾向以主角掌握權力的角度來解讀，反而更思考字面的意義：一個人是如何被衡量的？
電影開頭就是主角在求職中心爭吵著他受了職訓卻找不到工作，之後一連串面試的預演與實戰，你要有什麼表情、用什麼說話的語調、能接受怎樣的條件，才能獲得面試人員的青睞？此外主角和財務專員的面談，和房子買家的講價，他的人生與價值變成一連串的數字、市場、規劃。而身為家長他也必需陪著他殘疾的兒子接受學校的考量，要考多少分數才能進入什麼學校科系，你得為這些數字找到理由並為之解釋辯護。
電影後段主角進入大賣場擔任守衛工作，他的任務是透過攝影機監看有無顧客竊取商品，密訣是看目標的身體語言，並在發現證據之後將現行犯帶入房間與之對質。這任務針對的不只是客人，還有收銀台的員工，看他們是否少刷了商品、私扣了點數折價卷。賣場主管用語言的堆砌來讚揚退休的員工，也以同樣的態度辭退被抓到的同仁。當有人因失業而自殺時，上層的人力資源經理更必需找到話語來界定一個人求死的原因，並排除任何影響其他員工工作的因素。
電影以界於戲劇與紀實的風格展開，我們跟著主角的生活，看著他經歷失業的痛苦、家庭日常的小確幸、工作後每一天被異化的現實。手持攝影的自然風格中對角色的注視與對勞工階層的觀察，很容易讓人想到達頓兄弟的作品，相較之下導演Stéphane Brizé在這部片中營造的影像較為平淡，角色內在的道德衝突張力也沒有達頓兄弟激烈，與其是尋求人性情感的昇華，不如說更像是一場社會考察。他將社會中種種的制度規範評量機制和語言的迷障，以精準冷靜的角度呈現在觀眾面前，但那些被壓抑在畫外的人性仍然一點一滴地滲透進來。
主角Vincent Lindon努力壓低表演的戲劇性，將角色融入其他非專業演員之中，他讓他的表情與姿態成為攝影機下虛擬的再造真實，於是在許多的瞬間，似乎真能感受到他存在於生活中的種種茫然疲累，直到影片的最後一刻，導演才給了他一個有限的行動，及一個目送他離去的長鏡頭。 - 它时常到来的沉默，是远离惯常的法国电影。法国人依赖于言说，絮絮叨叨往往不止。法国人思维抽象，很难愿意去拍摄一部反映底层人们现状的写实作品。这类延续新现实影像的法语作品悉数都由达内兄弟拍摄出来。但因此就将《市场法律》归至那对比利时兄弟的风格门下，也实在偏颇。
《市场法律》往往停滞的长镜头与达内兄弟快速剪辑的手持镜头，《市场法律》缓慢展开的动作与达内兄弟快速推进的行动，《市场法律》潜藏的情绪暗流与达内兄弟人物内心的剧烈冲突，都是相异的。但通过聚焦困境中人来刻画人物形象的方式，倒是一致。达内兄弟电影中的主角往往出众（《他人之子》的后脑勺影帝，《两天一夜》中的马良），文森特•林顿也因《市场法律》拿到了戛纳影帝。
但是，这类褒奖在多大程度是演员所应得？倒是值得探讨。在法哈蒂的电影中，演员的表演也尤其出众，《一次别离》中的男女演员悉数获得柏林的影帝影后桂冠，《过往》中贝热尼丝•贝乔的表演也让她收获戛纳褒奖。而法哈蒂与达内兄弟的共同之处正在于通过手持镜头来展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它们的法则是同一：让人物不断地面临抉择，通过抉择之前来展示内心活动，通过抉择之后来推进故事发展。也即，人物形象与其说是表演而来，不如说早已预先由剧本写出。在此，我们似乎得到了这个悖论：越沉默，说得越多。
《市场法律》的文森特•林顿并不需要演技，只要镜头时刻跟随我们的主角，拍摄一些侧脸、一些后脑勺。他也不必太去研究台词，模仿普通人民怎么开口讲话。当他从某一情境走出、面无表情地站于镜头前，观众已经自然感应到他的内心活动。人物形象正是由剧情前后连缀起来的情境所决定。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无疑说明了问题：当发现因为自己举报而失去职位的售货员与自己一样的拽尾于泥潭的底层人民，他走出商场，向汽车走去。在此，他似乎不需要任何表演，来展现他内心深处的矛盾与纠结，只要摆设几个连贯的动作便能让观众一目了然。观众的这种移情需求，自动补充了电影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感受到导演企图让观众感知到的情绪，这种感觉并非受演员精湛演技的感染。在此，人物的形象从情境中浮现出来，演员只需乖乖地作一个模特。
这实在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但我们得说，事实如此。在《聂隐娘》中，舒淇也不需要太多演技，但我们感觉这位刺客的形象早已跃然于屏幕。至于这种悖论原因何在，答案只能从影像机制中去深挖。 开场4分钟的对话展示了一个认为自己被骗实习的中年男子蒂埃里与组织实习培训的机构工作人员争论扯皮的过程。
- “我实习期结束了，却没得到工作。”
叙事效率很高，只用了一句话。但是男子从镜头中亮相的第一秒钟就讲清楚的事，为什么花费了4分钟的对话呢？
从对话中观众了解到，争论的核心是男子蒂埃里实习了四个月却没有得到工作，因为企业要求应聘者要具有相应的工地工作经验，而蒂埃里及与其一同实习的共15个人中有13个都不符合这个条件，他们都——以在中国比较通用的说法——被骗实习了。他们并不是实习期不认真工作，而是因为他们不符合企业某个没有预先说明的条件，才没能得到工作的。
镜头反复地在蒂埃里和机构员工之间摇移、切换，反反复复地确认着一方希望得到补偿、另一方表示无能为力这件事。在机构员工的眼里，他确实无能为力：现代社会的分工细致到某个地步，每个人都只能对自己手里的那点权力负责，在这个例子里，他的权力是安排实习，不是安排工作。于是在蒂埃里不断强调“我不是第一个被耍的！”的重复中，开场结束。
然后亮出了片名：市场法律 La loi du marché
片名过后第一个场景，是蒂埃里一家三口的围餐，前景背对着镜头的年轻人从出场的第一秒钟就让观众捕捉到了异常，随后观众逐渐认识到这是蒂埃里罹患小儿麻痹症的儿子，尽管“老弱病残孕”五大正确已经占了两样，对话并没有走向卖惨。儿子给爸妈说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一个空杯子可以往里面加多少滴水？”观众意识到这个家庭尽管有些悲惨，还是比较幸福的。
下一个场景是一群人在讨论维权，蒂埃里也在其中，两旁的人说着“抗议”、“证据”、“报告”之类的词。正当观众以为影片要开始讲述维权故事的时候，蒂埃里的插话泼了一盆冷水：“咱们还是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吧。”他指的是赶紧开始找新的工作。人群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继续说着“战斗”、“惩罚”。
决心“做正事”的蒂埃里开始了视频面试，只闻其声的面试官询问他是否会使用某种机床的第8代产品，蒂埃里不得不解释自己之前任职的工厂只有第7代机床，没有机会接触到第8代。对方又非常婉转地批评了他的简历。在降薪和灵活工作时间等要求通通答应之后，面试官仍然表示这个工作机会渺茫。而且面试结果“只会通过邮件发送”。联系次年获得金棕榈的《我是布莱克》中饱受“便捷的网络”折磨的丹尼尔布莱克，不难发现史蒂芬布塞与肯洛奇在考察所谓现代科技对人的影响时使用的一致的视角。屏幕本身就好像一堵墙，将需要帮助的人和他们的援手隔断。如果说《市场法律》里的Skype视频面试还有一点点human touch,那“面试结果仅以邮件传达”和丹尼尔布莱克屡屡不能填好的网络表格就彻底将他们关在了现代科技的牢笼之中。
无所事事的蒂埃里在家里清洗厨房壁橱柜顶。这个场景让我感到亲切又难堪，我没有上学又没有工作的时候，在家经常进行这样的清洁，刷厕所、擦冰箱背面的灰、在屋子各个角落用吸尘器除尘……因为这样做可以让自己感到确实有在做点儿什么事情，不至于产生太强的愧疚感。劳动是人的权利，不能再真切。
赋闲之余蒂埃里还和妻子去学跳舞。在与似乎是银行负责贷款的职员的对话中，观众了解到蒂埃里的财务状况和诉求：他失业后家庭收入减少，开始使用储蓄；他最希望儿子的学业能够保证完成，但是住宿、学费和护工都是压力；他不想卖掉公寓；他也不想买人寿保险。另外，留意到在这个场景的开头镜头里的蒂埃里面朝左边，随后镜头进行了一个越轴跳切，银行职员在画面右侧而蒂埃里在左。我不能特别明确这一越轴的用意，也许是在暗示蒂埃里进行这场谈话之前漫长的心理准备？
尽管不愿意卖掉公寓，蒂埃里在面对经济压力的时候试图卖掉他的移动式房屋，与买家讨价还价，相争不下最后落到6900欧元不愿再降的局面，生气地拒绝了买家6200欧元的出价。并且声称这是因为“我们在电话里说好了”。尽管这只是一个没有达成的交易，在蒂埃里口中则变成了对方没有信守承诺。观众很难分辨到底在这场戏中，蒂埃里究竟是实在无法接受低价交易，还是对对方的口头承诺期望过高，又或者只是在没有工作的困境下试图在讨价还价的情景中扮演强势角色以弥补自己逐渐失去对生活的控制这件事带来的挫败感。
以在家中捣鼓小家电为衔接，在下一场戏中，“强势”的蒂埃里马上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面试课上，其他学员对蒂埃里的模拟面试录像指指点点，“不是很热情”，“无精打采”，“没有回应‘早上好’”，“没有亲和力”，诸如此类。蒂埃里默默地听着其他跟他别无二致的“失败者”们对他的“指责”，一言不发。可以猜想蒂埃里在此刻的难堪和绝望。
镜头一切，回到家中，蒂埃里做饭，然后穿着正装对着镜子打领带。显然蒂埃里已经找到工作了。
从这一个镜头开始《市场法律》进入了下半场，也就是蒂埃里找到超市保安的工作之后的事。
镜头中心是穿着白衬衣和西服，打了领带的蒂埃里在超市中伫立，梭巡。背景虚焦得连轮廓都看不清，显然导演希望观众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画面中心这个男人身上。从之前的段落知道，蒂埃里失业之前从事的是工厂机床操作员一类的工作，超市保安当然不能与之相比，但好歹是有一份工作了，蒂埃里很珍惜，顺从地接受上司的安排。对讲机传来吩咐指令，他便回应“收到”，匆匆离去。
镜头切到审讯室，一个逼仄的房间中，一个年轻人背靠着墙拒绝承认自己偷了超市的充电器，蒂埃里协同一位女上司逼问他，要求他清空口袋。年轻人承认盗窃但又马上扯谎说被人胁迫，女上司强调你受何等胁迫与超市无关，盗窃就是盗窃。她没有对“受人胁迫”这个明目张胆的谎言进行揭穿，而是一再强调超市处理盗窃的规定，要求出示身份证进行记录。观众如果不去自行了解，无从得知这样的记录具体会被如何使用。但是可以想象这份记录会与公民信用评价系统挂钩等等。女上司让蒂埃里把充电器拿去扫描，计算价钱以让盗窃的年轻人支付，年轻人又要求把包装盒给他留着，“顾客就是上帝”云云。蒂埃里重复着女上司的话说规定如何如何。在这一场戏中，导演给蒂埃里营造了一种维护秩序，正义凛然的感觉，观众也会跟蒂埃里一同进入这种短暂的错觉，即蒂埃里从事着一项谈不上前途光明，至少是于心无愧的工作。然而这个感觉在下一场戏中马上被打破。
即将退休的吉泽尔在簇拥中接受退休聚会的祝歌和超市经理的祝词，一群人拿着打印出来的祝歌歌词，无伴奏地合唱着一首仅仅替换了祝福对象名字的歌。吉泽尔在人堆里尴尬地不知该笑到什么程度不至于显得假，新上任半年的超市经理的祝词除了套话就是对吉泽尔履历的陈述，仿佛在念一段墓志铭。观众和蒂埃里一起，在这幅尴尬的场面里不知所措。
日子继续前进，蒂埃里在家里与妻子、儿子一起跳舞；旧车故障蒂埃里只得乘公交上班。
监控室里的指导让蒂埃里辨认哪些人可能会盗窃，哪些人不会，包包口袋打开放在购物车上的随时可能会将商品放进包里，商品一直拿在手上的可能会偷偷将它藏进大衣中，情侣一般不会盗窃，等等。除了监督顾客，同时也要监督同事们，从收银台上方的监控摄像头观察是不是每一件商品都被扫描了。监控所做的实际上是扮演上帝，一个全知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场戏中指导蒂埃里看守监控的职员说出了一件事，新来的经理想要提高营业额，由于提前退休的职员不多，他可能要解雇一批人。
似乎是为了提醒观众蒂埃里的“特殊情况”，镜头回到家庭，拍摄他给儿子洗澡的场景。然后是一家人来到学校与老师交流升学事宜。
蒂埃里超市里扮演的不是上帝或他的使徒，而是超市这整个庞大系统的捕虫器。一个穷老头偷了两份牛肉付不起钱，只好报警处理。不论是蒂埃里还是观众都不难发现这个老头跟蒂埃里地位的相近之处，如果蒂埃里不幸失去了超市保安的工作，他跟这个老头的处境恐怕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意识到这一点的蒂埃里兢兢业业地履行他捕虫器的职责。
蒂埃里又来到银行申请贷款购置二手车。
回到审讯室，前几天才在吉泽尔退休聚会上出席领唱的收银员安萨米夫人被发现私藏优惠券，开除。
镜头又切了一次家庭围餐，提醒观众蒂埃里的情况特殊。蒂埃里沉默。
重回超市，蒂埃里重复着监控、站班的工作。随后场景切换到超市一间会议室，一个自称公司人力资源部的高管发言，宣布安萨米夫人被解雇后在超市里自杀，并一再强调让大家不要有愧疚感，安萨米夫人的一生不只有工作也有生活、家庭等等。随后揭露了她家庭的困境：她的儿子染上了毒瘾。对于一个儿子罹患小儿麻痹症的父亲来说，安萨米夫人的境况与蒂埃里何其相似。倘若蒂埃里稍微不小心丢了工作，或是儿子生活上某项费用不能报销了，蒂埃里马上会陷入与她一样的局面。
安萨米夫人的葬礼在教堂中举行，蒂埃里坐在椅子上，没有人跟他坐在一起。牧师让大家起立，镜头非常谨慎地从人缝中捕捉景深处的蒂埃里轻微的晃动。前景右侧虚焦的一截头发和左侧的脑袋在画面构图上与中间的蒂埃里贴得很近，但是由于景深的差别画面上挨得越近，显得他们距离越疏远，加上没有人在蒂埃里身边跟他并排站着，这个镜头成功地将场景的空间感与蒂埃里的心情同步。回味之前人力资源部高管的话，蒂埃里当然可以安慰自己说安萨米夫人的死与他无关，不需要负责。但是了解到涂尔干《自杀论》等社会学作品和学说，自杀与群体的关系绝不是可以轻易割裂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兴起，名义上确实增加了每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但是对于无法有力掌控自己生活的人，比如安萨米夫人来说，归属于某个群体，获得群体的帮助是她更迫切需要的。可以想象在令她失望的儿子那里，她只收获了负担和痛苦，所以她才会积极地组织给吉泽尔的退休聚会。但是私藏优惠券被开除之后，她瞬间彻底失去这个唯一的归属，生活的压力让她的精神一直紧绷着，在被开除后直接崩溃，于是她自杀了。
对于天主教、基督教盛行的欧洲，从前教会是提供归属感的主要来源，现代社会取代教会的是什么？没有人有答案，蒂埃里的选择是家庭，安萨米的选择是超市。超市将她开除，教会只好象征性地充当她灵魂的归属。
最后一场戏，把自己的折扣积分卡违规借给顾客使用的收银员，在审讯室里质问蒂埃里，就是一张会员卡，至于检举我吗。蒂埃里在沉默中推门离去，镜头最后在他开着新购置的二手车远离的场景中结束。
本片的英文片名 The Measure of a Man译为衡量一个人，据说取自柏拉图名言The measure of a man is what he does with power.但我认为影片所指比这更宽泛一些。片中多次出现衡量一个人的场景，开头蒂埃里因为没有在工地上工作的经验，被衡量为没有资格得到工作的人。儿子的考试成绩将要成为衡量他是否能进入科技学院的标准。监控镜头里的人因为他们的行为被衡量为有无偷窃嫌疑的人，超市员工也在其中。如果单从柏拉图的话出发，似乎影片变成了对手握权力监控同侪的蒂埃里的批判，这显然是不准确的。他所做的也不过是遵循了“市场法律”，完成了分内之事。真正的困境在于法律、规则相当完善的市场，在面对个人的难处时同样的无力。
在影片的上半场，蒂埃里面对着摄像头，接受镜头那端的面试官的审讯，殚精竭虑地试图证明自己“够格”。同时还要接受来自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对他的诘问和指责。
影片的下半场，蒂埃里来到摄像头的另一端，成为审讯扒手、穷人和超市违规职员的人。角色的互换只是给蒂埃里带来更强的疏离感，遵从市场法律的蒂埃里逐渐成为冰冷市场的一颗螺丝钉。
跳出电影，银幕或荧幕前的我们观众，也不过是在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影片里出现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