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的美人 Bella addormentata(2012)
简介：
- 这部影片改编自真人真事，该事件在意大利可谓是人尽皆知。一名名叫艾伦娜-恩戈拉罗的年轻女子的生命将在17年的植物人状态之后结束，而意大利全国也因是否让其安乐死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争执。影片则通过几个拥有不同信仰和身份的角色来看待这个事件。一名参议员纠结于自己是否要为一项不赞同的法律投赞成票，他的良心和他对于自己党派的忠诚让他深陷矛盾之中。他的女儿玛丽亚则是生命维护主义者，她一直在艾伦娜就诊的医院前进行抗议。罗贝托兄弟则与玛丽的意见恰恰相左，但阴差阳错之间罗贝托与玛丽亚竟然陷入爱河.。.这是一个有关生命的议题。-
演员：
影评：
- 5月9日和2月9日，相隔21年的两个于意大利人意义非凡的日子，均被著名导演马可·贝罗奇奥以精彩的电影故事予以记忆。前者是1978年5月9日，曾先后5次出任意大利总理的天主教民主党领袖阿尔多.莫罗，在遭到绑架55天后，被红色旅“人民法庭”处死后者是2009年2月9日，发酵多年并引发意大利宪政危机的“埃鲁娜安乐死事件”，最终以这个沉睡了17年的姑娘被拔掉进食管真实死亡而告终。前者，在2003年被拍成电影《再见，长夜》；后者，是新鲜出炉并在本届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式上迎来一片喝彩的《沉睡的美人》。
去年刚在威尼斯电影节加冕“终身成就奖”的大导演马可·贝罗奇奥，善于调度的何止是电影场景和演员表演，深谙意大利国民心理的他，总能以倒计时式的大事件回眸，让曾深度参与事件的本国人以及可能对事件陌生的外国观众一道，在2小时的电影时空中重游历史，并再一次为这些充满矛盾挣扎的道德困境之事揪心不已。
他从不吝啬使用事件当时的声音、影像的新闻文献，以增强观影的在场感。同时却从不把自己陷入追访式的历史纪录片制作体系中。他有着自己调查改编并能完美融于真实事件的角色和事件，无论真实还是虚构，这些人这些事的加入，成为了再现历史的影像主角，一道将本就矛盾压抑的剧情推向时刻准备爆发的临界点。传媒覆盖下的每个受众，都是被伤害也被怜悯的个体，正如R.E.M在最著名的歌曲中所唱的那样“Sometime, everybody hurts（有时，每个人都受伤）”。
《再见，长夜》中纠结不堪的角色，还只是有着那么点恻隐之心的左翼恐怖分子安娜。到了《沉睡的美人》中，对于安乐死问题立场不同的四对人物粉墨登场，彼此关联。参议员曾自己动手让在死亡线挣扎的爱妻安心离去，现在他得为一项自己并不赞同的法律投赞成票，选择道德还是忠诚于党派立场让他纠结，而他的女儿玛丽亚则与教会一道，坚定地支持生命至上，在埃鲁娜所在的乌迪内斯医院外抗议；玛丽亚在酒吧邂逅的恋人罗贝托，却为了照顾一个反社会人格的弟弟，而有着相反的政治立场；伊莎贝拉.于佩尔饰演的女明星也有一个植物人女儿，但和被自己疏远的儿子关系更加僵化；年轻的医生挽救了一个打定主意自杀的吸毒女子。与此同时，牵动全体意大利人关注的“埃鲁娜事件”到了决定性的时刻——总理贝卢斯科尼6日发布一项紧急行政命令试图阻止埃鲁娜的安乐死，并得到梵蒂冈教廷的全力支持，但总统纳波利塔诺以该命令干预了司法、不符合宪法“根本准则”为由拒绝签署，最终在2月9日，被拔掉进食管的埃鲁娜最终死去。
贝罗奇奥这些呼应新闻的个体故事，随便抽出一个来，进行集中的艺术化加工，都有能成为今年金棕榈电影《爱》的潜质。但意大利人选择了重现大事件背后的社会和个体情感面向，是一部出色的影像报告文学。
不像在距离“莫罗总理绑架案”25年后才拍摄《再见，长夜》，《沉睡的美人》距离新闻大事件还是太短（3年），而“埃鲁娜事件”对意大利人的影响显然还没过去，首映结束后，有抗议者在电影宫外高唱圣歌，并发出“这部电影让埃鲁娜第二次被杀”的传单。 -
永不沉睡的硬刺
马可·贝洛奇奥小传：
马可·贝洛奇奥（Marco Bellocchio ）1939年出生于意大利皮亚琴察大区的小镇Bobbio，与中国观众相对熟知的贝托鲁奇并称为意大利影坛国宝级两大巨匠。他的作品自1965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创作剧本奖”与“最佳导演奖”起，便在四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频频问鼎欧洲三大电影节最佳影片及最佳导演奖的提名，却频频抱憾。2011年，他本人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并被赞扬为“现代电影中最伟大的名字之一”。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贝洛奇奥带着他的《睡美人》又回来了。
“我”，一个意大利人
若单单作为一个左派政治电影导演贝洛奇奥不可能在五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保持长盛不衰。他的特殊，在于他在所有意大利当代导演中是个独一无二的斗士，他在从事电影行业的整个生涯里都在为意大利普通个体和公共政治间的种种弊病作斗争。他的作品与意大利的社会现实有着特别紧密的关联性，他的电影对个体面对公共政治时的复杂心理给予了极为热情的关注，并且不断以“贝洛奇奥”的方式电影化贝洛奇奥的眼睛看到的社会现实。
贝洛奇奥的电影曾引发了一系列难解的问题。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那些由他抛出的问题在1960-1970年代的欧洲大陆曾掀起过苦涩的辩论，并由此诞生出一大批对抗私有化加剧，具有主体反思性的电影。贝洛奇奥的电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萌芽的，从这一时刻起就与意大利本国人民的命运和意大利文化紧密缔结在一起了。对比同一时期开始进行创作的贝纳多·贝托鲁奇其人其作品，我们更能够感受贝洛奇奥一以贯之的本土化与专注力。对于公共与隐私的讨论是大部分“贝洛奇奥电影”主题词中尤为关键的，因为它最能触及媒介讨论的基本原则。对于这个敏感问题，贝洛奇奥的讨论方式独特而有趣=——他能够绕过诸多的外观展现、事件描述，直接接近人物内心——这一更广阔的空间，描述政治中个体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症疾。他不像贝托鲁奇，早早地就将目光从本国人民身上移开，80年代起他所拍摄的影片已经基本与本国政治和文化脱净关系了，从空间上的异世界，到时间上的异时代，贝托鲁奇其实想要寻找的都只是自己的精神家园。虽然同是六七十年代脱颖而出的当代意大利电影巨擘，但贝洛奇奥与贝托鲁奇不同，贝洛奇奥从未真的远离那个动荡年月留下的烙印，也从未把目光移向意大利国土以外的任何地方。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以一个“意大利人”的身份对整个民族和历史进行严酷的剖析揭露，从而使她能够自知，自省，走向真实。
在中国，他的影片被诸如著名学者郑雪莱等人毫无疑义地地划为意大利政治影片中的第三种类型——“反映并推崇极左思潮的影片”。贝洛奇奥的早期作品如《口袋里的拳头》《中国已近》被评价为“三股极左思潮即无政府主义思潮、托洛茨基主义思潮和中国“文革”中的极左思潮结合为一”。
但是在近十年的贝洛奇奥无论在采访中还是在电影里都表现出对早年政治观念的反思。“《中国已近》的错误在于我曾主观地认为，就凭我在国内收集到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个人经验，就能轻而易举地解释意大利的历史。而恰恰就在那一年，大学里发生了暴动，我的这一错误造成了我的意识危机，现在我已明白仅仅是攻击资产阶级的表征已是不够的了。”
有趣的是，在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中，马可·贝洛奇奥应邀作为意大利国家电影的代表来到中国。却只被允许放映了一部半自传性质的晦涩影片《不是姐妹》。可惜了，中国观众无缘在银幕上一睹他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经典佳作。
作为一个意大利人，贝洛奇奥对意大利社会和谐表象的强大破坏力，既可被读解为是种对社会权力机制的反映，也可被解读为某种针对自我与他者关系重新设计的解决方案。又或者，我们可以把焦点对准这些影片的源头——将影片看作是贝洛奇奥的私人影像。所有镜头中的人和事都可以看作是贝洛奇奥个人心理的合理化演绎，每部电影都是他理智与感情的爆破点。
硬刺
关于马可·贝洛奇奥电影中所隐含的政治观念以及社会立场好像已经各种舆论媒体被过多地讨论了。也许他的目的就是要做意大利社会中那根难以拔出的硬刺，一枚掀起波澜的深水炸弹。
贝洛奇奥以鲜明的态度拒绝了商业电影的操作方式，拒绝了一切宗教、政治、社会强加的思维枷锁。以战斗的姿态，暴力地废除一切温情脉脉和柔筋软骨。不似同时期的其他导演，贝洛奇奥的影片中没有一丝伤感的影子。他的作品如一把匕首，借助剧中角色的手，剖向的是自己的心脏。
贝托鲁奇曾在《戏梦巴黎》的电影访谈里说当年他在罗马实验电影所时和贝洛奇奥都立志要拍出新型的意大利电影：“什么是意大利新电影？那就是帕索里尼之后我们还想说什么！”于是，1965年，贝洛奇奥的首部影片便震惊了当时意大利社会，成为引爆70年代反映学生运动、政治批判性影片的生猛之作。这部《口袋里的拳头》，如同一场滑稽的亵渎仪式，是贝洛奇奥电影的第一步。他以无情的面孔狠狠撕碎了邓南遮式的颓废主义，并且将资产阶级使人异化的制度完全唾弃。帕索里尼在他的《异端的经验》一书中，对比了同一时期刚拍了《革命前夕》，气质伤感、立场摇摆不定的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说他：“这是‘在保守中发臭的陈旧的色情’，而贝洛奇奥则把它放在讽刺和精神分析的筛子中过滤。”的确，贝洛奇奥自己作为一个外省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孩子，他在处女作《口袋里的拳头》中就声色俱厉地抨击了一个外省资产阶级家庭自毁性的惰怠及伪善。片中看上去不正常的弟弟亚历山德罗与看似正常的哥哥奥古斯托比较起来，虽然亚历山德罗又疯狂又偏激、且所有行为缺乏正当的目标，却是鲜活生动、具有创造力和积极驱动力的，一点也不似哥哥的行为透露出的陈腐、势力、伪善。应该说弟弟亚历山德罗的家庭“大清洗”是一种以反伦常的残酷手段实施的更新换代。在贝洛奇奥的早期影片中，这种着了魔似的疯狂地、暴力地、残酷地破坏旧有制度的精神特质都一直存在。
贝洛奇奥的早期电影从不回避自我的丑陋，总是从内心出发，摄取并重新设计了一种超越原有套路的叛逆表达。他的影片曾经可以看成是社会变革中过渡阶段的产物。那种过渡阶段的内涵其实是找寻揭露社会精神病症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是一个辩证虚幻和现实的复杂的游戏。自我在这个过渡阶段中由于没有固定的归属和成熟的表达方式而迷茫混乱、四处碰壁。
现在，贝洛奇奥的电影作品已经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中找到了属于它的表述方式，他的影片建立在政治与个人间的复杂关系之上，然而贝洛奇奥不仅探讨公共、政治，个人和隐私，而且会对两者间的接口进行种种盘问。这种公与私之间的争论，如同一种易装，是如尔所见贝洛奇奥电影中最有趣的所在。他的电影再三地与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发生碰撞，每当他有新片上映，右派的批评家和政府官员都恨不得把他送进地狱。毋论他处女作《口袋里的拳头》一出来时，里面弑母弑兄毁坏资产阶级家庭的暴力情绪如何令媒体一片哗然地指责他丧尽天良人伦倒置；紧接着的《中国已近》又极其尖酸刻薄地嘲笑了他们的当时的政局。老贝与右派媒体的斗争持续了半个世纪。2009当贝洛奇奥以影片《征服》杀入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因太过尖锐和具有针对性而与金狮撒肩而过，令贝洛奇奥愤懑不平地拂袖而去。但公道自在人心，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颁发给贝洛奇奥的“终身成就奖”可谓意味深长耐人寻味。今年，贝洛奇奥带着他新的炸药包又回到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沉睡的美人》将再次在评委席中掀起一番争论不休。
女性的躯体
在马可·贝洛奇奥的影片中，女性角色占有很大的比重，他喜欢用近景镜头在暗室里长时间观察女性的表现，窥伺她们最细微的表情。他喜欢那些长着美丽有神大眼睛的女演员，喜欢让镜头去竭力捕捉她们的目光，仿佛那不是眼睛而是面镜子。
通过他的镜头，女性角色身上往往带有一层超验的宗教感，仿佛她们是这个混乱污秽不堪的男性世界的献祭品。她们的存在更加本真和自我，如同某种不能被合法化、需要被隐藏起来的精神活动。她们要么太过美好，要么太过危险。相较于这个男权社会的种种思维方式，她们的存在相当于某种异端。在贝洛奇奥的眼中，她们的真实与自由往往会成为这个社会压制甚至迫害她们的最好由头。女性在坚持自由意志和维护自身原则的同时，还要面临是否与来自男性社会的胁迫相妥协的问题。这也是为何他一次次在各时期影片里将女性与精神病患者放在一起展现——在女性的躯体上感受到的不适同样使贝洛奇奥有所感触，因为这种不适类同于由政治的胁迫与压抑带来的不适。
因此他也为那些不愿轻易妥协的女性所感动，他愿意把目光停驻在她们身上，如《征服》中忠于内心坚持自己与墨索里尼的对等情感和社会地位的伊达尔，《奶妈》（《难以抗拒的温柔》）中坚守本性中温柔的母爱、同时追求自由的安妮塔。有时他更愿意设想或鼓动她们对抗这个总想将她们改造得更温顺服帖、更容易加以利用的社会，例如在塑造《早安，长夜》中的安娜时，他赋予安娜对于恐怖行动的怀疑和超出政治、社会意义上的温柔怜悯的反思。甚至，他过于投入地让自己与这些女性感同身受，以至于在《婚礼大导》中，他把自己的影子放置在主人公艾里卡的身上去激发西西里公主不受约束的爱欲，努力逃离父权和家庭的诅咒。
女性的思维，作为两性社会中明显处于弱势的存在，大多数时候是以一个独立坐标的形式对这个世界在发生的事进行另类的读解。这种另类和旁观的冷静，与贝洛奇奥电影的特点也不谋而合。女性作为男性社会的旁观者，她们对这个世界所具有的反思性和洞察力也是贝洛奇奥电影所希望拥有的。
借用女性温柔的躯体，和柔驱中所爆发出来力量，是一个撕开主流固有思维模式的好方式。这些被借用的“女性”的躯体，有效地帮助贝洛奇奥表达他被边缘化的旁观者立场，并帮助他达成他与主流政治间稍显温和的对话交流。
沉睡的美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睡意的国家。这就是我想要展现的。《沉睡的美人》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在本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贝洛奇奥这样描述他的新片《沉睡的美人》。他在电影节的新闻发布会上受到了与会者的起立鼓掌，他说：“从我听到的和在电视上看到的，我知道，我所讨论的东西是要被攻击的。但至于我的反应，其实我脑中先出现的是图画，然后是角色，最后才是剧本。今天你们看到的这部影片并不是一个有主题的电影，我不想强调任何原则问题。这部片子是关于几种不同的觉醒和未觉醒。女主角Eluana是个叙述的情节主线，但并不是为了创造一种思维上的题外话，以及自满。因为没有Eluana这样的人，‘睡美人’就不会醒来。”
贝洛奇奥以电影化的方式打量着当代人的无能、孤独和被囚禁的可怕。他尝试使用一切线性和非线性的手段去实现与潜意识的对话。而单单有如亚历山德罗所说的“克服一切反对意见的出现”这样的姿态是毫无意义的，而只有放置进自我无意识表述的浑然天成的姿态和语言才能带出一种如至高无上的真理般的“谬误”。于是贝洛奇奥摒弃理性的操作，在一个辩证的过程中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他所承诺的“克服”。人物的潜意识隐藏在镜头之下，这种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的流动的危机就像开啤酒瓶一样，你不会知道瓶中的液体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倾洒出来。
在半个世纪的历史中走过，欧洲70年代动乱中的喧嚣渐渐沉寂，对社会、政治、宗教的弊端大举批判的思潮也慢慢褪去，贝洛奇奥曾是六十年代末带领着一代人进行意识革命的先锋，而现在的他用更加思辨和成熟的影像反思历史，盘查文化传统与当代社会间的意识对位关系，用笔更加轻灵，却依旧锋利有神。
原载《环球银幕》10月刊 乔酒 关于是否允许安乐死，是否允许自杀，群体与个体，宗教与死亡的话题。果然是法国人，最优解还是爱。背景，是围绕一位沉睡了十七年的少女是否应该被安乐死展开的。不过真的只是背景，在每个故事的电视机上，人们的赌博调侃中露一下脸而已。
开头二十分钟可能会感到十分无趣，因为是四个故事穿插叙述，在线索没有展开之前，会不知所云。
第一个故事，参议员——一个关掉床榻妻子呼吸机的丈夫。这也因此影响了他的政治主张。之后，在全民呼吁安乐死的罪孽性时，他反对多数人的观点，并且因此决定辞职。最逗趣的是影片60分钟后，他和一位精神科医师展开的神吐槽。民主国家的大多数议员都有着精神问题，民众觉得他们是寄生虫，他们也在主张和破灭、自我怀疑之间反复挣扎。吃药可能是帮助他们找到生活规律，赢得满足感（毕竟药是吃了）的方式。
第二个故事，参议院的女儿。不理解父亲，觉得父亲的行为，无异于谋杀。她此后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僵硬，直到陷入爱河。虽然这场爱的来临，就是被泼了一脸冷水，最终也是不了了之。但她终于在体会了爱之后，理解了父亲的选择：“爱并不能改变什么，只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会因此不同。”有点像宗教，信则灵，至于灵，本身就是心灵的一种期待和解释。
第三个故事，吸毒女和医生。依然他妈的关乎作天作地的爱情。发达国家就是好啊，无论你将自己的生命做作到何种程度，依然会在医院里有一个干净的病床和负责的医生等着你，还他妈是单间。吸毒女一开始从教堂中苏醒，推开门有光在头发上飘扬。这是一个流离失所，对一切毫无希望的人。但影片最终的点睛聚焦到这一对故事上。法国人真可耻，说服人相信生命美好，还是因为性和爱。啧啧啧。
第四个故事，于佩尔主演的母亲与植物人女儿之间的纠结。母亲很坚定，迷茫的是外围的人物。母亲还有另一个儿子，儿子十分不认可母亲的选择，毕竟母亲曾经是十分优秀的女演员，这样耗费自己的生命和时间，在一件毫无希望的时间上，无异于“自杀”。并且，母亲也似乎更倾向于关爱自己的女儿。对儿子的未来，爱恨，都并不十分关心。丈夫也是一个模糊的角色，有外遇，但他坦陈仍然深爱妻子，只是妻子的内心已经容不下除了女儿之外的任何事情，他得不到回应。加缪说，自杀的方式不止一种，用坚持奋斗，对抗人生的荒谬。母亲这样放弃奋斗，是一种生命的实现，还是逃避和苟活？还是儿子所形容的自杀？每个人能有自己的良心和地狱，只是一旦牵涉到人物关系网，衡量的标准开始艰难起来。她还是快乐的吧，至少缀满了珍珠，像是爱人的眼眸，在黑暗中幽幽发亮。那些爱是坚韧的，饱受苦痛而磨砺出的些许光华。爱，从没有那么轻佻，那样快乐，它是有着沉痛的。可还是值得，去煎心衔泪，渴望并且挣扎一场。
一些故事的枝节似乎无法归类。比如说第二个故事里，参议院女儿爱上的人，有一个近乎宗教偏执狂的弟弟。弟弟深爱自己的哥哥，并且永无休止的纠缠。哥哥哀叹“佣人还有假期。”可作为亲人，他永远没有。（我竟然不厚道的笑了）故事的不了了之也是因为弟弟的介入。好像一场梦。究竟什么是梦，谁又在醒着，继续修行。
整个故事的音效很有趣，不知道是我片源本身有问题，还是导演刻意为之。人物对话都是很低，几乎微不可闻的声音在进行。只有媒体报道，人群混乱时，会有交响乐出现。像是沉睡中，病床上的人在倾听这个世界，偶尔配上内心的旋律，戏谑一番。
影片中参议院为了结束妻子的痛苦拔掉了妻子的氧气管，这是他对于生命的尊重方式，就像《百万美元宝贝》的结局一样。而他对于举国上下人尽皆知的关于沉睡了17年的植物人女孩是否应该安乐死同样保持着与他的行为一致的立场，这让他与反对安乐死的女儿陷入矛盾之中，也让他与所处政党的立场相左，最后选择了辞职。参议院女儿在餐厅里被泼脸而结识的男友却有着一个情绪不稳的弟弟，弟弟的脾气与性格让温文尔雅的哥哥濒临崩溃。于佩尔饰演的母亲曾是一个著名演员（也就是她自己吧.....）如今将所有的生活重心投入到植物人女儿身上，期待神迹的出现。这样的消耗让儿子不满，儿子希望母亲不要为了不现实的愿望而放弃自己的事业。陷入毒瘾的女人渴望死亡，却被终日陪伴在身边的医生极力劝导与挽留，最后他们之间产生了情愫。贝罗奇奥的电影里，家庭成员的关系总是有着疏离与病态的状态。在《怒不可遏》里杀兄弑母、与妹妹暧昧的男人，在《难以抗拒的温柔》里奶妈的介入以及亲生母亲的冷淡疏离。而本片里同时讲述的四个家庭同样如此。关于安乐死是否人道是一个难以定夺的问题，解除他人的痛苦常规来看是一件充满善意的事情，但如果解除痛苦的唯一方式是结束生命，这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无论如何安乐死的执行者都是另一个人，就好比一个渴望自杀的人让另一个人杀死自己一样，这让我突然想起了布列松的《很可能是魔鬼》，但这样的方式毫无疑问是谋杀，而安乐死的最核心矛盾正是在于这到底是不是谋杀，到底是不是真的尊重生命。即使当事人同意了，可终究是由另一个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