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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曼审判 Le Procès Goldman(2023)

简介:

    1975年11月,巴黎,犹太极左翼活动家皮埃尔·戈德曼的上诉听证会即将开始。他因四起武装抢劫被判终身监禁,其中一起导致两名妇女死亡,但他否认了谋杀指控,拒不认罪。随着这场庭审被媒体大肆报道,戈德曼被塑造成了一位左派知识分子的浪漫英雄。而与此同时,戈德曼与他年轻的律师乔治·基曼的关系却日益紧张。戈德曼难以捉摸、雄言善辩,即使冒着被判死刑的风险也始终在宣扬自己的理念,让这场庭审变得愈发混乱。

演员:



影评:

  1. 你愿不愿意相信一个童年颠沛流离,会去南美闹革命的左翼分子、波兰裔法国犹太人,回国以后会在一起药房抢劫中枪杀两人,其中一名是女性?

    你愿不愿意相信一个有持械抢劫历史的人说自己没有持械杀人?

    本片可以说就是紧紧围绕着这两个疑问发展的,前者是辩方逻辑,后者是控方逻辑。而之所以这场世纪审判会变成如影片中一样,轮番传唤证人,轮番质疑证人证言的合理性,是因为当事时警方竟没有提供其他有利的物证。也是因此,Pierre Goldman才在第一次被判终身监禁后狱中写书伸冤,该书出版后大受法国知识分子欢迎,萨特等文化名人都曾表态支持他,所以才会有本片中的第二次庭审。

    回归电影的话,这是一部过于范本的法庭片,忠实还原庭审现场。过曝的面庞光和暧昧的“脑后”机位营造了一种奇怪的虚幻纪实感,但与下面这部

    等著名庭审片中的法庭场面做比较可见导演调度技法上的平庸,大多数固定机位,问答过程中背景偶尔会带过Goldman沉默的脸。

    本片的成功与其说依赖导演不如说是依赖剧本。新证人不断进场,控辩双方质疑的过程就是真相的重新构建/崩塌的过程。有趣之处在于,你甚至可以说这完全是一部展示“屁股决定脑袋”式立场先行是如何运作的电影,因为导演毫不吝啬于在对白里展示每个角色的立场,然后再由此发散至“记忆会被篡改”;而不是和传统庭审片一样,先将焦点放于“记忆会被篡改”。你和Pierre Goldman谈“事实”,他说你种族主义者,而妙的是你确实因为种族主义而先入为主了,事实于是变得模糊起来……那么谁是正确的?

    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祖祖孙孙无穷尽也式的辩证,充分说明从过去到现在的舆论场在缺乏关键性证据时只会让一代又一代人陷入意识旋涡,并最终陷入互相攻击屁股的大辩论酱缸。

    奇怪的是结尾Kjejman律师的陈词终于将自己的波兰裔犹太人身份和Goldman联系在一起,也很有煽动性,但由于导演努力落实庭审现场纪实,这放在最后的身份共振仅仅是靠言辞来打动观众和法官,却没有在情感上产生联系,因为这二人在漫长的115分钟里,矛盾做得实在太浅了。

    打动我的地方其实是双方律师对证言的一步步拆穿,特别是辩方律师逼问当时现场受伤的警察时。我们释放他不是因为确定他是无辜的,而是因为证据无法证明他不无辜。结合时事容易让观众如我内心泛起涟漪吧。


    戏外小背景知识:

    1. Pierre Goldman的弟弟,也就是片中中长发,不发一言的男孩,是法国国民大歌星Jean-Jacques Goldman.

    2.饰演Goldman律师的演员Arthur Harari是金棕榈奖影片《坠落的审判》的编剧,同时也是该片导演Justine Triet的男朋友。

    3.Pierre Goldman出狱后又写了本书L‘ordinaire mesaventure d'Archibald Rapport(1977),里面的主角和他本人很像,但是书里的主人公却犯下了杀人罪。

    4.本案在当时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Goldman这个人实在太符合六七十年代法国左翼的思潮了。越进步越极端。

  2. 作者:摇椅(斜杠电影从业者)

    “不论去到哪里,偏见总是掩盖真相。但是我们提出了合理的怀疑,那是我们的司法制度中非常宝贵的东西。”

    ——《十二怒汉》(1957)

    “法律电影”(legal genre)能否作为一个类型独立存在,长久以来在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和讨论。一般来说,这样的电影总是会聚焦于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涉及大量的庭审场面,整个司法程序下不同身份与立场(律师、法官、警察、陪审团、原告与被告等)之间将展开话语的较量与博弈,影片将探讨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对法律系统的运作与执行提出思考和质疑......然而,所有这些重要元素的呈现却不能使“法律电影”像西部片、歌舞片一样自身构成一种稳定的类型结构(一组主题、空间和人物都十分相似的电影)。

    《十二怒汉》剧照

    诸如当我们讨论《十二怒汉》(1957)与《控方证人》(1957)这两部经典的“法律电影”时,我们就会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控方证人》是一部非常“标准”的法庭情节剧,整个故事空间几乎都发生在法庭上,我们从中看到了律师、法官、被告与原告之间精彩的互搏过程,这部电影证明了法庭作为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舞台空间拥有无限的潜力;但整部电影的主角却并不是法律与司法程序本身,故事最终落在对人性之复杂的道德描摹之中,法律成为阐述社会问题与道德故事的工具。而《十二怒汉》并不存在法庭的戏份,也没有明面上的律师角色,整部电影围绕评审团之间的辩论展开,整个故事空间发生在陪审团室,从狭隘的角度说,《十二怒汉》或许不能算一部标准的“法庭电影”。然而,我们仍能从这12位陪审员身上看出他们身上承载着经典法庭角色的“变体”——比如亨利·方达所饰的陪审员实际上承担着辩护律师的角色。更不用说,这部电影将对民主与法治关系的探讨推到了绝对高度,使法律成为唯一的主角,这部影片也成为影史上最为著名的探讨法律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经典之一。

    《控方证人》剧照

    尽管对“法律电影”的类型缺少一个严格的定义,但作为一个宽泛的题材,我们仍能从当下已知的“法律电影”里提取出一个基本的共识:探讨法律与正义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说,任何“法律电影”都在寻找一种形式去关注正义的执行。此类电影的一大任务在于去引导观众再思考:什么是正义?道德与法律之间是否存在悖论?法治在民主社会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近年来,“法律电影”在欧洲焕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在2023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茹斯汀·特里耶的《坠落的审判》一举夺得金棕榈奖,更是横扫欧美各大电影节奖项;另一部值得关注的“法律电影”《戈德曼审判》作为同年戛纳“导演双周”单元的开幕片(后来本片也入选了平遥电影展首映单元),与前者交相辉映,衬托着当代欧洲文艺创作者对民主社会发展的持续关注与对法治精神的再思考。尤其是后者,对当下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极右势力的崛起提出了历史层面的忧虑与警示。

    《坠落的审判》剧照

    《戈德曼审判》取材于历史上的真实事件。1969年12月19日,犹太裔极左活动家皮埃尔·戈德曼在勒努瓦大道抢劫,造成了两名药剂师的死亡,他在当年12月被以暗杀罪判处终身监禁。在监狱的五年时间里,戈德曼根据自己的案件写了一本书,名为《一个生在法国的波兰犹太人的模糊记忆》(Souvenirs obscurs d'un juif polonais né en France),该书在1975年出版后在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与社会名人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以至于法庭在1976年4月26日对戈德曼案进行第二次审判,最终,戈德曼在1976年10月被无罪释放。《戈德曼审判》正是对历史上第二次审判过程的一次重现(在此前导演接受的外媒采访中,他也多次提及受到本书的影响)。

    皮埃尔·戈德曼(Pierre Goldman)

    在48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回望过去,我们应该以一种怎样的视角与姿态去审视?进一步说,我们的社会和48年前相比,进步了吗?亦或是历史的车轮总是重蹈覆辙,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难以摆脱惊人的相似与悲剧的不断重演?当我们谈论或者拍摄“法律电影”,尤其是一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法律电影”,我们最应该关注和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6月24日,法国电影展映首站在北京拉开序幕,八部新近法国长片和一部短片佳作在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我们有幸借此机会采访到了《戈德曼审判》的导演塞德里克·康,本次采访也将围绕“法律电影”展开讨论,从导演的创作初衷、设计巧思再到当今法国民主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性隐疾,电影是如何发挥着观往以知来的镜鉴作用。

    导演塞德里克·康(Cédric Kahn)

    《戈德曼审判》导演塞德里克·康采访

    全文如下:

    深焦:为什么想到要在当今时代去拍摄七十年代的这个案件?可以谈谈项目的创作初衷吗?

    CK:因为戈德曼这个人物很吸引我,他是一个很独特且充满争议性的人物。他很危险,又充满了激情,既招人喜欢,又令人生厌。

    我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才意识到,这部影片不仅是关于人物,同时也关于当时的法国和现在的法国。一开始做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项目能容纳如此丰富的内容。

    深焦:这部电影中哪些是基于真实审判记录,哪些是您做了艺术加工处理的?您创作时怎么权衡现实与虚构在您电影中的占比?

    CK:我们只能够对我们没法求证到的事实去做虚构处理,我们尽可能地基于史实去拍摄。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也承受了这个后果。在影片上映后有一些负面反映(皮埃尔·戈德曼的遗孀在戈德曼被暗杀四十四年后首次出席接受采访,称这部电影中存在不少错误和捏造),但我们的虚构都是建立在忠于事实的这个基础前提之下的。

    皮埃尔·戈德曼1974年受审时的照片

    深焦:在我第一次观看本片时,我以为您会围绕戈德曼案件的整个前因后果展开。但我发现您对这个人并没有交代太多,舍弃掉了他第一次审判以及后续被暗杀的事。为什么选择聚焦在第二次审判?

    CK:我感兴趣的其实是他的话语,他说的话。他的人生经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也没什么很大的成就,真正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的表达方式,是他的话语。而庭审恰好就是最能够体现他话语的情境。

    《戈德曼审判》剧照

    深焦:所以,这完全不是一部人物传记片,而是一部纯正的“法律电影”。

    CK:是的,完全不是关于人物传记。这部影片是对庭审的一次分析和解剖,不止是戈德曼自己,他周围的人跟戈德曼一样有趣。这部影片是关于真相的探寻过程,而真相恰恰总是与我们擦肩而过。这一点是特别迷人的。

    深焦:您说的这一点恰好与如斯汀·特里耶《坠落的审判》中的主旨不谋而合,你们这两部电影都以法庭为主要空间,都探讨了真相的暧昧与正义的复杂,也刚好是同一年在戛纳进行首映,《戈德曼审判》里律师的饰演者亚瑟·哈拉里恰好是《坠落的审判》的编剧,请问这些都是巧合吗?

    CK:分析得很好,还真是个巧合。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亚瑟·哈拉里还在做《坠落的审判》这个项目。现在别人再问我,如果我当时知道亚瑟·哈拉里还在给《坠落的审判》当编剧,我还会不会用他当演员,我想可能我就不会找他来演这个角色了。

    我可能会担心大家在场外做太多这两部片子的比较。但我现在没得选,因为他当时根本没告诉我。

    深焦:我了解到,您此前有非常丰富的演员经历,然后才转去做导演;而亚瑟·哈拉里在《坠落的审判》里做编剧,到《戈德曼审判》就当演员了。在法国电影界,各个工种之间频繁跨行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吗?

    CK:是的,在法国大家可能都会担任很多不同的工种。但我不做化妆师(笑)。不过也可以试试,或者去做饭当厨师。我挺想把所有行业都试一试的。在拍摄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和责任,反而是很好的事。我特别喜欢当演员,因为导演的工作实在太集中、太高压了。相比起来,演员就舒服很多。

    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想成为演员,我当演员完全是巧合。当时有人建议我说,有个戏正缺演员,你要不要去演?我就去演了,然后就开始我的演员之路了。

    亚瑟·哈拉里

    深焦:那此前的演员经历对于你现在当导演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和启发吗?

    CK:没有什么影响。我自己也很难去判断和衡量。这一切都改变了我的人生。演员的工作让我变得更开心,让我觉得我是个挺受欢迎的人。

    深焦:您是如何理解“法律电影”作为一种类型/题材的?您觉得这类电影,最重要的表达核心是什么?

    CK:是话语,尤其是在法国。在法国,真正的审判结果是基于法庭的辩论与话语的。

    《坠落的审判》剧照

    深焦:您是如何理解“正义”这个关键词的?以及法律、立法者、执法者与正义之间的关系?

    CK:执法者,也就是片中的警察,其实对于法律有很多苦楚之处需要表达。他们会觉得,我们那么辛苦地去抓捕犯人,而法庭却最终把他们释放了。在戈德曼的案件中,警察们是非常坚信的。他们深信不疑:戈德曼就是凶手。所以在整个法庭的审判之中,他们一直攻击戈德曼。

    其实,立法者、执法者和法庭的工作人员,他们不是相同的职业,完全不一样。我在做这个剧本时,和很多的律师和警察有过交流。在我的印象里,警察是非常直觉的,他们对这个案件会有一个很直接的看法。

    《戈德曼审判》剧照

    深焦:可以推荐5部您最喜欢的“法律电影”吗?

    CK:碧姬·芭铎主演《真相》(1960);西德尼·吕美特的《十二怒汉》(1957);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刺杀肯尼迪》(1991);有一部以色列的纪录片,叫《专家:一个现代罪犯的肖像》(1999);还有一个纪录片《恐怖分子辩护人》(2007)。

    我还受到一个案件很大的启发,那就是辛普森案。O·J·辛普森案和戈德曼案其实有一点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他们把整个案件的重点和关注点给带偏了。他们把这个案件政治化,反复在强调,你们之所以审判我是因为我的种族(辛普森是黑人,戈德曼是犹太人)。但其实这就是一场由抢劫所引发的谋杀案,不是政治事件。

    此外,约翰尼·德普和艾梅伯的法庭审判也挺启发我的。比较迷人的点在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法庭审判的现场全过程,但在法国,这是不被允许的。

    《辛普森:美国制造》剧照

    深焦:影片全程没有使用任何场外音乐,包括您还特意选择了1.33:1的传统电视画幅。您是故意想做成“伪纪录片”的感觉吗?

    CK:是的,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想做出一种“伪纪录片”的质感,给人一种真实的现场体验感。我希望观众在看电影时能有身临其境在庭审现场一样的感受。观众的反应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可以直接介入到对影片的反应之中。

    深焦:我留意到您给了好几次在庭审现场观众的反应镜头,让电影观众非常好地代入了在场者的情绪。请问这部分您具体是怎么设计和引导拍摄的呢?

    CK:我想要呈现的是一场摇滚音乐会一样的效果。我把戈德曼表现得就像一个摇滚歌星,他一出现就点燃了整个现场。

    在现场的这些演员,他们大致只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没有剧本,他们所有的反应都是自由的,真实的。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现场的反应。这会产生一种非常独特的化学反应,一种强烈的现场感受。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立场,但反应都可以是真实的。

    而对于演员来说,这也不容易。我有一种感觉是,我的主演们并不是为了摄影机表演的,而是为了现场这些临时演员来表演的。他们的反应都是在现场一点一点发掘出来的。我们会反复拍,一个场景重拍好几次,他们都是第一次拍的时候才会知道,噢,原来接下来走向是这样子的。但是每一次重拍,他们都会有他们最真实的反应。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时刻。这部电影其实是非常依赖和仰仗他们的临场反应的。我们在影片结尾字幕把所有临时演员的名字都打上去了,这可能是第一次有片子能把所有临时演员的名字都写上去。

    《戈德曼审判》剧照

    深焦:他们每次拍摄的反应都不一样吗?

    CK:还是会有不同。他们会根据演员的表演来变化。比如主演比较平静,他们也会比较平静;主演激动的话,他们也会跟着比较激动。

    我偶尔也会给他们一些指示。比如说,再多一点,表现得再激动一点。但很少,我并不会给太多的指示。

    深焦:您刚刚说,您把现场当作了一个摇滚乐队。我们也能看到,这部电影绝大部分是在一个封闭空间内拍摄的。您是否有意把整个庭审现场做成一个舞台效果?

    CK:因为整个制作非常昂贵,演员人数也很多,所以制片人给了我一个数字,我要基于预算的基础上精准地设计整个场景。我们整个景都是搭建的,所以在设计整个场景与调度的时候能精确到毫米。

    《戈德曼审判》剧照

    深焦:可以聊聊你们的拍摄过程吗?是怎样在有限的条件下反复拍摄那么多遍的?

    CK:留给我们的拍摄时间并不多,且我们只有三台摄影机,所以所有的拍摄都必须是非常精准且高效的。我们的桌子上会有台词,并且我面前会有三个监视器的屏幕。我可以同时监看三个摄影机的画面,我戴着一个麦克风,可以跟每一个摄影师即时通话。

    深焦:这是一部在单个密闭空间内庭审辩护占大头的电影,没有华丽的场景和戏剧性的情节,您在拍摄时怎么保证影片始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CK:其实是三个方面。一方面是靠剪辑,一方面是通过1.33:1的画幅让人更专注,还有一个是依靠演员的表演。以及,影片整体所营造的真实感也有帮助,让大家沉浸地专注于这个故事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事件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就更想知道这件事最后怎么样了。整部影片都在引导观众去好奇,他到底能脱罪吗?

    深焦:接下来我的两个问题可能会有些尖锐。

    CK:小心说话哦~

    深焦:这部影片显然有映射和反思法国当今的社会问题,比如警察暴力执法、种族主义痼疾等等。您对于当今法国诸多社会矛盾的现状是怎么看的?

    CK:你也知道,大家现在是处于一种非常焦虑不安的状态。这些担忧不止是政治方面的,还包括文化、教育、公共卫生健康等等,尤其对于那些从国外来法国工作、留学的外来者,有一些保守主义的趋势。但我更倾向于法国仍是一个多元而开放的社会。我并不想要活在一个全是白人的国家。

    塞德里克·康

    深焦:那您觉得当下法国所面临的问题与戈德曼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任何改变或者进步吗?

    CK:对我来说,现在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现在的法国,极右势力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国家,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我深深地扎根在这个国家,但我完全不想生活在一个极右统治的国家。说不定我们以后会有审查,也不能再自由地去谈论很多东西了。

    深焦:您如何看待当今时代下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正面临的“反犹”争议?

    CK:我是犹太人,我本人从没遭遇过任何的反犹主义。所谓的反犹主义,我觉得其实是犹太人的某种执念,可能有很多主观成分和客观成分在里面,尤其是以色列的情况其实也很复杂,即使是在法国的犹太人,也会觉得自己有点受到攻击或者被歧视。

    但我觉得总体来说,法国是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的,不仅仅是反犹。很多穆斯林和黑人也遭遇了种族歧视。亚洲人倒还好,他们在所有国家似乎都更容易被接受。他们比较审慎,在学校里也总是认真且专注。

    深焦:所以,这些问题和现状也是您拍摄《戈德曼审判》的初衷之一?

    CK:极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国都是一个问题。只是现在,问题在一点一点地变得越来越严重。现在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他们可能第一次要夺权了。他们从没走到过这个高度。十天之后就是选举,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哭。

    《戈德曼审判》入围剧照

    深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电影。

    CK:说不定我会来这儿生活(笑)。

    深焦:我发现您此前的创作涉足的类型非常多样,除了这部“法律电影”以外,还包括爱情片、儿童片、悬疑片、喜剧片。您未来有什么新计划吗?下一部打算尝试什么类型?

    CK:一个关于青少年题材的,哈哈,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了。

    本片更多信息参考来源:

    - FIN-

  3. 由塞德里克·康执导的《戈德曼审判》首映于去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这是一部精彩的、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法庭电影。这部影片是对发生在1976年的皮埃尔·戈德曼审判的重新叙述,他是一个犹太族裔激进分子,被指控在一起药店抢劫案中杀害了两位妇女。

    在今年的2024法国电影展北京站举办期间,导筒专访了《戈德曼审判》导演塞德里克·康,下面就走进这位在法国影坛以演员和导演身份都在持续推出优秀作品的影人的创作世界。

    塞德里克·康法国著名导演、编剧、演员

    2001年导演影片《罗贝托·苏科》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此后多部导演作品入围重量级国际电影节。2019年导演由凯瑟琳·德纳芙主演的家庭喜剧《祝你生日快乐》。2023年导演影片《戈德曼审判》,入选第76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男演员阿里耶·沃索尔特凭借本片荣获法国凯撒电影奖最佳男主角奖。

    戈德曼审判(2023)

    The Goldman Case

    Cédric Kahn

    二战抵抗运动老兵之子,南美反殖民游击队战士,何以沦为危及平民的街头劫匪?一场控辩双方的较量,又如何成为透视上世纪七十年代法国社会的绝佳切口?通过复现对犹太裔极左翼活动家皮埃尔·戈德曼的庭审,导演塞德里克·康检阅着影响延续至今的法国社会裂痕:警察暴力执法、种族主义痼疾、左翼运动幻灭、阶级冲突加剧。《坠落的审判》联合编剧亚瑟·哈拉里出演辩方律师,再度为审判激情助力;戈德曼饰演者阿里耶·沃索尔特则荣膺2024年凯撒奖最佳男主角。本片为2023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入围作品。

    导筒专访塞德里克·康

    导筒:您最初是在怎样的机缘下了解到《戈德曼审判》的背景时间,并决定将其改编为电影的?

    其实最初我不是特别想做关于一个审判的电影,而是我对他这个人物非常感兴趣,他那种说话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让我特别感兴趣,然后牵扯出来了一个审判的故事,最初我是一直被他这样一个人物角色所吸引,所以才决定要拍这么一部片。

    导筒:在电影之外,您本人对戈德曼的评价和态度是怎样的?

    首先说下这个人物,他有一种亲和力,但是又有一种让人有点受不了的感觉,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

    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审判让人觉得捉摸不透,让观众也会觉得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永远在真和假,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构的东西之间徘徊,这是它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点。

    导筒:从影片背景所在的70年代,到如今已有半世纪的跨度,您觉得法国社会在哪些方面仍然存在和影片中一样的问题?

    其实当时到如今,法国的整个审判机制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可能对外部社会的人觉得很奇怪,律师的辩证,辩论的语言能力,比你实际上拿出的证据更为重要,它更像是一个通过你的说法,你的游说能力来断定这个人到底有罪没罪的一个机制,可能很多人觉得法国的评审机制是不是有点让人有点惊讶。

    导筒:去年在戛纳还有另一部法庭片《坠落的审判》获得了金棕榈大奖,您是否有看本片?

    我觉得《坠落的审判》这个影片,它不是一个审判的影片,审判只是一个借鉴,导演借题,真正讲的是男女关系,情侣关系,这个影片是现实不存在的,只是为了剧本,构造了一个故事,我的这部是历史存在的事件,可能还不是一样的概念。

    导筒:能否谈谈您对法庭戏拍摄的设计。

    这个片子最难的地方是因为总是在一个空间里面调度拍摄,没有外景,没有什么别的动作变化,所以对演员的演技,演员的要求非常的高,我们拍摄时,表演是最困难的,因为可能一下子有一股劲,时间一长可能这股劲就消失了,又回到一个空间,它又没有外部的变化,所以要保持住这么一股劲,这个是当时最大的挑战。

    导筒:您对本片表演方面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总体上我会让演员自己去按个人的理解演,但是我还是会去看,我可能比其他导演要求更高一点。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肯定是要他们重来的。

    导筒:去年您同时有两部导演新片问世,除了《戈德曼审判》还有一部喜剧《片场》,两部影片风格转换很大,驾驭不同的风格题材您有什么样的技巧?

    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自由,可能我有的时候拍的这部片子,正好是和我之前拍的那个片子相抵触的,完全不是一个风格,这个是要看我的心情,我不是一个定性于拍比如说喜剧惊悚什么类型,我在不同的状况下可以拍不同电影,我很难给自己做一个特别的定义,我自己也没有这种意识,说我就要拍这样的东西,虽然可能我的展现的形式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在拍同样的电影,我自己可能认为有一个自己的电影风格,但别人可能看出来这个片子是喜剧片,但是可能我的影像语言和之前应该是一致的。

    导筒:除了导演和编剧工作,您也作为演员参与了很多电影,这样的身份切换对您来说是否很轻松?

    对我来说,驾驭不同角色还算是很轻松的。其实换句话说,出演电影也不是一种完全的需求,但是我会根据不同项目,有人找到我,然后我觉得很好玩,也是一种不同的体验,所以我整个人处事风格都是某种随意的感觉,不是刻意的,有机会可能这个事情就做了。

    导筒:作为演员您一般是如何选择剧本和导演合作的?

    我肯定是更注重剧本,我也不会看导演,因为有的时候见一个导演,一起喝咖啡,聊一两个小时,你也不知道到底会和ta处得来处不来,也很难去判断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是不是适合。但是现在回过来想想,有的时候我这个人也不够谨慎,可能接的作品太容易了,结果其实感觉真正出演的时候,也会有合作不是很愉快的情况。

    但是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我对很多事情都充满好奇感,有作品找到我,我都觉得可以,会做得说不定很好,但现实生活往往有的时候你会比较失望,有时候我需要改变,有时我也觉得我不需要改变,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导筒:这次来到中国和影迷们见面感受如何?

    我觉得来中国最重要的发现是,中国的观众的年纪都很轻,相比很多其他国家看到的,这次看到中国映后参与的都是很年轻的朋友,这让我很惊讶,还有大家都很热情,问题问得很多,真是很快乐,很愉快的一个经历。

    导筒:之后会准备什么题材的新作品?

    我的新作品从来不泄密,从来不告诉别人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哈哈。

  4. 好像是第一次花钱看这种片子,体验还算可以。 电影开幕就让我感到奇怪,在这个电影越来越追求9:16甚至更宽画幅的时代,导演竟然选了4:3画幅,在平遥的超宽荧幕上看起来有点突兀,不太像电影,倒像是在看三十年前的美剧。我的理解是,审判活动需要用小视角来聚焦不同角色的心理活动和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无需使用大画幅来突出观赏性。 有些镜头的的运用很巧妙,明明是两个人的对话,聚焦的却是第三人的表情,打破了传统的三方结构的审判关系,但具体的意味还需再刷来体会。(不知道电影会不会上线) 不太满意的点是,导演设置了很多冲突,包括戈德曼与法官,与律师,与控方(在他心里是整个抽象的警察群体),与一些证人。每个矛盾都值得我们对现在的法律尤其是程序法进行反思,但最终检方的总结却与前面的冲突链条发生了断裂,至少在我这里没有看到鲜明的导演心中的正义观和法律观。 以上。

    平遥国际电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