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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沐爱河 Like Someone in Love(2012)

如沐爱河 Like Someone in Love(2012)

又名: 东京出租少女(港) / 像恋人一样(台) / 剧终 / 终 / 结束 / ライク・サムワン・イン・ラブ / The End

导演: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编剧: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主演: 奥野匡 高梨临 加濑亮 绪方义博 森礼子 洼田金子 中西良太 铃木美保子 岸博之 大堀幸一 辰巳智秋 春日井静奈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日本

上映日期: 2012-05-21(戛纳电影节) 2012-09-15(日本)

片长: 109分钟 IMDb: tt1843287 豆瓣评分:7.7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简介:

    光怪陆离的国际大都会,日本东京。灯影暧昧的酒吧内,人们窃声交谈,笑语欢歌。酒吧一隅,穿着打扮与周遭格格不入的明子(高梨临 饰)面带焦虑。她是一名女大学生,为了学费而在声色场所出卖笑靥。此时此刻她正与多疑的男友(加濑亮 饰)在电话里纠缠。是日祖母突然来访,但明子犹豫不决是否该去车站看看老人。本就心情烦躁,加上店长(点点 饰)的工作安排更让她情绪失控。夜幕降临,失意的明子最终来至客人的住地。那是一位84岁的退休大学教授(奥野匡 饰),也许因为明子与亡妻容貌相似才让老人将女孩召唤至此。疲惫的女孩无暇享受老教授精心准备的美酒佳肴,简单交谈后便沉沉睡去,一夜无话。

演员:



影评:

  1.        要回答影片里的这个问题,就得先解释下另一个公母千年虫的笑话,而要解释清楚这个笑话,则又得扯上戈达尔那句常被电影人夹缠不清的叨逼叨了:电影始于格里菲斯,而止于阿巴斯。怎么理解?

           熟悉阿巴斯身份的人都知道,他既是导演,还是编剧、诗人。熟悉阿巴斯电影的人也知道,他的影片重点不在故事,而在文本。其惯常主题是从电影的虚构特性出发,力图还原故事背后的真相,以内容和结构的形式考量,则是将作为虚构艺术的电影带回到挖掘真实的生活中来。一句话,就是关于真假的模糊、混淆、切换、交融问题。

           这样看来,《如沐爱河》自然还是一部典型的阿巴斯式电影,影片简介里更是将其称为《合法副本》的续篇。《合法副本》里,阿巴斯为其真假命题引入了“赝品”这一概念,即原样复制的副本能否代替真品发挥其本身的原创性及不一样的美学价值,影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同样在形式上,导演也作了诸多以假乱真式的探索,如身份转换一幕。两个初次相识的男女被咖啡馆的老板娘误认作了夫妻,两人出到店门外后,影片竟在不加提示的前提下,真的让两人成为了一对夫妻。很多观众都把这幕看作阿巴斯童心未泯式的行为艺术,个人严重不同意,余华在评价《河的第三条岸》这篇小说时这样说到:这位巴西作家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没有丝毫离奇之处,似乎是一个和日常生活一样起初的故事,可是它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的故事,它给予读者的震撼是因为它将读者引向了深不可测的心灵的夜空,或者说将读者引向了河的第三条岸。在我看来,阿巴斯这一不世出的天才创意,足以和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写作《河的第三条岸》的构思相媲美。

           解决了真假互换的问题,《如沐爱河》就不难解读了。在老作家的家里,他和援交女孩的谈话从一幅画开始,单刀直入,马上就是关于真假性的设疑暗示,女孩说自己既像画中人,又像相片中作家的女儿,还像相片中作家已去世的妻子。而从老作家细致入微的体贴和情调氛围的布置看,他叫来援交女孩,显然并不是为了肉体的慰藉(或说不只是为了肉体慰藉),潜意识里,这个女人应该是作为妻子身份对应的。但女孩的疲累让这场烛光晚餐难以为继,他为其把灯熄去并拔掉电话线,这轻手轻脚的爱怜,显然又是把后者看作了自己的女儿(晚辈)。当第二天白天女孩男友出现时,身份的游离是从误会开始的,男友以为他是女孩的祖父,他不置可否,一边借题发挥说自己也可以是男孩的祖父,一边又安慰女孩说祖父可以有两个,一个是教师,一个是渔夫。至此,身份的真假属性被作了擦边球处理,含义的模棱两可也让真假显得更加虚实难辨。而当身份因意外而被澄清,一切真相大白之时,老作家将挨打的女孩带回家中,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因为邻居的误会,女孩被看作成了老作家的外孙女,后者这次顺水推舟,爽快地承认了下来。而老人表现出来的关切、呵护、心疼,俨然也真的就是她的外祖父。短短一天的简单故事里,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暗涌激荡下,两人的身份及相互关系在多重猜测试探的组合交替之下,就这般不知不觉地产生化学反应并完成了以假乱真。而影片的微妙则在于,从假到真的前后互换里,那一刹那的恍惚温情,恰是沉重到轻盈,生活到诗意的飞跃。
  2. 一 《如沐爱河》的叙事节奏、拍摄手法与剪辑都让人误以为它出自一位日本导演之手。但它独特的叙述视角恰是很少日本导演所具备的,而这正是阿巴斯这位“外乡人”的长处。 在影片中,生活的残酷在精致的酒吧、街道和楼宇间划过,整个过程被叙述地从容不迫,不经意间让观众代入人物的命运。但当电影定格在最后一幕,随着片尾曲的响起,导演又一次提醒了想要自欺欺人的世人: 如此光鲜的世界是虚幻的,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勉力维持着那个得体的形象,却无法正视自己也是这个虚伪世界的参与者。 影片第一幕的设计颇为耐人寻味。在镜头中央,心怀鬼胎、道貌岸然的嫖客,与两位衣着光鲜、气质颇为优雅的姑娘共坐一处,抽烟谈笑,外人一眼无法看出他们间的不正当关系,很可能假设他们仅是工作结束后联谊的同事;而在画外音中,妒火中烧的男友与女主人公在电话中的争吵,却道破了镜头中人彼此间心照不宣的关系。而“画里话外”,男性对女性的绝对占有(婚姻或者援交)这一残酷的主题,被悄然摆到台前。可以说,这部电影想要交代的第一个主题,就呈现出来在了电影诡异的开场镜头中。当然,这也包括那个“多腿蜈蚣”的冷笑话,传统的父权下的男性对于女性的态度乃是一种全然出于“性”的态度,因此,影片中那个颇为恶俗的烂梗——“公蜈蚣太累、而嫌弃母蜈蚣腿太多的”梗,投射出的乃是女性在妻子或情人的位置上,仅被视为“性伴侣”的残酷事实。 也因如此,当年近七旬的“教授”(影片的另一个主人公)将女主人公开车带回他过去工作的学校时,影片的反讽达到了顶峰。正是为了支付高昂的学费,以便探寻生活的真相(学习“社会学”这门科学)与追求独立自主的人生,女主人公反而不得不走向援交,靠着出卖灵魂与肉体换取通往真理与自由的门票;而促成这一切的,某种意义上正是教授这个“精致”阶层。但当这些“教授”们终因孤独而试图寻求慰藉时,却还想保留着体面与优雅、仿佛自己不是一个肮脏的嫖客,而是一个优雅的、体面的贵族绅士。这种反讽如此刺骨,让人感触到了阿巴斯散文化的叙事影像风格下那锋利的刀口。 对这种“儒雅体面”生活的“温柔撕裂”,乃是这部影片最让人动容的地方,也是这部电影最具女权色彩的地方。如果我们看女主男友这个角色,我们就能察觉其中的微妙。“男友”与“祖父”一般教授的谈话,按照女主的话说,“也是如同朋友一样”。如果不是他们二人因女主而有了那么令人尴尬的关系的话,男友对教授似乎也有晚辈对长辈的崇敬,而教授也有对男友质朴情感的认同,这可以善意的,也可以是伪善的。当然,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的老教授,自然也从内心深处看轻这位年轻人,认为其观念守旧、头脑简单、愚蠢固执,继而保持着一种社会精英的傲慢的姿态,也保持着一种过来人对年轻后辈的优越感。 不过,在这位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面前,教授也难掩内心因衰老而产生的自惭形秽之情。当他问及女主是否是因喜欢这位年轻人“强壮的 体魄”并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却加了一句非常突兀、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自问自答:“你到底看中他哪一点呀?”可见,在儒雅却文弱的教授心目中,女性对于男性在体魄上的“欲求”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更加刻薄的说,女性的欲望在他的意识中从未被真正的尊重过,而这也是整个日本社会一贯的文化传统。 更可怕的是,他似乎也很难启齿并正视自己的情欲(这似乎与日本传统对性的态度不同),继而在对女主“性伴侣”与“女儿”错位中有意模糊了自己的真实欲望。这当然有对于身体的不自信,但也有他的教养给他的束缚与要求。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位“绅士”,然而这位绅士在骨子里与一心只想占有女主的愣头男友相比,他们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究竟又有怎样的不同呢?(毕竟,那车中瞌睡的镜头,不就是暗示他前一晚春宵一夜而体力透支的证据?) 当然,仅从一种非常有限的意义上说,这部电影可谓是非常“女权”,这不仅是“教授”与“男友”各自代表了“父权”的两个维度——慈爱‘父权’(祖父)与缠人的‘夫权’(男友),也体现在“邻居”大妈颇为絮叨的自白中。大妈无法释怀自己不被教授所选择,而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同时照顾教授,以及她残疾的弟弟”,从而达到同时掌控“夫权”与“父权”(弟弟代表着娘家意义上的父权)的人生高峰。这种志向,其实是女性在这个父权制社会下的一种典型的、“扭曲”的价值观。这样生活无疑是不幸的,只是这种不幸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有不同的滋味罢了。 二 如果我们能明白女权这一层的线索,那么也就能更好地进入这部电影所建构的影像世界。“女权”这个电影价值观上的设定,在这部影片的作用,并非是为了批判现实,而是服务于对取自现实世界的电影世界的建构。《如沐爱河》所要着力呈现的是,这个华美精致的世界(二战后高福利下的日本社会)已然是废墟,而身处于其中的人们,只能在孤独中以谎言的方式来达成利用和占有他人的目的。对于这部电影而言,《如沐爱河》的内核,所包含的乃是对现实与谎言、孤独与信任这类古老主题的再度言说(如《哈姆雷特》)。毕赣导演曾经在访谈中说过:“电影是极为写实的,因此影像是颇为笨拙的东西。”可见,在电影创作时,创造世界的华美只需要写实与克制的笔调,而这并不困难,但欲求表现这个世界本身的脆弱,则必须完成“观念输出”。而这个“输出”的过程,在这部影片中乃是导演在电影视角切换上下所下的工夫。 我们还要回到电影的开头那个奇怪的主观镜头。在这个镜头中,导演用“画外音”的方式,告诉观众面前对话的男女,并不是声音的来源,继而完成一个“主观”视角的构建,这有别于一般导演习惯的以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来作为电影开场的惯例,从而以一种“反套路”的方式给出一种叙事上的突兀感。这一手法看似炫技,但却足够精准,因为真正要完成上述的这种共情关系,必须诉求于主观镜头后的一系列铺垫:与上司(皮条客)对话的正反打镜头、与好友(同乡兼同事)对话中呈现的完全不同的情绪、以及与周遭环境并不相匹配的服装与打光(女主身着学生气的常服,高度打光)。这一系列的调度与服化道的设计,都旨在烘托出女主此时的处境——极致的孤独。而“祖母来访”这一事件设定,更是为女主此刻的处境做足了铺垫;于是,在出租车上,当女主一个从耳机中听取祖母的语音留言时,观众在祖母慈爱关切的语气中,彻底融入了女主本人的角色中;导演还不失时机地在语音信息里穿插来自“银行”的电话信息,不动声色地交代了我们女主之所以走向“失足”的原因,让观众很好的接受女主的人物设定。于是,当女主要求出租车绕行于火车站广场以便让她确认等候她、相信她并真正关心她的祖母时(这里暗示了女主父母的空场),观众能深刻体会到女主的辛酸与无奈;当女主看到自己原来被强行要求去赴会的“客人”乃是一个如她祖父年纪般的老者时,我们也感到了这个现实世界的恶、荒诞与无情。顺理成章的,与所有的“性工作者”一样,女主很快进入“工作角色”,开始自己的表演。当她娴熟地与教授攀谈与撩拨后,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女主选择了一种最为彻底的方式,来打破一切预先安排的暧昧与套路。当她将脱下所有衣物,直接钻进教授被子的那一刻,仿佛宣示了一种无声的抗争——她要以一位“援交女”的“直接了当”,来回击嫖客教授的“虚情假意”,以保留仅有的自尊。 电影视角的转移,也是另一位主人公出场的过程,这也始于女主进入教授房间,“褪去衣衫”的那个魅惑瞬间。通过前一女主视角的铺垫(如出租车的后视镜、来访的电话),教授的形象被逐步树立了起来。一方面,他是一个颇受人尊重、掌控相当社会资源的大学教授,另一方面这层身份又使得他当下所为背离于世俗对他的期待。在矛盾的心理下,他似乎有意将“性交易”装扮成一次重逢、一次寻爱之旅。在精心准备与忐忑不安的心境中,他期待接受一位与自己孙女同龄、却又可能撩拨情欲的“淑女”,并在她的专业“引导”下,完成从精神到肉体的恋爱与性爱重温。这种心态当然有虚伪的一面,却也能逐步让观众感同身受。面对散落满地的年轻女子的贴身衣物,教授内心的暗流涌动,实际也是(尤其是直男)观众的内心波动,二者的同一,使得观众与教授之间完成了代换,继而从女主的视角切换到了老教授身上。而当教授帮女主盖上被子,拔出电话并关上灯的那个时刻,观众才最终接受了这个七旬的老者,不再仅仅将其视作为一个“龌龊”且“伪善”的买春客。不过,这一过程本身也是矛盾重重的,教授内心并没有放下“欲求不满”的怨念,只是一时的高尚感让他重新获得了心理上的优越,继而获得了一种高于性满足的快感。从教授自己的内心来说,他和观众一样,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确认,也不再将自己视作为一个“龌龊”的好色之徒。但显然,导演在白天车内的一个镜头揭穿了教授虚伪:当女主不得不在副驾驶座上穿上丝袜而抬起大腿的那一刻,教授脸上又重新挂起了应有的“猥琐”(这似乎暗示了他最后并未放弃这桩交易)。这些细节的设置,为之后教授“英雄救美”的动机做足了铺垫,也为迎接影片最后一幕到来埋下伏笔。 然而,电影并不打算抨击教授的道貌岸然,反而保有了一种克制的同情。这是这部电影超出“女权”题材的范畴,也是它更深的用力所在。在影片的结尾处,导演又一次故技重施,通过邻居的主观镜头,完成了又一次的视角转换。邻居大妈的自白暗嘲了教授的不自量力,挖苦他觊觎年轻女性的身体,以求欺骗自己只配与同龄老人结为生活伴侣的事实。但这段颇为絮叨自白,无疑助导演借第三方之口,讲出了整个社会安置鳏夫与独居老人的一般逻辑。此时,教授不再作为一个“男权”的形象出场,而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老人”,他没有勇气面对世俗的流言蜚语与指指点点,也没有体力面对入侵者的暴力。在这一情境下,导演才能重新安放教授的人物设定,使之能第二次被观众同情与代入。作为一个孤寡无助、并夹在难以进退位置上的老者,是否能够去拥有和保留自己精神与生理上的“爱河”,还是听由社会的声音任其干涸呢? 三 阿巴斯的克制与隐忍,使得整部影片绵里藏针,将爱欲与孤独的主题表现的平静如水,润物无声,却又同时暗流涌动,惊心动魄。难怪中译版本的片名要叫“爱河”了。影片对人物的设计是成功的,在描述比例上也恰如其分:前半段为女主人物的塑造,以近乎白描的方式交代了其生活的困境,并借此勾勒出社会范围内的现实与荒诞的“大世界”;中段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通过将镜头限于教授寓所、私人汽车的空间内,构建起了一个孤独的、私人的、却也是表面温馨舒适的“小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勾连,则交给了纸片单薄的“女主男友”。然而这一单薄的人物却也是厚重有力的,因为通过男主身上的暴力与粗蛮,突出了小世界无力对抗大世界的宿命。影片还从另一条线索暗示了这一点——对大学的态度。作为大学生的女主,和作为大学退休教师的老人,都无力面对来自底层工薪阶层的冷嘲热讽,后者身上带着反智的情绪。如男友在车里所嘲讽的那般:“大学里能学到什么,不过就是几本过了时的洋书。又有谁带她去见世面呀?”从某种角度说,教授默认了这种态度(尽管心中鄙夷),才无可奈何地用探讨人生经验的方式来与男主沟通。而这一视角在“修车厂”这一幕中得到了强化。在车库中,当教授偶遇了在警校授课时所教授的学生,并得知他不再从事警察(公务员类的)工作,而是转向了“创业”时,教授自己也颇为感慨与唏嘘。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类似韩寒式的道理:“读了那么多书,知道了那么多的道理,你还是过不好这一生。”这也暗示了日本知识精英阶层在精神层面上的整体衰弱,因为他们原有东亚式的“唯有读书高”的价值体系,在当代社会已经难以承受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与商品拜物教的冲击。导演选用一个社会学教授的设定,无疑暗讽了整个知识精英阶层的迷茫与沉沦;而与此同时,女主的遭遇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女性的自我意识虽然觉醒,却并未如同西方工业社会兴起时那样,以斗争的方式获得独立与尊重,反而是在商品经济与男权等级秩序的合谋下彻底失去前进的希望,夹在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当然,这些宏大却也容易陷入空洞的主题,被阿巴斯导演很好地内嵌于人物的私人化的心理活动与朴实的对话中,无疑是非常巧妙和高明的。

  3. 《如沐爱河》。虽然场景是在都市里,仍然有公路片的况味。主人公们象在《樱桃的滋味》里一样,开着车转来转去。

    据说阿巴斯是在东京四处观察,根据自己所见所感编出这个故事。实在了得,对一个了不起的观察家来说,距离感带来敏锐和准确。这是阿巴斯交出的关于东京的一篇作文。

    这篇作文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东京。东京是什么?超大的都市,商业饱和到匪夷所思,人和物,都饱和到匪夷所思,这样的超级都市是能把人压垮的。秋子年轻、从乡下来,到了这样一个各种事物爆炸般存在的地方,她会怎么样呢?她就有了那样的表情。

    第一个在酒吧的场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表情,她看上去傻傻的,就是一副土样,对介绍人的纠缠、男朋友怀疑的纠缠,毫无意志力地应付着,那眼神好像随时怯怯地在观察对方的反应,虽然嘴里诺诺地重复着不能配合的理由,其实不过是机械木讷的条件反射罢了,甚至在最后发出尖叫,也只是尖叫,其中没有任何意志力。尖叫好之后,就跟着人家走了。

    然后就公路了,上了出租车。出租车上花了大量镜头拍司机的脸。这是一个过场人物,但主角是东京嘛,所以这也是东京的一张脸。在这个人物脸上都市的空洞表露无遗,仿佛没有性别,更没有喜怒哀乐,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做一个司机,又有什么是能被自己掌控的呢?生命力完全被抽光了。不用解释他的来龙去脉,大家都懂的。

    老头出现了。

    老头倒是挺好、有来历的一个人,他是作家、社会学者、翻译家,他曾经有家人,有妻子和女儿,现在一人生活,慢腾腾在家里走来走去的身影显得孤独,但偏偏这种孤独并不完整:我最惊异的是他的房间实在太吵了,就在马路旁边,车水马龙、摩托车飙车的声音24小时不断,白天除了交通声还传来孩童的玩闹声,还有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随时粗暴地闯入他的时间、不由分说无法拒绝的工作。“东京”这个主角不断地入侵,所以他的孤独也是现代都市人的孤独,是碎片化的,没有深度,没法酿造出什么,比如美酒和诗、比如思念。

    秋子不爱喝家乡汤的细节透露了她来东京的理由:年轻人总是厌恶家乡的。她只知道厌恶家乡,厌恶到就算心中还有情也义无反顾(看到奶奶在车站苦苦等候的身影还是流泪了),但不知道来东京寻找什么。这里看上去什么都有,又仿佛空无一物。所以“都市生活”已经被抽去所有根据和来历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无需回答为什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能吗?我们被切断了来时路,乡村属于老年人,已经回不去了。

    为什么学社会学?为什么跟这个男人交往?为什么做call girl?接下来做什么?她通通不知道。

    她总是很悃,这也是被都市生活所困的人的普遍症状,不是吗?我们总是睡不够,从未睡得很香过。悃来自被剥夺一切主动性和自发性,跟司机的没有性别和表情的脸一样。

    老头的专业其实是挺有深意的,一个房间几乎被书架占满、自己几乎被如山的书压倒的学者,一个对社会做了一辈子研究的“专家”,却被一个“砖家”一块砖就打倒了。我们看到他工作的时候他都在翻译,暗示社会学是个外来的、异质的东西,它对东京能有什么作用呢?那位“砖家”倒很厉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不过是一些过时的外国书籍罢了,根本解决不了切身的问题。

    “砖家”本身就不过时吗?他是另一个乡下人(这也许可以解释秋子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他让她感到熟悉),虽然年轻,却抱持着祖父灌输的传统价值观,坚持结婚前拜见家长的习俗,天真地认为结婚、使自己获得丈夫的身份就能解决一切,他其实真诚有礼又脚踏实地地工作,实在是个好孩子,但他就是没办法应付这个生活,当简单的幻象破灭时,他只好拿出砖头发泄到某个人身上,因为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拔剑四顾心茫然”。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关键是老头的设定,他的家是一处“书斋”,但这个都市其实容不下一个安静的书斋,他的社会学暴露在社会之中,如同危卵。他的整个意图从未实现,他叫秋子来,买了酒、做了秋子家乡的汤、准备了蜡烛,也许他本想从长得象妻子和女儿的秋子身上获得一点人际的慰籍,可这个愿望和安排不断被各种琐事和意外打断,要么是突如其来的工作、要么是秋子的悃,以及秋子男友出现后越来越逼近的威胁。从老头身上我们看到人和人无法沟通,别人无法符合你的期望,不断地应付小意外,直到被大意外打倒。

    仿佛赤裸裸生活在人群中,每个人单独看都是理智的,合在一处却是疯狂,象一起挤在一叶扁舟,不是沉沦便是失控。因为我们已将个人的理智拱手让给了更大的东西,那如同matrix一般的东西,那打造了东京这般巨大怪物的东西。

    如沐爱河?别开玩笑了,这里什么都有,唯有此物欠奉。
  4. 《如沐爱河》是阿巴斯在日本拍摄的唯一一部电影作品,起用日本的演员阵容讲述了一个日本本土化的故事。在这部电影中,阿巴斯在进行电影叙事的同时,依然展现了他作为艺术家的敏锐直觉,创造性地使用声音让整部电影变得令人回味无穷。

    这处声音的设计来自影片开始30分钟处,高梨临饰演的援交学生明子进入奥野匡饰演的老教授的家中开始。在这样一处封闭的家庭环境中,阿巴斯首先放大了窗外的环境音,公路上驶过的汽车的声音“侵入”了教授的家中。随后教授和明子开始交谈,但环境音再次放大,同时越来越多的杂音开始出现,并且无法分辨出有多少种声音,这些像是从嘈杂的集市采集而来的声音伴随着二人的对话。当然二人对话的声音一直占据着主体,而这“莫名其妙”的环境音如果不仔细听的话甚至会直接忽略它的存在。可当观众一旦开始注意环境音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去关注人物的对话而是会开始疑惑或者饶有趣味地去分辨环境音。

    有关这段声音的插入,阿巴斯从未在公开场合谈及他的设计和构思,不过似乎也没人去问这个问题。但这是《如沐爱河》或者阿巴斯电影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相信很多注意到这个段落声音的观众会下意识的认为电影的后期制作出了问题,并且在这部电影中这种声音只在这一处出现,阿巴斯似乎也没有在以前运用过这种手法,所以这一处被忽略显然是正常的。但是这种处理只是阿巴斯经常使用的电影自反方式的一种变体而已。

    IRA JAFFE在《Slow Movies:Countering the Cinema of Action》中的《Death-Drive, Life-Drive A Talking Picture, Taste of Cherry, Five Dedicated to Ozu and Still Life》这样分析过阿巴斯的作品《樱桃的滋味》:Perez认为早在70年代,阿巴斯为伊朗儿童智力与发展中心拍摄的影片就已经显示了导演“暴露自己的摄像机”的倾向,“这种像老师为孩子们解释事情是怎样完成的工作方式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也许是为了与现代主义相协调 ……在慢电影中,类似于(电影结尾)这十二个镜头一样的自反并不常见,它们的出现可能会使观众感到惊讶和疏离,尽管这些镜头并没有使得电影变得更复杂。最主要的原因是阿巴斯的这种“暴露摄影机”的倾向只是出现在影片的结尾,而不是在正片中打断人物动作。所以《樱桃的滋味》可以被认为是一部还没有完成的电影。

    IRA JAFFE在这篇文章还举出了利桑德罗·阿隆索的例子:在《利物浦》中,利桑德罗·阿隆索认为自反是静止的摄影机在主要角色让出的空间里的停留。Dennis和Joan West这样描述上述的停留(或者说停止的时间):Farrel(注释:《利物浦》中人物)已经离开了他的狭窄的船舱隔间,而我们却还有几秒钟来简单地凝视着这个环境。(注释:人物开门走出后镜头仍然维持5秒左右)另一个例子就是当Farrel离开他母亲的村庄的时候,摄影机依然在这个空荡的房间里停留了29秒。阿隆索继续补充说,在这样的“暂停”之中“观众开始意识到电影语言,因为他被要求注意到电影摄影机的存在,他同样会注意到导演的存在,同时也就会明白在虚构的情节之外有人在向自己讲述故事。

    这种依靠摄影机停留的方式并不罕见,蔡明亮等人也经常使用。不过我们可以认为,阿巴斯是这批电影导演中率先尝试在声音上进行电影自反的。斯蒂格勒在《电影的时间》一文中指出:从根本上说,电影叙事对观众的统治源于最为古老的故事欲。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阿巴斯认为他的电影需要观众来完成,所以这种声音的处理方式使观众从叙事的统治下脱离而出,摆脱听故事和电影中人物对话的欲望,从而来认识到眼前的这部还没完成的作品,进而完成它。

    也就是说阿巴斯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暴露摄影机”,他将电影的后期制作过程也暴露了出来。这种隐蔽的处理当然也再次验证了IRA JAFFE对阿巴斯电影自反的判断,阿巴斯的自反是一种局部的,比戈达尔的自反显得更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