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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尼尔森 Half Nelson(2006)

简介:

    白人历史教师丹•邓恩(瑞恩•高斯林 饰),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家破旧的公立中学教书,他的学生多是黑人。丹有激情和创造力,热爱学生,不遵循官方教学大纲,相信黑格尔辩证法,认为历史本质由相反力作用而成。他使得纸页间枯燥的历史生动鲜活,鼓励学生思考和分析历史,及自己周遍世界的运作法则,学生成为丹存活于社会的救生索。晚上,他是不可救药的瘾君子。

演员:



影评:

  1. 影片充满了生活的真实质感,冷静压抑而情绪暗涌。看似波澜不惊,却处处是苦痛,处处是挣扎。沦落之身,救赎之心,他们抓住彼此想要拯救另一个自己。两位主演瑞恩·高斯林和莎莉卡·艾普斯的演绎都很精彩,撑起了整部影片的情绪,使影片令人信服又充满张力。
    我们需要自我救赎,但是我们往往拯救不了我们自己,喜欢片名的寓意,也喜欢导演摇晃的镜头和掺杂的历史的表述方式,只可惜很多东西点到即止,也许是与我生活太远的原因
  2.     生活是需要理由的,我原来只是觉得应该为自己而活,而现在,算是清楚地理解了。不同的身份赋予你不同的希望,也带来了相等的绝望。当找不到出口,我们便会陷入深深的无助之中。那时,我们便渴望得到那些所谓生活的理由。
                                  身份一:教师
        【半个尼尔森】中的丹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历史老师。很瘦,年轻的脸上却有着浓密的胡须,加上乱糟糟的黄发,总显得佷疲劳,永远没有精神的样子。即便是沉溺在灯红酒绿烟雾缭绕中,他仍然是慵懒的,眼皮都不会费力抬一下,嘴角的笑容都显得飘忽不定。
    午夜,酒吧后的巷子里,有些醉的丹对着两个女人说,“我的生活一团糟,不过我写过东西,”他顿了顿,“是的,我是个老师,但是我应该教他们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应该教他们什么?如果可以改变一个学生,那我就可以改变他们全部。”这就是他认为的救赎,做着可以有所改变的事情。此时,写作者和教师这两个身份像是有意识地把自己同他人区分开,象征着自己还有纯真的理想和高洁的灵魂。可是女人们还是走了,对话戛然而止。这样的尴尬,这种不被接受不被理解的苦闷总让人觉得万劫不复。
        丹无疑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甚至用用辩证法,矛盾,甚至是中国的阴阳学说来给学生们讲历史课。他讨厌同事的照本宣科,无视校长交给他必须讲的民权运动。他讲他认为的学生们必须理解的知识,和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让学生背一些正义但同时也总被历史所试图掩盖的事实。学生们站在讲台上背诵这些历史的镜头穿插在电影的中间,配合过去的影像资料。异常孤独的镜头却扎醒了麻木的人们,我们应该记得这些被苍茫历史所掩埋的人和那些事,这样才能唤醒我们快要被麻痹的良知。
    由此可以想象,年轻时期的丹定是个充满热情,有着政治抱负,希望有所作为的年轻人。他想挽救这个世界。而如今,所有的想法只能对着这些尚对理论似懂非懂的孩子。他们之中又有几个可以真正理解在讲台上发着梦的老师?所以,看着丹上课时的眼神,总让我觉得有些悲凉。
        当丹的学生对他说,“你也是‘机器’的一部分”时,丹的话似乎在告诉我们他承认自己也是这个他一直抵触的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可能和这个机器是背道而驰的,但我们仍然是这个机器的一部分。我虽然为政府和学校工作,但我同时游离于众多的政策之外。”是的,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即使我们有再多的不满,即使我们非主流,我们仍然是这个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接受现实的人,一个不知怎样能够改变哪怕一点点的弱者。
        当丹在上课期间躺在办公室沙发上接近崩溃的时候,我们便了解,曾经作为生活支撑点的理想主义已经薄如蝉翼,甚至唤醒学生们的使命感也不再强大。每次讲课的内容都是揭开他伤疤的利刃。那些理想主义理论究竟能够改变多少这个让他窒息的世界?
                                  身份二:朋友
        丹与杜瑞尔的友谊是故事的主线。他们真正相识是因为丹在卫生间里吸毒的时候被杜瑞尔发现,瘫倒在地上的丹一直无助地说,“我佷好,对不起,我佷好。” 他需要帮助,但身边的人离开太多。所以杜瑞尔要离开的时候,丹一直说“不要离开,就一分钟”,然后握着她的手放在自己的额头上。丹是如此的孤独而无力。
        无疑,他们是朋友,从最初的试探对方到之后的深信不疑。可是老师与学生的矛盾却总让丹有些犹豫。丹想保护杜瑞尔,送她回家,只因为他害怕杜瑞尔会受到伤害。丹习惯上课前看着杜瑞尔的座位,习惯开车送她回家,把杜瑞尔带回家并且一同做饭吃……矛盾似乎在杜瑞尔替毒贩子卖毒品给丹的晚上上升到了顶点,丹掉进绝望之中,他觉得自己要完了。他觉得,杜瑞尔就要离开他了,像他原来的女朋友一样。
        记得公园里,看到女友的结婚戒指,丹痛苦地靠在椅子上。女友说,“有些人确实变了。”丹低着头说,“不是我,我不可能变,因为我仍然是个混蛋。”女友望着他说,“你不是个混蛋,你只是个大孩子。”
        是的,丹只是个大孩子,他拒绝改变,自私地用自己的理解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所以丹总会让身边的人痛苦,继而离开他。而丹又怎会觉得好过?不断的失望与无助蚕食着他的身体,每当受到伤害,无力的他便用毒品来麻醉,毒品麻醉了他的痛苦,所有让他无能为力的事情,全部融化在汗水中。脑子空白了,什么都不用想了。这种软弱他无法面对更没有勇气承认,所以他拒绝和杜瑞尔提及毒品。
        丹说,“我努力过,振作起来,这对有些人确实有用。我曾经的女朋友就要嫁人了,所以它确实有效,但是对我却没有用。我太专注于我的学生了……”缓慢而忧伤的音乐满满想起,我为这个努力抹着眼泪的男人而觉得难过。是的,是的,每次在他收拾屋子,锻炼身体,倒掉烟灰缸里的满满的烟头时,我感觉他都是要试图振作。可是,女朋友离开了,朋友离开了,家人的不理解,猫死了,理想破灭了……重新找到继续的勇气怎会那么简单?
        当所有的理由都不再成为理由,我们怎样理直气壮地继续生活?
        不过我们还有杜瑞尔,这个可爱的天使到了最后,仍然不离开丹。杜瑞尔到丹的房子里找他。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她递给他一根她非常喜欢的那种棒棒糖,然后问,“想好了吗?”丹定了定,沉默着。之后我们就看到他刮了胡须,梳了头发,换了衣服,准备新生活的样子。看到这里,不禁松了口气。之前总是觉得绝望,丹似乎只有自杀一条路可以选择了,可是我忘记了杜瑞尔,此时她给了丹新的理由,或者是丹从她身上又看到了新的,可以继续从新开始的理由。总之,丹可以新生活了。
        我们应该开心,这样一段无助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电影
        影片的镜头经常摇晃,对焦也略显生硬,不过也因此让人觉得更像纪录片,真实的仿佛就是身边的事情。我不是佷喜欢翻译的中文,或许是“nelson”太容易让人误解成为名字吧。其实,“half nelson”的解释可以是从后面架住对方的胳膊然后用力压,以制服对方。这貌似是一种打斗方法。我是更喜欢这样的理解,因为这让我觉得电影在陈述人们一种状态,仿佛是弱者对生活的抗争,让人觉得无助,也更让人觉得悲壮。
  3. 这部独立电影不太适合在电影欣赏。如果你非坚持要在电影院看,也不是不行,那最少得在电影院看三回。这三回还不能是连着的,得看完一次间歇上两三天再来。

    第一遍来摸摸门道,认个脸熟,大概感受一下三位主演的演技,再发现一些很明显的问号回去研究;第二回看的时候心里比较有底了,可以好好欣赏一下你已经研究过的配乐、穿插在影片中的历史话题、演员的表情和动作的细微之处,再发现几处导演隐藏得比较巧妙的埋伏;第三回基本上就不需要刻意观察,不用再那么紧张了,随性就好。

    要体会这片子的种种埋伏,这看的次数可省不下。这只能怪导演兼编剧同志实在是志向太高、酝酿太久,这么个长度中等、角色寥寥的电影偏要装超负荷的信息量,加上文化背景差异,实在是令人难以马虎应对。

    当然,大家只看一遍也是可以的。这电影容易看出内伤,如无必要,大家不必较真来自我折磨。

    片题是个有意思的东西,一定要说两句。Half Nelson——乍一看,我第一反应是电影里面有个叫Nelson的角色。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给这部电影配乐的乐队Broken Social Scene的一首歌。网上也有人讲这是来自美国歌手Willie Nelson的一张名为Half Nelson的专辑(1984)。好玩的是查查Wiki,half nelson是摔跤中单臂扼颈的一种手法。唉,前面那些解释皆非。你若翻翻官方主页和电影的相关访谈,就发现制片人员对此疑问往往视而不见,状若未闻,存心不给大家解释清楚,定一个官方答案。

    再研究一番,原来这里的Half Nelson是爵士乐手、小号演奏家Miles Davis(迈尔士戴维斯)在1956年推出的一首同名曲子。不但这首曲子曾在电影中出现,可能它的硬胶唱片就作为一个道具摆在Dan的家中,说不定Drey从一堆唱片中捡出来拿在手上的那张就是这位黑人小号大师的这张作品。我还真动过念头,想把电影依次定格在Drey拿唱片的那几个画面,放大了仔细研究一下那一闪而过的封套。想归想,也还是没有真的这样干。要是导演Ryan Fleck自己干干脆脆地交待了,也省得我一直惦记这个细节了。这个滑头耍得好啊。

    对我这样几近乐盲的人来说,这题目的典故可比这字面上带出的那点的意思要难多了。所谓Half Nelson,不也正是Dan和Drey的写照么?在分界点上,清醒和混沌,振作和堕落,前进和后退,只有这薄如一线、没有任何物理质量的分隔么?电影中最有冲击力的一幕是Dan和Drey这一对师徒在汽车酒店的房间里见面的那一场。一个是在疯狂的性爱派对中打电话买毒品的白人瘾君子,一个是终于下海帮社区的毒贩子当“快递员”的黑人女孩,两个人在毫无准备、又似早已注定的场合下陡然照面。拿到毒品的Dan坐在洗手间门口的地板上,拿到了钱的Drey走到了房间的门口,这两扇门将屏幕分成了两个部分,两个人的脸各在一边。他们互相凝视,各自观照。画面在此停顿。这一幕中犹如看镜子一般的对峙感和彼此成了“共犯”的感觉,让界限变得既清晰又模糊。

    中间点是不稳定的,它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当矛盾发展到了顶点,处在这中间点上摇摇摆摆的人就不得不决定到底要倒向哪一边。在那一夜之后,彷徨无定的两个人迈过了中线,走向了终于选择好的方向。

    还好是一个明亮干净的未来。
  4.    一部注定票房不高,只能在美国艺术院线放映,但是影评人喜欢的电影。毒品、迷失、怀旧、种族偏见、幻灭虚无、身份的矛盾等元素搀杂的主题,一直在摇晃的镜头,略显晦暗的色彩,机锋暗藏的剧情,欲言又止的背景,微妙含蓄的语境,都成就了它小众的口味,量身定做一般等待着影评人的拍案叫好,呵呵,这么说并不代表我就在嘲讽这部小众的文艺电影,相反,颇为见喜。

        一个在日间用历史来教会非裔社区的学生独立思考,课后带领女孩们打篮球,在学生心中能力超强,和蔼友善的白人老师丹尼尔·邓恩,对教书有着激情和创造力,热爱学生,不遵循官方教学大纲,笃信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历史的本质由相反力作用而成,他鼓励学生思考和分析历史以及自己周围世界的运作法则,使纸面枯燥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学生成了维持他的生活的维生素,在夜间他却变成了幻灭空虚,颓废迷茫,不可救药的瘾君子;一个拥有因毒品而支离破碎家庭的早熟且自我保护的非裔女学生德蕾,父亲缺席,哥哥因贩毒入狱母亲因繁重的工作无法照看她,她喜欢打篮球,戴棒球帽,骑自行车,吃棒棒糖,她因自我保护而显得冷漠而泰然,早熟而另类。丹想帮助他,却没办法提出任何有用的建议。一次篮球比赛后,德蕾发现了丹吸毒的秘密,这促使两个都被毒品折磨的筋疲力尽的人逐渐靠近,结下了一段超越了寻常师生关系的友谊,他们彼此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关系超越社会阶层、种族、性别、年龄差异,建立于共同危机的认同感。两个脆弱的生命,都在寻找着依托,寻找可以相信的东西,是某种意义上的相依为命,处于特殊时空的彼此理解和帮助。偶有暧昧朦胧,却并非“洛丽塔”,关系独特而隐藏着悬念和张力。

        丹实际上弥补了德蕾缺席的“父亲”角色,激发了女孩懵懂的爱意,编导却扼杀了其的发展可能:德蕾在家对镜学成人化妆,却同时交织着丹与女同事在家做爱的镜头。而与此对照的,德蕾超越年龄的早熟自若,和丹与年龄不符的情绪化对照,成为了后者的安抚剂。于是“师生关系”出现一种反讽的微妙逆转,而德蕾成长所需的正面的成人引导,丹无法提供,弗兰克也是一样。

        弗兰克是德蕾哥哥的贩毒搭档,自认为有责任照顾她,如给些零用钱,帮她找回失窃的自行车,自然,也让德蕾帮他卖海洛因,这种利用,其实没有善与恶的是非判断,只是生存使然。丹和弗兰克,德蕾的两个“父亲”,清楚彼此的弱点,警惕和敌视彼此对德蕾的影响。直接交锋,引出了种族话题。

        弗兰克对丹的质问与轻蔑:“白人永远是正确的,对吗?”丹作为白人男性的权威,虚伪和优越感顷刻瓦解。同时,他却需要弗兰克的毒品,作为毒贩的弗兰克并非洪水猛兽,甚至显得亲切可爱,教师和毒贩,看似代表社会的“好”、“坏”两极,但实无明显的是非判断,并非非黑即白,而更多属于灰色的暧昧。

        什么是“半个纳尔逊”?“这是一个摔跤动作,一种僵持状态,但你可以逃脱,尽管需要技巧。”导演瑞恩·弗里克解释说,“只是个关于挣扎的隐喻,比如毒瘾或社会政治、阶级斗争或其他。这也是一首迈尔斯·戴维斯的歌,类似的主题。”只可惜这首歌版权过于昂贵,最终没有出现在电影中。编剧安娜·波顿更进一部解释道:“我们要拍一部很微妙和引发思考的电影,不喜欢过于直白,所以觉得这个标题符合影片的风格。”

        这种微妙的状态和对比在影片中得到了从一而终的贯彻,以至于从细微处不经意的流露出来。丹住的公寓破旧空荡,家具如自街上拾得,书架尽是左派著作(故让产生一夜情的女同事误以为他是共产主义者而使他大为不快),厨房和沙发是偶尔招待幽会的异性。白天在学校教书,他是孩子们的天使;晚上在酒吧混迹,他是自己的魔鬼。目光混沌,与酒精和毒品为伍,自我矛盾,人格分裂双重生活。所谓“为人师表”成为一种讽刺。旧时学生的父亲在酒吧为孩子学业成功感谢他,他竟然迟钝到认不出对方是谁。一个看起来挥霍岁月、游戏人生的中产阶级白人,实际是生活在别处的苦闷灵魂,一个有幻灭感的后理想主义者,沉重的挫败感使责任心丧失,好似贴在嘴唇处以遮掩伤口的美国国旗碎片。

        丹何以至于此?影片提供了隐晦的暗示。在历史课上他为学生播放的新闻资料片,主题是美国六十到七十年代民权和意识斗争的关键时刻。著名同性恋政治活动家哈维·米克被杀;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被暗杀,中情局扶持皮诺切特军事独裁,并大量屠杀反对派与民众(值得注意的是,政变发生时间是1973年9月11日,不错,就是那个让美国心痛的同月同日);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自由演说运动领导者玛丽奥·萨维奥在伯克利大学斯普劳尔大厅演讲:“当国家机器运转得如此丑陋。让你从心里感到厌恶,身心饱受摧残,你们不能袖手旁观了,觉醒吧,你们已经被搁在了它的齿尖上,躺在了它的轮子下,粘在了它的杠杆上,扔进了它的肉体内……你们要让它停下来,给人民看看,谁能让它停下来,谁能真正拥有它,要获得自由,只有让这台机器完全停止运转……。”丹与孩子们讨论何谓“国家机器”,而他作为公立学校系统的一部分和白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男性,也无法避免被学生归入他厌恶的“国家机器”体系。

        而更深层的,丹对于已逝激进年代的迷恋及幻灭引发的智力疲倦,相当一部分来自家庭的影响。发表演讲的萨维奥应与丹的父母是同龄人,同是嘻皮横行的战后“垮掉”的一代。从影片中家庭晚餐一场戏可知,丹父母曾是60年代的激进学生,如今却被幻灭感催化衍生成了酒鬼。母亲对丹说:“当我和你父亲年轻的时候以为我们能改变整个世界。”丹道:“至少你们停止了一场战争(越战)。”母亲笑答:“那还算不错。”而丹却只能感叹:“可是一个人,什么也不是。”

        从此,改变社会的理想,变为自毁的愿望;想挽救世界,却连自己也救不了。他终于明白正义的不可能性,也寻不到归属感——不真正属于任何地方,任何族群。他脱离现实,处于危险的虚空。一个挫败的自由主义的语言,一段1960年代激进热情的挽歌,留下理想化的孩子迷惑在自由的废墟。

        影片最后的结局并没有落如大众化的“救赎”的俗套,因为困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部解决,现代生活含混感太复杂而不易被表达和理解。结尾留下的理解多于无所凭借的希望,两杯清水暗示了活着的姿态。不随意评价人物,克制却直接,推动观众可接受的友谊界限。当越来越多的美国电影远离生活经验,变成神与鬼的故事,独独没有人的时候,这部电影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真实质感,显得清冽而冷静,值得一品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