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美丽的守护天使 Prendimi l'anima(2003)
简介：
- 萨宾娜（艾米丽雅·福克斯 Emilia Fox 饰）从小就饱受着躁郁症的困扰，四处求医无方的她最后找到了名为祖（伊恩·格雷 Iain Glen 饰）的年轻医生，他是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学生。在祖的精心照料下，萨宾娜的疾病逐渐痊愈，像一个正常女人一样的生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演员：
影评：
- 卡尔•容格与萨比娜•施皮尔莱因的疯狂之爱
罗纳德•黑曼 文 彭牧 译
编者按：卡尔•容格处于精神分裂症的崩溃境地：与一位患者的热恋结束了，与精神之父弗洛伊德也分道扬镳。但正是在他自己的疯狂中，容格产生了他最伟大的思想。在英国传记作家罗纳德•黑曼（Ronald Hayman）的新著《容格传》（A Life of Jung）中，作者使用了大量从未发表的材料，第一次详细披露了容格个人生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本文节译了容格与女病人（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萨比娜的恩怨和与之关联的他与弗洛伊德的分歧，以揭示这段恋情对容格提出他的一些重要原型意象，如阿尼玛原型的深刻影响。
没有一位精神病学家，除了弗洛伊德，比卡尔•容格更具有深远的影响。容格开始是弗洛伊德的信徒，但后来终于发展出他自己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他最著名的理论是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学说，即我们每个人，尽管很大程度上是本能的，内心深处都积淀有原型意象。他要求他的患者去分析那些出现在他们的梦和幻想中的原始的神话意象。容格的另一重要方法是将人区分为外倾感觉型和内倾思考型。
容格生于瑞士，父亲保罗是位乡村牧师，母亲艾米莉是位精神病患者，曾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在容格的印象中，母亲的人格具有双重性，在这一点上，容格认为自己很像她。“我感到并恐惧于内心的分裂。”也许正是这种对母亲的双重人格可能遗传给他的焦虑，促使了容格做出了研究精神病学的决定。医学院毕业后，容格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苏黎士著名的布尔格霍尔兹利精神病院担任助理医生。正是在那里，容格逐渐建立起他一生中两种重要的关系：前者奠定了他深远的影响，后者则创造出在他骚动不安的、漫长的个人内心生活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904年，医院来了一位新病人。这是位18岁的俄罗斯犹太姑娘。她想成为一名医学院学生，但她梳着辫子，打扮得像个孩子。女病人敏感、爱激动、说话清晰，然而时不时表现出自杀的倾向。她常常发出一阵阵控制不住的大笑、哭泣或尖叫。她总是低着头，如果有人碰她，她就会吐舌头。她的名字叫萨比娜•施皮尔莱因（SabinaSpielrein）。
萨比娜被诊断为“精神歇斯底里”。当院长欧根•布洛伊勒让容格用精神分析法去治疗她时，容格感到十分吃惊。容格不知道他能做到什么程度。1896年，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治疗法”，声称能把无意识记忆引入意识，并许诺在未来的著作中对其过程进行解释。但8年过去了，这样的论著仍未出现，容格只好仓促上阵。
容格说他对萨比娜做了四个半月的精神分析。每隔一天，他就和她呆上一两个小时，坐在她身后，进行分析。他试验了“单词联想法”，即一个接一个地从一张表上念单词，病人每听一个词，就必须回答出听见后第一个随之联想起的单词，沉默和犹豫的时间都用秒表来测量。当她谈到自己时，容格特别注意萨比娜说话音量、节奏和主题的变化。
萨比娜记起三岁左右被父亲光着屁股猛揍，她当时变得很兴奋，就像平时看见兄弟被父亲揍一样。而现在尽管看见别人遭惩罚令她愤怒，但这种怒火往往会变成性兴奋。18岁时，她开始陷于意气消沉与躁怒不安的交替之中。
从这种分析中，容格意识到一些对其他病人也会有用的东西：当容格让她帮忙写一篇有关单词联想的文章后，她的自信心显著增强了。她的建议异常出色，容格吃惊地说：“像你这样的头脑推动了科学的进步，你应该成为一个精神病学家。”
虽然弗洛伊德认为医生不应与病人发生社会联系，容格还是和萨比娜聊起了他年轻的妻子，埃玛。很快，对埃玛的讨论变成了批判性的。容格感慨维持一个家庭是件困难的事。
容格常带萨比娜出去散步。有一次，她的外套掉在了地上，容格便用自己的手杖来拍打衣服上的灰。萨比娜突然狂怒地向他猛撞，一把夺回衣服，因为容格的举动使她想起了父亲对她的惩罚。但萨比娜还是渐渐变得不太歇斯底里，1905年4月，她已恢复得足以进入大学，6月份，她开始了医学院的学习。萨比娜出院之后，容格依然和她保持接触。她情绪急躁，而容格有点神经质，但他们俩却能相处融洽。身体的外在差异，则使他们彼此吸引。容格具有典型的日耳曼人外表，一点也不像萨比娜熟悉的犹太人或俄罗斯人。而容格从小生长在乡村牧师的家庭之中，这使他从未有过犹太朋友。他能够感受到萨比娜的犹太式兴奋，但当她说她能通过心灵感应觉察到容格的想法时，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
因为非常渴望重新控制住两人的关系，同时也希望在精神分析领域里，自己的第一次尝试能给弗洛伊德留下深刻印象，容格想到送萨比娜去维也纳让弗洛伊德会诊。他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没有提及萨比娜姓名的信。
萨比娜的病情越稳定，容格越喜欢和她呆在一起。不像埃玛，萨比娜谈到的她的梦想和无意识似乎能和容格自己的融汇贯通起来，这使他兴奋不已。这种共鸣部分地源于他们都来自笃信宗教的家庭———她的祖父是一个犹太教教士，而容格双亲的家里都出过路德派的牧师。像他一样，萨比娜相信无意识有预言的力量。从精神分裂症的经验中，他们两个人———她在他的帮助之下，都得到了新的拓展。但是萨比娜爱上容格很久之后他还一点都不爱她，而直到彼此相爱很久之后，他们才真正成为情人。
她并不想要求什么。她被献身的念头所诱惑，内心更多的是敬畏而不是欲望，他承认自己对她有欲望，但他说他们必须控制自己。她幻想着为他生个孩子，就叫齐格菲（Siegfried，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他将同时具备犹太人和雅利安人的优点。
容格对她心灵力量的信任与他童年时对自己母亲这方面的信任甚为契合，而萨比娜对他前途远大的确信，激起他极度渴望与弗洛伊德相见，弗洛伊德也许能帮助自己事业成功。1907年3月初，在布尔格霍尔兹利精神病院另一位大夫路德维格•宾斯万格的陪同下，他和埃玛在维也纳拜访了弗洛伊德。他们第一次一起吃午饭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容格在说话。随后在弗洛伊德书房中，谈话持续到凌晨两点。后来弗洛伊德曾说过容格患有他平生所见过的最复杂的精神病。容格和宾斯万格是第一次被弗洛伊德邀请参加“星期三学会”的非犹太人，“星期三学会”是1902年开始创建的精神分析讨论会。离开维也纳前，容格向弗洛伊德要了一张照片，在后来的来信中，他向弗洛伊德表示他最关心的事是“为您的学说的科学推广奠定基础”。他们都为俩人的友谊而兴奋，通过通信，他们的友谊甚至比他们居住在同一城市所能达到的还要亲密。容格同意编辑一份弗洛伊德学派的杂志，他还提议：“请允许我以儿子之于父亲而不是以平辈的身份来感受您的友爱。”
虽说如此，容格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萨比娜身边。他们亲吻、拥抱、争论是否做爱，但始终踌躇不前。直到容格受到布尔格霍尔兹利精神病院一位新病人的影响，这是位自行其事的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者，但却沉溺于毒品。奥托•格罗斯（OttoGross）个子很高，羞涩而瘦弱，长着亚麻色的头发、蓝眼睛、鹰钩鼻。他有几个私生子，别人说他与病人乱交。容格开始不喜欢格罗斯，但同情他，有一次他们进行了一场12小时不间断的谈话，彼此互相分析。
萨比娜几乎已经绝望了。当容格喜洋洋地说他对一夫多妻有了顿悟时，她非常震惊。他说他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但除了埃玛，她其实是他最亲爱的朋友。他们做了爱，并合做了一首散文诗以示庆祝：“为你，与惊涛骇浪搏击；而今，作为胜者：我舞动双桨，你恰是天赐。”容格说，他是因为她动人的激情并可以深入他的无意识深层而爱她。
可是当与他已有了两个女儿的埃玛又生了个儿子时，容格的感情变化了。萨比娜接到容格一封含混地说他不能再欺骗妻子的信时深受打击。但当容格发现他不能平静地结束时，维持了他们的关系。埃玛认为她已忍受得太久，1909年1月，萨比娜的母亲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要求她着手把女儿从容格大夫那儿拯救出来。她母亲给容格写了信，容格回信时并没有否认恋情，只是指出他“并不是利用职业之便，因为我从未收费”。他的治疗每次要收10法郎，因此最后他希望对方能选择“普通的解决办法”。
他告诉萨比娜他们必须停止见面。三周之后，萨比娜带着小刀来到了容格的诊室。当他伸手夺刀时，她反抗起来。容格突然变得面色苍白，用手拍着左太阳穴说：“你弄伤了我。”萨比娜明白过来时发现自己已处在屋外，哭泣着坐在担架上，周围是询问的人们。她的手和胳膊上有血，但却是他的。很明显，在他们争夺小刀之前，她打了他耳光。
容格给弗洛伊德写了信，说是为一位讨人厌的女病人，但仍然没有提到病人的名字：“在她面前，我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但是在与我过分敏感的良心相较量时，我并不觉得全然无罪，而这正是最痛苦的，因为我的目的是高尚的。”正是在此之后，弗洛伊德决定他们应该具有一种父子关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他提出收养容格为长子，在一个临时的宣布容格为继承人和“皇子”的仪式上为他正式“涂油”。如果没有绯闻的阴影，容格可能还会犹豫，但现在他很快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容格最终承认他与萨比娜的事实真相时，他希望他被剥夺继承权。“既然直到最近我给这个患者的始终是友爱和信任，我的行为就是欺诈。对此我很愿意向您，我的父亲坦白。”但是弗洛伊德认为这正是表现男性团结一致的好机会：“这些女人总是不择手段地企图用精神完美来迷惑我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真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观。”
6月份时，有一次容格刚做完一个讲座，萨比娜来了。他想逃走，但她显得很平静。他发现自己仍然爱着萨比娜。虽然将信将疑，容格还是用从弗洛伊德那儿逐渐发展而来的理论———他有一个“犹太情结”来解释：在维也纳他迷上了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同是犹太人而不到14岁的索菲，这种感情现在又回到了萨比娜身上。
直到1910年9月，在萨比娜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他们才再次见面。因为受到容格的影响，她研究了一个患妄想狂说话莫名其妙的女病人。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和与病人深入的沟通，萨比娜破解了患者的胡言乱语。这给布洛伊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建议萨比娜把论文给容格，让他发表在他主编的《年鉴》杂志上。根据萨比娜的日记，“我们见面的最主要的后果是我们再次陷入热恋，我对他的爱以一种疯狂的激情压倒了我。有时我强烈地反抗，但另外的时候我让他亲吻我的每一个手指，我全身好像粘在了他的唇上，因为爱而昏厥。”容格说萨比娜的论文使他陷入狂喜。它证明了精神病的思想结构与神话的模式完全一致。他提出在论文可以发表前和她一起工作，并介绍她加入精神分析学会。
每天早晨去容格的诊所，萨比娜总感到羞愧。“在候诊室中，他的孩子跑出来见我，两个可爱的小姑娘和一个小男孩……在孩子们面前，我是那么渺小，无力，‘欲望’也看上去令人作呕，我究竟想要什么？”
容格有步骤地把不稳定的病人引入宗教和神话的想像，萨比娜就是第一位接受这种非正统疗法的病人。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唤起了两人对对方的热情。到11月时，他们再次成为情人。容格喜欢她的自傲和他们那些彼此互相缠绕的思想，但并不打算与她结婚。他说他从根本上还是一个俗人，要求不高，只需要埃玛营造的典型的瑞士式家庭生活。尽管萨比娜讨厌被容格当作“爱情的替代物”，但恋情仍然继续下去。她整个人“充溢着爱”，她向命运祈求：“让我高贵地爱他。”
两人缠绵之时，有时容格温柔而充满深情，但有时他又“摆出一副唐璜的姿态，让我觉得非常讨厌，尽管他认为我忠于爱情，但他说我属于那种不是为母性而是为自由之爱而生的女人。”1911年1月15日，萨比娜论文答辩的前一天，容格告诉她，她肯定会发挥得不错，因为她是与魔鬼为伍的。在精神病学方面，她的研究成果异常出色，这说明他们俩对她的潜力的信心是有道理的。最后萨比娜把她的论文提交给《年鉴》杂志，她写道：“您得到的是我们爱情的结晶，您的小儿子，齐格菲。”但他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就认为她所写的颇有胆识、影响深远、富于理性，它不应该发表在《年鉴》上，而应单独出版。
容格到底有多少风流韵事？我们知道后来埃玛还得容忍容格的另一个情妇，托尼•沃尔夫（ToniWolff），与萨比娜一样，先是病人，后来成为助手和精神分析学家。此外容格还有些短暂的恋情。容格曾告诉一个朋友：“当我死的时候，恐怕没人能意识到躺在棺材中的这位老头曾是一个伟大的情人。”萨比娜认为容格充分利用了他的受人爱戴：“容格大夫根本不是个隐士，除了我他还喜欢其他许多的女人。”妒意渐渐渗入到她对他所造成的痛苦的谴责之中：“我才明白一个女病人的悲剧，开始被他诱惑，然后就抛弃，而后人们又开始谈论其他的这种‘韵事。’”
如果这是萨比娜离开苏黎士的原因之一，那么弗洛伊德则是萨比娜来到维也纳的一个原因。在那儿，没有被邀请，她就出现在一次星期三讨论会上。弗洛伊德并没有生气，反而邀请她在下一次会议上宣读一篇论文。她选择的主题有关死亡本能，对此弗洛伊德不仅没有写过文章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她的论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反对她对待神话材料的轻率。这使他想起了容格，他告诉容格：“我对你处理神话材料的方法有些不同意见，我与这个小姑娘进行了
讨论。我必须承认她非常出色，我开始渐渐理解了。”这“小姑娘”已经25岁。
在后来有关死亡本能的著作中，弗洛伊德未加注明地吸收了萨比娜的观点，就如同容格在他的书中所做的一样。在1912年3月给她的信中，容格说他刚刚注意到他们两人书中“难以置信的相似”。在遭到怒斥后，他才不得不承认，“优先权是你的……很明显，你意识到死亡本能比我早得多。”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认为是他们无意识地“融汇”了对方的部分精神，但这种“思想秘密渗透”的事实必须对公众隐瞒。
因为仍然留恋着容格，萨比娜提出让弗洛伊德为她分析，这使弗洛伊德非常吃惊。她认为也许弗洛伊德能帮她“脱离暴君”。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逐渐降温，通信逐渐减少。容格的口气仍然是友好的，但弗洛伊德有时变得冷嘲热讽。听说容格被狗咬，他反而问容格是否要关心关心狗的健康。
容格能否在情感上从对弗洛伊德和萨比娜的依恋中解脱出来而不崩溃？他的两位朋友的互相接触几乎使这种割舍变得不可忍受。容格内心的苦涩如果说是不理智的话，也应说是可以理解的。容格告诉弗洛伊德，萨比娜提交给《年鉴》的论文“大量地依赖于她自己的情结”。他援引了贺拉斯的句子：“上半部分是可爱的女人，下半部分是条鱼。”
1912年初，萨比娜嫁给了一位大夫，保罗•谢夫特尔（PaulScheftel）。但她怀孕四个月时，她依然迷恋着容格。弗洛伊德冷漠地说：“我想，你仍然深爱容格的原因是你没有把你对他应有的仇恨引入意识表层”。弗洛伊德不愿意萨比娜“继续保持逝去的爱情与梦想”，他说：“如果你的孩子是个男孩，他将成为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仍然是犹太人，其他人只会利用我们而永远不会理解我们，欣赏我们。”
整个秋天，容格处于极度紧张之中。“我觉得我内部的压力好像要冲出来，好像它们本来在空气中似的，一切都比从前黑暗。”他的梦变得更像幻象。当他在描述一种他称之为“神圣超绝”的状态时，他很可能是就他自己说的。
容格为这些内心表现出来的形象做笔记和画图像，试图这样来把握他骚乱的幻觉。他声称他获得了能够“当场”捕捉到无意识信息的技巧，他的著作《回忆、梦幻和思考》使人想到他的行为充满英雄气慨：为了科学的发现，他正在做一次危险的深入无意识深层的探险。
有些梦与地下的楼梯与大地洞有关，这意味着他的幻象位于地下。1913年11月，他说他决定向下坠落。“我让自己下降。脚下的地好像裂开了，我一下子跌入黑暗的深渊。”但是他的儿子弗朗兹对此很怀疑：“我父亲写的是他选择坠落，我不认为是他的选择，我认为他没有选择的能力。”大约花了三年时间，容格才从1913年的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
正是在他的精神崩溃中，他得出了他一些最重要的观点。他的阿尼玛（anima）的观点就产生于当他记录下自己的幻觉、与内心一个声音进行争论之时。他在做什么？这工作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他肯定这声音是一个女性的声音。“我觉得一位女性竟会从内部介入我的思想，这非常有趣。我想这也许与原始意识中的精神有关……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这个女性形象在每个男性的意识中扮演了一个典型的或者说是原型的角色，我称之为阿尼玛。”
他发现萨比娜不可抗拒的一个原因是，不像埃玛，萨比娜与他记忆中的一位脸黑黑的女仆相对应，这位女仆在他母亲住院时曾照料了他一段。在描绘这位女仆的形象时，他说，“这类姑娘”代表“我的阿尼玛形象”。容格相信，因为遗传了一个女性的集体形象，每一个男性所选择的配偶，都是直觉告诉他，这位女性是能接受他投射到她身上的阿尼玛形象的女性。她因此代表他的精神。
如果没有经历过精神崩溃，容格也许不会发展出他称为“积极想像”的方法，这种方法基于与他的阿尼玛和幻觉形象的交流。他让患者画出梦中或幻觉中的形象，然后向它们发问。这就像向一个内心的神祈祷，“因为答案就在你心中，只要你不惧怕它们。”这就是“让无意识浮出表面”。
（A Life of Jung，Bloomsbury，UK，Dec，1999） - 柏拉图在其（会饮篇）中曾说到：“因为人性同一，我们本为一体，而结合的愿望和追求就叫做爱情。”没想到这句话很久以后竟成了我最爱的那本电影的宣传语。《我美丽的守护天使》，这是电影的名字，也是整个电影要传达的一种声音。这是一本很哀伤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讲二战前期一个犹太女孩因为精神失常被父母从家乡苏俄送往遥远的瑞士治病，弗洛伊德的学生祖成了她的主治医生。祖用爱唤醒了她的感知，把她召回了平常人的生活。这个成家立业的男人成了她从小就憧憬的守护天使，而祖也似乎在她身上看到了某种在别人身上，甚至他妻子身上看不到的东西，因为精神的笼罩而异常唯美的艳丽。他们相爱了。也正因为此，所有潜在的矛盾和人性的卑微都流于表面，渐渐的脉络分明了。在对待爱情和名利时，哪怕再优秀的男人也会成为荣耀的傀儡，背叛爱情的凶手，也可以说正因为他们优秀，他们才会毫不心软的摈弃一切阻碍其前进的东西，包括轻视被女人视若生命的爱情。更别说还牵涉道德和婚外恋问题，在那个年代，还不容许有任何的僭越道德的事发生，人性的自由没有得到舒展的一面，人还是有足够理由去选择伪善。他们可以相爱，但却不能结合。于是结局就只能是其中一个人被迫离开，而离开的那个似乎永远都是女人。在家庭，名利，事业和道德的四重阻挠下，祖退缩了，她离开回去了家乡苏俄。所幸的是，爱情虽不能破茧而出，可依旧存在。他们都没有忘了彼此，她开始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宣扬人性的解放，并把祖曾经给予过她的爱同样给予了那些因为缺少爱而精神不健全的人。爱在这里得到了升华，并因为时空的距离幻化成了永远沉淀在心里的不朽的记惦，因此可以说除了那段短暂的游离日子之外他们从来没有一刻分离，他们始终保持着心灵的相同和精神的一致，直到战争爆发她被当作犹太人处死时，祖都可以感应到加之在她身上的那份疼痛和悲哀。
由此我想到对待爱情的方式是可以婉转些的，不必死死的纠缠着非得在一起，那只会让最后一点依恋消失殆尽，最后一点美好的记忆破裂毁灭，只留下悔恨，残烧着那张愤怒的脸。吞噬着那颗净美的心。所以尽管离别是因为不能坚守，我依旧不会对此有所埋怨，正如那本电影的宣传语：“——什么离了雨水还能生长？什么能够永远不停地燃烧？——石头离了雨水还能生长；爱情能够永远不停地燃烧”。爱情的度不会因为在一起而越来越浓，也不会因为分离而越来越淡，也许情况正相反，生理上的原因注定爱情是有期限的，像七年之痒，过了就只剩责任和相敬如宾的恬淡安然。没有爱情燃烧时三十七度二的极限温度了。然而。心理上的原因又注定失去远比拥有更可贵，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在渴望和想念之中，哪怕是伤害都可以成为一种甜蜜的纪念。更不用说好景不再时的抑郁之情，简直就是无声的折磨。只有疼痛过后才会留下印痕，于是爱情的余音长久乃至不朽。
当然，在这里我所指的这种爱情是基于精神上的共鸣，情感上的交流而排除因为对外貌的迷恋影响判断的明智和那些完全由于生理上的需求而盲目的“所谓爱情”。应该是说爱情不是在结婚的基础上或是对性的渴慕上的，它要有精神的一面，相知相许。它要“有所求”。或许情投意合，又或许个性相吸，总之要看到或感受到一种气息，像大诗人徐志摩“我于茫茫人海寻找我今生灵魂之唯一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就是这种有深度的情感可以令人百转千回，可以另本来抱着猎奇思想的人完全的徜徉在爱情之中，如同虹影在英国情人中所推崇的一场文化邂逅式的爱恋，你可以在对方身上找到你的影子，相同的境遇和心情，理解和同情，也可以是两股势力的碰撞，相互磨合，殊途同归。
爱情因此被当成是种艺术。好像悲剧被当成是种美。
它成了文学，电影，绘画，音乐的永恒主题。艺术家们只有在这样的爱情上才能找到灵感。“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有俄罗斯女诗人姿薇塔耶娃的爱情：不断变换爱情的对象只是因为要保持爱情的鲜活，找到永恒的情感的源泉，永远沐浴在爱之中“。不让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像杜拉斯的情人：女孩和中国情人的相爱是基于他们对现实同样的软弱无力，而他们的分离则是为了成就一段惊世骇俗的永恒爱情。当然事实证明，这爱还成就了法国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的一个奇迹，杜拉斯正是从这段自转性质的爱中感悟到了人生的悲壮，找到情感的突破口，从此立下了当作家的心愿。
也许，有人会说我的想法太过于奢求，可是，难道这不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吗。我们推崇的爱情其实就是一场生离死别，一片过眼云烟，一段想念和回望，一次泪流满面。要不韩剧也不会越出国境，风靡亚洲。要不伤感文学也不会异军突起，成为文学史中的一个奇葩。更何况还有影响几代人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是那么被人们津津乐道。我宁愿相信我们这代人对爱情信念的怀疑只是物质社会的一个陷阱，人们自我保护意识的内里其实深藏着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更为强烈的爱恨情仇。 - 当Dr.Jung从衬衣口袋里掏出那枚扁平的黑曜色石头，光滑的表面泛着淡淡的光。
“这是我的灵魂，现在交给你保管。”
Sabina紧紧地将这枚带着体温的灵魂攥在手心。
很多年以后，她一直将它夹在日记本里。每次深夜书写时，都彷佛是在向他倾诉。
Jung向他的老师弗洛伊德诉说自己的苦恼，“我是她的医生，父亲，情人。”Sabina的忧郁、青春、纯洁深深吸引着他。
作为她的主治医生，他悉心照料着这个活着自己世界里的孩子。医院的天井边，他轻轻将她抱起，就像呵护一只受了惊吓的云雀。窗子后的妻子若有所思的转身离开。
他第一次带她去餐厅吃美味的巧克力的蛋糕。局促不安的Sabina张望着四周陌生的环境，他体贴地为她拉好椅子。银色的小匙舀起松软的蛋糕送到Sabina嘴边。餐厅里其他的客人对这个穿着的不合时宜的女孩投来异样的目光。两次拒绝后，Sabina接受了他喂自己吃蛋糕。这时候他是她的父亲。
病愈后，Sabina听从Jung的建议选修了心理学方面的专业。在一次画展中，他们偶遇。在Sabina的家里，他成了她的情人。他们一起听歌剧，在Sabina的怀里这个成熟的男人竟然像个孩子般的哭泣。
妻子的一封信，将他拉回现实。处于事业顶峰的他，不得不向这段感情说“不”。他粗暴的告诉她，他们必须结束，他有家庭，事业，她会毁了这一切。
镜子面前，化了精致妆容的她决定让这个男人在社会上颜面竟失。但在最后一刻，她对他的爱阻止了这一切。她对着一个陌生的男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转身离开，留下愕然的Jung夫妇。身后Jung唤起她的名字，却成了最后的告别。
1942年，Sabina在波兰被德国纳粹关进了犹太礼拜堂，和她的女儿一起被枪杀。临死前，她将随身携带的日记本悄悄藏进了礼拜堂的桌子抽屉里，里面还有她保管了一生的灵魂。
她和Jung之间，谁是谁的守护天使，已经不再重要。
- I,too,was a human being.我也曾经是一个人.
每个城市都有一座精神病院.可是我们常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不只是因为它一定建在人迹罕至的郊区,而是因为里面那些危险的人群已经被远远隔离在我们的生活之外.人类对待可能对自己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人,向来采取的手段不外是消灭或隔离.
可是,说一个人疯了的标准是什么呢.举止反常?情绪失控?胡言乱语?不吃不喝?可是很多杀人放火的并不是疯子.而很多疯子也并没有太多过激举动,也许只是一直自说自话,也许只是始终一言不发,也许只是总做些在正常人眼中无意义的不正常的却也没碍着谁的事.其实正常人中的不正常人太多了,只是他们还能自控,尽量在人前都表现出正常的样子.看到科学家不厌其烦的把无数条管子接在疯子的脑袋上试图弄清他们脑子里的想法就觉得那有用吗?其实谁又能真正弄清谁的想法呢.那些千变万化永远让人不能确定的东西.
我们对疯子是束手无策的.我们总是不能在他将疯未疯之时就想法设法挽救他,而总是只能在他终于疯了之后直接送入精神病院完事.小时候,精神病院是大人常常拿来吓唬小孩子的地方,不听话就可能被送进去,听得我们一个劲儿哇哇大哭.长大后我去过一次,还没进门就被恐惧感吓得不行.进去之后看着一个个穿着带蓝道道的病服呆呆行走的人的形体,耳中不时传来一些不知从哪来的尖叫嗷叫声,只有白昼的亮光让人可以稍稍承受这样的体验.夜晚,这里会是比墓地更可怕的地方.因为墓地里是死人,而这里,都是活人,或者半死不活的人.
出于人道精神,我们让他们活着,吃着喝着,甚至娱乐着,可是我们往往会觉得把他们好好关着就好了,而不曾想过,精神病人都曾经是正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所有的疯子,除非先天,否则一定都是让正常人正常事给逼疯的.不能说因为他们的神经或精神比较脆弱就活该当疯子.其实疯子只是遇到了继续生活的障碍,不见得就是真的不可救药的疯了.而人们却往往太轻易的将他们放弃遗弃.
如果每个疯子都能像电影中幸运的Sabina,遇见自己生命中不离不弃的Dr.June,多好.也许世界上就不再有疯子,不再需要一座座像鬼堡一样的精神病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