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19(1999)
简介：
- 1919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被战火蹂躏的欧洲尚未恢复元气，旨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和奠定和平基础的巴黎和会准备召开，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时任驻美公使、全权代表顾维钧（陈道明 饰）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和会。然而在欧美各国以及日本等列强意欲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大环境下，中国代表团人数遭到削减、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眼看也要落入日本之手。顾维钧在会议上慷慨陈词，驳斥日方无理要求，然而公理在利益面前显得多么脆弱。顾维钧好友肖克俭（何政军 饰）之妻梅（许晴 饰）专程赶赴巴黎，寻找投身爱国工人运动的克俭。克俭在法国的活动、以及国内浩大的群众呼声令和会中的顾维钧等感受到责任重大。
演员：
影评：
- 2008-1-26
很久很久以前写的..那时候我还小..
2002-12-29
这部影片，我初中时学校组织看过一遍，当时对我触动极大，于是买了来再看一遍。
一
当顾维钧要送给房东食物时，遭到了老太太的拒绝，还要求顾道歉。
对于"高贵的施舍"，我早就知道，就是在施舍别人东西的时候考虑到别人的自尊。看来老太太自尊心很强，不愿接受。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在自己都揭不开锅的时候别人送来帮助（况且顾还在租老太太的房子），我怎么能忍心对他说"我认为这是侮辱，您应该道歉"！在这件事上，顾对老太太是没有任何鄙视地、平等地、无私地帮助，而老太太却认为这伤害了她的自尊，反过来去伤害了顾的自尊。别人对你的无私帮助并不都是恶意的。当你一生下来，就接受着各种各样的人无私的帮助，没有别人的无私帮助，你是无法生存的。我们所能做的，应该是在保留自尊的前提下尽量多的帮助别人，而不是去伤害无私帮助你的人。
二
肖克俭和顾在草地上的争吵是十分经典的。
肖指责顾不该相信帝国主义列强蒙蔽中国的谎言，必会头破血流，顾说肖会比顾头破血流得早。他们的话都应验了。他们都在为祖国而奋斗，都清楚自己和对方工作的难度，却又都义无反顾。虽然他们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效果：当顾对中国山东的努力彻底失败的时候，肖领导集会的留学生们正在遭受着警察的毒打，但他们的精神却激励着每一个看电影的有正义感的人。
顾说肖应该多想想梅。肖对梅的爱是无可非议的，但他为梅做了些什么？没有。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维护祖国利益的事业中去了，实在无力为梅做些什么。如果不是为了祖国，事业和爱情哪个更重要？我认为，它们不该矛盾。当它们矛盾的时候，或许我会选择事业，但日后我会加倍补偿我的家人。可肖却没有机会了。
三
陆总长离开了巴黎。他是哭着走的，顾是哭着离开他家的。面对总统一封又一封的电报，国内一浪又一浪的革命呼声，年迈的陆总长受不了这个压力，离开了。
一个外交家的职责，是要完成祖国交给的任务，而当广大人民的意愿和政府的命令相违背的时候，该如何选择？
同样，军人的天职是服从。而当上级的命令和自己的良知相违背的时候，该如何选择？
我不是机器，只需要遵守职业道德。如果我是岳飞，决不会理会那十二道金牌；如果我是陆总长，决不会动签字的念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政府是为人民的，如果政府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愿，我没必要服从政府的命令。
四
当愤怒的群众企图痛打顾维钧的时候，我的心中也愤怒异常：这些愚昧的人！他们根本不晓得，顾为了祖国进行了多少努力！一个正常的外交家，是不能对以后的事情做什么保证的--对于顾，这就意味着承认自己以前的努力失败了，也放弃自己以后的努力了，这是万万不能的。
我提醒自己，决不能就一个举动判定一个人的好坏。
可是，当我批判这些想打顾的人愚昧的时候，我何尝不想打他们呢？可想一下，他们不也是祖国的赤子吗？
当一个人付出了巨大努力，却付诸东流的时候；当一个人满腔激情，却又不被人理解的时候；当一个人的努力被人忽视，反而遭人痛恨的时候，心中该有多痛苦！
幸好，让娜鸣了一枪，镇住了那些愤怒的、盲目的、不知真相的爱国者们。
五
肖克俭为了祖国，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的精神是可贵可敬的。他对祖国的爱，天地可鉴，但我绝不会这么做。
自杀，只能使全巴黎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甘愿为祖国而死的中国人，让和会的头脑们知道他们的私心又毁掉了一个人。对于那些沉睡中的中国人，这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小小话题，不会唤醒他们。觉醒的中国人有少了一个。没有了！可悲啊！为什么我不能为祖国再做点什么？我年轻的生命值多少？我要活着，干更多更重要的事！
我活着，可以去证明我对祖国的爱，可以去指明头脑们的私心，可以去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可以增强觉醒的中国人的力量，而我死了，就什么都办不到了。
烈火中，腾起了肖对祖国炽热的爱，一个爱国者不屈的灵魂。
六
最后，请允许我记录下这两段独白。它们或许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或许只是两段愤怒的呐喊，但它们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看《我的1919》，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请允许我在正式发言之前该大家看一样东西。
"……进入会场之前，牧野先生为了讨好我，争夺山东的特权，把这块金表送给了我。
"……牧业男爵愤怒了。他真的愤怒了。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那么我倒想问问牧业男爵，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个山东省，山东省的六百万人民，该不该愤怒呢？四万万中国人该不该愤怒？我想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是盗窃？是不是无耻啊？是不是极端的无耻！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哲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是中国的，不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战略上，还有宗教文化，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很高兴能代表中国参加这次和会。我自感责任重大。因为我是代表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在这里发言。刚才牧野先生说中国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这是无视最起码的事实。请看！
"战争期间中国派往欧洲的劳工就达十四万。他们遍布战场的各个角落，他们和所有战胜国的军人一样，在流血，在牺牲。
"我想请大家再看一张在法国战场上牺牲的华工墓地照片。这样的墓地，在法国在欧洲，就有十几个。他们大多来自中国的山东省。他们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换回自己家园的和平和安宁。
"因此，中国代表团深信，会议在讨论中国山东省的问题的时候，会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合法权益，也就是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亚洲将有无数的灵魂哭泣，世界也不会得到安宁。
"我的话完了，谢谢，谢谢。"
七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我，我……我很失望：最高委员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我很愤怒，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中国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了。
"我想问问：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合约，谁能接受？
"所以，我们拒绝签字。
"请你们记住，请你们记住：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 当车子、房子、票子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生活的全部时，镜头却向我们讲述了1919年里那些为了国家、为了理想、为了正义而奋争乃至献出生命的人们的故事。
这样的电影该多些，再多一些。
在这样的时代，务虚好像是可耻，奢谈理想还有爱国似乎只能引来讪笑。可我真真切切地被无数的顾维钧们的热血和真诚所打动，他们家境优越、接受深厚的传统教育的同时又亲身体会了先进的西方文化、文武全才内外兼修、既风度翩翩又才华横溢，换成我们当中的任何人，置身于他们的地位恐怕都会知足了吧，一个人能够拥有的似乎都已经拥有了。国家？民族？多虚啊。可他们，偏不。理想像熊熊燃烧的烈火，驱使每一个人献出他的所有，有些人是生命有些人是智慧，只看国家需要什么，他就给什么。毫不犹豫，永不后悔。
九十年过去了，我们真的是在大踏步地前进吗？我们比九十年前的人们更热爱的祖国吗？如果祖国需要，我们，还肯献出自己的生命吗？
我们眼里好像只剩下钱了，好像只有为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奋斗生命才是有意义的。除此以外，别的生命形态都是值得怀疑的。那一股由古至今一直涌动在民间的火到底是什么时候熄灭了呢？是20年那个广场上那一场惨无人道的熊熊烈火导致了它的无影无踪吗？
吃饭吧，穿衣吧，读书吧，工作吧，沉默吧......
只有这样才是实际的，只有这样才是安全的。
以前我们说没有国哪有家，现在我们是没有家国为何物？
是我们不爱这个国家了？还是我们不爱这个已经被某些东西摧残的国家？因为它已经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样子。
如果不是，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三流明星的婚嫁丧娶津津乐道，而像顾维钧还有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人，却被我们迅速遗忘，除了在课本上单薄的一页，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视野，得到过应有的尊重。而我自己也是那个淡忘的人，羞愧。
铭记顾维钧，以及无数和他一样行进在历史中的人...... 据《我的1919》的编剧们说：“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它是关于李大钊和‘五四’运动的，。这是一部献礼影片。”但是，考虑到正面表现五四运动之“陈旧”，与巴黎和会之“新鲜”，他们决定改弦更张，认为这也“完全可以涉及这个命题作文的基本内容”。于是，“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从李大钊变成了顾维钧” [1]。的确，看起来这部影片的结尾是在坚持“扣题”的：出现了老套的民族主义符号“长城”，同时下方字幕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中国革命从此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阶段”——依然是这个来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官方历史叙事。
然而，MZD是怎样论证这个分界点的呢？MZD的理由是，在五四运动后期，学生的罢课发展为商人罢市，最终进于工人罢工，于是，“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也就是这一意义上，五四运动成为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出现的先声；中国革命找到了它新的主体。这样的论证，当然带有着强烈的目的论和政治性，当然是在给本政党夺取政权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做论证；然而，剥去这意识形态的外壳，我们依然能从这个论述中看出智识上的合理性：在这个新生的中国的历史叙事中，顾维钧等人在巴黎的抗争，不过是人民群众在国内的运动的背景；外交家们在舞台上的腾挪闪躲只是真正的历史主体出场的召唤者。而在行动着的大众性运动中，“中国人民”这一历史主体逐渐浮现；他们终于选择“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不再向帝国主义者撒娇，从而实现了对民族国家中国的再造。在这里，“国家”在根本上是由“人民”所造就，用法国大革命时的术语，“积极公民”的集合即行使主权的“人民”，是一个优先于国家的“实体”；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才能够被论证为超越了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指向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开端。
可是在《我的1919》结尾这段字幕中，上述文字后却使用了另一种话语来表述“五四”的转折点性：“中国人第一次对西方列强说不”。这最后的一个“不”字，是在前面的部分消失后突然跳出来，字体加大；这样看来，所谓“历史转折”或“分界”的意义，也就不是新的历史主体的出场，而是早已存在的那个实体“中国”态度的转变。这个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的“不”，难免让人想起在1996年出版，在本片推出前后风靡一时的政论《中国可以说不》。
有论者指出了本片的“个人化视角”，并论证说，这一视角主要由插入顾维钧的第一人称旁白来体现。他并对此大加称赞：“在过去的一些影片中，个人的尊严往往被民族尊严所掩盖；它倡导的观念是：只有民族国家有了国际地位，作为集体中的一员才会得到尊重…但是，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个体，并没有因此获得足够的尊重…”然而，有趣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个体在国外必须受到“尊重”，这种要求国家民族身份可以转化为每个国民个体在他者面前的更高价值的话语，其实比所谓“集体话语”更具有进攻性，因为这恰恰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话语！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在列强那里几乎合法化了他们在十九世纪发动的几乎每一次殖民与帝国主义战争！“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我的1919》所选择的题材与表现形式，绝不只是为了追求“新鲜”，它实际上已经提供了全面改写MZD话语下的五四认识乃至中国历史认识的框架。而这一框架，绝不是像某些人从自由主义立场上发出的欢呼那样，仅仅是一种“拨乱反正”，是重新树立个体在历史中闪亮的价值这样简单；它所有意无意配合的，恰恰是已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后的中华民族，再次向“empire”出发的脚步！
在《我的1919》中，历史的舞台中央再次交给了资产阶级的外交家们；而“群众运动”则被化约为由何政军扮演的肖克俭所象征的少数人密谋或是赤裸裸的暴力：他先是率领一小队华人在会上外抗议和会对中国利益的无视，后又与朝鲜革命者合作，来爆破日本使团在巴黎的驻地。顾维钧教训这个虚构的，“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人物：“你这样会碰得头破血流”，果然，一切的努力都化为徒劳，最终，肖克俭只能以一死相抗，在凡尔赛宫外自焚。影片中，这一自焚在国际舆论上的反响没有进行任何交代（哪怕是负面的交代，比如在报纸角落里的一个豆腐块，或者某个外国人物的“可惜了”、“太蠢了”之类的评价），而只表现了他被安葬在一战华工墓园里，陈道明扮演的顾维钧和肖的妻子、许晴扮演的“梅”在他的墓前祭奠的情景。
顾维钧为到肖克俭的选择而痛惜震动，同时也受到了众多华工埋葬在华工墓园这一事实的启发和感染；于是在后续的会议上，他成功地使用了华工墓园的照片作为论据，向与会者证明了中国对于协约国的胜利所作的贡献。于是，在片中，何克俭所代表的自下而上的行动者，被成功地归位为衬托顾维钧事功的背景。被MZD颠倒的历史终于再次正过来了，以至于评论家韩小磊欢呼这是“一次迟到的历史发现”！[2]最终，像肖氏这样自觉地为群众运动奋斗的人，和一战中的华工们被动地卷入时代洪流的人，不仅在肉身层次拥有着在巴黎郊外的相同归宿，而且在精神层次上其实也只起到了一样的作用，那就是成为顾维钧这样的精英人物在国际舞台上捍卫中国时所使用的一个“论据”。五四运动中登场的“无产阶级”或别的什么行动者，与欧战中的“华工”，都不能自己创造自己活动的意义，而必须有待顾维钧们来帮他们完成！
然而，历史的眼光是讽刺的，西线的华工们确实未曾有过把自身政治化，为自己创造意义的机会；但东线的华工们却有过，而且也把握住了这样的机会！与五四运动几乎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仅在国内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且还在俄国革命中成为红方的一支主力军，以至于白方提出了“犹太布尔什维克用中国人和拉脱维亚人屠杀俄国人”这样的切齿咒诅。
恰恰也就是这种对群众运动的认识，让作者构思出了这样的场景：顾维钧被要求不在和约上签字的华人包围，由于不愿提出不签字的保证，他遭到了群众的围殴；而这时，早已对他心生爱慕的房东女儿让娜冲出来，大喊“他比你们所有人都勇敢，都有责任感”，救出了顾维钧。对于以陈道明的形象占据历史舞台中心的顾维钧们来说，相比使用暴力来妨碍他们的事业的群氓，异国女性的崇拜倒是一种最好的保护与慰藉了！说到底，陈道明的顾维钧的“个人”形象，恰恰是一个重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人物的自我形象；它是富有魅力的男性，是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角色，足以赢得西方女性的青睐和崇拜。
让我们暂且离开对影片和会之外的情节的分析，走进和会的现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1月28日的十人团会议上的无底稿演讲，是他外交生涯的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闪耀的那个亮点。根据顾维钧本人的回忆，他的演讲内容是强调了山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沿革中对中国的意义，并提出了“山东是中国的圣地”。然而，在顾维钧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记载他曾经由这个认识出发，进一步把“山东”与“耶路撒冷”相比拟，也没有提到他曾用“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来论证“中国不能失去山东”；而只是说自己的演讲当时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美国国务卿兰辛上前与他热烈握手，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也为之鼓掌。尽管本片采取了顾维钧个人回忆的“视角”，同时在多数情节中，使用顾维钧的回忆录作为最重要的历史资料来参考，却唯独在这个“山东-耶路撒冷”比喻中，没有按照顾的回忆来处理！
根据台湾中研院学者，研究北洋政府外交史的权威唐启华在《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中的考证，顾维钧在和会中不曾提出过“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之类的比喻，这“应系报纸报道时之夸大渲染。”然而，在巴黎和会前直到五四运动后的中国舆论中，将“山东”和“耶路撒冷”联系起来的提法却是广泛存在的；笔者所见中，最热衷使用这种比附的，是梁启超及其领衔，有其身处的所谓“研究系” 背景的国民外交协会。在1919年5月发表的《国民外交协会宣言》中称：“山东何地也？…此邹鲁之名邦也，此孔孟之圣迹也。以我国之耶路撒冷，为数千年民族信仰之中心，吐露文明之源泉..”[3]。而更早可见的类似说法，则是梁启超个人在自赴巴黎，声称欲为和会中国代表团后援时，在“巴黎万国报界联合会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说词：“山东为我国之耶路撒冷，而其地势横亘南北，握地势之要枢”[4]。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认这个类比是否确实出自梁任公的师心独见；但在五四运动的现场，这个说法显然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广为人们所接受。
我们还不能考证出，“山东-耶路撒冷”这一比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顾维钧的这次演讲挂钩的。事实上，梁启超与顾维钧所倾向的是不同的政治派系。然而，这一比喻被广泛挪用的这一结果，或许足以启示我们，把“山东”和“耶路撒冷”联系起来，是从一战结束到抗战开始期间，从梁启超开始的众多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广泛接受、传播和讨论的一个“母题”。甚至，我们还可以猜测，这种比附，连着这种比附中耶路撒冷应该毫无疑义地属于“西方”的认识，正是中国当时文化界的一个“共识”。
中国知识分子们之所以愿意采信这个很可能是来自知识界内部根据梁启超等人的相关比附敷衍而成的传说，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论证是极具说服力的，是可能会折服下到《费加罗报》记者，上到克里蒙梭的西方人的；然而这也就确实暴露了那一代中国资产者的“德性”。而在1999年的这部《我的1919》中，回到历史舞台中央的陈道明的顾维钧同样大声地把这句未经确证的“名言”讲了出来，并且正是靠着这句话赢得了现场的各国政要的主动握手。据黄建新说：“他的那个演讲，我最起码看到有几十份资料记载，都是美国总统带头鼓掌并且下来和他握手，然后就是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包括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都下来和他握手。我们影片的外交顾问看到这段时曾提出疑问，他说，我不了解这段历史，但从国际惯例来说一个总统不可能下来和他握手…这等于总统表了态..我们保留影片原来的情节.我是从文学形象的意义，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评价他..”[3]那么，他是不是同样也曾经看到了对于“山东-耶路撒冷”论的不同说法的材料呢？他是否同样是为了顾维钧的“文学形象”来决定了对这一比喻的取舍呢？他是不是也和梁启超们一样，产生了跨越中间这几十年的第三世界革命插曲的共鸣：这个“山东-耶路撒冷“的比喻，是多么巧妙啊！该对”西方“有着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呀！
是啊，多么巧妙的比喻！在那个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大英帝国刚刚在阿拉伯起义者配合下占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黎凡特，“收回”了西方所“不能失去”的耶路撒冷；在巴黎和会上，阿拉伯人是不会有代表的；会上的“东方人”大概只有中国人与日本；而《贝尔福宣言》也在一年前刚刚发布，替整个世（欧）界（美）“托管”巴勒斯坦的英国已经慷慨地宣布将允许欧洲大家庭中多余的弃儿犹太人在这里建立“犹太民族家园”，遂行“西方”对这块圣经诞生之地的“开辟”。在这样的背景下，用“耶路撒冷”来提醒西方列强，山东同样该是中国夺回的战利品，而不该让日本染指，就像巴勒斯坦不能交给阿拉伯人一样，这是多么振聋发聩啊！对于一代代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更弱的民族的权利毫无疑义、理所应当地应该作为被交付的筹码；他们所叹息的仅仅是把中国也划入到这样的行列中去而已。可惜的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漂亮的答词没有能够打动“世界”。归根到底，顾维钧把中国想象成“西方”，然而，中国在一战中的事功却显然更接近那些为新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流血的起义的阿拉伯人；而日本，才是那个和“西方”同构的真正胜利者！
而世纪末的，渴望自己作为“个人”被“尊重”的新一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他们通过这个作为他们自我形象的身着华服的“顾维钧”，用陈道明充满男性魅力的磁性、沉稳的声音再次说出那句话：“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更有趣的是，他们对这句话的魔力更加深信不疑，以至于使用了这样的情节来强化它对“西方人”的有效性；片中那个对顾维钧一直冷眼相待，对自己的女儿对顾的崇拜感到不安和耻辱的中国代表团所租住的古堡的主人，被交代为“贵族”之后的房东太太（为什么要特意交代她的这一身份背景？为什么在之前要加意刻画她的保守立场？），也在她的女儿从中国暴民手中救出顾维钧后，冲入顾的房间，对他激动地说：“不能签字，那是不公正的！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回忆起我在小学时第一次看到这里时感到的震撼和感动，我不由得开始后背流汗了。以陈道明的形象回归历史舞台中央的顾维钧们，他们所一直试图在捍卫的，除了中国的山东，原来更包括了西方的耶路撒冷！
而在影片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和会现场，镜头两次扫过两位穿着英国陆军式样的制服，却带着阿拉伯头巾的人物；这大概是想比拟英国人支持与保护下在阿拉伯大起义后建立的叙利亚、伊拉克等谢里夫家族担任国王的阿拉伯君主国；然而，在巴黎和会中，这些尚未被承认独立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派出正式代表进入会场的！（尽管费萨尔的代表曾经被允许短暂地出席，以接受五大国代表对其情况的质询）。让历史上不在场的阿拉伯人出现，这仅仅是因为历史顾问的失职，还是想要表达些什么？如果是前者，那为何还要特意让他们穿上英国军装？而如果是后者，天啊！想象一下，真的有一位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家当场听到顾维钧说“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吧！他会不会气得昏过去？？
阿拉伯人违背历史的在场，与朝鲜代表团符合历史的不在场，在本片中都得到了看似轻描淡写但又足够醒目的表现，它们共同在说明的是什么呢？
我们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中接近答案。，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强调了自己当时是用纯熟的英语发表这篇演讲的，而在《我的1919》中，陈道明却在演讲全程中使用中文；他在出发演说前，还特意地声明了这一点，并告知同事“准备一个翻译”。此外，在最后拒绝签字时，顾维钧发表的声明，同样使用了汉语。在这里，巴黎和会的舞台和八十年后那个以汉语为工作语言之一的联合国的舞台出现了奇妙的某种模糊；中国资产阶级这一次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后，将可以有资格使用自己的母语大声讲话了——虽然他们所要捍卫的，似乎还是同一个山东，和同一个耶路撒冷。
《新民主主义论》实现了对1919的征服，而《我的1919》又得以实现了对1919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双重征服。据说曾经被抛弃的风采出众的“个人”顾维钧以陈道明的形象归来了；而同时归来的，还有“耶路撒冷属于西方”的认识，以及与“西方”分享对第三世界的权力的认识。绝望的朝鲜革命者进不了会场，见不到大会主席克列孟梭，只好到处安放炸弹；而自信的中国资产者，却已经可以使用自己的母语喊出“不“，并且经常重复这个”不“了；不只是”不“，甚至已经是”否决权“！所有历史上的中国革命者们，请在各地的“华工陵园”里面安息吧！你们没有办法用你们选择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没有关系，陈道明-顾维钧们会完成你们的遗嘱的！在这些假造死亡革命者的遗嘱并“执行”这些遗嘱的精英们的新的意识形态神话中，看似是在对抗抽象“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用来反对抽象“专制主义”的“自由主义”，都一点点地露出了因派尔利泽姆的真面目；而这一切，都可以由这部新时期的“主旋律”大片，《我的1919》，加以见证。
[1]、黄丹、唐娄彝：《五四运动·巴黎和会·我的1919——<我的1919>创作谈》，《电影艺术》1999年06期。
[2]韩小磊：《一次迟到的历史发现》。
[3]《国民外交协会之宣言》，《民国日报》，1919年5月10日
[4]梁启超：《在巴黎万国报界联合会欢迎会演说词》，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转引自易丙兰：《巴黎和会时期研究系的国民外交活动研究》，《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5]黄建新、吴冠平：《话说1919年》，《电影艺术》，1999年11月
- 1919，三个人来到了巴黎。威尔逊带着他的十四点来了，梅带着对丈夫的挚爱来了，而顾维钧则带着收回山东的要求来了。
威尔逊被后世认为是理想主义典范，他带有浓厚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情结，他说，我的国际联盟的设想就是这样的，它应该作为全世界人类的有组织的道义力量发挥作用，无论在何时何地出现错误的行为和侵略的行径，或者产生采取此类行为的企图，它们都要暴露在良知的探照灯下。那么在巴黎，是什么暴露在良知的探照灯下了呢？
集体安全制度，透过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基点来判定国际纷争的是非，尤其是遏制战争的重开，其本身所带有的理想主义色彩就很浓。这个制度的出发点是对一战惨烈的战局的反思，当传统的均势原则导致欧洲国际关系体系僵化失去灵活性时，集体安全制度成为调解战后世界格局的首选。然而这中间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集体安全从一开始就带有国际等级制度的烙印，从而没有摆脱维也纳会议的阴影。第二、集体安全从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全约束各国的战争行为，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因此，威尔逊带到巴黎的十四点没有带给世界足够的希望，良知的探照灯下，依然是分赃的勾当。
梅满怀希望地来到了巴黎，革命者的妻子不好当，整日担惊受怕。肖克俭的爱国方式显然有些过激，但是考虑到影片拍摄的年代，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换个角度，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人爱，没有人愿意为之付出生命，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不久于世了。今日爱国居然也渐渐成了贬义词，果真如此还真要国将不国了。盼望着美国驻军的人们永远不会理解肖克俭，他们只会谴责他忽视了梅。当他们把他们的亲人挂在嘴边的时候，也从心里把他们忘记了。梅不会，她真的爱肖克俭，否则不会带着那么重的报纸资料给他。正在革命着的革命者的爱情，总伴随着苦涩，也因如此才愈发接近了爱情最完整的本质。
顾维钧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既被国民党通缉过，也被共产党通缉过。作为一位近代职业外交家，唐德刚曾经在他的《社会文化转型综论》中评价道：“中国百年外交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鸿章。顾维钧只算半个。”时代的局限，政府的孱弱，让顾维钧只能以这样的面目留之后世。从这次巴黎和会的外交情况来看，顾维钧的外交生涯应当充满了压抑和艰辛。在根本漠视弱小国家利益的集体安全制度下，顾维钧的施展空间是极其狭小的。影片里顾维钧的所谓抗争，其实只是在精英层面上的，民众了解不到，即使了解得到也无需赞赏。因为纳税人养活这些外交官，其目的无外乎要求以其专业本领为国争利，外交官不能按其要求拒签，那么民众自然需要发泄其不满。所以有些人讲，打顾维钧的人是盲目的和愚昧的爱国者，我以为，顾维钧应该了解到民众意识的觉醒是近代外交的巨大转型和巨大进步，也是中国外交迈向近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这顿打让顾维钧郁闷，但并没有让他走向反面，民意在他这边，他可以违抗政府的训令。
顾维钧到会场然后拒签这段戏是导演虚构的，现实中，签字现场中国代表团的两张椅子是空着的，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