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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暮之光 Laitakaupungin valot(2006)

简介:

    社会底层人士考斯迪南(詹·海帝安Janne Hyytiäinen饰)是个不起眼的保安。他的生活和事业都充斥着失败感,如果说他曾经有过一些挣扎的话,也陷于徒劳,因为无穷无尽的孤独和自卑感已经把他牢牢笼罩。他似乎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太久。美女米尔雅(玛利亚·海斯卡涅 Maria Järvenhelmi 饰)就这样意外的出现了,被她如此垂青,考斯迪南的人生终于重现亮光。

演员:



影评:

  1.    看完《薄暮之光》我心中再次产生一种看电影很久没有的拔凉拔凉的感觉,太他娘的孤独、太他娘的绝望、太他娘的走投无路了,还他娘的让人活吗。而本片的底层主人公还生活在我们认为社会复利巨好的北欧,芬兰呀!就像我看了摩尔的《医疗内幕》讲述美国人在医疗内幕中的挣扎,也会想到,这还是在很多人艳羡的美国呀!所以,因为以上原因,这两部片子在我看来简直就是惊悚片了。
        片中的主人公考斯蒂南在片中的表现,特别是前半段的举动让人的感觉用中国俗语讲就是――废物。片子一开始就显得无比孤独,被工友们看不起,酒吧想去搭讪又被冷漠的拒绝,想来些“义举”又被暴扁,谈恋爱又闷蛋的不行让我看着都着急。于是,一个下层人士的形象和境遇被勾勒出来,他不富裕、孤独、敏感、又很阿Q,一再说当前的工作是“暂时”的,当前的住所是“暂时”的,和很多底层人士一样,他对自身的处境有些忿忿不平,他甚至有着一份孤傲而敏感的心,因而他身处底层,与上层保持隔离,同时又与同一阶层的人格格不入,这也就使得他显得更加孤独。其实,片子一开场就揭示着考斯蒂南这样的人的困境,他一开始就被工友们看作一个“娘娘腔”而鄙夷,在同一阶层中他找不到同盟,虽然他有些生硬的试图亲近他人。接着,他来到一个显然比较上档次的酒吧,而非工友们去的那类酒吧,这表现出了他的微妙心态,他认为他本该,同时也终将成为上层社会的一份子,但是残酷的是他与那个环境显得格格不入,依然只能沉默而孤独的在一个靠近厕所的角落观望。而与烤肉店老板的言语更表现着他的心态,开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保安公司是他的梦想,或者说一种自我安慰和防卫的心理武器,让他可以在孤独中表现一种自尊。
        而突如其来的米尔亚的“爱情”让我以为导演要给主人公一丝出路或者说前面的郁闷都是铺垫,光亮即将显现(片名不都叫《薄暮之光》吗?)。但是,很快,我的幻想如同考斯蒂南梦想一般破灭,不提考斯蒂南那约会中的笨拙表现让我感觉就是真谈恋爱这样也没戏,更别说这本来就是一个精心设置的骗局了。导演有些“可恶”的是,他总是不时让米尔亚显得一丝将要良心发现,让我感觉光亮还是会出现的,但是她最终还是帮助同伙完成了一次盗窃,并嫁祸于考斯蒂南,而考斯蒂南在最好令人费解的沉默的表现更现出一种彻骨的绝望,而他依然敏感而孤傲,所以他没有歇斯底里,他只是呆若木鸡,甚至带着些自我毁灭的走入监狱,将烤肉店女老板的来信撕掉是他自我毁灭的进一步表现。
        影片的结尾继续着残酷的基调,当他出狱后找到一份工作,可以平淡的继续生活时,却再见米尔亚和她的帮派成员,于是他丢掉了工作,于是他笨拙的试图用一把小刀“复仇”,换来的却是一顿暴扁。没有出狱后的温情,没有重新开始后的转机,没有报仇雪恨的畅快,考里斯马基为我们展现的是真实而残酷的现实。看到这样的电影会让人有种特别的感觉,首先倍觉亲切,哪怕它发生在遥远的国度,同时你会感觉一丝沮丧,考里斯马基细微的捕捉到了一些平民们的共性,比如或多或少的孤独,比如一种对自身地位的不满和随之而来的一种自恋和敏感。考斯蒂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一种心理和现实的落差,他的经历是与那种奋斗的“美国梦”大相径庭的故事,我们也像他一样希望过上富裕的生活,希望摆脱贫穷(这里指的是一种相对贫穷,一种永远向上比的财富对比)的命运,豪宅、好车,从小时候父母们就寄望于我们这些,在学校里我们也这么自我寄望,到职场上我们也这样拼搏,很多人都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于是我们成了父母,于是我们继续寄望于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又不会过的太惨,考斯蒂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却又是最能激起我们强烈共鸣,甚至恐惧的例子,他经历的那种孤独,那种寒冷,那种绝望,是否也是我们在奋斗中恐惧的失败结局?好在考里斯马基不是绝望的那么彻底,被打后虚弱的考斯蒂南毕竟还有一个对他带着爱的烤肉店老板,在他仿佛走入绝境时,毕竟还有一个女人在乎他,当影片最后他俩的双手握在一起时,已经心里拔凉了一个多小时的我不愿在对此做什么深入的解读,我相信在大悲后考斯蒂南将有大悟,我相信绝望后他将迎来希望,我相信他将与烤肉店老板一起在一个烤肉店里幸福的生活,看来虽然大团圆的结局有时让人腻味,但是确实是残酷现实下最好的寄望。


  2.   即將於三月在台上映的《薄暮之光》(Lights in the Dusk, 2006),是芬蘭大導演郭利斯馬基(Aki Kaurismäki)繼《浮雲逝事》(Drifting Clouds, 1996)、《沒有過去的男人》(The Man without a Past, 2002)之後,所完成的「芬蘭三部曲」最終章。簡言之,本片乃藉由描繪一位保全被設計栽贓、判刑入獄,乃至假釋出獄後仍遭陷害的歷程,一方面揭露後政治時代社會底層人民走投無路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放棄希望地暗喻出路之所在。

      學歷只有商專,只好擔任保全的男主角寇斯特(Koistinen),是一位個性相當矛盾的人。他孤僻被動,卻又期待與人互動;他沒有自信,自尊心卻又很重。寇斯特這種被動、脆弱且十分好強的個性,不僅促使他被保全同事們排擠奚落,也讓他不善於與女性交際。

      因為沒有學歷、工作低下、住所破敗、缺乏朋友與女友,寇斯特在社會生活中備嘗羞辱。望著上層社會人士西裝筆挺、出手闊綽,還有美女相隨,寇斯特不免也夢想要開公司、娶得美嬌娘,獲致成功富裕人生,以便擺脫目前低賤而寂寞的處境。然而不幸的是,寇斯特不僅被銀行貸款部嚴厲地打回票,還被珠寶竊盜集團盯上,被美女設計栽贓而自願入獄服刑。假釋後,寇斯特好不容易找到收容所與工作,卻又遭竊盜集團首腦爆料前科紀錄而失去工作。走投無路的他最後拿了一把水果刀要去刺殺首腦,卻反遭小嘍囉痛毆。人之走投無路,莫此為甚。

      本片因而突顯出底層人民的困境在於:溫良恭儉讓、沒有法律知識、不為自己主張權利,不免蒙受黑道的陰暗淫穢暴力與國家法律的制度性暴力的雙重打擊。不過這還只是浮面的見解而已。更重要之處在於:能夠讓弱勢的工人不再宿命,而能團結起身要求普遍權利的階級意識與民主鬥爭,在今日似乎已是天方夜譚。

      如Slavoj Žižek所云,在今日「一開始就排除」(foreclose)了政治性(the political)的後政治(post-politics)社會裡,真正的政治介入已不再可能,而國家因而化約為一個治安維護者,服務於資本市場與多元文化主義的包容式人道主義。我們再也看不到作為政治主體而要求其普遍權利的「工人階級」;相對地,我們只能看到工人作為多元文化社會裡多樣特殊階層與群體之一,有其特殊的困難與問題,「值得我們深思與關懷」、「值得政府解決問題」。

      然而,如果對於工人的「關懷」與「問題解決」只得在現行社會政治關係的框架中思考,那麼那些使工人生活無從改善的根本原因就不可能消滅。其結果便是,工人──如本片的寇斯特──若非夢想「力爭上游」,按照現行社會邏輯當個資本家,就是「自甘墮落」,靠治安國家的社會救助政策(例如本片的夜間收容所)與補充前者的資本家大善人的救濟來過活。

      而不論是「力爭上游」也好,「自甘墮落」也罷,工人始終深陷於資本市場與多元文化主義的邏輯裡,安於被剝削而後被救助的位置,而無能政治化他們被排斥在外所面臨的困境,無從自我主體化而發動民主鬥爭。

      因為被既存框架既排擠又安置,吃不飽但也餓不死,卻始終難以自困境脫身的底層弱勢人民,該怎麼面對後政治境況呢?就《薄暮之光》看來,雖然寇斯特的遭遇如此每下愈況,在片尾甚至來到看似走投無路的地步,但導演郭利斯馬基並不主張底層人民的宿命論、末日論與在劫難逃說。

      相對地,透過結局黑人流浪小孩的通報、被棄流浪狗的守護,以及攤販女老闆的前來照顧,郭利斯馬基暗示了底層人民∕動物要在國家、資本以及黑道的三重打壓下生存,就必須聯合其他弱勢人民∕動物,普遍化自身,以動搖既存多元文化社會宣稱「尊重差異」實際上卻犧牲了少數他∕她∕牠∕ㄊㄚ者的「自然」「中性」秩序。

      最後一幕,寇斯特握起攤販女老闆的手,這不只意味著他終於接受她的愛,也象徵著他終於不再羨慕上層社會而排斥厭惡自我社會地位,並願意與弱勢者聯盟。而弱勢者之間相互聯盟而實踐行動,不就是走投無路之際突現的出路,不就是薄暮中浮現之光嗎?正是在片尾,片名「薄暮之光」以寇斯特與女老闆的握手影像具體化了起來。
  3. 芬兰第一次让世界刮目相看,还是在1939年被称为大象和蚂蚁之战的苏芬战争,打得刚经历了大清洗、自毁长城的苏军狼狈不堪,纳粹德国因此觉得苏联好欺负。时至今日,芬兰为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保障,教育不仅全部免费,大学生每个月还可领取至少680欧元的津贴、补贴和低息贷款。

    与人们“高福利养懒汉”的设想相反,毫无后顾之忧的芬兰人勇于冒险和创新,“高税收、高福利”成为国家竞争力最强大的引擎,科技创新能力和国民幸福指数在全球首屈一指。

    有人戏言,生在福利优越、风景如画、政府廉洁的芬兰,等于是中了彩票大奖。芬兰大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aki)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福利制度能让你不至于被饿死,却无法保证你获得尊严和幸福。考里斯马基将镜头对准人间天堂的阴影部分,关注那些失业、无家可归、孤独、自闭的人,那些在屠宰场、垃圾桶、火柴厂、贫民窟挣扎求生的失败者。观众惊讶地发现,原来芬兰也存在歧视、犯罪、人情冷漠和官僚作风。

    从26岁开始拍电影,考里斯马基就确立了以干瘪的形式呈现丰富内容的风格,如同电影界的海明威和卡佛,让受够了凌厉的剪切、特效、复杂的情感纠葛等视听轰炸的观众长出了一口气,仿佛在骄阳如火的沙漠痛饮冰啤。这种有个摄象机就可以拍的片子,要想在汗牛充栋的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荣登艺术殿堂,比拍一部《阿凡达》的难度还要大,因为投入少、门槛低,竞争尤为激烈。

    《卡秋莎》、《红莓花儿开》的歌词作者、俄罗斯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1943年4月19日在《真理报》发表的诗作《歌》,后来由佚名曲作者谱写成旋律优美、充满沧桑和浪漫气息的《灯光》。《天堂阴影》、《薄暮之光》均选用了质朴动人的《灯光》作插曲,与影片相得益彰。草根出身的考里斯马基,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1983年的处女作《罪与罚》即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尊重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每一个克制、简洁的镜头都散发着人道主义的高贵气质,此起彼伏的冷幽默更是令人回味无穷。

    作为无产阶级三部曲的第一部,《天堂阴影》(1986)的情节发展、人物表演和场景简单到了极致,绝无半句废话,也没有任何电影技巧的卖弄,普通芬兰人的友谊和爱情,与北欧坚硬、干冷的雪原一起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为给领导子女腾出位置,超市收银员遭无理开除(一年内3次因别人的原因下岗);男女主角因穿着寒酸,被高档餐厅拒之门外,只能在路边吃快餐;收垃圾的工友上门借钱,穷得叮当响的父亲,打起了儿子存钱罐的主意。

    《火柴厂女工》(1990)可能是考里斯马基作品中最冷酷的一部,在舞会上坐冷板凳的女工,用薪水买了条裙子,父亲一个耳光就扇了过来:“婊子!”在1989年中国和伊拉克的新闻的衬映下,先被男人玩弄、遗弃,再被家庭抛弃的女工,索性买了包耗子药回报这个比北欧冬天还冷的社会。

    考里斯马基镜头里的人物大多性格内向、表情呆板,让一些惯于欣赏大喜大悲的观众很不适应,闷得慌。观众能看到的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小部分,考里斯马基的冰山艺术,就是通过冷幽默和人物细微的肢体语言,让你感受海水下面的冰山:奇崛、壮丽,美不胜收。

    《波西米亚生活》(1992)与狗抢食的艺术家,《列宁格勒牛仔遇见摩西》(1994)被冻死的乐手,《浮云》(1996)的女主角下岗后,受身份、年龄歧视,贷款、就业无着,几乎山穷水尽,《没有过去的男人》(2002)更狠,焊工一下火车就被劫匪打得失去了记忆,伤还没好又被治安员敲竹杠。赫尔辛基最坏和最好的人似乎都聚集在贫民窟,善良的邻居和慈善机构帮助焊工开始了新的生活。福利制度在影片里得到了体现,但导演要强调的是:自助者,天助之。

    不动声色的讽刺更有力量:《罪与罚》里的警察,蠢得连屁股下面的凶器也发现不了,凶手投案自首,马上扑过去把人家打倒在地,动物果然凶猛;《薄暮之光》(2006)里性格孤僻的保安詹,不幸中了黑社会的美人计。一个不起眼的细节意味深长:高傲、冷淡,被詹视若珍宝、甘愿相守一生的美人,在黑老大与弟兄们赌牌时,只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奴仆。给傻逼织毛衣没问题,织的过程中感觉到幸福,情何以堪?带有感伤味道的《灯光》,越发衬托出詹内心深处的火热情感,在芬兰的这片天空下,他还没来得及学会抱怨。

    放眼世界影坛,惟独考里斯马基能获得电影大师库斯图里卡的赞美:“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与这个歇斯底里的时代完全不同。他的人道观点让人难以置信。在技术、数字堆砌的电影之外,的确存在着一个位置,给那些相信生命是个奇迹的人。”

    几乎每部电影都捧得国际大奖的考里斯马基,2006年宣布退隐江湖,此后只拍过一个短片。相信他没看过沈从文的小说,但他含糊其词的告别却和《边城》的结尾一样引人遐想: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看电影》10月)
  4. 一部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它的特质何在?这是每一位观众在观影结束后都会自动浮现于脑际的问题。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无法忽视它的风格。

    布封名言:“风格即人”。于是慢慢地,随着影片的放映,我们脑海里自然浮现起一个胖大叔形象,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会把一部电影里的主角当作导演化身(就像在费里尼的电影里一样):无产阶级,满脸严肃,正义,温暖,还有点小浪漫。

    *
    这位49岁就决定息影的阿基•考里斯马基看起来比这位主角玩世不恭多了。他说《薄暮之光》后不想再拍电影了,要去实现年轻时热衷的梦想——写作,这是要置才华与荣誉于不顾!蔡明亮不是也说《郊游》是他从影生涯的最后一部吗,近来还能不断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影展。费里尼直言“拍片就像做爱”,让一个电影人放弃这份乐趣,太难了。大概谁也没有查尔斯•劳顿来得有种,不拍就不拍!
    阿基•考里斯马基还是拍了,2011年的《勒阿弗尔》据说将重新开启三部曲(有望在十年完成,第二部在葡萄牙,第三部在德国,听起来跟阿巴斯的“异域三部曲”蛮像的)。这么不靠谱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实在也没啥好大惊小怪的,在此插一句:贝拉•塔尔可别学劳顿,像考里斯马基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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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薄暮之光》原初只有59分钟,为了上映,硬生生地加到了78分钟,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很多与叙事无关的空镜都是后期补拍进去的。拍这么短,一个传说是卡里斯马基觉得影片一长,他的烟瘾就犯了。不知道有意无意,男主角一根又一根地吸着烟,好像是在代替影院里无福消受的广大观众。

    虽然影片时长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但心理时间无疑被绵长了。一方面,基于观众对一个完整的故事的体验:通过一个小人物被排挤、陷害、入狱等一系列事件的安排;另一方面,来自于电影自身的节奏,而这正是我想讲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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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同一种节奏把一部电影拍出来也就只有阿基•考里斯马基一人了。机位的放置、每个镜头的长度控制,都在遵循同一种模式。

    洗劫珠宝店,是慢吞吞的;警察入室抓人,是慢吞吞的;男主持刀刺人,也是慢吞吞的。这些镜头跟约会、喝酒、吃饭等这些日常活动没有任何节奏上的差别。观众好像接受了这种反差,他们很清楚一部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它的标准组成是什么。

    但这种模式却不像尤里西•塞德尔的规则用镜(《天堂:爱》),那往往流露机械、冷漠的特质;也不像布列松(“模特”理论无疑启发了一批电影人)的电影那般抽离;考里斯马基的镜头里隐藏的默默温情。

    作为一位保安,他有责任不惧强暴与坏人硬碰;作为男人,他有责任照顾好一同约会的女士;虽然看见把珠宝偷藏在靠垫下的动作,却没有揭发她的恶行,反而束手让警察把自己抓走;即便最后发现被骗真相,也没有把怨气发在女人身上。

    那个爱他的女人,通过一个转身向观众表露了心意。信被撕,但爱还在。就像海报上那朵插在啤酒瓶里的玫瑰,这是来自考里斯马基的独特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