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ANAI 地下铁沙林事件与我 AGANAI 地下鉄サリン事件と私(2020)
简介：
- 轰动全球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二十多年后，生还者阪原淳身心创伤未愈，婚姻亦被毁，执起导筒追寻影响一生的事实真相。说服了奥姆真理教的公关总监荒木浩参与影片，直踩已易名Aleph的教会总部，并回乡探访父母。教主麻原彰晃及涉事信徒虽已被法庭裁决判处死刑，然而镜头下的荒木浩面对责任问题，苍白无言却坚拒道歉，仍相信全身奉献宗教是生命唯一救赎之途。阪原透过纪录片直面过去，看到人性的怯懦与执迷，揭示奥姆真理教如何涂毒人心。
演员：
影评：
2小时15分钟内，我在脑海里不断把各国骂人的话都过了一遍，我还想起初中讲课巨烂的物理女老师，甚至最后一小时开始尝试翻译下面的英文字幕……可以说开场五分钟后就跟“沙林毒气案”以及“奥姆教”没什么关系了，我最想知道的问题“为什么秉持大乘佛教部分奥义的奥姆教要策划沙林毒气案”以及”麻原彰晃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在这里通通只有被提出而无答案，剩下的时间完全是荒木一个人在那逼逼叨，我甚至贴心地做了分类——《盲肠炎少年之我与我の外婆》《铅笔盒之诱发出家事件》以及《我的足球弟弟——巨星陨落？》，我真的很久没有被烂片气到这么暴躁了，这完全是对我的强暴，纪录片最宝贵的东西是“真实所带来的冲击力”但这部影像则完全是在仗着自己的“真实”为所欲为。但是直到最后十分钟，受害者高槻先生突然说，自己这么多年为了不那么痛苦，而不断幻想着把自己从受害者变成对自己的加害者，荒木听到之后很自然地说“那么你我同样有罪”，而高槻很快对他说“所以你应该做些什么？你难道不要道歉吗？”，我突然一下子就明白高槻以及这部纪录片的意图了，它想把所有观众变成受害者，然后持续对荒木的谴责。最后的高槻其实已经有些病态了，正如他在纪录片里多次询问荒木“这件事到底是谁做的？你能解答吗？”，他为了摆脱因为毒气案所带来的身体痛苦、婚姻痛苦而迫切要找一个具体的人进行“惩罚”，所以他不想追究毒气案的真相，不想了解麻原彰晃是个怎样的人，他仅仅死死抓住荒木，以一种难言的愤怒对他进行抨击，这种愤怒在纪录片里他忍了两个小时。他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想象成了道德制高点的存在，所以他把自己的父母带到荒木面前、要求自己去见荒木的父母以及将荒木带到媒体面前进行“赎罪”，让我感到很不适的是，在荒木面对媒体进行“忏悔”时，高槻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将DVD架在他脸上进行拍摄，像是迫不及待要进行某种“记录”。 反观荒木，有某些时刻其实我觉得他正代表了日本的民族性，只关心自己最切身的利益，只能感受到自己所遭受的痛苦，所以他选择在这二十多年来继续信奉并传播奥姆教，因为“自己抓住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他处在一个“有罪”与“无罪”的微妙地带，所以高槻谴责他“始终在逃避时”，倒不如说荒木对此无知无识，他觉得自己与此事无关。这也是为什么他最后被迫站在媒体面前时，面对愤怒的高槻时，也只能说出“内疚”而说不出“道歉”。 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情节打动到了我，比如荒木特别提议到寺庙后面自己小时候玩耍的树林看看，当高槻问他小时候在这荒树林里玩什么时，荒木有一瞬间的停滞，他不断地思索“这里原来好像没有橡树”；两人在回去的高铁上共用一副耳机听歌，高槻笑得很开心，扭头问荒木“好听吧？”，荒木点头“很适合眼前的景色”；还有高槻说自己在京都大学看到麻原彰晃那一年，自己冲他大喊“你怎么不飞呀！”，荒木接着说自己后一年入学，在钟楼下的教堂听说前一年有人冲“教主”喊他怎么不飞，然后高槻凄凉地笑着说“对不起，原来是我害你入教了”……
但我依然觉得，纪录片不应该试图操纵观众
看完之后沉默了快一个小时。
在我看来，荒木有信仰的权利，就如开头日本宪法所说的那样。他选择继续信仰也许在旁人看来无法理解，但我想他也并不能真正意味上的感到“抱歉”，因为作为笃信者，他并未直接或间接参与到事件当中。
“究竟是这个宗教本身是坏的，还是成为了他人达成欲望和利益的手段？” 在看整部影片和查找资料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中浮现———一方面是那些尝试颠覆的恐怖主义思想，一方面是荒木从宗教实践中获得的平和。
朋友问我：该原谅荒木吗？
我说：你并不能让并没有从中参与的后人去为前人而赎他并不能完全感同身受的罪恶。
所以我无法去指责他什么，就像我无法去指责那些极端宗教事件（如穆斯林恐怖袭击，基督教圣战，中世纪宗教迫害，清教徒猎巫行动）后仍信奉宗教的人们一样。荒木并不是整个事件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也从内疚的心情中表现出了不认同所发生的地下铁沙林事件的行为，只是中间有一条鸿沟，就像理想的宗教和人性之间的鸿沟一样无法逾越。
在某种程度上荒木的信仰和人们认为的他的信仰是分开的。因为他从信仰中并没有得到伤害，而他所坚定的和他所称之为“教主”所信仰的也不一定一样。就像多面一样，一方面他和其他信徒在努力的不放纵自己的欲望（包括食欲），一方面，教主却又有十几个孩子。他所接触到的教主不一定是那个纵欢的教主，因此这种偏差是很难通过日后的回溯而改变的———就像他在开头所说，因为没有参与所以不能断言（类似于这样的话）
内疚是荒木作为人的人性，而坚持不道歉在我看来一是因为他本身并未在事件之中，二是他对他赌上的这条路的坚持。
在看的过程当中，我非常能理解导演作为受害者到最后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和不讲道理的对话。他需要找到炸掉他的那颗地雷究竟是谁埋下的。
但同时，我并不能认同纪录片中创作者的过多干预和介入，并在观影的过程中愈发觉得他在用纪录的名义完成地下铁事件对他人生产生颠覆的复仇。他究竟真的在意荒木如何想吗？还是只是想要听到抱歉的话呢？
2021·BIFF
看得太痛苦了。
身为被害者的导演咄咄逼人地寻求道歉，他不停地在和谐的气氛里抛出一个又一个的尖锐问题。他想击破荒木虚幻的梦，想让荒木体会到受害者的痛苦，让荒木彻底否定自己（因为对导演而言，那就意味着奥姆教否定了自己）。
但本质上，他不过是想找一个虚幻的对象，质问一个永远不可能得到的答案。不然他的痛苦无处抒发，他必须为自己的痛苦找到一个可以触摸的可以肆意攻击的现实对象。
而荒木呢，他不停地回避着整个事件，回避走进被害者的世界，用带来伤害的人不是真正的教主、不是他信奉的教义来麻痹自己。
在受害者走进他的世界，让他看见血淋淋的那一面之后，他将永远徘徊在内疚和怀疑之间。但他却依旧不会认为自己信奉的东西是错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赌在了那上面，如果否认了它，也是否认了自己。
导演以受害者的身份出发，就注定这不可能是一部客观的纪录片。片子里没有太多对事件过程的梳理，而是两个人断断续续的对话，有些话好像没什么意义，但却能显现出这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导演总是能强有力把控对话的走向，他想挖清面前的这个人为何如此，话里总是暗暗有着一股恨劲儿；荒木整个人都显得摇摇欲坠，他总是在犹疑着，似乎对整个世界都不确定，却又固执地坚持着别人都唾弃的东西。
作为观者实在是太痛苦了，因为你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代入导两个人的身份里，在两边不停地拉扯，但似乎又不能苛责任何一方。
去怪罪导演吗？一个希望奥姆教的公关负责人道歉的受害者应该被苛责吗？那么被害者的创伤由谁来负责呢？去怪罪荒木吗？一个并非事件者的边缘人？可是他应不应该就自己在教会里的身份而为此表态呢？
看完只觉得都是可怜人。导演的可怜之处在于他永远被束缚在这个被加诸自己身上的悲剧里，无法放手。他只能把荒木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以为让他痛苦就会弥补自己的痛苦。
荒木的可怜之处在于他一生都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虚幻的东西里，无论是铅笔盒事件还是弟弟的病，它们都化作无形的东西无时无刻地束缚着他。他以为自己的走的路是唯一选择，就这样硬着头皮往下走，不问对错。
他们不可能真的成为朋友，也不可能解开彼此的心结，只会让彼此更加心碎。我相信拍完片子的导演应该也不是洋洋得意的，因为他寻求的道歉终究没有结果，而荒木身上活着的重负又多了几重。
看片子的时候，恍惚间觉得，荒木是真的信奥姆吗，还是只是信仰一片他自以为的虚无？或许只不过刚好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奥姆而已。或许它可以是奥姆，可以是Aleph，也可以是什么别的。
片头出现日本宪法的一句话“思想与自由不得侵犯”，以及片子的前半部分，很大篇幅都在描写奥姆教义的参与者以及受害者如朋友般和谐共处的画面，让我天真地的以为这是一部关于爱与原谅的纪录片。但当阪原父母出现的那一刻我发现我错了，作为一个成年人有必要把自己的父母搬出来叫苦索取道歉？在咖啡馆里，阪原父母倾吐出阪原婚姻的不幸，以及毒气受害后身体的不适，全部都归罪于一人， 看似合理但并不合逻辑的归因，唯一的结果是把观众置身于两难之间，实属纪录片之大忌。后半部分把荒木浩作为奥姆信徒，必须为当年的事件负责任的帽子死死扣在头上，那前半部分对荒木浩除信徒身份以外，回到家乡回到京都大学追寻记忆，对他作为一个有思想有觉知的年轻人的描绘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