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1998)
简介：
- 该片改编自张爱玲曾将其“翻译”成国语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上海英租界一所名叫“长三公寓”的高级妓院里，红倌人沈小红（羽田美智子）、黄翠凤（李嘉欣）与周双珠（刘嘉玲）心事迥异，一个想同某个男人建立长久关系，一个一边与多个男人斡旋，一边秘密锁定其中最有闲有钱的一位，想其 将来帮她赎身，另一个心地仁厚，却又看破红尘，觉得人生不过如此。
演员：
影评：
都说侯孝贤的《海上花》拍的闷，我倒看的津津有味，还接连看了两遍。 影片一开始就是为王莲生接风的酒宴，觥筹交错，好不热闹。洪善卿的演员罗戴儿不知是哪里人，竟说的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广东话。粤语不难学，上海话对于不是上海人来说却是极难的，梁朝伟的上海话我听着都吃力，李嘉欣是说得硬梆梆，尾音还经常是粤语的音，刘嘉玲学的那样算是难得了，也还是生硬。唯有演洪善卿的罗戴儿和演朱霭人的徐明，说的一口标准流利的旧上海话——那种语调姿势和俚语，与现今又有些微不同，是我外公那一辈的语调语气。 朱霭人笑话陶玉甫和李漱芳的那段台词，演员说的真是好，那种语调姿势，嘲讽但不是恶意，不理解于是不屑——难怪很多人说电影闷，不懂上海话的人不能体会其中的好。 其他人听了也都笑得热闹，风月场中竟然讲起爱情来，还两个都那么痴，难免惹人笑话，唯有梁朝伟演的王莲生只是礼节性的微笑，心中不以为然，大约因对沈小红有几分真情，触动了心境。《海上花》中说到爱情的，除了陶玉甫和李漱芳也就是王莲生对沈小红了。书中说沈小红凶悍异常，掐得王莲生身上都是血痕，又蓬头垢面“鬼怪一般”撒泼大闹，电影中演沈小红的是个日本演员，凶倒是不凶，不过每次出场都少言少语，没个好脸色给王莲生，王莲生还是去讨好陪小心，哪里像客人和倌人，更似闹别扭的情侣。 沈小红的上海话和粤语说的都流利，应该是配的音。书中的凶悍在电影中没表现出来，只从他们人口中带了一句“沈小红去打了张蕙贞”，电影中更多的是赌气和冷淡。话也不多，娘姨阿珠倒是一口上海话说的刮啦松脆，能说会道的。梁朝伟的王莲生要比书中的更让人感觉深情款款，也许是因了梁朝伟。梁朝伟的上海话实在差，每次上海话的对白似乎他整个人都无从发挥了，直到镜头对着一支碧玉簪子配上梁朝伟粤语话外音的时候，梁朝伟的味道才出来，梁朝伟与沈小红单独相处的时候用粤语对白，沈小红赌着气，梁朝伟终于哄得她好了，梁朝伟一抬眼一笑——这才是梁朝伟的笑，整部戏中似乎只有这一个镜头，现出梁朝伟的往日风采。 影片中李漱芳没有露面，李浣芳也只一句台词。张爱玲说李漱芳是中国版的茶花女，我觉得她更像倌人版的林妹妹，想不开，忧思重，生生气死了——那病都是类似的症状。陶玉甫和李漱芳的爱情模式我是不喜欢的，时时刻刻黏在一起，一时不见便“四面八方去找了来”，用朱蔼人的话来说陶玉甫是“被圈牢了”，这样爱多么可怕，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要死要活地缠着——要是换做我是陶玉甫，逃也来不及，当然陶玉甫是甘之如饴的。 张蕙贞的演员不漂亮，也许书中她本就是不怎么出色，不知怎么入了王莲生的眼，竟从野鸡一跃为长三，不可谓不厉害。她被沈小红打，打是打不过沈小红了，事后也不吵闹，看似息事宁人，实则是深知形势比人强该忍则忍，做个宽厚贤良的姿态，王莲生还以为她“是个戆大，沈小红说了你多少坏话，你倒替她瞒着”。实则她早已貌似随口的一句话挑起了王莲生的疑心，又不说破，叫王莲生自己去发现，等王莲生和沈小红终于决裂，她想必是暗暗地笑了——“只要王老爷一直跟沈小红要好下去，才算你沈小红本事大了。”这是她早就对洪善卿说过的话。 黄翠凤看似很性格的样子，其实不过是装模做样，哄骗客人的伎俩。影片中只表现她的泼辣心计，却没有表现她骨子里的假，她赎身日换妆扮孝女和赎身后与黄二姐合谋诈罗子富那两段都去掉了，那两段是最表现她本性的——无疑是把这个人物美化了。书中姚文君说道“多的是客人骗倌人，倌人骗客人，大家不要面孔“——黄翠凤是其中之佼佼者。 黄翠凤是个厉害人物，敢豁出性命与老鸨对恃，终于占得上风，也算有胆有识，但我因她的装模做样和诈罗子富的卑鄙，总是对她不喜。 《海上花》中那么多女子，我只喜欢刘嘉玲演的周双珠。刘嘉玲梳了髻穿上大镶大滚的清代装束尤为出色，同样那么多倌人，李嘉欣的黄翠凤虽然漂亮，但李嘉欣是混血模样，黄翠凤又有嚣张之气，不如刘嘉玲的周双珠，不温不火，韵味十足。周双珠同周双玉说“大家现在虽然是倌人，过两年也都要嫁人，生意再好，其实也是有限都很”，可见她对世事看的通透。周双珠生意并不好，周双玉尽管自恃当红，却也不敢对她不敬，倒不是因为她是老鸨亲身女儿，周双珠不卑不亢处事淡定，自然叫人敬服。周双玉听了朱淑人的承诺不肯留客，周双珠与洪善卿说“我也不好去拆穿她”，周双珠心中是明白的，却仍给周双玉留有余地。到的周双玉要和朱淑人吃鸦片酒，周双珠情急间说了一句“客人的话怎么好去相信”，也是个翻过跟斗来的吧，是否当年也有相信的时候，失望之后才学了乖，慢慢世故成熟—— 洪善卿和周双珠的感情不能说如何好，却有着相当的了解，两个人坐着谈谈说说，说朱淑人在桌底下给了周双玉翡翠坠子，“你们在台子上都不知道吧，周双玉还叫我不要告诉我，我嚒就说，告诉洪老板有什么不好，有事嚒还可以拜托拜托”洪善卿便建议让周双玉“点大蜡烛”，“那你去做个媒人吧”。。。。像一对夫妻闲话家常，有种亲切温馨的味道。 周双玉也是个厉害的，不声不响貌似柔弱，心计却非常人。朱淑人毁约叫她下不来台，便要拖着朱淑人吃鸦片酒同死——还以为是又一段《胭脂扣》，谁想周双玉棋高一筹，这鸦片酒竟是假的。恐吓的目的达到了，刚烈的名声出去了，朱淑人拿出一万洋钱为她赎身为她办嫁妆，这一段情事便此圆满解决——周双玉自己为自己造了梯子，毫发无伤一石二鸟地下了台。 只不知她嫁人到底嫁给谁。茉莉疑心是王莲生，我却怀疑王莲生是否有这么大胆子。周双玉骂朱淑人”你这只猪猡”时的凶悍怕是不输给沈小红，心计却非沈小红可比，便是张惠贞也不如周双玉“有勇有谋”——经朱淑人这一役，知些根底的男人怕是都不会娶她了。洪善卿说“难就是难在嫁人的事”，不知是否便是这个原因？ 影片中没有说明鸦片酒是假的，对周双玉这个人物对表现便差了好多——情人毁约，感情上受了打击，想到要和对方同吃鸦片酒赴死顶多算是刚烈，不算什么稀奇，周双玉在希望破灭能在那么短的时间恢复过来，不气馁不自弃，即时放蟋蟀取梨买烧酒制作假鸦片酒，想出一石二鸟的好计策安排自己以后的方向，这才是非常人所能及也。 影片中许多地方都拍的十分隐晦，没有好好看过书的怕是看不明白，比如王莲生发现沈小红的奸情，门缝里看到一对鞋子，便知她姘了小柳儿——书中是王莲生见到了小柳儿的脸。黄翠凤斥责诸金花一怒拍断了镯子，黄二姐便道“真是触霉头”，电影中黄二姐的台词没变，拍断镯子的镜头却没出现，观者不免不明白为何“触霉头”。 也许是与书的风格一脉相承——书中许多地方，若不是张爱玲的注释是看不明白的，最典型处便是周双玉的假鸦片酒。只提到周双玉放掉了蟋蟀，又要买烧酒擦拭衣服污渍，若不是张爱玲说明，谁知道那就代表了假鸦片酒的制作过程？ 要看明白侯孝贤的《海上花》，先要看书，要看明白书必得看张爱玲的注释——复杂是复杂了一点，可是书实在是好书，电影也是好电影。
- 侯孝贤本人的样子，很难和这么女性这么细腻的片子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片子有许多是朱天文的理解。
大陆终于出了朱天文的集子《最好的时光》，看完里面关于《海上花》的诸篇，忍不住拿出片子又看了一遍。
当然，朱天文的理解首先来自于张爱玲。一篇《译后记》真是字字珠玑。大学里读《海上花》，时不时要翻一下《译后记》，要不然，以现代人晚熟的人情世故，许多地方的理解真要大打折扣。
侯孝贤对《海上花》的提炼在于“家常”，诚然，他身上一直有这“慧根”，却也是机缘，《海上花》遇上侯孝贤，方迸出“家常”二字来。
《海上花》给人的印象是散而杂，它的成书年代，已极近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出现，换句话说，它是旧小说的尾声，把散和杂发展到了尽头。没有散和杂便也没有“家常”味，侯孝贤的“反情节”，与现代小说的主流调调是冲突的，与旧小说的气息倒是相通的。
散和杂给阅读和编剧都带来了难处。一般写小说的，都要列个人物表，方便写，《海上花》却是最好读小说的也要作个人物表，要不然一天读个两三章，早不知谁谁谁。但这样床头马上的书谁会去认真，也难怪“看官三弃海上花”。
电影是线性的，更不要指望观众的记性。改名著吃力不讨好，文字的容量与延展远大于影像，多厚的书，变成影像终不过120分钟，只能“就简”，看过书的观众觉得简单得让人失望，没看过书的观众觉得像方便面里的蔬菜包，看上去红红绿绿，却面目模糊，不知前世今生。
第一次看片子时，离看书已有三四年光景，书唯剩轮廓。只觉片子自觉缩到了极小的范围，然而还是信息量太大，要注意力集中地去看去理解。只剩三个故事，处理成生活的横截面，因为这种横截面手法，大量场景的排铺，保留了原书的神与气，令爱此书者惊喜，把玩。
这次看了剧本和说明再去看片，胸中已有全图，注意力便放到演员场景运镜剪辑上去了。不说烛光运镜和剪辑，那些都很侯氏和纯熟。
三组故事的人物，刘嘉玲，苏州人演书寓先生确实最接近角色，单说长相口音比另外两位就正多。周双珠闲适、练达，世故又有人情，都不是些很外在的东西，嘉玲的表演是由内而外的，“闲”和“达”做足，很好。双珠总是闲闲地坐在那摆弄着水烟，不紧不慢地说些话，但是公阳里的“家长”是她。她知道洪善卿俗气，只是官员们的跑腿、酒局中的调停，并没看不起他，他们间相互需要也彼此了解，有点老夫老妻，她并不属意于他，他也明白这点，依旧很温暖。所以朱天文说，周双珠寓是这部电影的“底色”，是“海底深流”。
洪善卿是男角里演得最好的，如果百年前上海的“中间人”和今天没太大差别，那真是“撮其神”了，他让人想起生活中见过的许许多多此类角色。演员叫罗戴而，不知怎么找来的，上海话腔调和神韵很正，后来竟还和王莲生开起了广东话，也正。他的那种俗气、圆滑、迎逢、转寰、有点小人情味，是立体的。说起语言，另一位同席在片头说的那段陶玉甫和李漱芳也是极传神的沪语，许多人看到他靠拢两个大姆指，说“搭牢了”，会会心一笑。可惜，羽田、梁朝伟和李嘉欣的上海话实在牵强，调子都不对，很破坏神气，他们也因此缩手缩脚地，一说话便不自然。
羽田美智子也不知怎么找来的，看资料她之前没有出色的演出经历。按朱天文的说法这个角色本来属意张曼玉，张以语言不行推了。羽田毕竟是一张日本人的脸，有点突兀，整个肢体也有点说不出的“硬”，总之好像被强塞进这个时空。但好在那种尤物的小性子出来了，眼神也是对的。
梁朝伟好像一直是此类角色，处处到位亦没什么出色处，讲广东话时就活络起来了。他和羽田的“丢魂”都是到位的。
李嘉欣乍一看好像可以是个黄翠凤，一说一动起来便总是底气不足的样子，只好强调外化的东西——她的上海话又是那么不着调。她长得太现代了，或者说西化，后来导演把黄翠凤早起换装，全身缟素拜祭父母演给罗子富看的戏剪掉了，李嘉欣这样长法这样演法，大概出不来全身缟素清清伶伶楚楚可怜的东方美。朱天文说，演员们练点水烟的纸火（一直拿在手上吹吹灭灭的长纸棍）最不好的就是李嘉欣，“在戏里头就会觉得她被纸火所困，最好的是刘嘉玲，你会觉得它根本不存在”。着意看各人手中的纸火是很有趣的，同样是老挥不灭，李嘉欣的感觉是气急败坏，想快点弄灭，跟她演这个角色一样，只有一个层次，火气大。而刘嘉玲则是不当回事，闲闲地拿起来吹灭，只是一个不经大脑的动作。觉得玩得最好的是梁朝伟，在沈小红那，满腹心思，又无话可说，不知不觉地拿起纸火吹了又灭灭了又吹，手腕一抬一甩间，像玩 zippo一样自然。
罗子富，侯孝贤爱用的高捷，在酒席上总是在镜头这一边，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在黄翠凤处多是中景，面目模糊。
看过此片的人多喜欢周双珠，在看书时就对她颇上心，刘嘉玲的演出是加分的。伊能静在里面客串诸金花，有点搞笑，演得还是到位的，尤其她愿意演这样一个角色。只是同样扮上，美女和美女放在一块，一下就被李嘉欣比下去了，还真有点长三和么二的距离。
看过原书、剧本，又细细看过片子，能体味朱天文改编功力之深，想不出比这样更理想的抽编方式了。陶玉甫和李漱芳的故事是特例，不是常态，不符合这电影的神气。对三组故事的剪裁也得当，尽量找能表现人物性格和关系的片断，对白则几乎是原书照搬。
然而编剧总是在一个已经滚瓜烂熟的故事里去剪裁，难免追求“精彩”的“集合”，又想把那些微妙的信息尽量放进去，于是那些没有背景语言的人无法看懂片子。作家当编剧，又容易用文字思维去安排影像，而影像的容量能力那么低，难免有跳脱，更容易看不懂。
所以，这是一部自己人做给自己人看的片子，自娱自乐。所幸，这是一部自己人做给自己人看的片子，才吸引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寻找趣味，不能自拔。
文/故城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曾这样谈及《海上花》：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了一般人的生活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 侯孝贤看上此题材，必为其日常生活的况味所触动。落入人家的烟火气息，才让这妓院有包融俗雅之效。那些吐纳的烟气，于上海这燥气喧闹之中，有些过分悠然和慢吞，但它的抑扬顿挫，让那些华服上的光鲜抹上了层淡淡的朴质与哀怨。黯红的灯光下，人物像是画在朱漆屏风上，凝固了时间和姿态，我们仿佛穿越了时间隧道，就在其身边经历耳语的轻声呢喃，一时亦幻亦真，悲喜莫名。 海上花，大抵是必须如此雕琢才有颜韵的。 戛纳影展时，法国《解放报》曾说，海上花中所有的事都发生在ACTION的之前、之后，或旁边。我想，这种功效至少有一方面是得益于原著的藏闪结构。《海上花列传》本是花也怜侬的梦，一则梦境世界的众生喧哗，不被叙述者掌控，永远“在场”的观察者像跑接力赛般不停地移交它的叙事权，于是观者占了“局外者清”之利，藏闪之处便不再气若游丝了。二则梦有着片段连缀的情景结构，拾遗的梦境碎片，或以人相连，或以物相衔，在片段与片段之间游走贯通，虽未能尽述，落下语焉不详之惑，却呈现出梦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朦胧意境。 我偏爱影片中镜头的淡入淡出，那个年代，照明大都倚赖煤油灯，它的点亮与熄灭中有种古典的含蓄，不会让瞳孔因明暗快变而屡受惊吓。那人那物那景，前后错落间隔，忽明忽暗，过去与现在之间，呈现出一种藕断丝连又稍纵即逝的暧昧关系。 东方的叙事哲学中，崇尚一种“少则多，多则惑”的审美意向。若水三千，只取一觳，便是看重这一觳水之外的留白。侯孝贤的电影中，自《戏梦人生》后，便越发看中镜框外的余味，他放弃赖以成名的气韵剪辑法，不再讲究每个镜头的完整性，希望镜头“像云块的散布，一块一块往前叠走”，于是《海上花》里，公阳里、荟芳里这些居所中，生活的痕迹像云块一样被呈现。缘起缘落，尽陌于琐碎庸落的家常之中了。 《海上花》里的“海”是上海十里洋场。长三书寓的尚仁里、荟芳里，均处于四马路一带。四马路由于有很多酒楼茶肆、书局报馆，是当时租借较为繁华的地段，而“花”则是沦落于烟花巷陌的妓者。晚清婚姻大都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少有自由可言。而买妾纳婢虽是自己看中的，但难免直入主题，缺乏吸引、试探、相思的交际过程，也便少了暧昧和怦然心动之感。那时的中国通行早婚，“性是不成问题的”，而上等妓院里，长三（一等妓女）被称为“先生”，接客以唱京戏侑酒为主，性是较为罕见的，白昼宣淫更被视为异事。于是，来往日久很容易产生感情，真正的恋爱在长三书寓里更易寻得。 刘嘉玲的周双珠，是影片的底色，朱天文说她是长三书寓生态的完整抽样，是“海底的深流”。周双珠是老鸨周兰的女儿，不用做讨人，却须调停众倌人间的嫌隙，于是练就一身掌柜般的世故、练达和不卑不亢。影片伊始的饭局，周双珠妙眼流转，逢迎陪笑，摇扇、斟酒如闲庭信步，哪里有其他倌人的局促。其后她纾解双玉的郁结，自也信手捏来，且不说她言语老道，对事态看得通透，只熄烟、喝茶、抖抖衣裳和抚正发髻几个特写，便俨然一副家长的气派。 李嘉欣的黄翠凤，手腕狠辣，顾盼神采，是长三书寓中的翘楚。她身上有种傲气，一如其美艳的外表，满身的珠光翡气炫彩夺目，所到之处叮当脆响。在风尘里摸爬滚打久了，自然人情寡淡，对老鸨黄二姐呼来喝去，对待客人也像例行公事，影片中黄翠凤游弋于诸客人之间，靠的是算计，她虽然倾心于钱子刚，却深知罗子富才是最终能帮她赎身的人。 而羽田美智子的沈小红，性格与黄翠凤截然不同，她率性任情，本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红倌人，却因姘戏子坏了名声，明知只有王莲生才可替她还债，却背地里与小柳儿通好。她常常遵从于个人意愿处事，毫不掩饰也不懂得变通。影片中有一幕，姨娘阿珠叫她起床待客，她爱答不理的哼了声才坐起，到王莲生来后才站起，漫不经心的踱步到屋角，客人也多亏是王莲生，换个人早拂袖而去了。两人和好后，她的俏销娇嗔又难掩甜蜜，他们一起添煤、盛粥一段，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周双珠看淡风尘，与洪善卿保持着不咸不淡的关系，利用大于依赖，相伴大于关心。为了帮朱淑人摆平双玉的困扰，她对洪善卿无伤大雅的“敲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与黄翠凤的不同在于，双珠虽老于世故、工于心计，但胸怀宽广、宅心仁厚，深谙处事之道，而翠凤虽也精明利落，但往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她行事处处与人针锋相对，干练有余，沉稳不足。她与老鸨一唱一和，将官客罗子富玩得团团转，既赎了身，还不落旁人的好，将“戏子无情”唱得是淋漓尽致。 双珠与翠凤的故事终归是辅线，她们虽身处花街柳巷、耗费青春，毕竟能明哲保身。如果说，从双珠身上还能窥到闲云野鹤的女子心中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么翠凤身上却满是市井之气，那些颇具西洋风情的蓬裙与斗篷在她身上，倒越发庸脂俗粉了。 而沈小红与王莲生的情感纠葛，才让人揪心而感伤。小红是占有欲极强的女子，这点倒颇似张爱玲。张爱玲在改编《海上花列传》时认为，书中写情最不可及的，不是陶玉甫与李淑芳的生死恋，倒是王莲生与沈小红的故事。因为陶、李充其量只是经典“痴男怨女”故事的“青楼版”，而王、沈的感情是互激的、互动的，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情感的分裂性、错位感和间歇期。这些都曾是我从缪塞、易卜生和普罗斯特小说中读到的，如今却统统氤氲在侯孝贤的影像中。 影片中，沈小红的服饰以紫红色为主，配以颇具象征意味的蝴蝶，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王莲生亦如此。他对沈小红动了真情，而她却与小柳儿厮混在一起，王莲生无奈之下投了张蕙贞，沈小红对她本没多少情份，却因此妒意骤升打了张蕙贞，珠泪暗垂。真情假意，假戏真做，到最后便真假难辨了，这倒与现实中的爱情有几分相通的意味。实际王莲生自始至终都视张蕙贞为筹码，借以报复沈小红的“背叛”，即便是他目睹小红“出轨”后要娶张蕙贞，也不过是一种由爱生恨的愤然。影片结尾，众官客为他送行时，觥筹交错却难掩内心的惆怅失落。毕竟是余情未了啊！ 而沈小红这边呢？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夹着若有若无的江南丝竹声，鼓点在幕后幽咽，小红独自把玩着烟筒，秀眉微蹙，倏而又展平，落拓曲折处，只有自己才懂。 原载于10年 《看电影》10月下 后记： 在Esplanade Theater的图书馆里看到Alain Bergala的文章。文章中说，《海上花》中典雅风情的中国女人，犹如德拉克洛瓦（Delacroix）的名画《阿尔及尔女人》（Les Femmes d’Alger），雷诺阿（Auguste Renoir）曾称誉此画为世界上最美的画作，而《海上花》就是世界上最美的“镶嵌物”。德加（Edgar Degas）评德拉克洛瓦此画时，曾提到“画下脑海中的影像”而非记录当下双眼所见之景，这样的评论用于《海上花》一点也不过。 文中提到，《海上花》是“异常温婉的语言水晶球”，影像包裹着情绪，烟雾包裹着精致，亦幻亦真，像梦又像现实。而侯孝贤用双重的封闭空间构造出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在金钱、语言及感情这三个世界里，我们没有必要维持一个连贯的角色。此片减轻了维持一个统一而一贯的角色之必要性，以防如鸦片或催眠的方式，让观众进入一个理想世界，有如充满未知浓度溶液的玻璃瓶，观众自我渐渐消融轻飘，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语言次序。 作者也将影片的“双轴场景”叫做“水缸场景”。即镜头在两个轴之间来回游走，两轴之间的物和景很像一个水缸。比如《海上花》中摄像机不断受两个光源之吸引迷惑，观众的视野也从没离开过那“两个轴”。 影片在戛纳首映，就获得了极大的反响，作者认为《海上花》挤入极少数的“魔法神妙影片”（film Magiques）之列（当然这跟影片制造的一种催眠效果有关）。
-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通商大埠，十里洋场过来去往，人流混杂。其中花事之盛，堪称一绝。上海正式的妓院中，最高等的俗称长三堂子，又称书寓。清末小说家韩庆邦的小说《海上花列传》所描写的，正是上海高级妓院“长三书寓”中的生活场景。
小说采用古典叙事文学中典型的“穿插藏闪”手法，叙事平淡但暗藏玄机。侯孝贤的巧妙之处在于，他彻底将这种文学手法视觉化了——用他一贯的候氏长镜头、深焦镜头、远景、固定摄影、空境、画外音等等。全片片长113分钟，却仅仅只有39个镜头，而且坚持使用原著中的吴方言。这样的做法其实很挑战观众，而能从最直接地弥补通俗层面上观赏性缺失的做法，就是在美术上下功夫。由日方注资的支持，《海上花》的美术也确实在当时的电影制作水准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获得当年“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以及亚太影展最佳艺术指导。
影片整体的光影基调昏暗幽秘、暧昧朦胧，像古旧泛黄的老照片。人物在这样扑闪明灭若隐若现的气氛里，缓缓展现出一段古老的、带有传说性质的故事。人物鲜活的性格在影片限定的风格里，隐隐透出恰到好处的活力，不太近，也不太远。观众可以感受到人物命运轨迹的运动感，以及人物被命运压抑着的不由自主的痛苦与无奈。借用一句被用滥了的话：这是一场世纪末的华丽与苍凉。
【空间造型】 侯孝贤曾申请到上海老区实地拍摄，但没有获得大陆官方的许可，最后不得不把场景全部搬进室内。于是，为了再现19世纪的上海洋场，《海上花》美术小组搭建了三座古宅，试图重现当年的石库门老屋面貌。每座房子的对扇雕花门窗、屋檐装饰等的设计灵感一方面参考了历史资料，另一方面则考虑到各位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了大胆创新。比如，沈小红是不计后果、爱情至上的女子，所以她的荟芳里布置得温馨浪漫，连窗户都是象征百年好合的团花雕饰。周双珠大气坦荡，淡泊明志，她的公阳里开阔宽敞，窗雕简单明快。张惠贞出身低微，她的东台兴里脱不了市井的味道，小家子气十足。黄翠凤则是崇洋的先锋，她的尚仁里有西洋教堂的彩色装饰玻璃，花饰繁复的巴洛克风格的椭圆形壁镜和玻璃钟，楼梯口还有西洋式的铁艺栏杆。
【服装造型】 服装是本片美术的浓墨重彩之处。据说，当年艺术指导黄文英通过关锦鹏找到了香港制作旗袍的老师傅，但是这些师傅只会做1920年以后的改良式旗袍，许多精致的绣工早已经失传。于是，黄文英只好依据服装史的记载，亲自设计、手绘缝纫。考虑到当时上海租界洋风盛行的社会状况，黄文英还在这些服装中加入了许多混合西洋风味的蕾丝、蓬裙等设计。另外，由于“租界”这个特殊的地位，妓女们还可以大胆“犯禁”，穿着、使用只有皇家才有权佩戴穿着的黄色。正是因为各种因素的束缚在租界里被弱化，服装得以最大胆的构思和设计，有助于深化人物形象，推动剧情发展。
比如，沈小红任性泼辣，执著刚烈，占有欲强，所以她的服装色系以紫红色为主，配以具有象征意味的蝴蝶。第一次出场，小红穿的是暗红底子黑树叶花纹的衣裳，低调的装扮表现弱势被动的地位。等到她与莲王生情投意合，穿了一件红底的透金色小花的大袄，领口上翠绿的边，有一种“葱绿配桃红”的春风得意之感。后来经历了“张慧贞事件”，大闹一场，只穿了一件贴身的短打就出场了，体现出一种楚楚可怜的相道。和王莲生和好时打扮成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深紫底料、金色花纹，还在发髻边簪了一朵鲜红的花，似乎在宣扬：这个男人始终是我的裙下之臣，谁也别想打他的主意。最后，与别人交好东窗事发，她在片中唯一一次没有穿红色的衣裳，因这次是为求和而来：一件近乎白色的长衫，轻飘飘地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显得弱势并且可怜。而在片尾，她又穿上了那件紫红色的衣裳，又准备和人天长地久。
张惠贞是和沈小红形成对比的一个人物，同样是被莲生看中，两人却有着明显不同。从“野鸡”变“长三”的她很想在短时间内摆脱自己原有的生存状态，成为名副其实的“先生”，但是她的打扮却有着不伦不类的尴尬。她喜欢在衫子外面罩一件背心，盘着夸张的发髻，试图营造出一种富贵效果。她还喜欢一种娇嫩的粉红色，但在当时的年代，那是姨太太才穿的颜色，正房一般是穿大红的。这一切都好像命定了她和小红在莲生心目中的地位。
周双珠胸襟广阔，看淡风尘，在外阔绰大气的做着“花头”，在家则像长辈一般排解着姐妹间的嫌隙，但是她也有淡淡的寂寞，洪善卿和她总保持着一种“不离不合”的距离。这种曾经沧海后的淡然从容使得她的服装以宝蓝色和墨绿色为主要基调，配以象征吉祥如意的大朵团花，仿佛也在暗示这个看似闲云野鹤的女子心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黄翠凤是众多女子中最洋化的，她干练刚强、精明利落，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着自己的将来，所以她的服装以黑色和金色为主，配以中式刺绣的西式花卉，稳重大方；同时。在袖口、裙摆还有西洋化的的蕾丝。另外，她还穿着西洋风情的蓬裙与斗篷，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奢华。
【道具造型】 影片的美术钟阿城说：“契诃夫当年写《海鸥》剧本时，认为舞台上的道具必须是有用的，如墙上挂一杆枪，那是因为剧中人最后用枪自杀。电影不是这样。电影场景是质感，人物就是在不同的有质感的环境下活动来活动去。除了大件，需要用无数小零碎件铺排出密度，铺排出人物日常性格。《海上花》里妓女们接客的环境，就是她们的家，她们是在里面生活的。有用的东西只是陈设，没有用的东西才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要去找没有用的东西。”比如，导演不厌其烦地一次一次表现人物的吃饭场景。老妈子拿着饭盒进来，一层一层打开，一盘一盘端出来，一样一样摆好。人物一口一口夹菜，吃完了端茶漱口，拿毛巾擦手。然后老妈子再把残杯剩盘一副一副地收回去。在这个缓慢而繁复的过程里，各种各样的道具闪过镜头，人物反而被那些起起落落的锅碗瓢盆给盖过去了。但是这样的场景正符合美术钟阿城说：电影追求的是一种质感。而且如此生活化的场景一次次再现，也契合了电影的基调、长三书寓里妓女和恩客之间类似家庭式的生活、以及原著文学艺术风格的电影化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对鸦片枪和水烟的描写，丝毫不亚于对吃饭场景的反复叙述。一大块鸦片，慢慢地把它烧软了，切成成一坨一坨的放在签子上——影片反复描写妓女们做签字的细节，以及床榻上各种配合鸦片用的小物件；而水烟部分，则是演员拿着一小截纸火，漫不经心地轻轻一吹，然后点燃水烟管。无论是抽鸦片还是吸水烟，似乎每一个细微动作的动作都像吃饭一样自然，成了演员的一个部分。诚如导演说的：“这一切只是为了电影的质感，一种新的跟模拟的生活质地被创造出来，这个就是电影的底色。”
影片中最具“有用的”痕迹的道具就是那个翠玉簪。翠玉簪是沈小红和张惠贞争宠的结果，也是片中唯一的特写镜头，伴随着王莲生低沉的感叹“我刚认识她时……”缓缓呈现。王莲生许诺张惠贞在城隍庙买一根十块大洋的簪子，于是沈小红偏要买珠宝商人送上门的东西，要价十六块大洋也在所不惜——因为她知道莲生的心其实是在她身上的，这样的固执和任性只会让这个男人更怜爱自己。沈小红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百无聊赖的把玩着那根翠玉簪，就好像把玩着王莲生的感情，胸有成竹、志在必得。
居所的奢华，服装的考究，吃饭抽鸦片水烟的生活细节，营造了电影的质感，也证明了“长三书寓”里高级妓女的身份。每一个场景的起落幅，多为淡出淡入的镜头。人物总是先行消逝，充满生活质感的物件则最后淹没在黑暗中：燃着的煤气灯、用过的碗盏盘碟、空无一人的房间……导演用这样残留的的换面，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气氛，形成了影片强烈风格化的标识。
居然不能贴图，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