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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未了 Mientras dure la guerra(2019)

简介:

    西班牙1936年夏。著名作家米盖尔·德·乌纳穆诺决定公开支持有望肃清国家混乱局势的军事起义。 他即刻被共和党政府解雇,不再任萨拉曼卡大学校长。与此同时,弗朗哥将军设法将他的部队加入反叛阵线,并私下着手准备成为战争的总指挥。面对冲突带来的血腥,同事遭受的监禁,乌纳穆诺开始质疑起自己最初的立场与原则。弗朗哥将总部搬到萨拉曼卡并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后,乌纳穆诺前往他的住处,提出了请求.....

演员:



影评:

  1. from《上海书评》,by范晔

    1936年10月12日的开学典礼上,校长米盖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一开始并未准备发言。

    三十六年前,恰好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第一次被任命为建校于1218年、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萨拉曼卡大学的校长,后来因政治原因被政府免职。1924年被选为副校长,又因抨击国王阿丰索十三世及独裁者普里莫·德·里韦拉(Primo de Rivera)而遭免职和流放。到共和国时期重返校长职位,但他又渐渐对总统阿萨尼亚(Manuel Azaña)任上的土地、宗教政策感到失望,因而在内战爆发初期一度支持佛朗哥的国民军,被阿萨尼亚下令解职但随即被佛朗哥政府复职。1936年的开学典礼上,七十二岁的乌纳穆诺再次希望幻灭,悔不该当初支持如今的内战胜利者——他们并不是自己想象中西方文明的捍卫者。就在月初,乌纳穆诺刚刚面见了佛朗哥,为身陷囹圄的好友、门生求情而未果。他还不知道,十天后他昔日的学生、格拉纳达大学校长萨尔瓦多·比拉·埃尔南德斯(Salvador Vila Hernández)将被枪杀,就在同年8月诗人洛尔迦被害处不远的地方。此时此刻,校长乌纳穆诺衣兜里没有发言稿,只有一位女士求他斡旋营救自己丈夫的信件。

    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读者已经从《生命的悲剧意识》了解到他是西班牙“九八年一代”的思想家,从《迷雾》或《殉教者“好人”圣曼努埃尔》了解到他是西班牙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纪念西班牙内战爆发八十周年的今天,或许仍有必要听听乌纳穆诺最后一次公开讲演的声音。

    那一年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同列的还有佛朗哥的夫人卡门·波罗(Carmen Polo de Franco)、萨拉曼卡主教等政要,以及独眼独臂的何塞·米连-阿斯特赖(José Millán-Astray)将军——他将因为这一天与乌纳穆诺的对峙而史上留名。那一天是10月12日,也是纪念“发现”美洲的“民族日”,如今西班牙的国庆日。听到有人将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比作“西班牙身上的毒瘤”,乌纳穆诺终于起身发言:

    ……我知道你们在期待我讲话,因为你们了解我,知道我不会在这种时刻沉默。因为沉默有时候会被理解为默认。……主教先生是加泰罗尼亚人,而正是他教导你们基督的教义,那是你们不懂得的;我是巴斯克人,而我一生都在教导你们西班牙语,那是你们没学会的。真正的帝国(语言)是西班牙语,那也是黎刹所说的语言,和杀死他的刽子手所说的语言一样……

    乌纳穆诺的话被听众激烈的反应打断。愤怒的米连-阿斯特赖将军用他幸存的独臂猛敲桌子要求发言——真正激怒他的是乌纳穆诺提到了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刹(José Rizal)的名字,而米连-阿斯特赖在军中的功业正是从十七岁时赴菲律宾镇压他加禄人的独立运动起始。据说米连-阿斯特赖将军就在此时喊出了那句臭名昭著的口号:“知识分子去死!”以及“死亡万岁!”

    将军按当时风行的套路向群众呼喊:“西班牙!”

    听众山呼回应:“独一!”

    将军再喊:“西班牙!”

    听众回应:“伟大!”

    将军三呼:“西班牙!”

    听众回应:“自由!”

    就在长枪党人纷纷向墙上悬挂的佛朗哥像致举手礼,台下一片群情汹涌之际,校长乌纳穆诺继续他的讲话:

    我刚刚听见有人喊:死亡万岁!我毕生都在创造悖论而惹恼那些不理解的人,作为这一领域的权威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所喊的是一个荒谬可厌的悖论。……米连-阿斯特赖将军是个战争中负伤的残疾人。塞万提斯也是。不幸的是我们如今在西班牙有太多的残疾人,今后还会更多,如果上帝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一想到会由米连-阿斯特赖将军这样的人来指导民众的心理就十分痛苦。一个缺乏塞万提斯那样伟大精神的残疾人将乐于看到身边遍布残疾人。米连-阿斯特赖将军不是合适的人选:他想建立一个新的西班牙,按照他的形象。所以他想看到的是一个残疾的西班牙……

    这里是知识的圣殿而我正是她的大祭司。你们在亵渎她的圣所。

    这位校长化用了福音书中耶稣的话,“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位曾把堂吉诃德视为西班牙基督的作家宣告:“我永远是我祖国的先知。”随后便是那句被无数次征引的名言:

    你们能以力压服,却不能令人心服(Venceréis pero no convenceréis)。

    听到这里,听众中已经有不止一位军官在伸手掏枪。事态一触即发之际,据说是佛朗哥夫人卡门女士主动要求乌纳穆诺校长挽起自己的手臂,陪他安全离场。乌纳穆诺在一片嘘声中回到自己的住所,数天后收到了被解除校长职务的公文,——曾一度力促他申请诺贝尔奖的教授都在上面签了字。他从此被监视软禁,直到两个多月后去世,死在西班牙灾难之年的最后一天。昔年曾为“西班牙欧洲化还是欧洲西班牙化”与乌纳穆诺激烈论争的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得悉他的死讯后写道:“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乌纳穆诺的声音一直在西班牙回响。如今这声音永远沉寂,我担心我们的国家将进入可怕的沉默时代。”

    乌纳穆诺最后一次演讲完离场

    乌纳穆诺在1928年出版过一本小书,名叫《既反对这个,也反对那个》(Contra esto y aquello),被后世评论者视作作家自身的写照,认为他“思想中充满矛盾”,无论国王、独裁者或共和国,无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都曾加以抨击。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Javier Cercas)说自己有一次酒后与朋友狂想完美社会的蓝图,最后一致认为,理想的社会中至少要有三个人:智者,医者,说不的人。智者传授生之道,医者传授死之道,而说不的人则负责在决定社会前途的关键时刻,在群情汹涌的狂热时刻,有勇气说不。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是出于任何利益或虚荣心作祟,只忠于自己真实的想法且言行一致。塞尔卡斯说这就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加缪的反抗者,卡夫卡式的主人公。说不的人,代表着知识人的尊严。我想乌纳穆诺也可以加入这个序列。

  2. 1935或36年西班牙内战,在两个阵营的中间,西班牙某所大学的教授夹在中间,最后选择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反映了战争对每个人的摧残,撕扯得让人感受到难受。

    西班牙历史上处于欧洲非洲文化交集处,宗教战争锻炼了好战开朗热情的民族,因为对这个国家的兴趣看了这个片子,才知道他们的文明民主历程并不长,到内战结束推翻了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才在1977年进行民主选举。

    战争未了,这世界并不太平,俄乌战争已经两个多月了,依旧持续,多少人生又将被撕裂!

  3. 战争未了:丧钟为我们而鸣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更偏好于称这部电影为一部“讲述战争”的片子而不是一部战争片。导演巧妙地通过作家米格尔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20世纪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故事与情景。值得高兴的是,他拥有极佳的叙事手段以致于作为一个对西班牙历史知之甚少的人,观看电影时仍感觉非常流畅。

    整部电影围绕作家米格尔,或引用他自己的话,基督教徒,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共和党人米格尔,讲述了他立场转变的故事。共和党人最初支持军队起义,然而朋友被捕,亲戚朋友的压力使他质问自己的内心,从而发现真实的精神追求。电影的另一条主线是陆军参谋部内部,叛军首领弗朗哥如何逐步实现独裁。当导演选择用人物作为推动情节的主线工具时,这是一件及其有风险的事,因为他需要塑造出被观众接受且符合历史情境的形象。所幸,导演成功了。

    这两个重要人物都极为“普通”,换句话说,他们是完整的。我们不需要完美的圣人,因为大家都知道,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的角色才会给观众带来亲切感,引起他们的共鸣。尽管米格尔是一名校长,著名的思想家,他仍在摸索所谓的正确之路,无论是这个国家的还是他自己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他甚至是一个懦弱的人,因为他眼睁睁看着同僚被抓走而无能为力。这更加突出了他最后决意起身演讲的勇敢,那是坚信自己信仰而产生的无所畏惧与无懈可击。

    除了内容,电影在视听方面的技术应用也是毋庸置疑的教科书。导演是一个运用色彩的专家,尤其是红色,绿色和黄色。在米格尔的花园里,梦里,大片的植物是翠绿色的;演讲时,教皇的帽子,舞台的帷幕是大红色的。这些颜色饱和度很高。教堂的墙和士兵的衣服是土黄色的,行军时的杂草更加枯黄,这些构成了整部电影的主色调。虽然是一部战争片,颜色却很柔和与温柔,契合米格尔“温柔”的反抗。

    而灯光是另一重矛盾所在。所有室内的场景,导演都会安排一扇窗户,照进自然光。冷色调的自然光和暖色调的人造灯,构造了一副矛盾的画面,正如我们的主角内心。拍摄人物时,镜头集中在侧面描写,半阴影半光线昭示着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处“心事”,他们在自我冲突与重建。

    这部电影在技术层面值得久久的回味与评鉴,然而就内容方面,它过多地聚焦于米格尔,导演希望通过这个角色反映整个时代的矛盾与冲突。事实是结合当代时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班牙,“内乱”当头,“战争”(我更愿意在这里称为斗争)永远不会停止,丧钟永远为“我们”而鸣,他需要挖掘更深层次地东西来“说服”我们,而不是用教科书的转镜“征服”我们。

  4. 在萨特的理论中,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仅是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让人类和事物自身的意义重新编排。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刻起,世间的人和物的意义均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所有人、所有物的存在都会变成“在战争中的存在”。当战争影响了一个人的存在,为了让自身变得自由,那么一定要采取必不可少的的行动,从而让战争变得不可能。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人的力量注定是势单力薄的,在法西斯的面前,一切努力都显得徒劳无功。在战争面前,没有胜负、没有输赢,有的只有死亡和对人类自由的抹杀。经历过战争的亚历杭德罗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亚历杭德罗的电影中才具备着这种对战争的控诉以及对和平的向往。

    在影片《战争未了》中,亚历杭德罗看似是在为观者讲述西班牙内战那段黑暗的历史,实际上则是在讲述主人公德乌纳穆诺心路历程的变化。一开始,德乌纳穆诺认为只有用政变的手段才能推翻原有的暴政,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正当他想要品尝政变的果实的时候,他的好友何塞、米格尔却被他所支持的弗朗哥以危险分子的罪行私自处刑。好友的相继离去、亲人的责备让德乌纳穆诺变得苍老甚至身体状况每况日下,在德乌纳穆诺生病期间,德乌纳穆诺对自己之前支持弗朗哥的行为感到了后悔。在梦境中,德乌纳穆诺见到了已经去世多年的妻子,他也明白了战争带来的只有死亡和伤痛。这一刻,德乌纳穆诺决定反抗弗朗哥。影片的最后,德乌纳穆诺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他的思想。可以说,导演亚历杭德罗在该片中强调主人公德乌纳穆诺只是战争中无数人中的一个缩影。正如影片最后,德乌纳穆诺当众指责弗朗哥和其他军政要员:“你们以力服人,却不能令人心服。你们能去征服,却不能令人皈依。你们能让人屈服,因为你有武力,但你们永远无法让心信服,因为使人心服需要你们以理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