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过了一生 我這樣過了一生(1985)
简介：
- 桂美（杨惠姗）孤身从南京来到台湾寻找未婚夫未果，暂住表姐家中，却被当下等佣人对待，为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她委身下嫁遭妻子遗弃的中年男人侯永年（李立群），成为三个孩子的继母，可是因为侯永年的嗜赌如命兼外养女人，令她犹如刚出狼窝又入虎穴。
演员：
影评：
再过三天就是张毅去世两周年的纪念日了，特以此文纪念这位只有七部半作品的导演。
2013年，阔别影坛二十多年的张毅以一部动画短片《黑屁股》（2013）“回归”影坛。在《黑屁股》的基础上，张毅花费数年时间，于2018年推出了动画长片《狗狗伤心志》（2018），这离他的上一部导演长片已经过去了32年。当我们以为在琉璃工艺方面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将再次开启导演生涯的时候，他却于2020年11月1日病逝了，享年69岁。
2017年1月，中国台湾的中影公司悄然发行了修复版的《我这样过了一生》（1985）和《我的爱》（1986）的蓝光影碟套装。看过《玉卿嫂》（1984）后，我便“爱”上了张毅。他的两部经典之作推出蓝光影碟，我自然不能错过，便通过某宝买了一套来观赏、收藏。看完《我这样过了一生》和《我的爱》后，我确认了张毅的“女性三部曲”在台湾电影史上乃至华语电影史上都是有一席之地的经典之作。遗憾的是，《玉卿嫂》未能和《我这样过了一生》及《我的爱》合体发行——这样更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玉卿嫂》修复或发行蓝光影碟的消息。这个“三缺一”何时能够补上？
张毅以编剧身份进入影坛，以《光阴的故事》（1982）开始导演生涯。
从《光阴的故事》中走出来的四位新导演，杨德昌无疑是成就最高的，其次便是张毅了，而他在台湾新电影时期的导演生涯仅有四年。从他在这一时期留下的六部长片和一部短片看，他的才华不输同时期的任何一位导演。如果他一直当导演，他会不会成为与杨德昌鼎足而立的电影大师？
张毅导演的前两部长片《竹剑少年》（1983）和《野雀高飞》（1983）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今更是被遗忘了，我也无缘观看。但据看过的影迷反映，这两部影片至少是及格水准之上的作品。
1984年，张毅迎来了电影生涯的高光时刻，他改编自白先勇小说的《玉卿嫂》获得了第21届金马奖的6项提名。更重要的是，正是这部影片让他和杨惠姗结缘，一番风波之后，他们携手走过了30多年的人生。
张毅的“女性三部曲”也可以称为“女性悲剧三部曲”。杨惠姗演绎的三个女性，一个是无依无靠的寡妇，一个是忍辱负重大半辈子的妻子和母亲，一个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具有毁灭性人格的烈性女子。她们的身份、遭遇、个性似乎导致了她们的悲剧，但实际上，延续了数千年的男权社会是一开始就加载在她们身上的枷锁，她们在尝试挣扎的时候或偶然或必然地走向了悲剧。
在我看来，白先勇写《玉卿嫂》，是有着贾宝玉式的态度和情怀的，对玉卿嫂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与怜爱，电影同样延续了这样的情愫。在少爷眼中，她是漂亮、体贴的奶妈；在庆生眼中，她是温柔而又强势的御姐；在外人眼中，她是不甘寂寞的寡妇；在导演或我的眼中，她是一个女人的悲剧。
在影坛取得成功后的张毅，可以说是举贤不避亲，他接下来导演的三部影片，都是和他当时的妻子萧飒合作的。三部影片均改编自萧飒的小说，萧飒本人也参与了编剧工作。
《我这样过了一生》一举斩获第22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女主角四项大奖，杨惠姗更因此成为金马奖历史上第一位连庄的影后。
写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张毅的蓝光影碟套装里没有《玉卿嫂》了，因为，《我这样过了一生》和《我的爱》可以算是“张毅-萧飒-杨惠姗”这个“纠缠三角”的作品集。在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的倾心尽力的扶持下，毫无疑问，《我这样过了一生》也是张毅导演电影生涯中的最佳作品。
《我这样过了一生》是一个女人的史诗，也是中华文明背景下20世纪下半叶女人的标本。杨惠姗蝉联金马影后实至名归，她增胖出演，大概是华语影坛自残式表演的先锋了。李立群饰演的丈夫与父亲，看似渣，但尚能反省、渐变，在中国男人中，应属中上水准了。时至今日，古老文明之下的中国男人，很多人仍下意识想去享受威权。
到了《我的爱》，曾经合作无间的“纠缠三角”彻底破裂了。其实，这一切，在《我的爱》的戏里已经有诸多“蛛丝马迹”：
戏里，小良（杨惠姗）是受害者，是强迫症与洁癖，是“复仇”者。戏外，写这个故事的萧飒是受害者，她同样有精神洁癖（爱情），在电影上映前，她写下了《给前夫的一封信》公开发表，致张毅、杨惠姗身败名裂，电影票房惨败，张、杨两人更因此告别影坛，投身琉璃事业。戏里，小三安玲以爱之名，理直气壮，飞扬跋扈。戏外，杨惠姗也不遑多让，爱得大大方方、奋不顾身、倾其所有。戏里，小良选择了玉石俱焚。戏外，两女一男最终和解，彼此成就。据说，张毅的女儿后来也接纳了杨惠姗（她没有生育）。对错有论，但我欣赏他们的胸怀与气度。
2018年，在《朗读者·第二季》第5期的节目中，董卿说：“三十年前，杨惠姗是台湾影坛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张毅也是台湾新浪潮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导演，就在两人事业巅峰的时候，他们退出了影坛，一切归零，从头开始，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潜心钻研，终于恢复了失传两千多年的琉璃脱蜡铸造法，可以说，他们用时间熬成了最美的艺术，也用时间成就了最美的爱情。”董卿口中，张毅和杨惠姗是为了琉璃艺术而急流勇退，这难免有点文过饰非了。但张毅和杨惠姗在一起后，确实活成了志趣相投、形影不离、恩爱有加的“神仙眷侣”。采访中，杨惠姗说：“……我们工作在一起，当然生活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是两个人一起，怎么可以这个人就不在了。……”从采访到朗读，张毅和杨惠姗始终手牵手，连摄像师都忍不住给了多个特写镜头，这种琴瑟和鸣、心心相依的是装不出来的，他们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
杨惠姗在息影前出演了120多部电影，其中的一些电影我们可能永远都看不到了。很多影迷不知道的是，杨惠姗在成为台湾新电影的宠儿和金马奖的常客之前，其实演了大量的“黑电影”，曾是交际花、赌徒、杀手等角色的专业户，这和她在“女性三部曲”中被侮辱、被压迫与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杨惠姗如此高产，收入自然也十分可观。她又集漂亮、性感、妩媚于一身，她为何会看上相貌平平也不多金的张毅？
张毅算是一个才子，当上导演之前，他是作家、编剧。他编剧的第一部电影《源》便改编自他自己的小说。
《源》的前半部是移民史，后半部是开拓史，制作不算宏大，但颇具史诗格局与情怀。吴霖芳是真有其人，是台湾敢为天下先的民间英雄，但影片对他的无私似乎略有拔高。和张毅后来的“女性三部曲”不同，这是一部充满男性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
从《源》的故事来看，张毅是一位能够创作史诗式作品的作家，但他的文学创作很快便让步于电影创作了。
从文学才子到电影才子，张毅就凭这一身的才气俘虏了美艳不可方物的杨惠姗？
爱情是一种私人的个性化的体验，杨惠姗看上了张毅什么，我不得而知，但从结果来看，她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的爱》让张毅和杨惠姗声名狼藉、“狼狈为奸”，也是他们和琉璃结缘的开始——他们正是在拍摄《我的爱》的过程中（影片中的丈夫伟业是古董店老板）接触到琉璃。
他们当年“仓皇”逃离影坛，可能一时不知所往，琉璃就这么偶然地又必然地来到他们的生命中。
在他们的琉璃事业中，杨惠姗所付出的金钱和精力都是惊人的。烧光了积蓄后，杨惠姗抵押了自己及家人的房产，张毅则到处举债，好像还借到了前妻的头上了，萧飒居然还愿意借钱给他！熬了五、六年后，他们的琉璃事业才慢慢走上正轨。这是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创业故事！
在琉璃创作中，杨惠姗也是那个废寝忘食的手艺人，张毅感觉像是个打下手的。
有杨惠姗这样的伴侣，张毅是一个多么幸运的男人！
但张毅的幸运，不止这一次。
张毅和萧飒在一起后，萧飒很快便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之后便成为了名作家。而张毅此时仍郁郁不得志。
萧飒没有嫌弃张毅，还要呵护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后来，张毅终于熬出头了，功成名就的同时，也移情别恋了。
萧飒写下《给前夫的一封信》的愤怒与怨恨，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实，当时萧飒和张毅并没有离婚，萧飒称张毅为“前夫”，只是在心中与之决裂了。多年以后，他们都放下了心中的郁结，平和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给予张毅和杨惠姗重击的同时，萧飒也在创作上一蹶不振，暂别了文坛。
2005年，曹瑞原要将白先勇的小说《孤恋花》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萧飒被指定为编剧，可见她的文学才华是难以被遮蔽的。她也凭借该剧获得了2005年金钟奖的最佳编剧奖。
2015年，时隔二十年后，萧飒再度推出长篇小说《逆光的台北》。作家萧飒回来了，却再也回不到被那个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伤害之前的样子了。
《我儿汉生》是萧飒早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是台湾成长小说的经典之作。张毅也将这篇小说改编为同名电影了。
电影《我儿汉生》（1986）是非常写实非常质朴的家庭戏、都市剧。在我看来，相对于60年代以《蚵女》（1963）、《养鸭人家》（1965）等作品为代表的经过美化的“健康写实主义”，《我儿汉生》才是接地气的发人深省的“健康写实主义”。
“健康写实主义”不应该只展示“健康”的一面，脚踏实地、直面问题的“写实”，才是“健康”的“写实”。
汉生这样的儿子，汉生妈这样的母亲，不只在80年代的台北，在今天大陆的大、中城市，都俯拾皆是。台北80年代已经是“堵城”，如今也差不多，不知道感叹其三十余年治理尚可，还是感慨其三十余年发展“滞胀”？
《我儿汉生》不像“女性三部曲”那么备受瞩目，但它的品质和现实意义，在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过时。我希望它能够和《玉卿嫂》一起修复，重映，发行蓝光影碟。
张毅的导演作品不多，作为他的拥趸，我期待在有生之年能够收藏一套“张毅导演电影作品全集”的蓝光影碟。
三月初的广州，是被粘稠的水汽和朦胧细雨笼罩的。湿润的海风从远方徐徐吹来了这场名为“太平洋的风”的影展，也带来了这部略显凝重的台湾电影。
从形式上看，《我这样过了一生》显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新浪潮的代表作之一，开场的后厨长镜头就有着一股浓浓的台湾新电影的味道，由于目前我对台湾新浪潮的认知仅限于侯孝贤与杨德昌二人，因此我想这大概又是一部略显沉闷的片子。不过，随后的观影过程告诉我，它和我印象中的侯孝贤和杨德昌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首先，从拍摄手法上看，侯杨二人非常注重长镜头的使用，尤其是侯孝贤，大量的长镜头让电影节奏变得十分缓慢。而在本片中，除了开头的长镜头外，在剩余的部分中少有长镜头使用，镜头的切换让影片显得十分轻快，丝毫不显沉闷。不过，这样的快节奏也丧失了一部分对人物活动进行观察的空间与可能性，以及侯孝贤的电影中特别突出的演员表演的自然性，这也是本片相比其它台湾新电影最让我不适应的一点。电影还有一些较为明显的镜头语言，比如在桂美夫妻二人与主人初次见面时，二人所处的楼下与主人从阶梯上走下就构成了一个很经典的阶级隐喻，这一镜头语言在多年后被奉俊昊在《寄生虫》中玩弄到了极致。
与此同时，在剪辑方面，本片的剪辑前后叙事跨度非常之大，而且喜欢用人物的沉默或对话的僵止作为一个场景的终点，略去解决部分，直接跳到下一个场景。例如，开头桂美在侯永年家中问其是否愿意接受自己后，下一个镜头就是婚礼现场；再比如，桂美夫妻二人深夜商谈是否要去日本做佣人的场景中，镜头从侯永年的沉默直接切到了二人在日本的主人家中工作的场景。简而言之，就是简化单个场景中的流程，一切为了推动故事情节服务，这样的剪辑特点在镜头前一个半钟，即桂美的中年生活中尤其明显，直到最后桂美卧床后，剪辑节奏才变得稍微和缓了一些。我想，这应该是电影源自小说改编以及时长限制的缘故，毕竟120分钟的体量刚好够讲完整个故事，若再稍注重细节描写，可能会让影片达到接近三小时的时长，这从商业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还是感觉电影中桂美的中年与老年部分风格有些不统一，以桂美和正芳在医院时的配乐与略显突兀的旁白作为界限，后面一小段明显比前面更为温情，也加入了不少导演想传达的价值观元素，若是导演在这点上再平衡一下，缩小二者的差别，可能总体观感会更为平稳一些。
《我这样过了一生》的题材选择也和我印象中的台湾电影有些许区别。还是以侯孝贤与杨德昌为例，新电影时期的侯孝贤取材多以乡土故事为主，在平淡中叙述生活；而杨德昌出身中产家庭，他所有的长片都以台北作为现代都市的代表，其深不可测的体量中蕴含的酝酿着动荡与不安，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家庭危机，这一点以《恐怖分子》体现得最为明显。而本片中，张毅同样选择了台北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舞台，但他关注的是都市中的底层人群，两位主角的身份与职业都在暗示，他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代表，而《我这样过了一生》中的“我”，显然可以指代处于同时期乃至今日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已婚女性，她们的故事，即是本片中“桂美的一生”的不同版本，大体脉络与性质则有着不少共通之处。
提到女性，就自然来到了本片的主题。无论是原著小说《霞飞饭店》还是电影《我这样过了一生》，它们都是相当明显的女性题材作品，这不仅体现在叙事镜头全程跟随主角桂美，还体现在男主的形象得到压制，他身上基本凝聚了观众能想象到的传统中国男性的一切缺点：难以抵挡诱惑（赌博与出轨）、光说不做（“我不会再赌了！”）、外强中干，即外要面子与内里自卑（听闻桂美倒掉剩菜时当场失态发飙，而被桂美指责赌博时，又转言“你以为我赌的时候不是想着给你们买点好的吗，你以为我不关心这个家吗”）、逃避责任（每一个家庭重大决定都由桂美提出），而最后一点正是本片两位主角塑造的基石之一，桂美在片中是一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家庭主妇，每次家庭遇到困境，都是她在努力寻求解决方法，而反观侯永年，他的存在更加突出了家庭中丈夫位置的缺失与空白，故事用了不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暴雨淹房夜是侯家遭遇的能被镜头直观体现出的危机，而在这个场景中，侯永年的不在场表现出了他的显性缺位；丢掉饭碗、工作遇到困境时，多是桂美思变，此时侯只是单纯的顺从，不仅无法提出建设性建议，还时不时泼冷水与冷嘲热讽，这是男性作为“家庭顶梁柱”的隐性缺位。
显然，桂美在片中的形象是一个有悖中国传统家庭即“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存在，一方面，它体现了在那个年代女性对中国传统家庭束缚的反抗，另一方面，由于故事的平凡性与普适性，它呈现出了一个与传统观念截然相反、却又相当普遍的家庭模式状况，也包含着对一部分男性的批判。电影拍摄于1985年，原著小说中的故事发生时间显然还要早上几十年，但时至今日，时代虽在进步，影片中体现出的情况却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甚至仍然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因此电影中叙述的故事放到今日，也还是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这样的主题也在接近结尾时从正芳的口中问出，“为什么要忍的总是女性？”导演对这个议题在影片中选择了点到为止，这样的大团圆结局设置意味着桂美辛劳的一生得到的是子孙满堂的家庭和与往事和解的态度，这也体现出了张毅作为导演对中国传统观念的一种褒扬——仁、义、孝，以及善恶皆有报的观念。综合全片来看，桂美显然是一位具有几乎所有中华女性优秀品质的女性，然而，作为观众的我们，显然会为桂美的处境和她最后的选择感到不值，因此在这点上，我对结尾的处理持保留态度。不过，张毅显然不如我们想象的天真，他在片中就埋下了他对这种模式会继续延续而无法改善的忧虑：首先是桂美抓住小时候的长子与小儿子赌博，而他训斥长子时，小儿子却还在饶有兴致地观察筹码，这显然是男主形象在两位子代上的投射；到了结尾部分，正芳与桂美儿媳交谈时，后者提到桂美的儿子“天天出去说是做事，也不见有什么结果”，这是不是像极了开头的侯永年？这些处理似乎在暗示，父亲的一些陋习还会延递给儿子们，而桂美言“大家都说正芳越来越像我”，也是母亲的特性传给女儿的表现，如此往复构成一个循环，即这样的家庭境况与模式，在下一代也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
虽然有着不少遗憾，但《我这样过了一生》还是完成了它拍摄时想完成的基本任务，而轻快的剪辑节奏也让它对观众而言十分友好。同时，它也具备了台湾电影的一大特点：平淡如水的生活感。两个小时的电影中，生活就这样缓慢地推进，偶有波澜，但也稳步向前，就像一杯温热的茶，结束后仍有余香弥漫。感谢大银幕，给予我两小时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影片结束，电影不散。
1，女主微丰，好看得紧！开场9分钟整她侧睡那模样竟有七八分像奥黛丽·赫本，简直了。从此记住杨惠姗这个名。
2，每个画面都像蒙着层温热的水汽，曼妙柔和，年月静美——好性感的镜头！
3，台湾腔这么好听（这一条仅适合本电影）。
4，有那时日片的感觉，情绪类《东京物语》，画面类《四月物语》。
5，女主，当代芸娘啊！这是要给女生树立一个遥不可及的标准，给男生一个好到疯魔的梦。
6，这女人是水，处处就低，却让人禁不住要高看她一眼。她说的“人要有志气”这话，比我爸对我说都管用。
7，又让人想到白先勇的小说《玉卿嫂》，女主同是下人，同是有志气的人，同是为了男人。桂美是温柔版的玉卿嫂。
8，啊！原来生气可以助产。
9，“女人啊，就是划不来，跟了什么样的男人都得认了。”
10，世间最动听的声音就是婴儿的哭声（婴儿的哭其实都不是哭，那只是“人生初声”。）。而生双胞胎的好处，就是就是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婴儿哭声。
11，生活难到女人咬住被子哭。
12，这是部让男人脸红的电影。
13，这是部让子女脸红的电影。
14，乍想，抛开繁衍考虑，世间没有男人，顶多文明进步缓慢些；但若没了女人，坏人与好人就会持平，进而敌对，进而大乱，最后乱哄哄大搞一架而自灭。
15，桂美给她男人咬手上毛刺和吹耳朵那出最是动人。女人真是温热动物。据说西藏女人体温比其女人高出几度，可治风湿，这又是一奇。看来找老婆还是得找温度高的，更能温贴人，最好烧死我。
16，全片对话不少，没有一句废话。没有金句，却句句透心而温，直描人生。
17，全家福少了儿子正全一家，桂美把正全夫妇合照片贴在旁时，差点泪崩。
18，这又是部看完像过完一生的片子。女人看，会更受触发的吧。
19，妈妈说:“男女间总有一个要忍的。” 女儿应:“为什么忍的总是女人？”
20，“没事的时候，劝他打打牌。”（最后点一下这个，真是太棒了。）
21，整个电影淡淡的。淡的好处，只有做菜清淡的广东人方可懂得。
- 张毅导演，杨惠珊和李立群主演的电影《我这样过了一生》，改编自台岛“新女性主义”作家萧飒的小说《霞飞之家》，以一个寄居亲戚家的平凡女子桂美婚嫁前后的生活，展示中华女子传统的美德和为了家庭的牺牲精神。时间跨度30余年，电影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以桂美辛劳一生的时间顺序为走向，翔实地记录着一个台岛平凡女性含辛茹苦、相夫教子的故事。影片朴实、自然，导演以传统的儒家观念为依托，塑造了一个勤劳、坚韧、宽容的中华妇女的典型形象。
幕后制作：
上世纪80年代初，台岛经济腾飞，使得一些学者、作家开始反思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换时期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渐变的过程，故而，在这部影片里导演用心塑造了这样一个典型人物：桂美。电影开始时桂美的表姐为其介绍男友，厨房里的桂美忙碌地做着家务，导演以长镜头真实记录了细碎的厨房劳动。导演在整部电影中灵活运用长镜头，以纪实风格将桂美半生的生活状态展示给观众，以中景和远景客观而含蓄地记载桂美人生路的足迹，并通过人物对话传递着导演的人生观和处世准则。桂美嫁给永年之后，生了一对双胞胎，加上永年前妻的三个孩子，她成为了五个孩子的母亲。而永年因为赌博丢掉了饭碗，困顿的日子里桂美没有逃避而是勇敢地承担了家庭的责任，任劳任怨做贤妻和良母。这个过程里，桂美自强、自尊、不卑不亢，她的处世不惊、有主见、有原则的生活态度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桂美的一生是辛苦的，但是，她的儿女因为她而学到了人格力量，传统的伦理观念使得电影有了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虽然有着戏剧化的成分，但是每一个华夏子孙心中都有着“善有善报”的美好愿望。至少垂危之时的桂美是幸福的，永年改过自新尽心尽力服侍重病的桂美，儿女长大成人，各得其所。骨子里张毅导演是一个老派的中国男人，所以，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起了作用，虽然对于现代的轻浮而言有些背时，但是，它的存在确实让一个国家有了一个恒定的基础。除去纪实风格，极具特色的台词也为影片增色不少，显示了导演对当年台岛转型期社会变迁的细致观察。整部影片叙事流畅，以桂美的故事折射台岛的民生、民情。所以，影片获得第20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张毅、萧飒)、最佳女主角的殊荣。杨惠珊获得这个荣誉是众望所归的，杨惠珊以《玉卿嫂》、《小逃犯》成名，以此片达到演艺事业的顶峰。她为了演好这个时间跨度30年的角色，为了贴近角色本色，因为剧情需要增肥17.5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