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好好说(1997)
简介：
- 失恋的青年赵小帅（姜文饰）是名个体书商，他与女友安红(瞿颖饰)分手后又想和好，死缠烂打不放。不过，安红正与某娱乐公司的老板刘德龙（刘信义饰）恋爱，视对方为情敌的两人终于大打出手。
演员：
影评：
- 觉得这片就是说了两个偏执狂的故事。偏执狂就是认准了一件事就非做不可谁劝也、也不听，包、包括他自个。他是被一种内心的狂热驱使，理儿都明白就是不这么做就难受，明白后果但想先做了再说。
偏执狂是天生的吗？张秋生的例子告诉咱们一个自恃有理走遍天下把有话好好说挂、挂嘴边挂了大半辈子的中年知识分子真要是受刺激了着了魔了较上劲了那可真不比一个没文化的城市小青年蔫巴到哪去；最后人张秋生还真不赖，还真砍了。你说一个人怎、怎么就能受那么大的刺激变成一个跟前半辈子压根不一样的一人呢？这不就是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精神遭到了极大的侮辱吗。到这我琢磨出来了，合着按这理儿一推，赵小帅也不是天生就那么拧巴，也不是生下来就是个偏执狂，肯定也是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精神遭到了极大的侮辱。我琢磨张导也是反映了城市小青年受侮辱没自尊的现实不是？
像赵小帅这样境遇的人，在城市里司空见惯：没读过什么书，没什么文化，摆一个小摊混两口饭吃，追个妞追得头破血流面子扫地，招上了什么有脸面的还得当街给楞揍一顿。这长年累月的伤害和侮辱，把赵小帅塑造成了这么一个极端偏执的人：泡妞，就什么也不顾，一天到晚跟着，大喇叭楼底下吼着，一盆盆水迎头泼着，都不、不在乎。总之安红越给他难堪他越来劲，结果让刘德龙找人给绊了。到最后安红也不知是被他感动了还是拿他没辙了，反正跟刘德龙掰了之后跟赵小帅又开始有点意思了。按说赵小帅这时只要再拿出开始追安红的一半劲头乘胜追击应该就能拿下了，可他又跟刘德龙较上真了。看到这有人奇怪了，这偏执狂不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吗，怎、怎么半途而废了呢？
刚才说过，我琢磨这偏执跟自尊心受伤害有关。赵小帅对安红穷追不舍，多少是因为安红不留情面地拒绝他，还有周围人给他的白眼，还有刘德龙给他的那顿拳头。总之越伤害他，他就越非是追到安红不可。后来安红对他态度缓和了，他觉得这事可以告一段落了，失去的面子也算挣回来了。可是刘德龙给他一顿又让他自尊心受很大打击，那可是被当街围观着遭一堆人暴打，难怪当时他顺手甭管抓着什么就胡抡，还下狠咒要剁刘德龙手。于是这剁手，就成了挽回他面子的一个心结，这结不解，他总觉得还被刘德龙侮辱着。最后不也没剁吗，不也跟追安红一样半途而废了吗？我琢磨应该是因为刘德龙被音响砸成那样的缘故。
有人说这小帅兄弟自信自强，自尊心哪能那么脆弱——脸皮这么厚这么没脸没皮一人，能有多强自尊心？我说那是表面，实际他长期觉得被人瞧不起。听听安红跟他开一句玩笑“狗改得了吃屎吗？”他就差点急，完了说有大事要发生。再听听他跟张秋生说的“你们这样的人什么时候把我当个人看过？”
当然，地位不高的城市青年那海了去了，可像小帅一样拧的，还真是不多。大多数都变成像王朔小说里的玩世不恭油嘴滑舌的样儿了。那要是到了中年呢？大部分蔫巴了，有少部分还贫得可以，还有些变成知识流氓满嘴道理。这其实不过只是渺小的个人在城市社会的重压下采取的不同求生手段或者叫适应方式而已。张秋生其实也一委曲求全只盯着个人私利大街上爱看热闹的主，只不过扯不下知识分子的脸面，说话总得拿道理给自己铺道遮羞。《我爱我家》里的志国就是这么一典型。张导的电影说明了，就这么一主，你给他逼急了，丫照样能把你手给剁了。
这篇评论以偏执狂开头，以城市社会对人的压迫收尾。还一部也是以偏执狂开头的片子，叫《十七岁的单车》，片里两少年都是偏执狂，都豁出去了玩了命的非得要那车不可；那片其实也不是以偏执狂结束，而是以青春梦想破灭收尾。那片子其实是讲青春期的梦想的，梦想分两方面：物质、精神。片子里物质的象征是自行车，精神的代表是爱情（城市孩子的爱情对象是他同班同学，农村孩子的爱情对象是对面楼里的保姆）。最后这些梦想统统破灭全部玩完。注意到为保卫梦想这俩孩子都给逼急过，城市孩子抡了抢走他女朋友那金发小子一板砖，农村孩子到最后也操起板砖给没完没了砸他车的混混头上来了狠狠一下子。我们由此不难想见，《十七岁单车》要是拍续集，那是多余——《有话好好说》不是现成地摆在这吗？也有精神（泡妞），也有物质（笔记本电脑），还有砍人。从我瞎琢磨出的主旨上来说，这俩也正好能接上：青春期时边受着压迫边揣着梦想，成年以后就光剩压迫梦想早没影儿了——你看《有话好好说》里哪号人物有点什么追求没有？最后连武器都一脉相传：青春期时操板砖，到成年了就非菜刀不使了。难怪张秋生劝赵小帅不用菜刀改用板砖是白搭呢——那玩儿他青春期早使过了，人哪能越活越回去呢？！ - 以拍摄乡土题材影片而蜚声国际的张艺谋，97年出人意表地推出了这部都市喜剧。相对于张导此前和其后的片子赢得的喝彩和知名度，我们不得不承认该片遭到了冷落，而且是来自双方面的：就观众来说，很可能只是把它当作笑料、噱头堆砌而成的普通搞笑片来欣赏；就评论界来说，很可能觉察到了该片的出色，但要一五一十地论说其意蕴，又有些无从谈起的迷惘。就这样，在张艺谋的众多作品中，《有话好好说》仿佛落入了公众的盲点。
事实上片名已经为我们昭示了，生成片中诸多戏剧冲突的源头乃是“对话的失败”。几乎每一段剧情都以“对话的失败”为前提来展开，片中的人物也都在对这种失败有所认识的情况下，使出浑身解数来自主地加以挽回，于是在众人争相努力扭转败局的情况下，故事情节呈现出汽车刹车失灵般的“失控”局面，朝着片中任何人物都意想不到的方向奔去。在计划落空、正经的努力付之东流之后，还不得不承受继之而来的荒唐结局，正是片中人物的这种基本处境的荒谬，唤起了巨大的滑稽感，造就了本片的“笑”果。这种别开生面的喜剧营造方式可谓颇具匠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述平的出色编剧。同时，所有的荒谬又是在全然现实的环境中、以现实的材料打造出来的，这种创作上的机智也就越发难能可贵。
对某个实例加以解剖，也许更容易看清这种营造喜剧效果的特殊机制，不妨就拿影片开初的几出戏来说吧。我们从一开始就见识了赵小帅（姜文饰）的死缠滥打和安红的寸步不让，公车上两人的一番理论教我们明白了，嘴皮子上已经论不出谁是谁非。于是一个躲，一个追。安红为摆脱纠缠，硬是不把新住址告诉对方。小帅大致摸清了地儿，开始施展喊话战术。被喊了两天后，安红想以发生一次性关系的极端方式来做个了断。就在两人的好事即将玉成之际，楼下传来了新一轮的爱情诗喊话。看到这里，刚刚紧张起来的气氛一下子散了，观众都绷不住乐了起来。这种计划外的局面失控一再重演。接下来安红派她的新男朋友刘德龙找赵小帅“好好谈谈”，结果却演变成了一场街头斗殴。安红对这种出乎意料的结果心怀歉疚，在接下来的交往当中发现了赵小帅优秀的一面，而赵小帅却被电脑的主人张秋生（李保田饰）缠上了，刘德龙为此差点赔上一只手。先是拉出一段无法通过正当方式解决的矛盾作铺垫，然后矛盾双方煞费心思地寻求出路，结果都在理性的支配下失手将情节推入了滑稽荒唐的境地。这便是该片的“秘密配方”之一。
另一个秘密配方倒是传统得很，但在片中也得到了妙用，那就是“间离效应”。为说明间离效应在本片中的运用，不妨先来对照说说王家卫导演的突出风格。在王家卫的都市片中，总有大量配乐穿插其间，对此，张艺谋曾十分赞赏地谈到，当一段旋律在王的片中某处响起时，马上就能将观众的某种情绪唤起，营造出十足的氛围。可以说，为了将片中人物的独特情感体验传达给观众，配乐在王家卫那里很好地发挥了作用。而在《有话好好说》里，配乐所发挥的作用，很多时候可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制造间离效应，一再将观众从对故事的沉浸感中拽出，提醒观众时刻保持对片中人物的批判性观察，从而更好地对荒诞的形成、累积和爆发进行见证，使观众在情感相对游离于故事进程的状态下开怀大笑。
在赵小帅第一次到夜总会追砍刘德龙的那场戏中，小帅失其所踪，手持菜刀冲进一间间练歌房、健身房，每个房间里轰鸣的音乐也喷涌而出，于是我们听到了许多传唱一时的流行歌曲（内容都是情和爱）的片断连缀在了一起，一并响起的还有小姐们的尖叫、赵小帅的踹门声，画面上赵小帅颇为生猛地冲进冲出，一种荒诞的意味无言地传达给了观众。这一段相当鲜明地表明了本片的立意：在给出一个喜剧故事的同时，以质朴的、民俗性的“俗”作为参照，揭露都市人当下生存状态中华而不实的成分，以喜剧形式完成对都市生活的文化批判。片中两个涂脂抹粉的老太太哼哼呀呀地演唱“十八岁的哥哥”，还有即将行凶的赵小帅跟东北大姐合唱“姑娘十八一朵花”，无一不是体现着导演这方面的用心。
到了影片的后半部分，迎来了最终的一场大戏。所有的枝节问题都汇总到了喜洋洋餐馆，张秋生和赵小帅约了刘德龙前来商谈，打算和平地解决此前发生的所有纠纷。餐桌上张秋生发现小帅不改初衷，还是打算“一刀拿下”，张心寒之余，苦口婆心地好言相劝。在这出长达几十分钟的戏里，人物几乎没进行任何活动，只是坐在餐桌旁喝酒吃菜，全靠出色的大型对白，将剧情推向炽烈的高潮。这一整套大型对白向我们表明，由于个人修养、身份、立场的不同，“有话好好说”往往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对话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化的交际活动，并不象张秋生这位忠厚的知识分子想象的那么单纯，“有理走遍天下”也只是自以为有理者一厢情愿的说法罢了。
除了葛优、赵本山、李琦的客串，以及张艺谋本人在片中的露脸，为影片增色添彩的还有毫不含糊的摄影（有力地表达了人物浮躁、动荡的心态）、人物的化妆造型（小帅满头是伤和张秋生发狂后的装扮，令人叫绝）、深沉酣畅的配乐（当然不是指用于制造间离效用的那些段子）、几段北京琴书（既提示了人物性格，又凸显了地域特色，本身就是绝佳的创意），上述所有因素糅合到一起，使得本片与“通俗”拉开了明显的距离，尽管故事情节是老少咸宜、大众喜闻乐见的。
最后，在赵小帅一刀拿下的计划落空之际，让我们来重温一下片中警察同志的台词，端正一下心态，为“有话好好说”的礼貌作风打打气，“以后不管出什么事儿，都要依靠组织依靠法律，不能随便舞刀弄枪的，有话好好说嘛，不能胡来”，“国与国之间都可以谈判，人与人之间，是不是？” - 说《有话好好说》是一部被低估的作品，有什么证据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想以几个问句作为答案。
第一，影片上映的1997年，观众能否在影院看到如此独特的国产影像？
第二，退一步说，在2012年的今天，观众能否在影院中看到如此独特的国产影像？
第三，随便挑出一部1997年或2012年在影院上映的国产电影，有哪一部比《有话好好说》更准确的抓住了时代和社会脉搏？
如果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显而易见的“否”，那么这部作品，就的确是一部被低估的作品。我们也许可以说，2012年的主流电影，不见得比15年前的作品进步了多少。
《有话好好说》是一部纯正的黑色幽默片，其神髓是影片所描述故事的内在的荒诞性。我曾推荐给几位好友欣赏，都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一致认为这部电影是令人大加捧腹的——也许15年过去，今天的观众更能解其中滋味。
《有话好好说》的荒诞性体现在影片结构中，具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使小赵执意要剁刘德龙的手。这是影片前三分之二部分的幽默来源。之所以说它荒诞，是因为毫无理性可言。小赵如此锲而不舍、“意志坚定”，简直能把所有人逗乐。最有趣的是老张辛辛苦苦弄了个饭局，好不容易把两位神仙请来，希望和平了结，结果小赵热情地从包里拿出了菜刀。老张费九牛二虎之力成功劝服小赵收回菜刀，拿起一块板砖教育小赵，“这个（板砖）拘留10天，这个（菜刀）坐牢五年。。。。。。咱们要智取”。述平设计的这个包袱极为巧妙，老张还以为劝服成功，结果包袱一抖，小赵结巴地说，”听了您的话，还真管用。我特别能理解您说的。。。。。。一会儿我先用板砖抡过去，再乘其不备一刀拿下“。
荒诞的第二层次体现在剁手事件的结果。老张装疯卖傻、小赵将计就计把事件引向更加复杂的局面，先有扭秧歌的老太太，后有过生日的大姐，整个一个后现代狂欢。可是，小赵没有良心发现放下屠刀，也没能剁成手，刘德龙竟然是间接被老张所伤的。老张的好意，如同砸在刘德龙脑袋上的电视机，空留一脸茫然的小赵干瞪眼睛。小赵策划了如此之久的斩手行动，竟演变成这个结果，荒诞不经又合情合理，彻底令观众嘴巴大张。
荒诞的最后一个层次，是影片最后消解了两位主角的既有身份和价值立场，来了一个180度的身份互换，可谓神来之笔。影片片名《有话好好说》指摘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沟通问题使得小赵与老张两位完全不搭边的人有了联系。可这种联系以十分奇特的方式发挥效用——影片最后老张却变成了凶神恶煞之徒，拎着菜刀要杀胖厨子；而小赵则像是真的成为了“疯二叔”的侄子。此时，人物的状态出现了混乱，善恶不辨，真假不分，正常和疯魔的界限被模糊——影片直接进入到一个形而上的开阔地带。
且不论影片在视听方面的宝贵创新，为观众奉献出极具设计感的音效，后现代的、手持晃动的、夸张变形的摄影风格，单论这个故事，我们发现其复杂度也超过今天大多数常见的国产电影。所以，说张艺谋不会讲故事的人，得修改修改措辞，看看他早年的电影和90年代的作品，那是他和编剧通力合作的结果。 《有话好好说》是张艺谋巅峰年代的作品，虽然绝少有人会认为这是一部糟糕的作品，但把这部作品选入张艺谋代表作甚至迄今为止最佳发挥的人恐怕也不多。至多认为这是一部成功展现黑色幽默的作品，姜文、李保田的表演可圈可点，可距离《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作品有不小差距。影片在国际影展也没有获得任何奖项，在海外艺术片市场的表现极其糟糕，这对那个阶段的张艺谋来说属于严重的发挥失常。可《有话好好说》对我来说是一部非常诡异的电影，近日在重看了影片后我无比确认地肯定这是张艺谋的最佳发挥。甚至可以有阴谋论的假设，譬如哪天有人在饭局上突然神秘地给我爆料说，这电影其实是姜文执导的，我会无法遏制地认同这种观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艺谋是中国大陆电影在国际影展最重要的代言人（新世纪之后这个身份由贾樟柯取代），从《菊豆》到《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每一部电影都入围了欧洲三大影展的主竞赛单元，戛纳评审团大奖、威尼斯金狮奖、柏林金熊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尽数收入囊中。这些电影在欧美日的艺术片市场大多非常卖座，以美国市场为例，《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电影都卖到了数百万美金。这以当年的制作成本核计，是巨额的利润。当年的国内舆论，对张艺谋最严重的非议，是指责其以展示中国的愚昧、落后、丑陋来博取西方人的关注，这种上纲上线式的意识形态指责确实非常粗暴偏狭。这个阶段张艺谋的电影表现中国人的愚昧与落后，确实有之，但这其实是那个阶段张艺谋电影的整体性主题表达的一部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张艺谋依然是继承了八十年代反思批判的社会大思潮，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则处于改革阵痛的关节点，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交锋还非常激烈，《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意在批判新旧中国的保守、愚昧、落后，这种批判意识是直接对接了“五四”的革命启蒙话语。张艺谋这时期的电影都改编自著名作家的小说，但文本都比较短促简单，整体效果或多或少都是形式压过内容。在《菊豆》中，张艺谋尽情的用色彩来区隔心理空间表达激烈的欲望与抗争。在《秋菊打官司》中，一环扣一环的好莱坞通俗剧叙事配合非职业演员的表演。《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张艺谋最擅长的象征性表达方式的极致展现。这些电影包括后来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创作者挖空心思地用了非常炫目激烈的手法去表现一个个程度不同的短促文本。一部作品，看完之后，如果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导演的手法和强烈外显的主题，我不认为这是第一流的作品。
《有话好好说》是这十年张艺谋严肃创作时期的唯一例外。虽然影片亦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但却罕见的没有获得任何奖项，也是张艺谋海外艺术片市场表现最糟糕的一部电影，在北美甚至都没有上映。巩俐离开张艺谋是一个原因。当代城市中国的影像与张艺谋之前一贯的美学-意识形态设定有较大出入，也是原因之一。但正是因此，在我看来，摆脱了中国影像代言人、卸下沉重民族包袱的张艺谋，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活力。
这部片名略带王朔式戏谑白话味的电影，是张艺谋第一次将镜头对准了当代城市中国，还是首都北京。但张艺谋却无意于像之前那样去展现当代北京所谓奇观性的一面，之后给予迎头痛击。这一次张艺谋完全将镜头了对准了人的呼吸、节奏、行动。对白更是前所未有的成为了张艺谋电影最重要的节奏调节器。
前文之所以提到姜文，不仅是因为本片主演是姜文，更因为影片的整体风格非常酷似姜文。改编自述平小说《晚报新闻》的《有话好好说》，整体风格是混杂了暴力杀戮的黑色荒诞。影片的叙事逻辑与《鬼子来了》非常神似。《鬼子来了》是要颠覆主流的抗战叙事，颠覆固有的意识形态，解构唯意志论。农民马大三在全面抗战的时代连杀个日本人都不敢，抗战结束后却愤然屠杀日本人。国族大义在马大三面前并不奏效，但他后来杀日本人的逻辑却是合乎情理──报家仇。此过程的发展路径，同时亦是人性与历史的吊诡无奈。《有话好好说》里面，本来是书贩子赵小帅要砍人，未曾想到，要去劝说他的知识分子张秋生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砍人者。而张秋生最后的失控，疯狂的砍杀，却又非常合理，是叙事发展至此自然而然的结果。
荒诞来源于巨大的反差。反差包含了人物的行为与性格这两部分。姜文扮演的赵小帅，外形粗犷野蛮凶狠，却是不善言辞的结巴，内心还温柔善良，偶尔也有细腻浪漫的一面。体现为他虽然抬杠的时候认同女子无才便是德，迷恋女性的身体，但他喜欢安红，并非停留于简单的肉欲，安红主动的投怀送抱，他还有点不适应，他甚至会在做爱前点蜡烛放音乐，制造浪漫情调。他卖的是书，却从来不看书。与知识绝缘。
二人所下的是五子棋而不是围棋或者象棋这个细节则很能体现赵小帅直接粗犷的性格他让张艺谋扮演的拾破烂者喊安红名字，一次一块，总共五十块。对方不满意，五十次太多，赵小帅马上回复，喊下来就走人。这就是激励的策略。在饭馆漫长的等待仇人那场戏，也表现了赵小帅并非完全简单痴傻的性格。他是将张秋生作为诱饵，但同时又留了一个后手，买了电脑，万一识破就将电脑给张秋生将其打发。真正爆发危机的时候，他会对事主佯称张秋生是其脑子有病的二叔。这就是文艺理论所说的人物的丰富性。莫衷一是。用赵小帅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你了解我？我自己都不了解我自己”。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绝少出现如此性格的人物。
张秋生是知识分子，相信自己可以用理性解决纷争。在饭桌上，他穷尽各种办法劝说赵小帅，但最终发现自己不过是任人摆布的诱饵，这其实是一种智力的羞辱。所以即便赵小帅将电脑还给了张秋生，处于智力方面的羞辱，处于知识分子身份决定的社会道德感，他丧失了理智，开始疯狂劝阻，直至局面发展至不可收拾。瘦弱老迈的知识分子砍人，反差足够强烈。
犹记得当年有媒体讥讽张艺谋这次拍《有话好好说》，进城了，就开始学习王家卫了。当时王家卫的《重庆森林》风靡世界。《有话好好说》之所以有学王家卫的嫌疑，是有两个点。一是手提晃动摄影风格，二是MV风格。这类指责是表面文章。《有话好好说》的精神实质是现实的荒诞感，这种荒诞感源于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变化造成的人物浮躁情绪。《重庆森林》是理想主义的爱情梦幻曲。风马牛不相及。并且对于前文提到的两种手法的功能，两部电影的处理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重庆森林》的晃动感是角色主观情绪的投射，同时又是王家卫念兹在兹的时间主题的影像显现。《有话好好说》的手提晃动感，一方面是角色强劲的行动能量的展现，另一方面有着强烈的现场感。姜文和李保田是两位具有强大剧场表演能量的演员，手提跟踪拍摄起到了捕捉演员剧场式表演当下感、现场感的特色。
再看MV风格，《重庆森林》里的大量歌曲，主要是角色沉醉自我、投入想象世界后的气氛表达。《有话好好说》各种乐曲之间的风格差异巨大无比。有代表社会主义遗产的《九九艳阳天》，有代表青年人对西方世界向往的《GO WEST》（差不多二十年后贾樟柯在《山河故人》中东施效颦了一回），有当时极为流行的励志鸡汤《心情不错》，有强烈北京风格的琴书泰斗关学增大师的《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有台湾国语流行金曲《十八姑娘一朵花》，有臧天朔的抒情摇滚《爱到永远》。这些说唱的，抒情的，甜蜜的，摇滚的歌曲构成的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当下北京，一个急速发展变化的中国之城。在这个变化中，每个人似乎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深信自己的处事逻辑准确无误。由此带来的撞击便剧烈至荒诞。
另外一个强烈到绝对无法忽视的元素是对白。从来没有一部张艺谋的电影，其对白会占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影片的片名虽然有王朔式的戏谑，主题亦是黑色荒诞，但影片的对白本身却并非北京人式夹枪带棒的戏谑口味。影片对白密度相当高，但是冲突对撞式的。赵小帅是书贩子，是粗鲁的莽夫，是结巴；张秋生是知识分子，会使用当时还非常高端的手提式电脑，他的说话节奏非常快，吐字清晰充满说服力，他深信语言代表的理性精神可以解决纷争。两位主角的性格身份决定了绵密不断的对白，一撞击便必然是天然的冲突式的。除此之外，连绵不绝的对白亦是属于影片多声道的一部分。这是对白的声音效果。
张艺谋的各种电影参数在这部电影中，终于不再是象征性的、符号性的，主题也不再是疾风呐喊式的压迫式批判，而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受，让观众通过直接感受人物的所言所行来体会影像世界自成一格的独特旨趣。遗憾的是，历数张艺谋的所有电影，唯有《有话好好说》才达到了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