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狱、杀人、打劫平民——但美国人爱他们,这就是邦尼和克莱尔传奇的吊诡之处。
在这个国家,“银行大盗”不仅是明星,而且是英雄,甚至在抢劫时有人向他们索要签名;
在他们伏法与乱枪之下后,有“狂热粉丝”想花7500美金,从克莱德父亲那购买他的遗体;
邦尼的坟墓更是围满了公祭的鲜花,仿佛那里装的是糖果,而不是死亡;
“他们年轻,相爱,也是杀人犯。”《雌雄大盗》更是以颂歌般的升格镜头,将这对劫匪情侣捧上神坛。
……
然而,电影和现实之间的差别,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雌雄大盗”背后真实的故事,不仅与美国人的意淫相去甚远,甚至有些龌龊与不堪。
在美国FBI的官网上,“邦妮和克莱德”一案被访问了无数次。案情简介是这样开头的:
1934年5月23日,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克莱德·巴罗(Clyde Barrow),臭名昭著的德州杀人犯,以及他那个爱抽雪茄的快枪手女友——邦妮·帕克(Bonnie Parker),今天在德州骑警的伏击中遭到射杀——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戏剧化、最跌宕的伏击行动之一。
当天早些时候,由德州前游骑兵队长Frank Hamer率领的队伍,在一条小路上埋伏,屏息静待那辆从远处开来的福特V8。9点15分,目标从远方驶来,以每小时85英里的时速冲进了这个精心罗织的死亡陷阱。
Hamer认出了那辆车,司机正是通缉犯克莱德。六枝自动步枪一起向车厢扫射,枪声之大,Hamer说他的耳朵在几个小时之后还是聋的。
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六名骑兵一共发出了167枚子弹。几乎未经抵抗,这对“危险的美国情人”当场死于乱枪之下。
据法医统计,约莫107发子弹射入了两人的身体。即使邦妮从未被判死罪,她的身体还是被50余发子弹打成了筛子。
总指挥官Hamer事后对媒体说:“我讨厌对一个女人下手,尤其是她坐着的时候。但在那种情况下,不是她死,即是我亡。”
Hamer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若干年后,他会以一个复仇的、萎缩的警察形象出现在大众银幕上,也没想到,伏法在自己手下的邦尼和克莱德,倒是成了美国人的偶像。
时间倒回至1930年代初。彼时,“美利坚的精神大厦”轰然倒塌,翻开中西部的地方志,大量的笔墨用在了记录这场空前的大饥荒上。
“找不到工作的1500万美国人成了流民,还不上钱的农民成了银行的佃农。俄克拉荷马大批农民破产逃荒,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蒲公英和野草根。而贫富间却有着非常壮观的差距,衣着体面的富人依旧开着漂亮的轿车。”
和其他达拉斯贫民窟的孩子一样,克莱德也共享着那个时期差不多的贫困。在加入海军的申请被拒之后,他便和哥哥一起,干起了抢劫、偷车的勾当。
1930年一月,克莱德在朋友的家庭聚会中遇到了正在制作热巧克力的邦尼。
当时邦尼19岁,父亲去世后,一家人迫于贫穷,搬到了素有“魔鬼的后院”之称的西达拉斯贫民窟,而辍学后的生活就是一份没有出路的端盘子工作。
几乎是在一瞬间,邦尼就爱上了克莱德的孩子气。“他穿着西服和开车的样子让我着迷,尽管我知道那很可能是偷来的。”很快,她就适应了克莱德的“生活方式”。
1932年出狱后,克莱德和邦尼招募了几名同伙,开始了打劫生涯,其中包括了他的哥哥巴克,以及嫂子布兰奇。
这一年4月,克莱德与同伙在德州Hillsboro打劫一间小店时闹出了人命。
不过,这并非他第一次杀人。在Eastham 监狱服刑期间,他不仅要忍受狱警的虐待,还要忍受一个犯人的鸡奸,一气之下,克莱德用铅管敲碎了他的头骨。
两年后,刑满释放的克莱德因前科累累,经常受到警察的盘查。克莱德对母亲说:“他们不会让我自由的。我要和他们一起下地狱。”
而面对巴罗邦的成员,他则强调:“犯罪的最终目的不是发财,而是要为自己待过的 Eastham 监狱带来变革。
从1932年起,巴罗帮就开始频繁地进入公众的视野。
两年间,他们沿着美国中西部的洲际公路,撕出了一条血路。当他们最终在Bienville教区附近被捕时,已有13名被害者遇难,其中包括9名警察和4名无辜平民。这足以让巴罗邦与同时期的“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全民公敌”约翰·迪林格和“娃娃脸”纳尔逊齐名,在美国“犯罪名人堂”里争得一席。
彼时,美国警察并无权跨州执法,巴罗邦游击战式的跨州作案,让各州警方都很头疼。
而美国大众却似乎被他们罗宾汉式的冒险深深迷住。新闻出版社喜欢称他们为“亡命路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面容姣好的无名之辈,在银行不为人所喜之时,对其进行了抢劫。”
在一篇专栏文章里,作者认为“他们年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邦尼作为一名女性角色,“她的存在让他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个体’之愿望显得无比真挚。”
1934年的复活节,克莱德一行又在德州一个小镇枪杀了两名公路警察,这时,民意才开始转向,认为他们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五天之后,60岁的警察坎贝尔成了巴罗邦的最后一件牺牲品。此时,德州及联邦警察发动大批人力,誓言死活不论,务必要将他们全都问罪。
1934年的春天,巴罗邦的好运气用尽了。
几周后,为了争取儿子能够从宽处理,梅斯文(巴罗邦成员)的父亲配合警方,将邦妮和克莱德引到了那条僻静的小路上。
在邦妮和克莱德被射杀以后,警方留在原地,等待验尸官的到来。前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疯狂地涌入车中收集“纪念品”。
有人想割下克莱德的耳朵,有人想割下他的手指,有人带走了邦妮满是血迹的裙子一角,有人收集了一捆她的头发。
当验尸官韦德来到现场时,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搜刮来的“纪念品”,从金属子弹外壳,到车窗抖落的银色玻璃碎片。
二人的死讯传开后的12个小时内,小镇的人口从2000人激增到了12000人,人们纷纷从不同的州、市赶来,想要一睹一代大盗的遗容,当地酒吧的啤酒价格因此而涨了一倍。
几天后举行的葬礼也是热闹空前。
粗略估计,约莫有两万人前来参加邦妮的葬礼。许多人送来了鲜花,包括“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和“社会公敌”约翰·迪林杰。其中最大的一束来自达拉斯的报童,因为死讯使得报纸的销量飙升。
很快,邦尼的坟墓成了一个香喷喷的化妆盒,仿佛里面装的是糖果,而不是死亡。
克莱德的葬礼同样引来近万人围观,有人甚至想用7500美金从克莱德的父亲那里购买他的遗体。
就连开枪射杀他们的骑警,事后也想要一点“纪念品”。Hamer和他的同事们收藏了福特车上找到的枪支,以及克莱德用来迷惑警方的5个假牌照,另外,还带走了邦妮放在车里的衣服,以及克莱德的萨克斯。
邦妮的家人要求警方归还这些物件时遭到了拒绝。后来,这些东西都被当作纪念品高价拍卖掉。
在几个月内,亡命之徒约翰·迪林格和“娃娃脸”尼尔森也迎来了相似的结局。
对于大多数犯罪分子来说,死亡就是故事的结尾。然而,射在邦妮和克莱德身上的107发子弹,却持续地发挥作用,激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
关于邦尼和克莱德的案件研究、生平报道此起彼伏,两人的“传奇事迹”逐渐成了歌曲、书籍和百老汇音乐剧的主题。
这种狂热一路高歌猛进,并在60年代达到高潮。
1967年,电影《雌雄大盗》横空出世,旋即成了新旧好莱坞的分水岭,不仅收获了可观的票房,还斩获了两座奥斯卡小金人。而作为角色原型的邦尼和克莱德,也从恶棍、逃犯,一跃成为了荧幕偶像。
在电影中,邦妮与克莱德来到一个农户家中,农户面有戚色说:“银行打劫了我的家。”二人回到车中,沉思了一会儿,面带兴奋,做出了抢劫银行的决定。
婴儿潮一代马上被这种“反政府的英雄”俘获,在“依然失败的经济体系”面前,年轻人不约而同地向往起“邦妮与克莱德式”的野性、流浪和垮塌——这种叛乱精神,与60年代的反文化大潮不谋而合。
“人们正合力设计一种情感的新的出口。”达拉斯的历史学家John Neal Phillips这样解释近乎泛滥的“邦妮和克莱德现象”。
就像他批判的那样,“自由”被误用的后果很快便初见端倪。人们声称“人是自己的主宰”,购买枪支是为了“给人民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能力”,购买毒品是因为“人民有权决定什么东西可以进入身体和血液”。
一时间,到处都是自由错觉的碎片。
“在公众惯用的滤镜下,他们的故事似乎比泰坦尼克更触动人心。但我不认为那是解释事情的最好方式。”PDNB画廊的馆长Burt Finger认为。
事实上,滤镜和现实之间的差别,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相去甚远。
1968年11月,琼斯W.D.(巴罗邦成员之一)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否定了媒体对其团伙在30年代的作案描述,也不承认银行大盗的身份。
“我与克莱德和邦妮一起的时候,他喜欢打劫菜市场,加油站或饲料商店。我们为何要抢劫银行呢?那时西南部的银行里的钱寥寥无几。”
事实上,大多数时候,他们进行的都是极小数额的抢劫,有时是五美元,有时是十美元。从便利店到加油站,一次次打劫着在大干旱中苦苦挣扎的劳动者。同时期的劫匪,约翰·迪林格甚至不屑地认为,巴罗邦“只会偷孩子们的牛奶钱”。
至于公众塑造的“劫富济贫的银行大盗”——他们的确试图将1500美元从波提奥的中央国民银行中抢出来,然而,有目击者称,他们冒了险,最后只带走了1.75美元。
而美国记者Guinn更断言,大多数大萧条时期的银行抢劫案,都是在受贿职员或当地警察的协助下进行的。事实上,无论是邦妮和克莱德,还是约翰·迪林格,都很少能在其中获益。
另外,他们的生活也不如传闻中那般荣光四射。
一伙人的日子,几乎是一天喝掉一箱啤酒,在麻醉中彻夜地玩纸牌,没钱了就去打劫。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们甚至不敢到任何餐馆去吃饭,每日只能吃罐头里冰冷的猪肉和豆子,在偷来的车子后座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漆黑的夜晚。
遭到过巴罗邦绑架的警官博伊德,曾经和两人度过了真实的一天。当他们越过肯萨斯州界时,博伊德被释放。他问邦妮是否有什么话想带给公众和媒体。
“是的。”邦尼回答:“告诉他们我从来不抽雪茄。”
也许就像美国记者 Jeff Guinn 在他的新书中所说的那样,人们对于邦妮和克莱德的狂热,以及他们的故事被不断传颂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经济大萧条下,人们反抗政府、反抗富人的幻想,以及对某种惊心动魄的爱情的向往。
就像《雌雄大盗》的宣传语:“他们年轻,相爱,也是杀人凶手。”
“只要梦魇一般的经济危机仍然上演,来自达拉斯的银行劫匪,邦尼和克莱德就会继续存在。”
在他们被射杀的小镇吉布斯兰,这种“存在”似乎更为具体。直至今天,这里的人们仍定期举行着“伏击周年纪念”,并有专人经营着一家“伏击博物馆”。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这个小镇的经济来源。镇长帕特·瓦特说:“对我们来说,生存来源就是木材,石油以及邦妮和克莱德。”
一个性感漂亮的餐馆女服务生和一个企图偷自己母亲汽车的跛脚大盗私奔,在经历了夹杂着欲望与沮丧、浪漫与刺激的危险之旅后,两个人在乱枪扫射中永远告别了他们的明天。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雌雄大盗》,那就是上面简单的一句。然而,影片带给我的却是非常复杂的。透过抢劫与惨死的表面,影片通过对这两个蹩脚匪徒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了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社会的一个侧面,影片所反映的问题,在不同时代、在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两个隐喻。 影片开始,邦妮以性感的红唇大特写出镜,身上唯一的小内裤和赤裸的后背让这个女人看来无比性感,而屋子的凌乱与局促则暗示着出逃是早晚的事。事实上,邦妮也早就厌倦了与餐馆那些卡车司机纠缠的无聊生活。邦妮在窗口无意间发现克莱德正在偷自己母亲的汽车,于是急匆匆地下楼去制止。克莱德是早就探知好了邦妮的底细的,在凭借抢商店这样一个小小的勇敢证明后,邦妮和心仪的克莱德乘坐着偷来的汽车踏上了不归路。 邦妮和克莱德之间是有爱无性的,这对邦妮是个很大的打击。然而,克莱德的爱还是留住了她。在这里,男人的性无能隐喻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衰落和精神的颓靡,女人对性的强烈需要隐喻着作为自然人在精神、物质方面的正常需求,而两者之间的矛盾恰恰就是这个病态社会必须正视却无法解决的症结。劫后余生的两个人虽然有了一次完满的性生活,但他们的末日紧随而至。人生似乎总是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间徘徊。 两个印象很深的情节。 一个是邦妮和克莱德偷偷在别人的一个空房子里借宿,醒来时他们发现外面有人正在盯着这个房子。克莱德以为房子的主人回来了,变得十分紧张。事实上,那些看房子的人是房子的原主人,他们是来与房子告别的,因为付不起银行贷款而不得已搬走。克莱德不再紧张,他向房子开枪,并把手枪递给了房子的主人。伴随着一阵清脆的枪响,窗子的玻璃与房主人的心一起碎裂了。然后,几个人相视而笑。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很多人都会有如此心碎的经历吧! 还有一个情节是邦妮和克莱德为了抢银行而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但当克莱德气势汹汹的持枪进了银行后,却发现偌大的银行只有一个人在窗口那里若无其事地写着什么——银行早已经破产倒闭了!克莱德为了解释不是自己无能,而是银行破产了,他严肃地对那个职员说,“破产了?什么时候?你出去和我的妻子解释吧!”职员被迫赶来出来。开车逃走之前,克莱德冲着那个他起初没有注意到的封条狠狠打了几枪,这不痛不痒的几枪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根本起不到震撼作用,反倒很像早期工人为反对资产阶级剥削而进行砸机器的“卢德运动”。仅仅触及了表里,或者连表里都影响甚微。 盗亦有道。 邦妮与克莱德、连同哥哥巴克、嫂子布兰彻及年轻人莫士胡一伙,抢劫银行、掠夺商店,但他们却对到银行取款的人“高抬贵手”,而且他们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会杀人的——克莱德失手杀人后他特别内疚,他一个劲的念叨着“我不想杀他”这样的话,并在看电影这样放松的环境里仍无法释怀,不停地埋怨莫士胡不会做事。天真的他们甚至和一个被他们抢了汽车的富人及其情妇成了朋友,几个人谈笑风生,克莱德的哥哥巴克还考虑加他们入伙。可见,他们是只对钱不对人的,而他们平时的抢劫也没有使他们暴富,他们吃的还是汉堡、桃子冰淇淋这样的普通食品。在片中,抢劫只是一种生存手段,颇有些劫富济己的味道。当他们落荒而逃时,那些贫民是把他们当作英雄看待的,给他们水喝,而不是出卖他们。社会动荡时,总会出现所谓的绿林好汉,古今中外只有形式的不同,实质莫不如此。孟子曾经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在社会连作为个人基本生存的权利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样的选择即便不能完全为人所赞同,但还是可以理解的。 悲惨的结尾。 一个警长曾经偷偷的跟着他们,不但没有得逞,还受到了嘲弄。警察对他们的围剿也是十分疯狂的。第一次围剿是在夜里,狡猾的布兰彻将祸水引到邦妮和克莱德的房间,却并没有摆脱命运的劫数。结果克莱德的哥哥巴克被枪杀,嫂子布兰彻被打瞎眼睛并被逮捕。也是她,在言语的蛊惑下交待了逃匿的邦妮与克莱德的下落。警察的第二次围剿是警长通过计谋而成功地伏击了邦妮和克莱德:一阵鸽子从灌木丛中飞起,出卖了邦妮和克莱德的莫士胡的爸爸急忙钻到卡车地下;邦妮与克莱德互相对视了一下,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妙,但为时已晚;一阵乱枪过后,两个名扬一时的雌雄大盗被打成了筛底状。 结语。 不知怎么,这个影片让我想到了贾樟柯的《小武》。小武也是在影片结尾行窃时被当场抓住,广播中传来的是关于“严打”的报道,背景音乐是屠洪刚的《霸王别姬》,颇有些英雄气短的味道。《在看车人的七月》的片尾,由范伟饰演的看车人一改往日唯唯诺诺的“老实人”形象,“勇敢”地操起了板砖,将一向欺负自己的仇人拍倒在地。他不过是想教训人家一下,却失手打死了人。英雄不好当,英雄主义往往也很悲凉。
生活方式决定人的命运,而社会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是有着无法逃避的责任的。我无意于为贼者、盗者辩护,但“贼”“盗”产生的原因则是需要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