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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光曲 漁光曲(1934)

渔光曲 漁光曲(1934)

又名: Song of The Fishermen

导演: 蔡楚生

编剧: 蔡楚生

主演: 王人美 韩兰根 袁丛美 裘逸苇 罗朋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上映日期: 1934-06-14

片长: 约80分钟(原片) IMDb: tt1002784 豆瓣评分:7.8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演员:



影评:

  1. 《渔光曲》由蔡楚生1934年编导,创下了当时中国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连映84天,超过了当时郑正秋《姊妹花》60天的记录,可见影片之深入人心。同时它也是中国第一部国外获奖的影片,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其镜头语言迥异于以往电影,它画面编排精炼,镜头运用新颖自如,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是电影中对比蒙太奇的运用,通过镜头或场面之间在内容上的强烈对比,产生相互冲突的作用,表达创作者的某种寓意或强化某种思想和内容。《渔光曲》中,镜头是兄妹俩被人追赶至一所大房子的窗户下,接下来是房子里何仁斋的情人身着睡衣化妆扑粉的镜头,而窗外是已经上工颇久的小猫小猴双手往脸上抹泥巴的画面。窗内窗外俨然两个世界,一个奢靡颓纵,一个穷寒破乱,一个是西化的地主资本家的寻欢作乐、贪图享受的图景,一个是受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贫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导演有意将两个场景放在一起,最后通过一瓶红酒将窗内窗外连接起来——窗内扔出的红酒却被窗外视作宝贝,争相抢夺,更加突出了窗外劳苦人民的悲惨生活,表现对受苦阶层的深深同情,对比的意味更加浓厚。另一处值得说道的对比便是对打渔的表现。银幕上先是呈现机械化的大渔船捕鱼收网时硕果累累的画面,接着下一个镜头就是小猫小猴在自家的小渔船上看着“空空如也”的鱼筐渔网。这样的组接方式在技术层面是对比,在叙事层面上可看作是上个镜头是小猫小猴的主观镜头,人工的小渔船的打渔量敌不过渔业公司的机械化设备和大渔网,这种有意识地剪辑组接画面形象地展现了渔业公司对渔民的掠夺和压榨、将渔民归于无路可走的境地。
    其次是心理蒙太奇的运用,心理蒙太奇可以形象生动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想像、回忆、梦境、闪念等精神活动,往往具有画面和声音形象的片段性、叙述的不连贯性和节奏的跳跃性,同时又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在《渔光曲》中,小子英跑去告诉徐妈关于婆婆病危这一消息时,镜头用近景表现徐妈一惊,接下来即小子英的重影画面,然后徐妈没站稳昏倒在地。这个接在徐妈后面的画面便是模拟徐妈视角的主观镜头,这个镜头先是俯拍子英的全景,接着是近景、近景、近景以及叠影,几个画面间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是徐妈的心理映照——心绪紊乱、惊慌不定,导演就是用这样有序的剪接方式表现徐妈的内心。何仁斋破产回家后照镜子时,镜头从后侧面拍摄全景,我们可看到有两面镜子,透过一面镜子我们可以完全看到何的正面,何恼怒愤懑,这时画面左上方慢慢出现何和情人以前在一起的画面、子英和其争吵画面,这些是写意的,表现何心理活动的画面。镜子不仅能观外貌、正衣冠,更能察自我、省内心,何照镜子时又想到情人和梁月洲卷钱离开,儿子和其大吵等,何遭到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变故,灰心意冷而自杀。导演通过这些闪念很好地诠释了何当时愤懑不满、孤立无助的境地,简洁凝练。
    再次是隐喻蒙太奇,通过镜头或场面间的对列进行类比,含蓄而形象表达某种寓意。最经典的是婆婆去世这一段中,在众人围在婆婆床边痛哭惜别和婆婆去世这两个画面之间,插入一个“枯藤老树昏鸦”的画面——孤枯败落的藤枝,饱经沧桑的老树,群鸦的凄凄哀鸣。这个画面看似不相干,实则是导演匠心独运之处,是导演借“枯树”和“乌鸦”两个意象来隐喻生命的将尽和消逝,创造了一种凄清衰颓、冷落暗淡的氛围,将写意发挥到极致。
    最后重复蒙太奇的应用更是造就了画面的精炼性,《渔光曲》通过同景别、同机位、同焦距镜头的重复出现简化了情节,深化了主题。在表现何仁斋同梁月洲合办公司时,只用3个镜头就表现出何仁斋开办公司的情况。第一个镜头是特写门玻璃上的“总理室”,中景梁月洲恭敬地给坐在桌前的何仁斋点烟;第二个镜头:特写门玻璃的“经理室”,秘书躬腰给桌前看轮船图纸的梁月洲点烟;第三个镜头:特写门玻璃的“顾问室”,何仁斋接过顾问的材料走开。这三个镜头景别、机位、场面调度都一致,简洁明快、镜头凝练,将无用的画面统统删去,只留下最精炼的,有一种简略的精悍之美。
    另外,影片的镜头转场也值得一提,一般的电影转场是从这个场面直接转到另一个场面,没有过渡,而《渔光曲》不使用硬切,而是用镜头间的连续性、相似性实现转场的效果。比如小猫小猴排队找工作这一节里,移镜头从人们的脚上掠过,没鞋子穿的、穿草鞋的、旧鞋的……移镜头淡出,穿草鞋的脚踏上台阶淡入画面,镜头从脚部往上稍移,出现小猴的全景,自此完成了从室外队伍到室内小猴找工的转换。这个转场不仅表现了劳动人民无鞋可穿的悲苦境地,而且完整地实现了转场,一举两得,值得称道。
    《渔光曲》技术纯属、思想深刻,将内容与形式巧妙有机的结合起来,对镜头语言及造型美感的探索和创新使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留名,成为经典之作。
  2. 1934年6月,上海沉浸在一场六十年不遇的漫长酷暑中。几日里,气温一度攀升至38°。由于高温影响,几家大型的电影院原本应当熙熙攘攘的门前这几天也变得门可罗雀,生意清淡了很多,不过黄昏后的时间,依然会有不少情侣赶着来看上映了有好一段日子的由明星蝴蝶主演的国产大片《姊妹花》。
        14日,影院门口挂出几张新海报,这一天,正是由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的首映日。也许是由于这炎热的天气,也许跟各大报纸上宣传篇幅过少也有些关系,《渔光曲》上映的前几日,票房并不理想。经常光顾影院的老影迷也调侃道:你看这蔡楚生可是《姊妹花》导演郑正秋一手带出来的啊,这下徒弟想在师傅手里抢票房,我看即使是观众想捧场这天气也不捧场啊。还有人私下议论说,政府宣传部看过《渔光曲》后觉得情节有些激进,不太喜欢,才特意安排到这闷热的天气中上映的。
        总之,观众们和影院老板似乎并未对《渔光曲》的上映给予太多的关注。
        这下让导演蔡楚生十分为难。且先不提自己的作品档期与师傅冲突,单说电影的整个拍摄过程实在是异常辛苦。前后为时一年的创作中,演员和幕后人员受尽了海边恶劣天气的困扰和渔民与渔业领导的阻挠。联华董事长罗明佑此前也在资金上表现出对电影的不重视,微少的资金使得电影根本就无法使用美国有声录音设备。他只得多方请求支援,最终在朋友的引荐下认识了之前为电影《桃李劫》成功完成录音的国产录音公司“三友”。才使得电影中的小猫真正唱出了那首《渔光曲》。种种曲折的经历,让蔡楚生更加担心,若是电影失败,如何给演员,同事和领导一个说法,更如何向自己交代。
        可就在这当口,出现了一场连电影主创们都未曾想到的戏剧性转折。
        一日,上海《新闻报》用了两个版面,以极大的字体宣传了这部影片。一时间,这一罕见的现象引起了报纸读者和电影爱好者的普遍关注和热议。可这种大手笔的宣传到底是由谁投资的呢?这个问题连主创们也一时摸不到头脑。直到后来经多方打听,大家才知道,某位富家少爷在观看《渔光曲》后大受感动,以匿名的形式出资为其在杂志上作大幅度宣传。 那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会让一位富家少爷作出这样不合常理的行为呢?一部小成本似乎没有什么大明星的国产片真的就那么值得一看吗?带着一连串的疑问,一大批上海市民顶着烈日,走进影院观看《渔光曲》。
        有时,事实确实可以比最擅长运用矛盾冲突的编剧写出的故事更夸张。正是由于观众们口碑的口口相传,《渔光曲》短期内票房完胜过《姊妹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影片连映83天,也从时间上超过了《姊妹花》的六十天记录;片中朗朗上口的同名主题曲传遍了大街小巷,脍炙人口,被传唱至今;而片中女主角小猫的扮演者,王人美,也从上海,开始红遍全国,影迷送了她一个活泼而性感的名字:“小野猫”。带着这个名字,王人美开始了后来被她称之为“成名和不幸”的新的人生旅途;导演蔡楚生被媒体称之为接过了师傅的接力棒,中国电影的第二代导演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正式走上了中国电影史的大舞台。
  3. 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国外获奖的影片,因为这个殊荣这部影片一直有特别的意义,不过对于获得“苏联国际电影节荣誉奖”是什么样的奖项,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参赛又有那些影片等详细情况一直没有相关资料。

    碰巧在看《胡蝶回忆录》时竟然看到了相关内容,不得不对胡蝶的认真态度表示敬佩,她在书里详细介绍这件事,不过叙述的角度是从中国的参赛方,对电影节其他方面依然缺少介绍。另外在孙瑜导演的《银海泛舟_回忆我的一生》也略微提到过这里面我就直接引用原文:

    参加莫斯科电影节当时,苏联因为纪念其电影事业成立十五周年,特定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二日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电影展览会,邀请各国选派电影代表团参加。苏联当局给南京外交部发来电报,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电报中,特别指名请我参加,后来据当时在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工作的记者戈公振先生告诉我,在发出邀请电前,苏联文化当局曾向戈公振先生询问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情况,有无电影明星。戈公振先生称:“胡蝶是当今中国最红的影星,在新加坡等地都有她的电影观众,东南亚的影业同行都来中国订她的影片呢?”有机会到苏联及欧洲去考察一下外国电影事业,以提高中国的电影水准,自是影业人员神往之事。只是名额有限,在确定代表人选方面费了不少周折,我算是得天独厚,得到了苏联影展会直接寄给我的请帖,免了参加“竞选”的一番争逐。汪精卫是当时的外交部长,我去南京见了他,并得到了外交部批给我在国外使用的一些外汇。 代表团经过一再协商,最后决定由“明星”、“联华”、“艺华”、电通”四家公司,遴选了八部影片,由制片人、编剧、导演、摄影师、演员七人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爹加盛会。七位代表分别是:“明星”制片人周剑云,“ 联华”制片人陶伯逊,“ 联华”编剧余一清、副导演黄谦,“明星”摄影师顏鹤鸣、翻译孙桂藉,演员代表就我一人。 参展的八部影片是:

    “明星”出品的《姊妹花》(- -九三三年,根据郑正秋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编导:郑正秋,助理导演:沈西苓,摄影师:董克毅。主要演员:胡蝶、郑小秋、宣景琳、谭志远、顾梅君。(现存)

    《空谷兰》,(“明星”出品,一 九三四年)。编导:张石川,摄影师:董克毅。主要演员:胡蝶、高占非、宣景琳、严月娴、郑小秋。(未知)

    《春蚕》(“明星”出品,一九三三年。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编剧:夏衍,导演:程步高,摄影师:王士珍。主要演员:萧英、严月娴、龚稼农、高倩萍、艾霞、郑小秋、张敏玉、王征信。(现存)

    《重婚》(“明星”出品,一九三四年)。编刷:王平陵,导演:吴村,摄影师:周诗穆。主要演员:高占非、高倩萍、严月娴、萧英、谢云卿。(未知)

    《渔光曲》(“联华”出品,一九三四年)。编导:蔡楚生,摄影师:周克。主要演员:王人美、罗朋、袁丛美、刘继群、王桂林、韩兰根。(现存)

    《大路》(“联华”出品,一九三四年)。编导:孙瑜,摄影师:洪伟烈。主要演员:金焰、陈燕燕、黎莉莉、罗朋、郑君里、章志直、刘琼、尚冠武、刘继群、韩兰根、张翼。(现存)

    《女人》(“华艺”出品,-九三四年)。编导:史东山,摄影师:周克、吴蔚云。主要演员:黎明晖、胡萍、雷梦娜、蒲曦、奚良。(未知)

    《桃李劫》(“电通”出品,一九三四年)。编剧:袁牧之,导演:应云卫,摄影师:吴蔚云。主要演员:袁牧之、陈波儿、唐槐秋、周伯勋。(现存) ——《胡蝶回忆录》

    一九三五年二月,苏联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电影节”时,我国选了联华公司的《大路》、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以及五部其他影片公司的片子,由西伯利亚火车直送莫斯科。参加的有三十一个国家,一百多部影片。评选结果,得奖者六国十部。《渔光曲》获“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由于《大路》是抗日片,携带联华公司片子的陶伯逊,为预防当时侵占东三省的日本当局阻难,特把《大路》一片由上海交海轮寄往苏联港口海参崴,再绕道西伯利亚火车转送莫斯科,由于绕道费时,没有米得及赶上电影节的评选。 ——《银海浮沉-回忆我的一生》 参加影展的八部影片中《姊妹花》《渔光曲》《春蚕》《大路》《桃李劫》在网络都有视频资源,其他三部《女人》《重婚》《空谷兰》则情况不详,所选取的影片都是年度拍摄的重量影片。另外《大路》这部影片按照孙瑜导演的说法因为绕道没有赶上影展,个人觉得这个说法还比较可靠,因为《大路》并不比《渔光曲》逊色,甚至更胜一筹。其他作品不乏技艺高超的经典,或者年度瞩目的商业电影,导演们都是在电影史反复提到的重要人物。 可惜的是,提到六国十部获奖,参加三十一个国家,一百多部影片是那些就不得为之了,也没有其他获奖影片的名单也就很难比较这个影展的水准了。不过按照规模推测的话,当时也一定是比较有影响力才会有那么多国家参与。

    现在看来这八部影片最具实力的当属电通拍摄的《桃李劫》,这是第一部完全用有声技术拍摄的影片,影片的拍摄水平和现实意义也是胜于《渔光曲》,没想到这部竟然冷落了,而在早期电影史也被明显忽略,尽管被认为是一部经典的左翼电影,但远没有突出它应有的地位。至少我个人看来,《桃李劫》在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早期电影中是屈指可数的经典,此片导演应云卫的另一部作品《生死同心》也是惊人之作,两部的主演都是袁牧之,袁牧之不仅是《桃李劫》的编剧,之后还导演了《都市风光》《马路天使》,不仅是全才还是天才型的导演。

  4.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部影片是三十年代的票房冠军,它在上海创下了连映84天的当时最高记录,观众热情之高我们可以想象,顺便回想一下前几年人们看新世纪票房冠军《英雄》的“盛况”以及“盛况”过后全民动员的漫骂声,隐约中好象可以感觉到,中国电影百年来的魅力,至现阶段,消退得比男性性高潮还快。纪念中国电影诞生百年,如同纪念一个人的青春期,那才是最值得纪念的时期。

    我想多数人和我一样,沉溺于过往的经历肯定是拒绝现况的烦闷,同时迷惘着未来的迷惘,体现在中国电影身上,基本上也是这样,所谓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倘若我们还能在一片浸透着发了霉的时间的味道的残旧光影中找到些许感动的话,我们庆幸我们找到了在老电影中信奉的东西。商业和娱乐创造不出象样的辉煌。

    出于历史的断裂和体制的更新,旧上海电影的现实主义遗风被台湾电影所承继,这是塞翁失马的寓言在中国电影史上的活学活用,才有了存活着一口气的中国电影。拿《渔光曲》来说,能从它身上看出台湾五六十年代悲情主义及后来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影子,随着这些风格成熟的影片的日趋发展,才催生出八十年代初期那场伟大的台湾新电影运动。

    而在大陆,类似的东西在上世纪末地下流传的《小武》身上才看见,等擦掉那层厚厚的尘土以便将现实的真相看得更清楚的时候,中国电影却摇身一变,变《英雄》了。

    三十年代的先人在那样一个充满苦难的时期倡导“都市写真”,力求揭露现实真实的一面,他们是在用良知拍电影。现在有钱了,用钱就够。历史的魔术就是把良知变成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