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 كفرناحوم(2018)
又名: 迦百农 / 星仔打官司(港) / 我想有个家(台) / Cafarnaúm / Capernaum / Capharnaüm
导演: 娜丁·拉巴基
编剧: 娜丁·拉巴基 吉哈德·霍加里 米歇尔·凯塞尔瓦尼 乔治斯·哈巴兹 哈立德·穆扎纳
主演: 赞恩·阿尔·拉菲亚 约丹诺斯·希费罗 博鲁瓦蒂夫·特雷杰·班科尔 卡萨尔·艾尔·哈达德 法迪·尤瑟夫 海塔·塞德拉·伊扎姆 阿拉·乔什涅 娜丁·拉巴基 埃利亚斯·库利 努尔·艾尔·侯赛尼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黎巴嫩 美国 法国 塞浦路斯 卡塔尔 英国
上映日期: 2019-04-29(中国大陆) 2018-05-17(戛纳电影节) 2018-09-20(黎巴嫩)
片长: 126分钟 IMDb: tt8267604 豆瓣评分：9.1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简介：
- 法庭上，十二岁的男孩赞恩向法官状告他的亲生父母，原因是，他们给了他生命。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一个孩子做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举动？故事中，赞恩的父母在无力抚养和教育的状况下依然不停生育，作为家中的长子赞恩，弱小的肩膀承担了无数生活的重压。当妹妹被强行卖给商贩为妻时，赞恩愤怒离家，之后遇到一对没有合法身份的母子，相互扶持勉强生活。然而生活并没有眷顾赞恩，重重磨难迫使他做出了令人震惊的举动……
演员：
影评：
1 我们看这类“边缘底层视角”的影片之后究竟应该明白什么？
2 身不由己的作恶者（影片中卖掉女儿的父母）应该受到惩罚吗？
3 人该如何面对阶级和个人命运问题？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影片本身。
主角赞恩的故事其实很有层次感。影片一开始直接的制造差异和矛盾，给人的感觉像是一部写实的印度电影的开端。近年来看的如《神秘巨星》式的影片，所采用的故事模式一般是“遭遇挫折—反抗—更深层次的挫折—成长后反抗成功”，假如将其模糊化，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当成是英雄之旅理论的模板。
然而这部影片是有区别的，针对主人公赞恩，故事的发展模式是“反抗矛盾—出走—回归—再次反抗”，他们的不同点在哪？
赞恩从一开始就是个成熟的孩子，影片的开端我们看到他四处工作、照顾小孩、处理家事，甚至帮助妹妹面对突如其来的生理期。从他懂事开始他就没有享受过一个孩子应有的宠爱和权益，他早已深知体制和现实如同大山一样横亘在自己面前。许多其他影片也采用边缘孩子的视角，这些孩子在成长中从幼稚到成熟，逐渐理解这个世界的差异。而比起他们，本片则更为残忍，因为在影片的开端，这个孩子已经是伤痕累累的反抗者了。
以前听过一句话：“孩子就应该是孩子本身，而不应该当成是‘成为大人’的预备时期”，片中的赞恩显然从来没有成为过孩子。在现实的压迫下，无论是被迫工作的赞恩，还是被卖掉换取好处的妹妹，都成为了一种目的或是工具。孩童关于“人”的那部分被抹去了，这第一幕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边缘世界中孩子的异化问题。
妹妹看向赞恩的表情最让人心疼的两个点，一个是自顾自把坏男人送的东西扔进了垃圾桶，这是一个十二岁孩子的独立判断，无论多困难也在执着的用自己的方式作出反抗，这照应了后来入狱后扔掉母亲送的东西。第二个是回到家与坐在那个坏男人旁边的妹妹交错的眼神，妹妹是如此依赖他而他却无能为力，只能挥舞自己娇小的拳头，但改变不了什么。
第二幕“出走”的核心则是孩童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相继唤醒。在家的时候，他是一个承担家庭责任且要保护妹妹的“大人”，而出走后才发现，他还处在会被蜘蛛侠老人吸引的年纪。在游乐园里他脱去了设施中女性模型的外衣，使其露出乳房，没有身份证明的女人哈瑞看到了这一幕。这么做并非是这个男孩恶作剧，别忘了这发生在与残忍的母亲发生冲突之后。赞恩没有真正被“哺乳”过，他在潜意识里寻找“真正的母亲”，从来没有体会过人性与爱的他想在外面的世界寻找一种庇护，这是孩童的原始本能。哈瑞也明白这一点，就把他带回了家，他首次获得了庇护。
潜意识中寻找哺乳哈瑞被捕后，赞恩带着她的孩子尤纳斯开始了流浪，他开始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庇护只能是暂时的，自己必须长大。
在家的时候，赞恩是以一个孩子的身份对抗他认为不正确的事情，他是这个体制和恶劣环境的第二级受害者，他的反抗对象更多的是对他的父母。而在出走后，他却真正需要承担起责任，从此刻起他的角色转换成为了“父母”，成为了这个环境的第一级受害者，他这次不是要面对家庭中的妹妹被送走，而是要在残酷的现实中活下去，面对的是血淋淋的存亡问题。
在获得母亲、获得庇护后，沉重的责任让他真正社会意义上的长大了。
第三幕“回归”有我认为影片最出彩的点，他成为了尤纳斯的“父母”后终于发现了自己面对社会时也是如此无能为力，他被逼无奈把尤纳斯交给了男人，如同他自己的父母将妹妹送走一样，到头来还是保护不了谁。送走尤纳斯后在理发时哭泣，就和哈瑞一模一样，因为理发台上的镜子能完整的照出自己，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为力。此刻他才真正明白，他不仅被父母抛弃了，还被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抛弃了。
回到家中，发现自己是失去至亲的人，是没有身份证明的人，是在哪里都没法活下去的人，而这一切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的，这就是命运的残忍，这不过是上帝的一场游戏，而自己却毫无理由的吞下所有苦果。
倒叙手法，影片的最后和开头连在一起，“我要起诉自己的父母”，他起诉的真的是父母吗？是有的，但不止这些。因为父母的愚蠢和无力也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妹妹的死亡也是结构性的死亡，是社会的压迫和命运的侵袭将他们变成这样的。比起起诉，更像是一种质问，质问他们的愚昧，质问体制的残忍，质问这个巨大而又荒诞的世界。
所以在我眼中，这部电影是通过“孩童的异化—孩子的依赖和责任意识的相继唤醒—接触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现实—对本源的控诉”这样的一个故事发展，以赞恩的视角展示了他社会意义上的成长。在没有选择权的时候救不了妹妹，而有了选择却依然救不了尤纳斯，“罪犯父母”比自己更加无助，救世主始终没有出现，即使抗争了也没能成为英雄。在环境的底端人到底能改变什么，能依靠什么，能拯救什么。既然终究会失去，不如赌上自己来控诉自己的源头。社会是罪人，父母是罪人，假如我也会变成罪人，那不如从来没有出生过。
影片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核心表达都很成熟，我认为这是因为并没有像之前同样题材的电影做的那样，设置一个完全清晰的二元对立，因为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只有“嫌疑人—受害人”的世界，由于社会的复杂性，每个人都被迫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边缘的人在面对命运的时候，除了挣扎和犯错以外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体制摆在那里，社会需求没有改变。社会经济连带教育问题，教育问题使得“新的愚蠢父母”源源不断的产生，悲剧重演。那么结构性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呢？我想在我们不知道且不可说的地方，欢迎大家来讨论。
以赞恩视角回顾影片后，我们再来看上面的三个问题。
第一问：我们看这类“边缘底层视角”的影片究竟应该明白什么？
对于普通的个人来说，除了“献上绵薄之力”，最标准的回答是同情，是对真正边缘的人产生共情。
但是同情是世界上最傲慢的东西。
《南方公园》里有一集我印象特别深刻，kyle在冒犯了黑人token后觉得很抱歉，就去了解各种黑人文化，遭受到了一些黑人会受到的痛苦。Kyle在向token道歉后说，现在我可以理解你作为黑人的痛苦了，对不起。然而token不买账，迟迟不接受道歉。最后kyle明白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共情的，你可以换位思考，但如果你觉得换位思考后就能真正理解他人就是傲慢。最后kyle对token说，对不起，我不能理解黑人的痛苦，token就原谅了他。
虽然很难以接受，但是同情对自己来说是值得感动的，而对“受害者”来说作用几乎可以忽略。同情只是一种情绪，即使在短时间里可以给予支持，在长期依旧阻止不了社会结构对“受害者”的侵害。
一些年前社会频道总会播出对偏远地区人民的生活采访和慰问，但是在展示真实生活和发表同情后，无疾而终的情况偏多。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不能产生长期实质性的帮助，这些包裹着同情的生活考察反而会是对他们生活的扰乱，人们更多的带去的是惊吓和差异感，我就不提世界上最邪恶的节目《变形记》了，这档节目就是撒旦路过地球的产物。
我要声明，不是说看完影片后的同情是不好的，同情是自然而然的流露，但你最好不要傲慢的觉得真正理解到了他们的痛苦，我们更多的是要“知道”他们的存在，并真正理解差异的存在，对他们保持最低限度的尊重。
豆瓣上经常有人因为过于“小布尔乔亚”而受到攻击，的确是有一部分人总会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和自己一样。总沉浸在自己所谓的“精神乐园”里，却喜欢指点严肃的社会问题，喜欢把爱和同情挂在嘴上，觉得任何事物本质上都是美好的。有人辩护说，他们也没有主动伤害什么，而且出发点都是好的，凭什么指责呢？ 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如果要用你的狭隘去指点公共端的现实问题，这是傲慢的，也是对其他人是极其不尊重的，福柯说“语言即权力”，你的语言会伤害到他人且造成很大的压力。就像是一知半解就去模仿黑人文化一样，无知又傲慢。
我举上面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我们必须知道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有能力就出手帮助，没法帮助不要拿同情当自我感动的资本，不要扩大同情的作用，要认真的了解边缘生活和其他人的生存方式，尊重他们，并在日后碰到的时候认出他们，保持敬畏，无法帮助就不要打扰，不要多说。
第二问：身不由己的作恶者（影片中卖掉女儿的父母）应该受到惩罚吗？
答案是显然应该的，但是惩罚并不代表事件的结束。如果总是遵循“犯错—受惩罚”这种简单的逻辑的话，很可能会造成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
看待一个问题，应该用更加系统的视角。犯错者受到惩罚，这是司法的程序，但如果你不去了解犯错者为什么会犯错的话，这是很不负责的表现。
之前有个新闻，一个长期遭受母亲虐待的男人最后去幼儿园杀害了几名儿童，在报道这个男人童年事迹的时候，底下的评论都是“杀人就是杀人，就得审判，他的童年根本不需要了解，没有人原意知道。”但是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想说：
“加大力度严惩犯罪者”，和“承认犯罪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这两件事情并不冲突。
的确，他没有任何理由去犯罪，这是说什么都无法辩解的。但是你要知道，假如你生活在他的成长环境中，很可能也会因为精神失常而做出极端的事情。这样的事件产生后，网民的关注重心应该在如何减少这些精神失常情况的发生，最低程度应该好好对待自己的子女，尽力减少极端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减轻社会环境的压力，而不是传播一知半解的愤怒。
转到影片中，我觉得片中父母的选择，和《唐山大地震》中，母亲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在两个孩子中只救了其中一个而舍弃了另一个，这两件事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更加触动道德。
也就是明确一点:真正的敌人不是片中的父母。如果你坚持认为他们就是恶的源头，可能有一天恶会降临到你身边而你却不自知。
所以这个问题的理想答案之一是：我们应该严厉惩罚犯罪者，同时要了解犯罪背景，努力从自己做起减少该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并更加关注体制问题和社会结构固化问题。
第三问：人该如何面对阶级和个人命运问题？
有这么一种说法，“美国梦”才是稳固社会阶层的最佳手段，因为美国梦宣称人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人们陶醉在泡沫般的理想中，就不会对阶级固化产生怨恨，从而威胁统治。你还记得《猜火车》里“选择生活，选择一个大电视机”吗，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说，包括人人向往的大电视机，所有接触到的东西都有麻醉功能，当然这么说有些阴谋论，不必当真。
举上面这个例子是想说，有的时候人与生活贴的过于紧密，其实并没有完美的普便适用的方法论。你必须了解“改变命运”是一个可能事件，但不是努力就一定可以达到的，而关键在于在付出努力的同时，你要明白究竟想要什么，究竟什么东西能让你真正感受到自己正在活着。
假如你是影片中的赞恩，你会怎么选择。命运如同高墙摆在面前，假如他没有离家出走，而是留下来上学读书，给家里减轻压力，或者等待其他时机去救出妹妹，也许能够改变些什么，过上相对更好的生活。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想要的并不是凑活着活在那堆烂泥地里，父母送走妹妹夺去了他的爱和尊严，他选择赌上自己的人生。即使入狱，赔上了自己的一切，他还是要控诉。他赢了吗？他的抗争战胜命运了吗？我认为对他自己来说并没有战胜命运，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现实过于残酷，并且没有遇到好的机会。但是我想他不会后悔，至少在命运面前，他做了自己，做出了跟随自己的选择。也许他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控诉，为了告诉更多的人这个世界的不公，他尝试了，他面对了命运，他留下了自己最想留下的痕迹。这个问题很不成熟，如果让你来回答，你会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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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有些话会在上面说
中国版海报上的一句宣传语非常引人注目：
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赞恩
黎巴嫩女导演拉巴基以她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呈现了这个发生在黎巴嫩贫民窟中的叙利亚难民的故事：
年龄不详、据说是12岁左右的男主角赞恩，与父母、兄弟姐妹为了躲避 叙利亚战争，非法生活在黎巴嫩的贫民窟中。一大家子挤在一个非常小的房子里，睡觉时所有人都横七竖八地睡在地上。父亲不让他去上学，而是让他去小卖店里打工。他每天要去小店整理商品、送货，有时还要和妹妹萨哈一起上街卖果汁，维持生计。
赞恩一家
小小年纪就要扛起生活的重担
赞恩和妹妹萨哈当他最在乎的妹妹萨哈初潮来月经时，赞恩不仅帮助妹妹洗裤子、偷卫生巾，还再三叮嘱妹妹一定要藏好卫生巾，不然被父母看到，她可能就要“被结婚”了。
但很不幸，父母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12岁都不到的妹妹嫁给房东阿萨德，以此来抵扣上涨的租金。他拼命抵抗、试图救回妹妹，但还年幼的、弱小的他，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妹妹被带走。
被强行带走结婚的小女孩萨哈
愤怒的他离家出走，遇到了没有身份的埃塞俄比亚黑人女工拉希尔。这个没有合法身份、同样苦命的女人，却收留了赞恩，让他度过了一小段平静的、不必为生计奔波的时光。但好景不长，拉希尔在一次外出筹钱时被警方拘留，再也没有回家。
命运再一次把赞恩推向了绝望的谷底。为了照顾拉希尔年幼的儿子约纳斯，他想尽办法，包括卖曲马多药片的制成毒品替代物——曲马多饮料。但最终因为被房东赶了出来，拿不回钱，走投无路，只能把约纳斯卖掉。
赞恩和约纳斯回到家的他，惊闻妹妹萨哈的死讯，拿着刀冲到房东阿萨德家，砍伤了他，也因此被判刑。在监狱里，他打电话给电视台，说要控告自己的父母，因为此刻，刚刚失去萨哈的父母，又怀孕了，还美其名曰这是“真主赐予的礼物”。
在法庭上，他说：
我希望大人听我说，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我只记得暴力、侮辱或殴打，链子、管子、皮带，我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滚，婊子的儿子”、“滚，你这垃圾”。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我住在这里的地狱，我像一堆腐烂的肉。生活是个婊子，我以为我们能做好人，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要我们像地毯一样被踩在脚下。 ——赞恩
看完电影，我看了一篇关于导演拉巴基创作过程的英语采访，大致翻译和采编如下：
关于创作动机，拉巴基说，有一天晚上她开车回家、在等红灯时，看到一个妇女和一个1岁的孩子坐在路中间的缓冲带上。孩子一打盹，马上就会被往来的车声吵醒，这个孩子只能在这两条高速公路的中间带苟且生存。如果他试图离开，就可能被飞速奔驰的车辆撞死。此情此景触动了她。
在她着手开始为电影做准备工作时，她发现许多孩子都很消极，不哭、不笑、不玩耍。哪怕把玩具放到面前，他们也不会去触碰。他们的眼神里根本没有童年的光彩，于是她问他们，“你们快乐吗？”
99%的孩子回答“不”，他们说，“我在这里不快乐”，“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根本没人照顾我”，“为什么我要一直忍受饥饿”，他们觉得自己来到世界上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惩罚。
拉巴基没有找专业的演员，而是找来了与她设想中的故事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们去演绎。因为她不希望这是一部“演”出来的电影，这些悲剧不仅是银幕上的故事，更是每天发生的事实。所以，这不是一个有着“计划、预算、拍摄地”等的“常规”电影。拍摄时，她也不会给出具体的台词，而是告诉“演员”所处的情况，让他们自由发挥，摄影师只负责记录。
拉巴基和赞恩在片场
拉巴基和摄影师最终，他们在六个月里拍摄了500个小时的素材，并用了一年半进行剪辑。第一个版本长达12小时，最后才剪成了戛纳的126分钟版本。
对于电影的意义，拉巴基说，“我不想天真地说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如果它可以改变你看待这些孩子的态度、或是你看待你自己生活的态度，那么它至少可以一定程度地改变你。当千千万万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时，真正的改变才会开始发生。”
拉巴基的编剧之一Mousanar说，“即使你深知你改变不了任何事，但你还是可以梦想你做得到。人类的进步靠的是梦想，而不是犬儒主义。”
关于赞恩的“法庭起诉”，其实是不可能发生在黎巴嫩的，因为法律不允许孩子起诉监护人。但为了表达需要，拉巴基还是这么设置了剧情，因为她认为这是唯一让孩子发出声音、获得共鸣的方法。她说，“我希望可以让孩子直接面对整个社会系统去表达愤怒，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庭、通过他的亲口诉说”。
最后，电影里的赞恩笑了，因为他可以得到一张印着自己名字的身份证明。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烦恼都将烟消云散，但拉巴基说，“这是在隧道尽头给你的一点点胜利的光芒，正是这点光芒，让你可以继续前行。”
对很多不了解中东的人来说，或许电影的场面本身就很令人震惊和诧异了。不过对我来说，那些都太熟悉了：混乱的巴扎、人口爆炸的家庭、卖餐巾纸的小女孩、所有人挤在一起睡觉的局促的家、毫无秩序的街道……这就是那片土地上每天都真实发生和上演着的现实。
影片一开始，伴随着音乐，一群孩子一起嬉笑打闹、抽烟、拿着枪玩耍……那是赞恩在整部电影中为数不多的欢笑镜头。大部分时候，他都在承担着本该由成年人去承担的责任。每一天醒来，都是一场新的奔波，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无望奋战。
赞恩这个小朋友最让人心疼的地方在于，他太清醒了、看得太明白了，他的眼神成熟而充满焦虑，没有孩子的单纯和童真。因为小小年纪，他就深谙社会运行的规则。
他知道房东兼自己的雇主阿萨德给自己妹妹零食是别有所图，于是一出门就把那袋东西扔进了垃圾桶；
他知道女孩子裤子沾血是来了月经，知道来了月经的女孩子很可能会被父母卖给别人结婚，于是为妹妹洗裤子、偷卫生巾的同时，千方百计教导妹妹隐瞒这件事；
他知道阿萨德和父亲一起来家里是为了提亲，于是极力要求母亲赶他们走；
他知道妹妹被带走是要去“被结婚”，于是用他那无比弱小的身体反抗、撕扯、叫喊、追逐，却因为力量的不对等，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妹妹被带走；
他听到父亲说漏嘴的”医院通知书“，追问是谁进了医院。得知他心爱的妹妹萨哈去世时，直接拿了把菜刀冲了出去；
他知道母亲再次怀孕意味着又一个悲剧要降生，于是他打电话给电视台说出自己的故事，甚至把自己的父母告上了法庭。
出现在法庭上的他，说出了叩击灵魂的陈述：我要起诉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了我。
赞恩的理智和清醒，甚至让人不敢相信他只是个12-13岁的小男孩。他比周遭那些拼命为自己找借口、参与这个混乱的社会运作的大人们，都要善良得多、清醒得多。但他却是最痛苦的。
父母可以为萨哈那身不由己的婚姻找借口，比如“替她找个好人家，让她睡在床上”。但赞恩知道，妹妹不仅嫁的身不由己，还是赤裸裸的童婚；
阿萨德可以为娶了个11岁的小女孩找借口，比如“别的女孩也是11岁结婚，活的好好地”，但赞恩知道，妹妹的逝世与这个坏男人的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
母亲可以认为再次怀孕是“真主赐予的礼物”，但赞恩知道，又一个孩子的降生，不过就是重复他或者妹妹的命运。
他最终把这些痛苦的原因，归结为了父母的错。是没有养育能力却要不断生育的父母，造成了那么多孩子的悲剧。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失败的父母指望着孩子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他们眼中，男孩是工具，可以分担生活负担，女孩是商品，可以卖了换钱。最终，他们亲手毁灭了那么多孩子的一生。
这电影最让人难受的是，赞恩的经历并不怎么特殊。他所碰到的社会问题，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里广泛存在着，无数人都苟活在阴影之下。电影里提到了许多在中东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我来大致阐述一下：
1、生育率极高、失业率极高
有一个角色让我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在市场里卖纸巾的小女孩梅森。走在叙利亚的一些街道上，你真的会很诧异，因为有的人带了几包小包装的餐巾纸，坐在人行道边，就算是出来“做生意了”。在拥堵的街道上，也经常能看到小朋友拿着几包餐巾纸敲着私家车、出租车的窗户。
上世纪80现代，阿拉伯世界迎来了一波出生率爆炸，一个家庭生育5-10个孩子是家常便饭，我经常调侃他们“家里有只足球队”，叙利亚也不例外。
从1981年到2000年，全国总人口由905万飙升到1632万，但GDP总量却只增加了11.8%。社会发展程度、提供的岗位远远跟不上人口的激增。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夕，叙利亚全国的失业率高达30%。刚刚步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平均需要花4年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
而内战爆发之后，大量难民涌入约旦、黎巴嫩、土耳其等邻国，给这些国家的就业率也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社会根本无法为这么多人提供就业机会。
于是，在这些国家的难民聚居区域，会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无所事事的青年，或是随便拿几包餐巾纸、口香糖就到街上卖的人。
2、教育问题
影片开头，伴随着音乐，一群孩子一起在抽烟。这样的场景可能令人惊讶，但却是真实发生的。在叙利亚街头或者广场，我经常看到未成年人一身痞气地抽着烟。而当我和一些当地人聊起时，他们也全然不觉得“孩子抽烟”有什么问题。
由于每个家里孩子都很多，父母无暇去太多地顾及到孩子的教育。从影片里我们也看到了，赞恩的父母根本没想要让他去读书、去成为更好的人，而是希望他快点长大，帮忙分担照顾弟弟妹妹的事务、帮忙去店里打工贴补家用。他们生孩子是用来“使用”的，而不是“给予爱”和“培养”的。
3、结婚问题
萨哈结婚的方式，如今依旧广泛存在于穆斯林社会。比如在伊拉克南部，自由恋爱不被允许，男女学校分开，到了结婚年龄，由父母经由媒人介绍，为自己的儿女选定一个对象。在相对发达开放的巴格达这样的大城市，两位年轻人会在双方父母亲人均在场的情况下见面、交谈，来确认彼此是否同意这桩婚事。在欠发达地区，年轻人根本没有选择，父母之命，只能遵守。
在相对开放的叙利亚，已经有大胆的年轻男女敢于“偷偷谈恋爱”了。夜晚的大马士革老城，我甚至见过一男一女坐在幽暗的台阶上聊天的温暖场景。但总体来说，“自由恋爱”还是禁忌话题，一般互相看对眼的年轻男女首先要报告父母，然后举办定亲仪式，再开始“名正言顺”地恋爱。在定亲到结婚这段时间，都各自住在自己父母家里。
4、童婚和家暴问题
许多中东国家是不设定最低结婚年龄的。据《古兰经》记载，穆罕穆德娶过一个9岁的女孩为妻，于是，他们认为女孩满9岁即可以结婚。
如今，童婚问题在中东许多国家依然普遍存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动荡、贫穷这些负面因素大大增加了童婚率。2011至2014年间，约旦境内叙利亚难民当中的童婚占全部登记婚姻的比例从12%上升到了32%。
同样严重的还有家庭暴力问题。由于婚姻并非自由选择，也没有婚前正常的恋爱、相处时间，很多有家庭暴力倾向的男人根本不会被发觉。我认识的一位在巴格达女权组织工作的姑娘告诉我，光是在伊拉克，就有超过20%的女性遭受着家庭暴力。而警察通常会认为家暴是“家务事”，对报警不予理会。
在伊拉克这样非常传统穆斯林社会里，女性根本没办法离开家庭独立生存，所以逃跑无门、报警无门，只能默默忍受着悲惨的命运。
5、难民身份问题
叙利亚内战爆发导致了大量人口涌入约旦、黎巴嫩、土耳其等邻国。但联合国难民署无法安置如此多的难民，于是很多无法通过正规流程申请去欧洲等地的难民，只能通过偷渡、无身份等方式苟且为生。
申请成为难民然后移居欧洲并不是容易的事，需要经过繁复的申请流程、审批流程。况且“难民”这个身份会受到很多限制，比如找工作、居住区域等。
我有个在黎巴嫩的叙利亚朋友，不想拿难民的身份，但好在她母亲是黎巴嫩人，所以她可以在战争期间暂居黎巴嫩。但叙利亚护照让她在找工作时遭到了很多挫折，比如同样一份工作，她作为叙利亚人，拿到的工资远比黎巴嫩人低、甚至公司会因为国籍问题而不给她原本她完全可以胜任的工作。
至于偷渡，不仅价格昂贵，还要承担遥远航行可能带来的意外。一般来说，他们会先从叙利亚来到黎巴嫩或土耳其，从这里的港口出发，乘着偷渡船去往欧洲。许多人就死在了这漫长的航行之中。我有一位叙利亚朋友，她的哥哥就在战争期间偷渡到了瑞士，据说，偷渡费用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航行时长、船只大小等。
但能有身份或偷渡成功都已经算幸运的了。就像电影里展示的那样，许多逃离故土的人根本拿不到合法身份，没有护照，一直以黑户口的方式胆战心惊地活着。
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但我还是很高兴有拉巴基这样的导演可以把这些故事搬上大屏幕，让生在和平时代的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另一头正在发生的故事。
认识到世界的多样性，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对生活、对社会、对世界的理解。希望当你和别人谈起中东时，除了“一直在打仗“、”好乱“、”好可怕“之外，可以聊出点别的东西。
最后，就像电影结尾说的，愿每个勇敢的小孩，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我想再加一句，愿混蛋大人都能受到惩罚。
《迦百农》海报1
“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我很少写影评，如果不得不写的话，要么是因为片子太好，要么是片子太烂，又或者是片子太烂被人说得太好，或者是片子太好被人说得太烂。
《迦百农》属于第一种，好到让人心疼的那种。
相比于内地的新译名《何以为家》，我更喜欢其直译名《迦百农》。迦百农本是圣经里的地名，位于今天的以色列加利利海附近，现已成为一片废墟。在英语和法语中，“迦百农”（Capernaum）又有“乱和无规则”的含义，而这，正是影片所展现的。
影片讲述的是一位12岁黎巴嫩小男孩赞恩的辛酸故事，他出生于首都贝鲁特的贫民窟中，多年来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七口人一起挤在一个破旧的阁楼里。赞恩和弟弟妹妹们从未上过学，每天除了打零工和贩卖手工果汁外，还不时受到父母的辱骂和殴打。
由于父母是被政府下达驱逐令的非法居民，孩子们没有能证明自己存在合法性的出生证明或身份证件，这对糟糕的父母甚至也不清楚他们的确切出生日期。
赞恩历经生活的磨难，最后却因为伤人入狱，绝望之下他把父母告上了法庭：
《迦百农》剧照他状告父母让他来到这个世上，却没能够好好地抚养他，没能给他应有的教育、健康和爱。母亲在狱中告诉赞恩，他又要“当哥哥”了，他这才不得不发出他愤怒的呐喊：
我希望大人听我说，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 我只记得暴力、侮辱、殴打、链子、管子、皮带。 我听过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滚，狗娘养的东西”，“滚，你这垃圾”。 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 生活是个婊子，我以为我们能活得体面，能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宁愿我们做洗碗工。
这如同一记重重的耳光，落在男孩父母的脸上，也落在众多“生育癌患者”的脸上。
你穷困潦倒、食不果腹，连自己都难以养活，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这个国家战乱频发、难民遍地，你为什么要让我来到这个充满苦难的土地上？
如果你把我生下来只是为了把我遗弃、虐待、辱骂，那又为什么要让我来到这个世上？
2
不生育就是人生不完整？
近几年春节回家时总会发现自己又多了个表侄子或外甥女，将他们抱在怀里时，骨子里的母性的确会阵阵涌动。
我期待当上母亲的那一刻，但我从来都非常能理解身边的一些丁克朋友，从不故意揣度、恶意指摘。我只是庆幸自己的观念和人生方向“恰好”与传统做法相契合，庆幸不用大费周章地与传统做斗争罢了。
但如果我是一位不育主义的丁克族，我同样不希望被“不生育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的社会观念绑架。
因为生养孩子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伴随的是巨大的责任。而这个将新生儿抚养教育成人的交付过程，的确是一项耗时耗力、不容小觑的棘手项目，而这个项目成败未卜，风险共存。
丁克族们不愿承担这样的风险，但不意味着经历了十月怀胎的传统父母们在幼儿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就成了“圣人”。
就好像《家有儿女》里面二儿子刘星打趣儿说的：“谁让你生我了？经过我同意了么？”
这个永远得不到答案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没有经过孩子的同意就“擅自”把他带到这个美好和苦难并存的世上，身为父母的是不是要对此负责？
是不是要有相应的经济能力，让孩子能够在健康富足的环境下成长？
即使生活拮据，是不是要力所能及地给他应有的爱和关怀？
是不是要竭尽全力教育他，让他成为一位人格健全的人，而非成为对社会的祸害？
而不是在所谓的观念压力的驱使下，到了所谓的年纪就仓促地把一个生命带来这个世上，生而不养，养而不教。这样的话，还不如不生。
《迦百农》剧照影片《迦百农》里的父亲在法庭上为自己这么辩护：
我有什么错？我也是这么被生出来，也是这么长大的。 从小到大别人跟我说，“没有孩子，你就不是男人”“孩子是你的脊梁骨”。 我哪会知道有一天我会被自己的脊梁骨戳穿心扉。
多么冠冕堂皇的说辞！
我不反对你繁衍生息，传续香火，但不顾自身能力盲目生育越生越多，让全家人颠沛流离为你的无知买单，这不是可笑是什么？
五个孩子，12岁的大儿子用来打工帮补家用，11岁的二女儿用来嫁给别人换来几个月的口粮，其他的养着留待日后他用。
没有一个孩子是以爱之名诞生的，不过都是父母用来谋生获利的工具，又怎么好意思责怪儿子最后拿起刀子刺向伤害妹妹的恶人。
这样的生育就让你的人生“完整”了吗？只不过让你的人生更悲催罢了。
3
弄反了的教育？
我一直挺反感国内的“感恩教育”。
还记得当年一则“妈妈洗脚”的公益广告，让中小学的感恩教育走向一种尴尬的境地。老师们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们在家里给爸妈洗一次脚，去感受父母将你抚养成人的艰辛，用实际行动向父母表示感谢。
甚至还有开家长会时，老师们让学生现场向父母鞠躬，献给父母们这样一份“大礼”。
与此同时，现实中的亲子关系乱象却让人汗颜：
育儿经验匮乏的年轻夫妇，把孩子烫伤了摔伤了，过早喂辅食喂成水肿了；
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女孩们从小被哥哥们欺负、承担大部分的家务，成绩优异却被迫退学帮补家里生计；
还有些父母把孩子当成攀比的工具，强迫孩子上各种补习班兴趣班，考试每次都必须考第一，从不让孩子们喘口气儿……
从这个角度来说，相比于在孩子们懵懂无知的童年时期灌输各种感恩观念，让他们小小年纪就背负上“我生养你就是欠我的”这样的恩情债，这个阶段更重要的难道不是对父母们的教育吗？
学习怎样抚养幼儿，学习怎样尊重孩子，学习如何正确地去爱孩子，学习科学的教育方式，甚至学习试着去改变一些自身固有的腐朽观念......
父母的爱到位了，对孩子们的感恩教育其实只要稍加引导便会水到渠成，哪里用得着刻意为之。
因为爱的教育，向来都是润物细无声的。
韩剧《请回答1988》里面，德善的爸爸在一次德善受委屈后，向女儿道歉时说到：
“德善啊，爸爸来到这个世上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当得不好也请你多担待啊。”
是的，但不代表你不可以去努力学习如何当好。
《请回答1988》剧照我的呐喊，有人听到了吗？
与两友在纽约film forum看黎巴嫩导演Nadine Labaki新片《迦百农》（2018），戛纳评审团奖。一友哭得很惨；我极力克制与分析，也有一段没忍住眼泪（似乎是第一次出现监狱那场，感觉到了、读导演访谈也印证了，那是真的监狱、真的犯人，很多孤苦无依的小孩，很多“非法移民”，大概是这种真实的惨令人难过）。
与是枝裕和的《无人知晓》与《小偷家族》一样，关于贫困家庭、关于父母生了孩子却不养护或无能力抚养给孩童造成的痛苦与创伤。而在黎巴嫩，因为多年战乱，及近年的叙利亚战争——难民绝大多数都由发展中国家接收，如黎巴嫩和土耳其。近年黎巴嫩已接纳超过一百万的叙利亚难民，而扮演主人公Zain的12岁男孩Zain就是叙利亚难民，已随父母在黎巴嫩生活了八年，没有学上，在街头长大，艰难度日，从未睡过真的床，全家人挤睡在地上——也明白为何片中多次出现全家人拥挤睡眠的镜头，皆来自真实。Zain因为这部电影获得一个难民署的注意，已全家移居挪威，终于睡到了真正的床，也开始学读写。
而成千上万在黎巴嫩或巴西贫民窟或美墨边境“骨肉分离”的孩子，并没有像Zain那么幸运，依然挣扎在饥饿中、置身于战争、政治体系、街头或父母的暴力之下。Labaki怀孕期间更加留意贝鲁特街头巷尾的穷孩子，他们乞讨或作童工为生，她花三年时间调研，采访这些流浪孩童，了解他们的境况，让他们的真实经验说话。她与摄制组在街头找到Zain，找到叙利亚难民女孩Maysoun。也找到Rahil，那位埃塞俄比亚非法劳工，及婴儿Yonas（她现实中是女孩）的真正父母，而他们，拍摄之后也真如电影中一样被逮捕。
因为他们表达自己的真实经验与情感，有颇多现场发挥，比如Zain追着妹妹Sahar跑那段，他忽然跑起来，全摄制组都跑起来，于是有大段纪录片般剧烈晃动的手持摄影长镜头。实景拍摄，真实人们，所有力求导演不干涉的真实性使得职业演员出身的Labaki认为自己在片中出现不妥，只给扮演Zain律师的自己几个简短镜头（依然有点违和感）。影片拍摄六个月，素材五百小时，初剪12小时，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剪到现在的版本两个小时，但感觉最后半小时还有剪裁的可能。Labaki与丈夫（也是本片作曲）Khaled Mouzanar抵押了房子才获得资金拍摄此片。音乐在后半段偶有不克制之嫌，再少点煽情力量会更有力。
《迦百农》以法庭戏结构全片令人想起伊朗导演阿巴斯《特写》；关于这个战乱中儿童承受成人之罪的令人惊异与心痛的小男孩又令人想起罗西里尼的《德意志零年》。“Capernaum”（迦百农）原为圣经中一个地名，阿拉伯语意为“混乱”。这些最易受到伤害的孩子怨恨自己为何被带到这成人制造的人间地狱……这些令欧美观众认为匪夷所思的“奇观”，也被有些影评人批评为“poverty porn”，导演对这种cynicism不以为然，她说：“应该走出你写批评的咖啡馆，到真实世界去看看”----很遗憾，绝大多数写批评的人都不会去到贝鲁特，看到他们认为惨绝人寰到虚假的“奇观”真的是那里的日常。真正的Zain认识小女孩12岁被迫结婚或被卖，儿童被强暴、被虐待……这样的电影，不需要多高深的哲理或技巧，这样有切肤之痛的题材、这样真切的关注、这样并非猎奇的态度，就值得推荐。当很多人从欧洲视角妖魔化叙利亚难民，我们可以从近乎难民“发源地”理解他们的苦痛，而身在充当了战争灾难催化剂的美国的影评人却鲜有人提到此点，只狭隘地解读为个体卖惨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