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2024)
简介：
- 一个“精神病人”如何在正常人的世界中生活？
演员：
影评：
顾长卫导演、葛优和王俊凯领衔主演的电影《刺猬》，海报上是葛优饰演的患有癔症、一辈子向往太平洋的大姑父王战团，和王俊凯饰演的因为说话结巴，被父母认为丢脸，被同学嘲笑而厌学留级的叛逆少年周正，穿着海魂衫，把一本旧旧的《海底两万里》卷起来当望远镜，一起看向了遥远的大海。
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他们结成了小小的秘密同盟，一起下棋，一起唱歌，当所有人，包括周正的父母都觉得他有病的时候，只有大姑父王战团坚定地告诉他：“你没病。”
《刺猬》改编自作家郑执的短篇小说《仙症》，他在书中塑造的王战团，仿佛东方的堂吉诃德，这个原本正直善良、单纯乐观的年轻人，因为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成为了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人。
△葛优贡献出了自《活着》以后最好的表演，他一个人演出了一个时代的群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被「卡住了」。
卡住了，是理解这个带点黑色幽默的故事的关键点，王战团老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应该吗？不应该呀。”
公园里下棋的老头悔棋的时候他这么说，周正被妈妈逼着给神婆下跪的时候他也这么说。
他觉得，这个世界不该这样，别人都觉得他神神叨叨，而在他看来，是这个世界癫成了他不认识的模样。
他认为世界应该是合乎逻辑的、有序的、坏人会受到惩罚的、好人会有好报的、父母会无条件爱孩子的，但实际上，这个世界是荒诞的、不讲道理的、弱肉强食的，父母之爱是有偿的、大多数人霸凌少数人的。
不该这样。
王战团认知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他想不通，放不下，忘不掉，以至于被结结实实地卡住了。
说实话，我在看郑执原著《仙症》的时候，并不能完全与王战团和周正共情，因为王战团还有妻子和一双儿女，他们在故事里努力地生活着，可是王战团把自己卡在了一方狭窄的世界里，再也无法履行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
他们何其无辜？
我总觉得这样的王战团，有点男人至死是少年的调调。
但在电影《刺猬》里，不再只是讲述这一老一小的故事，镜头还给到了原著里几乎是隐身的大姑周秀玲，以及周正的妈妈身上，让观众看到了掩藏在她们的眼泪下的痛苦和无奈。
她们和王战团、周正的故事互为表里，讲述了男性和女性是被什么不同的困境卡住的，这个补充的视角十分珍贵，也十分真实。
李萍扮演的周家大姐周秀玲，是传统中式家庭中长姐的形象，她持家有道、吃苦耐劳，对犯病的王战团不离不弃，扛起了养家糊口的家庭重担，咬牙对外维持着一个完整正常的家的假象。
她一次都没诉过苦，但影片中目之所及之处全是她需要承担的苦。
她要操心丈夫会不会受刺激突然犯病，操心儿子能不能找到工作和女朋友，操心女儿别被喜欢泡舞厅的离婚男同事给忽悠了，操心王战团是不是又带着周正惹麻烦惹弟媳妇不高兴了，还要操心着省下点东西送去给自己年迈的妈妈……
是个人都能看到她有多难。
在过往的叙事套路里，周秀玲这样的贤妻良母，是要被高高架起来歌颂的，送她一座名叫「伟大」的牌坊，就此将她牢牢绑定在家庭关系里，心安理得地看着她为家庭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还要告诉大家她甘之如饴。
但《刺猬》不是的，周秀玲不是个完美的圣母形象，相反，她总是拉着个脸，很少笑，她常常训斥王战团让他老说胡话少犯浑，甚至为了让王战团少跑出去惹事而给他喂安眠药吃，让他在家里睡得昏昏沉沉。
在周正幼小的心灵里，自然不觉得大姑是个好人，把她和自己的父母都划归到了他和王战团需要对抗的反派阵营。
可是观众看的清清楚楚，大姑和周正的妈妈不是坏人，大姑精心地照顾着王战团，给他泡澡、搓澡、细心地为他剪指甲，给他零花钱，哄他高兴，而周正的妈妈总是护在他前面，帮他抵御来自父亲的怒火。
她们其实和王战团一样，都是被卡住了的可怜人。
不同的是，王战团是因为追求自我而不能被卡住了，周正是因为情感和尊严被父母忽视而卡住了，而大姑和周正妈妈，则是被好女人这个定义给卡住了。
看了《刺猬》之后，我发现顾长卫是少有的，能看见并理解被东亚女性生存状态的男性导演。
《孔雀》里的姐姐和《立春》里的王彩玲，是因为追求自我实现却屡屡梦想破灭而被卡住，她们其实也是性转了的王战团，但王战团有周秀玲为他兜底，而女性的疯癫是很少有男人来为她们兜底的。
她们被卡住了之后不会成为能飘上天的荒诞喜剧，而只会成为重重摔落在地的现实悲剧。
在《刺猬》里，顾长卫不再聚焦那些勇敢追求自我实现的异类女性，而冷静地审视起那些按照传统路径进入婚姻家庭生活的好女人们的命运。
结果他告诉观众的是，她们依然被卡住了。
大姑周秀玲随时垮着的脸和暴躁的脾气，都在告诉我们她有多累和多无助，做一个独自承担家庭重担的好女人是需要付出极高代价的。
她必须要表现得强大、斤斤计较且不好惹，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不被欺负，才能勉强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抢到有限的资源。
可是长久以来，她们这种豁出去为自己和家人争夺生存资源、维持一家人尊严和体面的努力，却还要一再地被诟病姿态不够好看。
曹公在《红楼梦》里借宝玉的口说过鱼眼珠子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 ？”
他的意思是，从前天真浪漫的女孩儿，怎么嫁了人变成XX家的、X婆子、X婶子之后，就变得像是钻到了钱眼里，为了点蝇头小利就争得不可开交？
第七十七回里，因司棋被逐，宝玉又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
亲爱的宝玉，你这可算是无心之言却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未出嫁之前可以关心风花雪月这些浪漫美好之事的女孩，怎么嫁了人就变得“混账”了呢？
因为在男人缺位或者隐身的情况下，她们承担了太多家庭的重担，育儿、工作、平衡开支、家务和隐形家务一股脑儿地堆在她们身上，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睡眠不足，哪里还顾得上姿态好不好看？
她们不混账一点，可能全家都要饿死了。
当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就是那么的难。
别说是王战团这样完全没法为家庭做贡献的，就连周正爸爸这样和妻子一起辛辛苦苦开饭店，不在外面乱来的传统“好男人”，也没办法让周正妈妈这个“好女人”轻松一些。
他一味的觉得口吃的儿子丢人，非打即骂，把责任都推到妻子身上，说儿子这样都是她惯的、都是随她，她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语言暴力中被洗脑，总觉得儿子口吃就是自己做母亲的失职。
于是她带着周正扎针灸、喝中药、去看心理医生，乃至最后病急乱投医找神婆赵老师给周正驱邪，痛哭流涕地跪下求“白三爷”救救她的儿子，任由赵老师的尺子一下又一下地打在身上都不觉得疼。
在那一刻，我只觉得是她病了，而不是周正病了。
她被要当个好女人、好妈妈的念头给逼疯了。
我很心疼她们。
曾经的周正像贾宝玉一样不理解她们，当他长大了，去过了世界的更多地方，他终于明白了她们的难。
她们不是坏人，不是反派，我甚至宁愿她们是，那她们就能轻松一些了。
她们都是高道德感的好女人，一辈子为自己对家人还不够好、做得还不够多而歉疚，大姑病急乱投医信过教，哭着忏悔自己是“比潘金莲还毒的毒妇”，因为担心王战团跑出去不见了而给他下安眠药……
如果她真的那么坏，那么自私，那么早在她带着外孙女里里外外忙得一团糟的时候，就可以把王战团送进精神病院了。
可是她在医院门口踌躇半天，最后还是放弃了。
让我感到难受的是，王战团和周正始终是更具有主动性的那个人，他们可以自主地走出被卡住的状态，去冲向他们向往的星辰大海。
而大姑和妈妈，却始终是被动的，她们需要等待自己的丈夫或儿子选择了他们的命运，她们才能脱离被卡住的状态，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不出意外的话，它会是我的年度十佳电影，因为它有人味儿，有满满的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有真实可感的人物，把生活的轻与重讲得灵气四溢。
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即便是在以男性为主角的电影里，依然可以用有限的镜头塑造出复杂立体的女性形象。
如果是不能理解女性境遇的导演，很容易把大姑和妈妈塑造成站在主角对立面的单薄工具人，是不理解他们广袤内心世界的传统好女人，是只看得到满地的六便士，却无暇抬头仰望月亮的俗人。
但是顾长卫清晰地展现了女性进入婚姻和家庭之后的困境，无论是大姑周秀玲，还是周正妈妈，都让我感到如此熟悉，我在成长过程中见过无数个这样的她们。
甚至我在自己脸上，都能看到她们存在的痕迹。
我惋惜她们一生都不能为自己而活的境遇，也希望看到这部电影的女性以此为镜，愿我们都不要被万事万物卡住，尤其是不要被婚姻和家庭卡住自己生活的节奏和前进的步伐。
从远离疯子，到理解疯子，到成为疯子，到如今很多人因成为疯子感到自豪；从活个成功，到活个通透，到活个尽兴。
在集体信仰迅速崩塌的时代，“正确”的人生的定义在迅速畸变崩坏着。而在内地院线片的维度里，前有《宇宙探索编辑部》，后有《从21世纪安全撤离》，冲进山里撒泼，跑去未来发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所有壁垒把自己的生活还原成最自在的模样。
《刺猬》则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故事里也有在外人看来得了癔症的主角，整日以看似疯癫的行为方式度日，但他们抵抗庸常的方式却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发疯文学一样张扬、外放、歇斯底里、甚至带有表演性，他们一生看似都在发癔症却又似乎始终在隐忍，却也得到了各自的尽兴。
人们都说王战团是疯子，因为他时常做出些常人不能理解的行为，像爬上屋顶又跳下来以证明人可以飞，像冲上轮船顶层对着岸上呐喊自己写的情诗，像在马路中央边吹哨边挥旗疏散刺猬。
但人们不知道王战团为什么疯，因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大家总是在忙，虽然也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甜，但总之是没有时间关心生活里细枝末节的来龙去脉的，更何况是王战团这样的疯人。
像被自己所向往的大海背叛，像被自己想要朝圣的乌托邦里邪恶的人心所戕害，像被一个人伦与道德最崩坏的年代所裹挟，这些在顷刻间改写了王战团人生轨迹的故事是没人想听的。
大家不在乎王战团的痛苦，只指责他的疯狂，或许也是因为在常人经受后可能会就此永远消沉下去的苦难之后，王战团并没有人如其名地战斗、激进地抵抗或排斥生活里的一切，而是找到了独属于他自己的生活门道。
他遭遇了不自由的束缚，于是他假借棒打鸳鸯之名，替全家答应下了女儿不被看好的婚事；他见过了因为身份和血统遭受的歧视与冷眼，所以坐在高耸的烟囱上目送女儿的婚车远行；他从黑白颠倒的时代里狼狈地爬出，所以总把“应该吗？不应该”挂在嘴边，并用此来保护弱小；他一次次被动地失去，被不断剥夺走生活中的一切，所以他学会了抓烟，抓小烟，抓大烟。
他被不断厌弃的一生里还有个“徒弟”——周正。周正也是个病人，最起码在“大家”看来是这样，而且和王战团的待遇一样，也没人知道，没人关心他是怎么病的，甚至险些连观众也不知道了。
周正有程度不轻的口吃，最初我们也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先天性的生理原因，还是后天教育造成的难以逆转的“塑性形变”。但永远焦虑、声嘶力竭、无能为力的母亲，永远暴戾、狂躁、一言堂且自负的父亲，以及他最着急时不经意流露出的结巴，似乎也逐渐回答了这个问题。
然而无论是谁也不曾指出这些完全有迹可循的病因，他们只想竭力把周正“治好”，让他真正活得周正起来。
但王战团不觉得周正病了。也许是因为他不会对插着吸管的鸡架扮成的潜艇不耐烦；也许是因为他看到飞行失败坠落的自己却由衷的开心和兴奋；也许是因为他是自己情诗唯一的拥趸。
周正也不觉得王战团病了。也许是因为他总是在自己要被打、受欺负时带着自己“应不应该”的金科玉律出现；也许是因为他会躺在阳台外的树杈上和自己干杯汽水；也许是因为那只普通的红色哨子却被他吹出了让人难解的哨声。
他们都想要飞。砖石砌成的烟囱向来是东北文艺作品里不可或缺的意象，但在《刺猬》里它不承担给主角带来压迫感，或者在结尾坍塌给观众带来震撼感的功能，周正和王战团如履平地般站在顶端，吹响吱吱呀呀的哨，喊着被泪水打断的号，向往着他们各自的那一片海。而王战团从家里的房檐“飞”下来跌在瓦砾中，周正从阳台上“飞”下去摔在雨水和泥泞里。
他们都想要逃。王战团追着老贺棋盘上滚走的“兵”，跑过马路、隧道、荒野，最终跑到池塘边，走进浮萍里时，我们都释怀地笑了，他是追老贺，但更是追自己，追一个不存在的，但寄托着他的心愿的，漂洋过海了的自己。
周正在情诗被发现后冲出了学校，他跑出了卡住他的校园，跑过了制式的、被驯化的、端坐在操场上的学生们，冲进了王战团家，倒掉了他的药，打开了他的窗，此时我们也释怀了。他在救王战团，在救那个曾经救过自己的英雄，也在救未来的自己，在竭尽所能地抓住那颗正在射往50年后自己眉心的子弹。
他们又都想要留下。王战团在儿子死后，被精神病院接回去时如同忽然间想起什么似的跳下车，冲向了那吞吐着云雾的烟囱。他伸出手紧紧“攥住”那烟雾，而后又用力地把它揣进衣袋里。
这里他牵挂的人都走了，而剩下的人都要赶他走，他不想离开却无能为力，好在这些年他积攒的最多的经验就是如何带走一段岁月的纪念品。
周正在上大学离开家后，时隔7年才回家探望父母，他抢过母亲的话说“不原谅！”后又告诉父亲自己给孩子起名“阳阳”，沈阳的“阳”。他拥有了自己的一片海，并且可以永远的在这海中撒花、畅游、航行，但他还是想记住始发站是哪里。
当然正如他所说他可能永远也无法原谅父母，所以他把儿时父母经常喜欢抛给他的“伪选择”抛给父母，自己起好的名字却佯装成父亲起的，“替你选是为你好”在此刻逆向发生，而这背后“替你选是为了让你以为我爱你”也同样逆向发生了。
其实在观影过程中我不断在思考，生活苦闷、压抑如王战团、周正，他们为何从没有想过自毁，在某个终于无法忍受的时刻结束这一切可好呢？直到周正喊出“你不是死子”时我仍在疑惑这句话的依据在于何处。
周正7年后回家，我始终以为此时的王战团应该已经故去，但带着这种预期看到最后一幕周正说到“王战团在我考上大学一年后从精神病院逃了...”后我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
在我这个自认为已经对类型片的故事走向、剧作写法了然于胸的人都认为，在精神病院里给出哨子就是王战团人生最后的高光时刻后，他却依然在追逐梦中的那片海，依然在奔赴他此生必须游到的太平洋。
王战团果真不是死子。因为他永远有一个梦想，虽然他不常常挂在嘴边，虽然旁人看不出他始终在追逐，纵使没人相信凭借他能达到那个虚幻的彼岸。
在DC粉丝中有一个关于闪电侠的梗叫“Run！Barry run！”这句话本来是在闪电侠突破极限打破困境时助燃的一句口号，但随着闪电侠这个机制怪角色逐渐被滥用，这句话最初富含的情绪也渐渐被消解，变成了一句调侃闪电侠“哪里需要往哪搬”的戏言。
在《刺猬》结尾我看着王战团和周正在江中游向远方时脑海中不住地浮现出这句话。
被时代戏弄，被世人嘲讽，被药物所困的王战团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俨然已经是一副被消耗殆尽、磨平了锋芒的疲惫状态，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线生机，他仍然选择了奔跑，向前不断的奔跑，跑到河里去，游到海里去，一直游到太平洋的中央。
与王战团不断寻找远方的路不同的是，周正的人生选择步步体现着对于过去一切狠厉的否认。母亲说“幸亏你没变成王战团”，但他说“不，我就是王战团！”这话当然没错，因为他见过王战团这一路走来，他知道他为何而“病”，他知道他的过去绊住了他的一生，所以他要把自己的过去狠狠地斩断。
在赵老师第二次来到家里，执起拐杖时，PUA的对象变成了周正，而周正选择撕破脸，掀翻桌。
这一场戏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王俊凯的表演张力，他任由那被人诟病一生的口齿沾满鲜血，他过去始终柔软天真的双眼似乎冒出地狱的业火，赵老师总喜欢拿鬼上身解释癔症，而此刻的周正恰如挣脱束缚的恶魔彻底占据了这副躯体，肆无忌惮地享受做主的快感。
7年后抢答母亲的“不原谅，我无法原谅”是我今年在院线观影中最受震撼的一场戏，这场戏的力度远超《涉过愤怒的海》中挂起的老金。
它干练、干脆、充满应然的自得与自洽，这本就是早应发生的必然结局，周正为了敲定父母所面临的这个死局已经等了太久，这明快的否决带给了我真正的解脱、通畅、清爽和感动。
《海边的曼彻斯特》讲人可以不和解，永远不和解，但也代表着会永远活在悔恨中。而《刺猬》则更颠覆，人不仅可以永远不和解，不和解反而可以成为让人更轻快地迈向自己的未来的助力。
近些年对我个人影响和震撼最大的一部电影是《鱼之子》，在影片结尾，获得了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女主角返回家乡，穿上了儿时影响自己的村东头的二傻子的模样，带着一群和当年的自己一般大的孩子们疯跑、欢笑、不顾一切的冲进海里。
就是在那一刻，我励志永远要保留一个成为村东头的二傻子的权力。
在我看来《刺猬》的结局正是对《鱼之子》的续写，Mibou跳进海里一直向远方游去，与此同时多了王战团和周正两个伙伴。
这个时刻与我而言要比《绿洲》里的地铁站起舞美太多，也浪漫太多，因为相较于李沧东对“病人”的“正常”态强化，顾长卫和冲田修一将“病人”们的“病态”放到最大，对他们发起仙症的时刻给予了最高的评价。
我何必像你，而你也不必像我，难道你的衣袋里也有沈阳工厂烟囱里的烟吗？
很难讲，最好的部分就是出马仙赵老师逼周正下跪，他妈妈也在旁边哭着哀求那段，是周正带血的牙齿露出近乎狰狞的笑容，说我把你爹吃了那段。
再往后，警察敲门，一下子整个剧作全垮了，明亮了积极了昂扬向上了，你差不多也明白过来，东亚家庭的伤疤就到这里，再往下不会再深挖了。
等周正七年后回家那段结尾，完全就恶心到吐，毕业才三年就当了三副，穿着簇新纯白制服带着混血媳妇回家，好直男好土鳖的幻想。爹又开始深情款款上价值了，又来那套表面pua你没一个字好话，背地里往你行李箱塞钱炒菜都要多看你几眼了。周正妈妈哭得泪眼涟涟说你能原谅我吗，周正上一秒说了不原谅，下一秒就在阳台拍阳光洒在爹明媚的侧脸，拍周正说爹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叫阳阳，沈阳的阳。
真他妈割裂到家的一部电影。精神分裂，一边血泪控诉一边跟爹温馨和解。
还有大姑也要拉出来，出家当居士扫地来赎罪是吧，还要周正来深情找补，说知道大姑是怕王战团跑丢了。
我想大喊也想狂笑，怎么地，天下之大容不下一个女人的恶毒是吧？是，王战团是整部电影最打动人的角色，他说要启程远航了吃饺子那段哭崩了无法停止。
但是，你抽离开来想一想，王战团可怜，大姑就不可怜吗？从年轻的时候就照顾一个精神病人，结婚生俩孩子，家里要摆着丈夫死去初恋的牌位，担心丈夫跑丢了跳楼了又干出什么傻事了。
大姑下药应该吗？不应该，但是完全能理解。王战团永永远远躺在床上让她比较轻松，王战团死了她才能活得轻松一点，她甚至都没毒杀他，就是下药沉睡，实在够软弱也够纵容了。女的一生都在给丈夫当妈。
话在往前说，王战团在船上被关两个月精神就不正常了，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还要生俩孩子，心里牵挂着自杀的初恋，牵挂到心理疾病了，那为啥还能跟别人生孩子？还生俩？
王战团和大姑都是人，但故事的主角只有王战团，所有的悲惨和不幸都是他的，悲剧英雄是吧。再悲剧的英雄背后都默默吃了一个劳作的女人。
不知道郑执是否愿意承认，《刺猬》或其原著小说《仙症》其实受到了蒂姆·波顿《大鱼》的影响。
相信这么一说很多人会瞬间想起：《大鱼》也是以一个晚辈的口吻，来追忆父辈传奇的一生——只不过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大姑父。
《刺猬》中的王战团同《大鱼》的父亲爱德华一样，生性自由、热爱冒险。他们惯以千奇百怪、荒诞不羁的幻想来夸饰自身的经历、混淆虚实的边界——这份自发、自觉乃至自省后的想象力并非癔症，而是他们对抗多舛命运和坎坷人生的武器。
说穿了，人生都是一种“想象”，因为人生没有意义，所有意义都是人说的。当一个人的年龄愈长，先前被赋予的“意义”将如“无边落木萧萧下”，生活也会愈发流露出一种扑朔迷离的苍白底色——这就是在很多老人眼中，你能看到彻底的失望和幻灭的原因。
大多数人不明白，可王战团和爱德华明白。他们不愿让自己的人生落入这一境地。想不“幻灭”的唯一方法是为自己提供源源不绝更多的“幻”：“大鱼”也好、“太平洋”也罢，能为生活注入强大的动力和激情、用诗意温暖日益衰竭的肉身，谁又能说它们不真实？
两部电影不光主人公相似，细节方面也多有雷同：《大鱼》中同样出现了跨海航行、诗歌、信件等元素，甚至爱德华和王战团一样都当过兵（自然，他们都夸大了这段经历）。最绝的是以下这句台词：爱德华与妻子的忠贞爱情也曾差点儿被“卡住”，幸而他挣脱了。
它们最大的不同来自主题：《大鱼》试图模糊现实与想象的分野，理想主义色彩更浓；而《刺猬》想要翻转“正常”与“不正常”的定义，现实批判意味更重（虽然电影弱化了很多）。
简而言之，《刺猬》真正想说的是：作为人群的异类、时代的弃子，要怎么“顺杆爬”、如何活下去？
小说和电影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这是句乍听起来相当抽象和笼统的话，我想，只要搞清楚“卡住”王战团、周正乃至所有人的究竟是什么，就能看明白影片批判的矛头所在。
我把“卡住”人的“万事万物”分成四个层面。
一、权力
在原小说《仙症》中，王战团是因在文革期间拒绝站队、梦里大骂两派领导而被批斗导致精神失常，“卡住”他的是船长和政委；电影将时间线挪到80年代初，改成王战团因发现船队走私而被关禁闭，与心心念念的太平洋失之交臂。“卡住”他的是吴主任。
虽然弱化了时代背景，但促使王战团发病的肇因没变——掌权者的为所欲为，所以还算说得通。
但这么改的坏处显而易见：剔除了文革因素，王战团的性格成因和日后的行为逻辑便缺乏足够的解释和支撑——只因错过大海人就疯了，这显得过于“小资”和牵强，令观众难以共情。
“等着接受大海浩瀚无边的审判吧”这句话，小说中是政委对王战团说的更糟的是：当普遍的时代之殇被个人的特殊遭遇取代后，先前提到的影片的核心表达：“正常”与“不正常”的定义谁来界定便遭到了破坏——至少显得有些空洞和悬浮。
这么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在一个癫狂的时代，站队、批斗的“主流”行为才是发疯，而作为“异类”的王战团反而是最清醒、最理性、最善良的那个。问题是置身那样的时代，你不跟着发疯都不行，众人会一口咬定是你“疯”。结果时过境迁，当年彼此互害的疯子们选择了集体性遗忘，一个个心安理得的“恢复正常”，而当年的正常人王战团却坚持成为一个“疯子”，永远停在了那个时代
——这种情况叫“正常”？
电影的改编，使原著中的这层复杂含义彻底没了。顺带提一句：《仙症》中王战团的初恋陈小姐之死，也和文革有关，而影片将其归因于“贫富差距”，批判的力量再次削弱。
二、权威
权力用行动“卡”人（关禁闭），而权威以思想“控”人。相较赤裸裸的权力，权威披了件谆谆善诱、“我为你好”的伪善面纱。在小说和电影中，象征权威的是替人“看事儿”的赵老师（任素汐）。
赵老师和她口中的“白家三爷”（刺猬）代表的无疑是种落后的迷信观念，但需注意的是，她这一整套扯淡逻辑却得到了来自民间社会的广泛支持，也就是说：权威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和人群达成了共谋。二者形成合力向不符合社会期待的异类“开刀”。
在小说中，面对权威的施压，周正最终选择了屈服，承认“我有罪”。电影的改编则积极得多：周正偷将手机塞给王战团并勇敢地对权威说“不”，王战团报警，警察破门而入，周正依然做回了他自己。
然而，这一改动实则是说不通的。《仙症》给出的年轻人成长方案其实是：你必须“认罪”，否则就是第二个王战团——王战团在文革中拒绝认罪，一味较真于“应不应该”（他的意思是：他没罪，是这个时代或这个世界“不应该”），终使自己的人生“卡在了节骨眼儿，全是灰”。若想不成为时代的一粒“灰”、“顺杆儿往上爬”直到成为“尖儿”，那你就必须在人生的“节骨眼儿”上认罪。
出于过来人的经验和不愿晚辈重蹈覆辙，王战团其实是希望周正“认罪”的，所以他不停在隔壁房间大喊“你爬啊！”，而周正也果真那么做了——伴随“一口鲜血”，他的灵魂“一分为二”，口吃自此好了。
这就是王战团给予周正的最大教育意义：时代或社会是不可能有病的，有病的只能是你自己——你若不认这点，那就成为“灰烬”而别想成“尖儿”。
说到这儿，能看出《刺猬》结局暗含的逻辑矛盾了吧：既然周正决绝地拒绝了社会的规训，那他的口吃是怎么好的？又何必要好？周正说“我就是王战团”——如果你们两个真的一样，那为什么同属异类，王战团不能成为海员不能成“尖儿”而你可以？
还有：周正反抗权威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王战团及时搬出了更大的权威——警察。对这一改编我也是服。
三、家族
家庭如何将人“卡住”是电影拍的最清楚、最有力的部分，这在王战团、周正两人身上都很明显：
大姑给王战团下安眠药，试图将他“卡”在床上；周正更不必说，父亲常年对其恶语相向、拳打脚踢，家人更通过喂中药、针灸、口含石子、反锁在家等各种途径来“卡”他。
相较小说，影片对原生家庭之殇有所放大——尤其体现在耿乐的暴力戏码和周正的那句“我不原谅”，我以为这多少有点喧宾夺主，一来容易让观众误会这部电影的主题，它的重点并非控诉原生家庭伤害、主张逃离并追寻更大的世界；二来、类似的电影、类似的表达已经太多，尤其近几年。
我猜影片之所以给周正安排更多的家庭戏码，是因为少了特殊的时代背景，就需要用与现实接壤的强戏剧冲突来让这个悬浮的故事落地——包括增添校园霸凌戏和周正女同学的角色，也都基于这一考虑。
我是觉得这么处理没啥意思。就拿那个女同学来说，周正和她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根本没拍清楚么。这角色无头无尾，删了都无妨。
反而是原作中已有的角色，电影并未让他们变得更加出彩。譬如李广源和王战团的两个孩子：王海洋和王海鸥。
最失败的是奶奶一角，原作中的她是个视王战团为空气的冷漠大家长，影片延续了她的形象，却又让她在送周正上学时说出这样一句台词：“回来干啥啊！能走多远走多远！”
——可你不觉得这跟她当初面对王战团“能飞多远飞多远”时蹦出的那句“这可咋整啊！”是有些矛盾的么？这个人到底算保守还是开明？
还有刘雅瑟饰演的儿媳角色，纯属鸡肋。
四、世俗
世俗观念“卡”人又分两方面：世俗道德和实用主义。
前者体现在王海鸥的婚事上，若非王战团及时出马，这个家庭就会以李广源是“离过婚的老流氓”为由将这段爱情“卡”住。
王战团无所谓，他关心的只有一点：“能对她好不？”
他的心里只有爱，没有世俗道德，包括未婚先孕。
实用主义体现在这家子的所谓信仰上：出马仙、我主基督、佛陀......总之哪个有用拜哪个，没用就拜下一个，若发现还是第一个有用就重拿出来倒头再拜......
这就是所谓的“信仰”，本质是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王战团对这种“主义”免疫，因此他会语带讥讽的取笑赵老师：
“你左眼比右眼大。”
“我刚才还救了你爹呢，咱俩算扯平了吧”。
好，总结一下刚才提到的四个方面：权力、权威、家族、世俗。于是我们发现：能“卡住”人生的还真是“万事万物”。
问题随之而来：不觉得“万事万物”的批判范围实在太大了么......
原小说就存在这个问题，啥都想说，但啥都没说请。不过好在有条“历史记忆该如何消化”的暗线支撑全篇，只是藏得比较深。如今电影拿走了这条线，于是，由“万事万物”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大网便被撒向空中，我们知道它想捕获一些东西，可这只是在凭空发力——因为它对每个人物最深层的、如其所是的内心驱动力都语焉不详。
看来，想在抽离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指逾出家庭的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下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实在太困难。你的主题太大，可你的落点太小。
《仙症》的主题和内容就不是很协调，它在隐喻和结构方面有亮点，但通篇读下来的感觉是散乱、臃长以及流水账。尤其小说的语言不好，人物对话处理的相当随意。
电影依然是流水账的既视感——它像是一部关于两个人生活碎片的合集，片段与片段间缺乏情感伏笔和逻辑勾连。要我说，这部小说就不太适合改编成电影。它的情节太平太碎，而它的意旨太丰富太晦涩。
这也导致关于该片的评论滑向两个方向，要么太玄乎，如“疯癫与理性”；要么太鸡汤，像是“做我自己、拒绝内耗”。
其实，都未得要领。因为即便是具备时代因素的原小说，它想表达的东西都一言难尽。想想电影海报和歌词中的那句话吧：“逍遥梦里逍遥游”——你说这咋拍，可能最好也只是现在这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