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军对战争的描述往往也会让观看者落入不同的陷阱。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他们的形象经常被美化,其目的是首先服务于美国的政治宣传。纪录片《五人归来》讲述了导演史蒂文斯是如何在工作中遇到另一个问题,甚至是更深刻的遗憾。虽然他知道自己的角色从宣传者变成了证据收集者(他的影片将在纽伦堡审判中放映),但他无法接受也没有拍摄镜头凝视下的暴力场景。捕捉这些集中营内的死亡和腐烂弥漫的气息需要很高的勇气和代价。正如哈里斯指出的那样,与其他美国电影制作人相比,在这次经历之后,史蒂文斯只尝试过一次战争片拍摄:1959年的《安妮少女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该片的视角和观点,与那些关注战争或退伍老兵等其他同时期导演截然不同。尽管有瑕疵,但这部电影似乎在寻找深不可测和难以捉摸的东西:主人公看不见的命运是一种可怕的想象,而不是现实。这便引发出了另一个问题:解放类题材的电影究竟讲述了什么故事?许多争论都围绕着这些档案图像的使用问题,以及它们最终代表了什么。例如,单独的照片是为了描述大屠杀中的孤立事件还是整个大屠杀?目击者的讲述是捕捉暴力最有效的方式吗?
自此以后,这些档案图像在文艺作品中便不断激增——不仅仅是作为纪录片的使用对象,也出现在虚构的叙事中。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美国艺术评论家)认为,此类图片和其他暴力图像的不断复制会成为常态。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观点。值得注意的是,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1940,法国哲学家)在其2010年出版的学术著作《被解放的观众》(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中就指出,媒体过滤了战争的实际暴行,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档案图片被使用的方式的确造成了一种令人不快的熟悉感,即它们被重复使用了太多次,以至于失去了某种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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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e Perkins扮演的安妮太漂亮,像猫,我很喜欢她,电影里也有一只阁楼上的猫。 但是她的形象和表演让我无法联系小说里年轻又因为战争迫害变得皱巴巴的小姑娘,和我的记忆有出入,我总觉得这是个太年轻还没有到漂亮的年纪就已经因死亡而“早衰”的女孩悲剧。 而显然的,除了安妮以外,第二个重要角色就是父亲。父亲被导演编剧提到了一个中心的位置,相较于母亲,他能收获更多敬仰敬佩的目光,而即便是在小阁楼上,母亲也得不停忙碌并为一块被偷的面包生气的人。 我想知道这些躲在阁楼上受难的女人们要如何度过她们的生理期。 这群人太精致太闹,听他们吵架大声讲话就叫人紧张,开头在第一次钟敲响以前把“脱鞋”拍了出来,可是没有小说里那种恐怖紧张的氛围以及神经质,也许幽灵巢穴一般传来吵架的声音比鞋底哒哒哒要吓人的多,不然怎么解释人们总是会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场合或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听见鞋底哒哒哒的声音呢,总觉得他们没有自知之明,战争前过的“舒服”像是儿戏,但又惶恐这是种傲慢,日夜颠倒也是一种暴力的隐喻。 影片的叙事上并没有什么过于出彩的情节,冲突设立也是平淡,似乎是这个故事本身带来的出彩并非是一个好的电影改编版本。 我最喜欢的镜头就是这群人几次在破碎的阁楼玻璃窗里头向外看,视线从右往左。窗外,天幕上飞机炮弹的流火像是放烟花。 念初中的时候因为读安妮日记以及其他一些二战背景下的文学和传记,对那段历史感兴趣也痛恨战争杀人,此外印象里日记里没有写什么爱情的篇幅,似乎更多是小女孩自己的心理状况,不过也许,在这样子一个所有人都知道未来将会发生如何悲剧结局的故事里,安排一点少女心事未尝不是一种甜蜜。 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遥远,显得只是历史书和电影文学对人们陈情和背诵。 战争和屠杀并没有完全消失,也仍然存在着跟战争屠杀相同恐怖的暴力,仍然存在女孩像是躲在阁楼上的猫的叙事。 在我念初中的时候,构造了一个虚构故事,在日记本里。 我说:战时有这么两个青年男女躲在地下室里,他们通过互相写日记去掩饰这种恐怖和无聊,他们从前读了许多书,但是书都带不到地下室来,一开始他们还能聊书上的事情,后来两人的记忆里那些书的内容都开始偏差,他们发觉自己已经讲不清楚任何一本书的事情了。 后来没有继续写了,也许有写,只是我也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