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的孩子(2014)
演员：
影评：
-
《村小的孩子》拍摄者阐述
这片子算是我09年处女作《路》的续集，片子其实在2011年底就已开始着手剪辑，由于设备和个人原因，后期制作一波三折。后干脆放下后期制作，又回村继续跟拍，有时间就剪剪，做疲了就放一放，放不下又继续拍，继续剪……，如此循环！
当然，整个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也在反问自己，这么不顾一切去拍，去做，意义何在？又能改变什么？感觉什么都改变不了。
由于纪录片《路》的放映和网上公开，加上一些知名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这些孩子们物质条件有些许改善，但孩子们因为父母的缺失，造成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你去问他们的梦想，孩子们很可能依然会说想去打工。
后来，我在一众筹网站筹了一笔钱，勉强于2013年4月完成整个后期制作。完成后就丢在那里，不知怎么，再也不想去碰触。
2013年6月在广州做《农村空巢老人图片展览》时，碰到广州美院一位老师引荐我参加德国的法兰克福的一影展，并入围，可能这是国外的首映。
为了配合宣传，放下近半年的片子，再来剪辑预告片时，感觉又不一样，好像又找回了信心，也找回做这个片子的初衷，让更多的人了解留守儿童，关注和关爱留守儿童。
2014年02月完成最后版本的后期制作，跟拍六年（2009-2014），也想通过巡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留守儿童，所以从2013年底就开始筹备2014年03-05月，在广州、深圳、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天津、北京等主要城市巡展，呼吁更多人关注和关爱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
蒋能杰 2014年03月 于湖南
Statement from the Director of Left-behind dreams
This is the sequel of my first movie The Road. In fact, I began the film editing as early as late 2011.But, due to the equipment issues and some personal stuff, the editing was stuck. Then I was forced to drop it. I came back to the village, spent a lot of time shooting their daily lives and did some film editing during my spare time. Because I’m so concerned with the children’s situation and I can’t just let it go, I went back to the village again and again.
Of cours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 kept thinking and asking myself why I bothered sacrifice everything in my life for this video. What’s the point? What can I possibly change? I’m afraid the answer is Nothing.
As more people saw the documentary The Road online and offline, and thanks to the reports of some kindly media, for the children, there were some material improvements indeed. But nothing can make up to the absence of their parents. There were still so many tough moments to face, so many hard questions to conquer, even harder. When asking the children about their dreams ,one would probably get the same old answer, working.
Later on, I got som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various websites. And I nearly finished the film editing at the April of 2013.Then I just let it lying there. I could not tell the exact reason why I did not dare to touch it .
I went to Guangzhou for my Left-behind Old Men show in June, 2013 and ran into a tutor from Guangzhou Academy of Arts. He encouraged and introduced me to the Frankfurt Film Festival. Also I’m much honored to get the chance to join in. This may be my first release aboard.
To cooperate with the broadcasting, I picked up the movie I had dropped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When I was editing the trailer, it makes me fell different. Again, I regained my confidence and my original expectations. I want more people to know what’s going on with left-behind children, to pay some attention and to share some love.
I finished filming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documentary in Feb. 2014. After continuous six year’s filming (2009-2014), I want to make a exhibition tour around the country with the purpose to attract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erefore, from the end of 2013 on, I have making preparation for the exhibition which would be held in Guangzhou, Shenzhen, Changsha, Wuhan, Nanjing, Shanghai, Tianjin, Beijing and other major cities during Mar. to May, 2014. Sincerely do I hope that the exhibition could call for more people to pay attention to 61 million left-behind children all over China and show their kindness to them.
Nengjie Jiang ,March 2014, Hunan,China
- 这片子看得人唏嘘。
印象最深的细节之一，片中的孩子们都被询问过一个问题，长大后干什么，他们的答案出奇的一致：打工。
可以想见，还能怎么接着往下问：打工干什么？挣钱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儿子，生儿子干什么？继续打工……
像个黑色笑话，却是他们循环不绝的现实，这也是这些孩子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未来：打工，赚钱，有钱了就能改变现在的窘迫生活。
对城市里的孩子来说，长大干什么，有什么理想是一个选择题。村小的孩子没法问这个问题，这个选择对他们是不存在的。
没有过同样的生活经历的人大概没办法想象吧，事实是，城市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眼中所见所感的世界基本是两样的。对前者来说只是寻常选择之一的东西，后者根本是听都没听说过的。
你没法问他们理想是什么，这就像在问一个人吃不起饭“何不食肉糜”一样荒诞和残酷。理想是一种需要在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上才能生长的珍惜事物，当物质贫乏到只能奢求生存，理想就变成了纯粹的书面语。
鸡汤会说，心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梦想有多大，世界就能有多大。但真相是，你的生活局限了你所有的行动和思想。当你的现实世界就是张开胳膊那么一点大的时候，你能做的梦也就只能是那么一点点。 
《村小的孩子》纪录片 剧照 蒋云洁知道蒋能杰，是因为纪录片《加一》，那是一部比较特殊的留守儿童纪录片，在那部片子里出人意料地展现留守儿童属于孩子面的快乐和纯真，当然，也有我们众所周知的孤独和愁苦，展现了这个时代独属于他们的特殊的生活状态。
这次看《村小的孩子》，却在泪水中一再收获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种不舒服，来源于《村小的孩子》是一部原原本本的纪录片，并且它的跟拍时间很长，各色人等的嘴脸都能在其中比较完整的呈现。这种真实的呈现既让那些冠冕堂皇、形式主义的官员嘴脸无处躲藏，也让人从另一种视角脱离情境看到我们针对留守儿童所采取的各种行动里，究竟哪些是出于情真意切的同理心，哪些是出于私欲或者虚荣心的自我感动。在作为一个行动者的同时，我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反映的行动者”，时时刻刻保有一种自我反思与灵活行动的能力。
《村小的孩子》纪录片 剧照 蒋恒留守儿童的苦，有多少是被建构出来的？
留守儿童是苦，农村生活是苦，这些都不可否认。但就如观影之后蒋能杰导演所言，留守儿童的苦，更多的并不在于困顿的物质环境和过早参与的农事劳动，真正的苦是父母陪伴的缺失，是教育的缺失。这与城市人的想象是非常不一样的。
关于父母陪伴的缺失和教育的缺失，这两点外界的想象和儿童自身的认知其实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的。在写硕论的时候我就曾针对这一点进行细致的反思，孩童的心思是非常简单的，他们聪明地反映周遭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所展现出来的一切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在迎合在外界的期待，从心理学上来说，儿童这个时期尚处于镜像阶段，他们内心尚未形成独立的自主判断。所以，当我们真的与这些留守儿童相处的时候，才是真的要小心地对话，而不是像纪录片中出现的那些来自大学的志愿者们，将自身视为一种神圣的救世主，煞有介事地安排一场蒋恒蒋鑫兄弟与父母的一场视频，并完全忽略孩子本身的语言体系强逼着孩子们说出拗口的“我爱你”。在那个镜头里，所有的眼泪，大概都是为志愿者们而流。
难道常见的因为相隔太久而稍显陌生的，接起电话尴尬地背书不是另一种孩童般的体贴吗？
《村小的孩子》纪录片 剧照 蒋云洁和奶奶是慈悲还是同理？是改变还是毁灭？
观影会结束，有一场与导演的见面会，有一位创建“贵族幼儿园”的校长站起来慷慨成词，倒是令我想起了大学时的支教时光。那时我也抱着一种“乌鸦反哺”的心情每个寒暑假奔波到各个山区里开展支教活动，我们的社团简称为“下乡”。一开始总以为自己可以改变很多，后来却越发觉得这种大学生下乡的支教活动的残忍之处：我们眼睁睁地将繁荣的城市生活撕开一个口子给这些山区纯真的小朋友们看，鼓舞他们向往另一种生活的心，却浑然不去考虑究竟他们之中有多少人是真真正正能走到这一步的，又有多少人因为这一眼产生的晕眩而丧失了现实感，从此活在绝望之中。
而更更重要的是，我们就有足够的资格对每一种生活做出一种高下的判断了吗？富饶的城市生活就真的比恬淡的农村生活好吗？先进的技术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就真的比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更先进更高级了吗？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塑造成对生活只有一种想象的同批人类呢？
丧失想象力和包容心的我们，为什么就能居高临下泯然众生地草率地去干预另一代的人生呢，尤其是对于这些天真又尚未有自己成熟的判断的孩子们，为什么不能先建造一个有无限可能的花园呢？
你长大了想干嘛？这个社会是否变成只允许孩子们选择“打工”一种生活的社会？
《村小的孩子》纪录片 剧照 蒋恒兄弟是行动者，更要是反映的行动者
问题被意识到的时候才是问题，而意识到问题却将其归结于体制或者别的原因选择束手就擒的话，那意识到问题又能怎样，除了表明你的慈悲之心，让我在深夜之中用灵魂向你感恩吗？我从来不去否认任何一种朝向留守儿童或者农民工的行动，即若是最微小的行动也犹如烛火照亮了暗夜中前行的人，但我们就应该沾沾自喜或者自我感动却忽略每一个行动背后所能引发的蝴蝶效应吗？
不能。
越是行动者更要深切地省思，我是真正在行动，在同理，在撬动这不公平的世界，使其能否在不伤害任何一个生灵的前提下顺利地发生下去。
共同体，从来不是集群主义，也从来不是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真正的共同体，是要在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伦理、道德、良心的叩问背负着某种罪恶感努力让所有人都好好活下去的信念。
跟随容易，反叛难；批判容易，行动难。
人生很难，爱每一个encounter的生命吧。
LL：他今年二十五岁，父母都是聋哑人，小时候他的爸爸妈妈长年不在家，在附近的城市打工，也许是因为聋哑人，反而他们有更强的互帮互助的那种民间组织，所以应该是在厂里上班，家里的奶奶带他，住的不远的他的叔叔对他很严厉，甚至在他青春叛逆期会把他吊起来在房梁上揍他，他的叔叔也是个很能吃苦的农村汉子。我记得有次他家里所有人一起去远处的乡镇替别人收地里的庄稼挣钱，天黑了还没回来，他就来找我，他哭了，那时候我记得他有初中大小，我被眼前这个能把别人胳膊打成三截的男孩竟然会家人的晚归和黑夜吓得掉眼泪。那天我姥爷把他叫到我家一起吃的饭，准备一起睡去的时候，他的家人都回来了，他就跑回去了。
现在的LL，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爸爸，现在长年在外地打工，过年回去吃了顿饭，给我讲了几种电焊的区别，我记住一个词叫氩弧焊。中间他有个我不认识的朋友厚着脸皮坐在一桌，聊了一夜他刚买的宝骏汽车。他结婚的时候我回去参加婚礼，我记得那天我喝了一杯很辣嗓子的白酒，婚房循环放的是“菊花爆满山”那首歌，他弄丢了我随给他的二百块钱红包，我回到姥爷家吐的一塌糊涂，我讨厌白酒。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二胎政策以后，他自己的弟弟比他的女儿大不了几岁，他们家一直都是人丁兴旺的。
FC：他比我大一岁，但是我从来没叫过他哥。在姥爷家的那群小孩子里，他是脑子比较好使的，除了我（我觉得）。他的父母在村里开过一段时间压花生油的生意，听说有过一百多万，也算过得不错的家庭，可是我记得小时候他吃的午饭也没什么肉。后来有几年，农村各个土广告都是借贷，这可远早于现在的网络借贷，我也是那时候才听说“铁爪子”这样的词的。赌博成风，在市里房价不到一千块的时候，村里新一批的年轻人，赌博输掉四十万这样的数字，对我来说是惊人的。他爸不是年轻人，但是输了一百多万，于是就卷了铺盖，去北京打工了。他在读初二的时候，我初一，他和我聊性的话题，他告诉我拉手接吻是有可能怀孕的，我已经上初一了，我知道他说的不对，所以我说他脑子是最好使的，除了我。后来初三没上，去学武术表演了，我震惊于这个骨头已经硬了的年纪，还可以重新学会空翻，他说他可以一连着从舞台这头翻到那头，好像叫什么开堂彩。后来他去北京打工，我高中暑假去北京旅游，去找了他，他和一个朋友住在北京，我跑了很久才到他说的那个地方，管庄。我才知道，北京不只有我们印象中的样子。我们仨横着躺在他们出租屋的那张唯一的床上，腿伸不直。
现在的FC,应该是那些小伙伴里混的最好的，十来年北京的租房中介，现在自己在北京开了一个小公司，当了老板，在北京贷款买了房子，前些年结了婚，某年见面吃饭聊天，他说要是英语好一些就好了，卖别墅给那些傻逼老外，会点英语能多挣好多钱。最近好像离了婚，还在北京，希望他的公司可以扛得住疫情。
XL：他比我大四五岁，也是第一个不和我们再一起玩的伙伴。我们还在玩泥巴的时候，第一次听说他去打工了，在那个年纪我是震惊的，我的其他小伙伴不震惊。
后来再到今天，我好像有十年没见过他了，听说他还没有结婚，快三十了，找媳妇比较难了，因为他爸得了脑血栓，他妈妈又有点神经，觉得媒人要钱多了，从家里给人骂了出去，好像不太有人愿意给他说媳妇了。
ZZ：我是顶看不上他的，姥爷的本家，比我小两岁多三岁，我讨厌他的性格，听话。小时候顶讨厌谁的妈一喊就乖乖回家的小孩，扫兴，还爱哭。但是他的弟弟，和我姨家的小孩，好多年以后又成了朋友。前几天和小表弟视频，ZZ的弟弟在旁边，刚考完中招，我问咋样，他说估计二百分左右，准备去技校。
ZZ现在在某厂上班，不是个坏人，性格还是老实的，估计也快结婚了。
先睡啦，回来再更新，困
继续写俩人。
PY：也是我姥爷的本家，我应该叫他哥，比我大俩月，也没叫过。小时候关系时好时坏，我俩共同的爱好就是都非常喜欢动物，喜欢钓鱼。喜欢小动物的小孩大多比较善良，也容易怯懦，小时候三五岁，我和另一个小伙伴放学就要欺负他，把他堵在胡同拉他的小鸡鸡，后来他妈妈专门在放学的路上拦着我们，说让我们不要欺负他，后来也就没有了。我俩小时候一块拿树枝当牛羊，拿很大的鹅卵石当猪，办“养殖场”，别的小朋友不太喜欢这种游戏，我们更多的时候一块玩别的。有次我俩去钓鱼，没钓到，他在桥头买了一条大鲤鱼，让我和他一起编了一个他钓到鱼的故事，我即兴当了一回捧哏，他爹逢人就跟人讲他儿子钓鱼多厉害。他爹是个五大三粗的庄稼汉，钓鱼是一件更细致点的事，他爹做不来。他爹是爱他的。
在另一个同学结婚的时候见过他一次，和他的老婆，一个大着肚子的黑瘦的女人。他好像在农村的价值观里不是太有出息的，他就近在家的附近的厂里上班，这样就挣的少，有许多人比较恋家，可能他也算。最近几年没和他有联系了，听说他的女儿都几岁了。最后一次见面就是我喝了一杯不好喝的白酒，他跟别人吹牛逼说我喝了一斤多，嗯，是他的风格。
KK：他是我的邻居。比我大有五岁左右，偶尔一块玩过，小时候我读育红班（幼儿园），和小学一个校园，听说他和一个叫小六儿的，俩人打架最厉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商量“买通”他帮我们揍一个人，我给出的筹码是一颗大白兔奶糖，打谁我现在记不清了，反正是没成行，毕竟一个三四岁的小孩控制不住一个五年级的大孩儿。他妈妈有点傻，小时候管教他很严格，我记得会让他跪在踩碎的炉渣上，他哭，我姥爷让我去“救”他，把他叫出去玩。还有一件事，我向他买过一个木头棍，五毛钱。
现在他在煤矿旁边开了一个饭店，每天凌晨回来，也蛮辛苦，但是看起来生活还不错。他的女儿和他的妹妹年龄也差不太多，这也是二胎放开以后得事了。
WC：这个同学故事比较多，能认识他就是因为姥爷把我送到了育红班，他是前街的，我住中间，那个年纪的活动范围还比较小，本来不会认识的。他坐在我后边，有一个磨掉漆，扁了吧唧的文具盒，继承自他的姐姐可能，我总是一回头，一拳头把他的铅笔盒砸扁，他又把他凹回来，我再砸扁，他又凹回来。重复了这么几次，我们就认识了，也成了朋友。岔开说一句，去上学意味着村里前、中、后的山大王都凑在了一个地方，各有各的邻居和熟悉的小伙伴，我臭味相投的认识了班上后街的几个坏孩子，并且很快称兄道弟，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全都欺负WC，而且他们是真的揍他。我先开始是劝，后来是通风报信，让他放学先跑，但是我猜那时候的我又不想树敌太多，所以只是偷偷放他走。再后来有一次，我因为WC和他们决裂了，后来也没再和这几个玩过。
我只去了一学期的育红班，而且是上午不去下午去，睡不醒，睡醒了也不想去，我姥姥就追着我满村子跑，她追不上我，通常也就是追追就算了。所以满打满算我去上学可能有一个月。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个朋友还有就是了解了后村的“势力”。
关于育红班还有一件事可以讲讲，我去上学了，妈妈从市里给我带来了一个书包，我记得是米老鼠的，而且米老鼠的头和鼻子是立体的，班上的小伙伴只有我一个人有书包，他们下课就排着队来按我米老鼠的鼻子，我觉得很另类，于是回家要求我姥姥给我做一个和他们一样的布袋子，斜挎着去上学。
说回WC，他是村里的外来人口，这是我后来更大了才知道的。所以他经常被欺负，由于他父亲的软弱，常常是别的小朋友追到他家打他，他爸妈还要打他，理由无非是，你不招惹别人，别人为什么只打你这种傻逼逻辑。我总是救他，我描述一个他挨打的场景吧。一群人围着他在小卖部门口，更大的或者更小的孩子，脱了鞋扇他的脸，把他的衣服撕破，等等。这时候大概五六年级，可能正是校园暴力霸凌最严重的时候。好像大家每天都要打他一顿，我这个时候已经回市里上学了，只有偶尔的机会才救得到他，甚至我走的时间里，我的小弟也会打他。我每次回来都会从中调停，每次走之前都会叮咛嘱咐，我的人，谁打他，回来也得挨。可是没什么用。也偶尔听到大人人隐晦的说过他的妈妈“卖银”，大人们换了个词，以为小孩子听不懂，可是我听懂了。
后来有一次，姥爷莫名其妙的丢了一根鱼竿，我回去的时候，姥爷说应该是WC偷的，我不信，也不愿意相信。可是别的小伙伴告诉我见到他拿了一根鱼竿在河里钓鱼，颜色长短听起来很像，而且大概率他不会自己花钱买鱼竿。姥爷让我去找他，把他叫来问问，我很为难，记得当时去他家的路上，挺难受。到他家，我说，走，去我家玩。但是他找理由不去，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应该就是他了。后来他还了鱼竿，好像也不太愿意再来我们家了。
后来听说他娶了一个长得还不错的老婆，可是又听说她老婆嫁给他的时候怀了别人的孩子，无从得知了，也没有了联系。
SPY：这个不算朋友，他是后街的小霸王，我俩玩过，就是育红班的时候，后来不怎么见得到，也因为上边这个同学，所以成了敌人。我总会偶尔听说他，我猜他也是一样。感觉不可避免的要打一架。总是尽量的避开，好像有地盘范围似的，总碰不到，可是有一次要买的东西这边小卖部没有，就去了后街，我跑进小卖部扑到柜台，就是这么巧，碰到了他，这一对眼不要紧，那就打吧。后来小卖部老板把我俩拉开，他拿枪朝我肚子上打了一枪，玩具枪，我哭了，他跑了。我的小伙伴要告诉我姥爷，我阻止了。后来慢慢大家更大了，就没怎么再遇到过。
奇了怪的是，我小时候不怎么和女生玩，唯一有一点印象的是，育红班喜欢一个女生，天天追着她要她嫁给我，她去告诉了老师，老师告诉了校长。后来有一次校长骑车碰到我姥爷，说你外甥厉害啊，要人家小姑娘嫁给他呢，我那个羞愧啊。后来好像见过她，看来三四岁确实没有审美现在肯定是谁家的媳妇了，大概率是几个娃的妈。
其实后来我的这些小伙伴，现在也正年轻，某些方面好像要比我成熟，偶尔见面会告诉我人生有多难。很久不见面偶尔会说，小时候玩的这些人，最想我。见面了也总是说，他们现在的孩子没有我们那时候玩的开心，玩的痛快，我不知道，但是他们这些每天看游戏直播的小仔们，嘴巴里的词确实更丰富一些，肉是都吃得起了。
人生就是，很多人更幸运一点的游戏罢了。我觉得我非常幸运，非常。我姥爷是八十年代的万元户，更早的时候也走南闯北推销生产队的机器，算是见过世面的，他养的孩子也很成功了，三个孩子舅舅妈妈姨姨都考上了大学，在村里屈指可数。他也很会讲故事，关心小孩，出差会带礼物，出远门有时候会带小孩去见见。最重要的是从来不打小孩子，他的孩子辈，孙子辈，都从来不打。零钱就放在抽屉，说，随便拿，但是大家反而都不会随便花，更不会偷钱。他有他的作为农民的局限性，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每个阶级的局限性，可是他一定是个精彩的人，他自己的人生，他教出来孩子，他甚至养出了会写诗的外甥，就在那片土地上。
再续。
每逢初一，十一，二十一，初八，十八，二十八，姥爷家的村子都有会。也就是赶集。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卖坦克大战俄罗斯方块那种游戏机的年轻人，也卖光盘，估计也有毛片，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从我记事开始他就是那个样子的摊子，大概得有二十年以后，他的摊子还是那样，他的光盘的盒子都晒掉色了，他的短发也有了非常多的白头发茬，还在卖那种游戏机和香港电影的光盘。今天没见到他。
今天印象最深的是碰到一个人，我猜他肯定不怎么记得我，也许记得。他是电工，我记得那时候村里变压器常常坏掉，正在追某个电视剧的时候就非常恼火，许多人会去变压器那里看。或者家里老化的电线，接触不良，大半夜会把他叫来，他会骑个自行车，穿着拖鞋，鼓捣一会儿就好了。他大概是我诗里写的“年轻力壮的身体”的代表之一，我记得一起去钓鱼，他骑摩托，嫌姥爷的电动车慢，那时候我讨厌他。十年前他大概四十来岁，应该不到。今天我看到他坐在轮椅上。他的头很大，以前他常常光着膀子，看起来很健康，今天我两次看到他，用手转动着轮椅。我很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