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Der Fall Collini(2019)
又名: 科林尼案 / 被消失的公义(港) / 罪人的控诉(台) / The Collini Case
导演: 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
编剧: 克里斯蒂安·曲贝特 罗伯特·戈尔德 詹斯-弗雷德里克·奥托 Ferdinand von Schirach
主演: 弗兰科·内罗 埃利亚斯·穆巴里克 亚历山德拉·玛丽亚·拉娜 海纳·劳特尔巴赫 曼弗莱德·扎帕卡 扬尼斯·尼韦纳 赖纳·博克 卡特琳·施特里贝克 皮亚·斯图森斯坦 彼得·普拉格 汉勒斯·魏格纳 福克·罗克斯特罗 莎宾·蒂莫提欧 斯特凡诺·卡塞蒂 托马斯·林平泽尔 玛格丽特·提塞尔 路德维希·西蒙 奥米德·墨玛 亚历山大·巴奇尼
制片国家/地区: 德国
上映日期: 2021-05-14(中国大陆) 2019-04-18(德国)
片长: 123分钟 IMDb: tt8739752 豆瓣评分：7.5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简介：
- 柯林尼（弗兰科·尼罗 Franco Nero 饰）是一位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打工人，某一日，竟然向警方投案自首，声称自己杀害了一位名叫迈耶（曼弗莱德·扎帕卡 Manfred Zapatka 饰）的男子。莱恩（埃利亚斯·穆巴里克 Elyas M'Barek 饰）是负责替柯林尼辩护的律师，这是初出茅庐的他承接的第一个案子。
演员：
影评：
先后看了两遍《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每次看到结尾小男孩与父亲手牵手远去的背影都会忍不住泪奔。
这部德国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是一部悬疑感很强的剧情片。
影片的开场即是一宗谋杀案，85岁的成功商人迈耶被人残忍杀害，头部连中三枪，并在死后被踢碎了颅骨——要知道，人体头颅非常硬，最多能够承受200~500公斤的重量。
在死后仍被如此对待，足以说明杀人者的残暴以及对死者刻骨的仇恨。
令人疑惑的是，这位手法残暴的凶手在行凶后却并没有逃走，而是主动伏案，并始终缄默、不为自己的罪行做任何解释与辩护，一心求死。
承接此案的新手律师莱恩面对重重疑点，拨丝抽茧，最终披露了这个案件的真实背景，引发众人一片唏嘘。
影片中的矛盾冲突非常复杂——谋杀、恩情、二战、复仇、法律的合理性与维护公平的意义……重重悬念下虽然可以令人产生较强的代入感，却也未免觉得戏剧冲突有些过多了——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
直到二刷后，我才恍然大悟，之所以主人公莱恩刚刚开始律师生涯、接的第一个庭审案件就遇到了这么多“巧合”，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被人挑选好的棋子。
他曾经的法学教授、明星律师马丁格早已在暗中选中了他，这个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既是菜鸟律师，又视自己为恩师、偶像，死者对其恩重如山，和死者一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起初莱恩因私情决定放弃这次辩护，却被马丁格鼓励其坚持下去的原因——这是自己千挑万选后选中的棋子，是必定会输给自己的对手，再没有比他更保险、更可能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选了。
正如马丁格向莱恩讲述的那个关于律师和魔鬼的传说，他早已把自己的灵魂与魔鬼做了交换。
但，令马丁哥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新手律师竟然油盐不进，真的执拗到愿意为探究真相、维护正义推翻一切。
随后，我因为好奇去查找了这部电影原版小说的创作始末及作者的经历背景后，再次意识到为什么这部电影的信息量会如此巨大——这简直就是一部近乎自传体的表达，讲述得几乎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电影中初出茅庐即敢于揭露司法黑幕的新手律师莱恩相同，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同样身为律师，同样凭借自己的处女作轰动了德国司法界，并且，他自己的祖父也出身显赫、也曾是一位纳粹高官。
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原著小说《科里尼案件》取材于真实事件，是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45岁时发表的处女作，该作品在德国一经出版即登上畅销榜、反响巨大，至今已有60多个译本。
随后，该作品获得了德国文坛的重要奖项克莱斯特文学奖，并当选了《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该书的中文译制版《谁无罪》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2，非常具有可读性。
这本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小说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意义，更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具体事件需要追溯至1968年10月1日的德国，一条《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被联邦议会通过，进而在一夕之间将历史改变。
依据德国战后司法裁判，只有纳粹的最高领导才被定性为“凶手”，其他人都属于“帮凶”，而这条新法则进一步规定：帮凶只按普通杀人罪而非谋杀罪处置——也就意味着，除了纳粹最高领导人，其他人的罪行突然之间就过了追诉期限，可以逍遥法外、逃避法律的惩戒。
这即是科林尼和姐姐第一次控告迈耶失败的原因。 用费迪南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在帝国安全总局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他们当年组织了在波兰和苏联的大屠杀，他们对上百万犹太人、牧师、共产党人和吉普赛人的死担负责任”，他们手中沾满鲜血却突然就全被赦免了，甚至继续在联邦德国担任要职，这令曾经的战争受害者们极难接受。
德国有这样两个公共名词：如果说纳粹时期的直接伤害是“第一罪恶”，那么，《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所披露的这桩丑闻则是“第二罪恶”——即，在宽待处理纳粹罪犯时对受害者所导致的二次伤害。
这部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出生于1964年的慕尼黑，除了作家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律师。
与此同时，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孙子。
“席拉赫”家族曾是德国的名门望族，而在二战后，由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纳粹身份，这个姓氏已被视为丑闻与耻辱。
作者的爷爷巴尔杜·冯·席拉赫（1903-1970）1925年加入纳粹党，是全德青年领导人，同时也是驻维也纳总督。他曾把全德青年组织统一到希特勒青年团内灌输纳粹思想，一手策划了纳粹青年运动，促使青年团成为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
纽伦堡审判中的 （从左向右） 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后排：邓尼茨、雷德尔、席拉赫、绍克尔纳粹德国战败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捕，是纽伦堡审判中的 22 位被指控纳粹主犯之一 。
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危害人类罪20年徒刑——作为大区领导人，他要为18.5万被驱逐到集中营的犹太人负责。
本书的作者、席拉赫的孙子——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由于律师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在德国知名度颇高，他和影片主人公莱恩一样，坚守公平正义，并借由文学创作让纳粹暴行及法律黑幕曝光于阳光下。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表现二战伤痛题材的影片《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施林克正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在费迪南德看来，施林克不仅是自己的老师，也扮演着自己父辈的角色，他说自己的《科里尼案件》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对德国历史的反思。
费迪南德的祖父，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服刑 20 年后，巴尔杜尔于1966年出狱，而当时的费尔南迪仅 2 岁。
费迪南德对祖父的唯一直观印象停留在4、5岁时：半盲、爱收集拐杖、送过他一把银色小刀、在玩游戏时总喜欢用同样的伎俩赢过他。
直到费迪南德12岁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祖父曾经的历史对家族意味着什么。
在读书期间，费迪南德阅读了有关纽伦堡审判的一切，包括祖父的档案，尝试着理解那段历史。
但，正如费迪南德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有关自己的祖父，那么历史学家的解释毫无用处。”
费迪南德说自己无法回答关于祖父的一切，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能问他什么，我也不理解他。”
这让我想到在电影中，律师莱恩在了解案件的真实始末后，长久地驻足于迈耶的墓前，眼神迷茫、心情复杂。
此时的他，回忆着迈耶曾经对他的种种帮助，却充满迷惑，仿佛从未认识过这个自己曾经无比熟悉、崇敬的老人。
在战争中，迈耶曾是冷血残暴的纳粹狂魔，残忍杀死了科林尼的父亲和数多无辜百姓；
而在莱恩的记忆中，迈耶又是那么慈祥慷慨的一位老人，甚至为了激励他认真向学奖励了他一辆名贵的汽车，帮助贫苦的他改变命运，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
善恶两个极端同处于一个人身上，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迈耶呢？
自此，引发出了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议题：人性的复杂。
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评说：“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作为刑事辩护律师的生涯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纯粹的恶人，或者纯粹的善人。人都是混合体，只是恶的程度的差别。如果经常和这些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罪犯有一个相似之处，他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看不到别的出路，像是走在长长的隧道里。”
在此，不禁想到《乌合之众》中的一段话：
“ 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
这段话，用于战争、政治对人性的影响尤为贴切。
战争不但会令人自相残杀，更会让人裹挟在群体中，逐渐失去理性与悲悯之心，激发出人性中最野蛮、最邪恶的一面。
战争结束后，曾经的纳粹军官迈耶可以通过司法黑幕逃脱制裁、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而在战争中因他之手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科林尼却因此坠入一生的痛苦深渊。
家破人亡、身无子嗣，一生只盼望正义的到来……在对法律绝望后，在让自己发誓不再追究过去的姐姐去世3个月后，科林尼选择亲自为父报仇。
在杀死年迈的迈耶时，科林尼也已是一位鬓发苍白的老人，他决定通过这种惨烈的方式终结对方的罪恶与自己的痛苦，并在事发后缄默不语，因为他对法律所应秉持的“公平与正义”早已绝望。
因为他坚定的沉默，曾令他的辩护律师莱恩愤怒，当莱宁质问科林尼：“你知道吗？你的一言不发，会带给亲属多大的痛苦？！”
科林尼听闻后有所触动，依然缄默却表情复杂——他何尝不知道这种痛苦？他早已被这种痛苦纠缠折磨了整整一生。
和姐姐不同，虽然同样承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科林尼还背负着间接害死父亲的愧疚——如果不是年幼的他指认了父亲，或许父亲就不会死。
亲眼目睹父亲在自己面前被枪杀至死，令科林尼在此后的人生中背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
没有人可以承受这样沉重的自我谴责，他的一生，都在为了复仇而活，致使他一生再未品尝过幸福的滋味。
在他67岁的这一年，他通过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完成了复仇，了结了一切罪恶与怨恨，当真相大白后，他终于可以心无所愧地终结自己痛苦的一生、坦然去面对自己的父亲。
影片的结尾，从街角中走出的小男孩抱着皮球与父亲嬉笑着牵手远去，仿佛时光倒流，一切苦难都好似从未发生，这美好的一幕让人感慨万千、令我一次次潸然泪下…
“多去探望你的父亲，他不会永远都在。”
最后，推荐这篇关于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的采访实录，文中记录了他对祖父的回忆以及小说的创作背景，或许会让大家对这部电影的理解更为深刻。
不得不佩服德国人反思历史的能力，尤其是关于二战和大屠杀的，还孕育而生了独特的文学体裁：反思历史小说（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然而，德国人这种具有深度思辨的能力不是源于执著，而是对挥之不去的历史阴霾的探索。电影《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就是如此。
费迪南的祖父巴尔德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是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并在纽伦堡党卫军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刑20年。背负着席拉赫的姓氏，费迪南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不少非议，也经历了复杂的自省。费迪南本身也是一名律师，他的作品也大都与刑事犯罪有关，《科林尼案》可以说是他长久以来司法经验与身份自省孕育出的集大成之作。
但是费迪南·冯·席拉赫这种霍桑式创作呈现的不是单独个体的故事，它更具有代表性，它携带着重新追溯历史与正义的任务。故事中的人物设定呈三角形，即律师卡斯帕·莱尼（Caspar Leinen）、被审判者法布兹奥·科林尼（Fabrizio Collini）、死者汉斯·梅耶（Hans Meyer）。这种类似于三角恋情的人物关系把律师莱尼置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他是死者的义子，也是科林尼的辩护律师，他究竟要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倾向于哪一方，维护哪一方的利益，这是莱尼、费迪南你以及其他大屠杀后出生的德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谋杀梅耶的案情铁证如山，科林尼是凶手，他对此也并不否认。然而当主人公律师莱尼拨开层层迷雾，寻求谋杀的动机的时候，对于死者汉斯·梅耶的审判才刚刚开始。对于剧情我不再做赘述，情形更加复杂，人物关系与故事结构营造的冲突也很有看头，但不是我讨论的重点。最后明显的是，随着尘封档案的缓缓揭露，被告科林尼从施害者变成了妥妥的“受害者”、“复仇者”，汉斯·梅耶曾是一名纳粹，杀害了科林尼的父亲。而因为《德雷尔法案》，汉斯·梅耶被认为是从犯而享有刑事犯罪追溯期，这一点让科林尼无法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起诉梅耶，所以他才选择自己动手，为父亲雪恨。
这里插一句，故事把陈年往事设定在意大利也具有典型意义，原因是纳粹德国在意大利战场上的行经一度被吊诡地解读为“正当的”、“干净的”，“荣耀的”，这种荒唐似乎在影片中的法庭再次上演，对死者的审判和辩护开始了：梅耶十分是有罪的？
至此，这个电影俨然是对一系列二战后审判的另一种反思。据我所知，让汉斯·梅耶逃脱法律制裁的《德雷尔法案》与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时候参考的法律情形类似，它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自19世纪的法律体系，即刑事罪犯必须要以其本人的判断与动机实施的杀人行为，才会被认定为谋杀，这当然不应该适用于战争，尤其是二战那么独特的战争，且也与国际法不兼容，影片中也有提到。这样已一脉相承的法律制定行为实质上是对部分法西斯行为的“非直觉”描述，更像是巧立名目地为犯人脱罪，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为许多德国战犯打造了“免罪金牌”。
这种法律体系背后是对集体犯罪中犯人身份的区别对待产生的。其实1954年的一系列同盟国战争犯罪的审判就已经把战犯与军人身份作为主要讨论点了。军人的职责与荣誉，在战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对战时军人身份与价值的认定不仅对审判结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军人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不论个体或者集合。历史学家Kerstin von Lingen曾给出这样一个例子，二战落幕后，纳粹国防军的许多军官对战时军队的身份进行了回溯与重建，他们将国防军与党卫军（SS）对立起来，以此展示自己在战争中所作所为的正当性。这样的行为正如法国学者Maurice Halbwachs所说的，面对重大国事，社会团体会自行创造出一个“参考的框架”（frame of reference）来协助自身在社会格局下身份的建立。Reinhart Koselleck在《Verbrechen erinnern: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olocaust und Völkermord》对审判中的讨论如此介绍：通过对德军行为的主动和被动两方面的阐释，二战时德军身份包括给予意图（Sinnstiftung）和索取意图（Sinnforderung），分别指向了军队个体经历的叙事建构与国家层面更能接受的集体叙事建构，后者与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于是，许多战犯被去纳粹化，逃过或缓和了处罚。这正是科林尼所要报复的，战争给了他终身的创伤，而司法上的不公对他造成了第二次伤害。
与其说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起伏脉络都在解答“谁是受害者？”这一问题，辩证地看，在更加宽泛地延伸中电影提出的问题其实是“谁是受审者？”当受害者这一身份从死者梅耶转移到被告科林尼这一时刻，法庭审判实际上也就转向了，苦脸法官惊愕的神情说明了一切。究竟是谁迫害了科林尼？是希特勒、是党卫军、是汉斯·梅耶，但是也是德国的司法体系、《德雷尔法案》、以及当时只是实习生的理查德·马蒂涅博士（Dr. Richard Mattinger）……甚至是当时的西德连邦议会。就此科林尼案不仅仅是对某一个逍遥法外的纳粹军官的重新审视，而是对大屠杀及战后政治的重新反思，可以被视作对于自纽伦堡审判以来纳粹德国对军队以及军人所构建的身份的审判。
这也就是《科林尼案》比起类似情节的影片《八音盒》对二战历史及其战后历史的回溯更偏僻入里的地方。当然我在此并不是踩一捧一，事实上，就观影体验来说，老派的《八音盒》看起来更加舒服，整部电影丝毫不逊色《科林尼案》。但是两部类似的影片叙事目的并不一样。《八音盒》里的麦克·兰斯洛只是个在逃的战犯，庭审用一位一位证人的证词累计把他的罪行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他本人对历史的否认巧舌如簧都让这位战犯更加令人憎恶，影片最后真相大白，给他定罪，人心大快；而《科林尼案》却触及了更广泛而且深刻的领域，影片对梅耶罪行的呈现比较单一，梅耶下跪接受复仇者的审判，这都大大削减了梅耶作为战犯的丑恶形象；更加巧妙的是，情节上，一开始梅耶已死，他已经被审判，被执行，到影片发展到最后的悬疑不再是战犯能不能被处决，而是关于法律的偏倚如何补救、正义如何实现、对待历史态度的深层次反思。梅耶与兰斯洛不同，他不是通过隐姓埋名，不是通过逃跑，不是通过谎言与诡辩逃脱了审判，而是不当的法律给予了他逍遥法外的权利。
《科林尼案》的结尾处理得很高级，审判没有结果、正义没有被修正、德国民族的救赎未完成。正如德国1995年为大屠杀研究成立的弗里茨·鲍尔研究所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对大屠杀的记忆和对民族社会主义犯罪的对峙可能已经是当下德国社会亟需关注的问题，过去犯罪所造成的广泛的辐射还没有被大众充分意识到。”历史就是这样，有些错误也许不能被弥补，它们留下的创伤和负罪感会流淌在一些人的血液中，它们制造的危险也一直躲在世界的某些角落，伺机而动，当你遭遇它们、审视它们，你无能为力，只能转向自身去思考和汲取教训。
《无罪谋杀》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朗读者》。尽管前者披着犯罪片的外衣，后者让人记住的是它惊世骇俗的绝世爱恋，但两部电影的视角是相通的——在现代世界如何对待二战战犯，尤其当那个人与你有亲密的社会关系时，你将站在社会公义的角度还是个人情感的角度，天平将倾向哪一端？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正义。但实际选择没有那么简单。两部电影之所以勾连起人们复杂的情感，让故事走向幽暗深处，恰恰因为战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现代社会，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工作有家庭，过着平凡的生活。当他们把过去隐没，你对他们的这段过去一无所知，当你某一天忽然发现密切交往的爱人或亲人曾在历史上扮演极恶的角色时，你将如何面对？
《无罪谋杀》和《朗读者》一样，抛出了极为残酷的问题。
《无罪谋杀》
《朗读者》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从法学院学生走向社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相对于亲情爱情，两人都偏向更为严肃的社会情感，站在人类的正义这端。《朗读者》中的男主角对与汉娜（凯特·温斯莱特）的一段生死爱恋极为羞耻，而《无罪谋杀》中为杀人犯科林尼辩护的律师莱宁也显得十分冷酷无情，他不顾前女友的情面，更不顾待他如父的死者汉斯·迈耶的情面，坚定地走向了被告辩护方。
许多观众都能从这两部片中看到德国现代社会仍在对二战反思的态度因此大加赞赏，但我从情感深处却认为两部电影表现的反思是微妙的，也并没有走向同一条路。
在《朗读者》中，战犯汉娜被审判时，她无辜地道出“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令人惊诧但又合乎情理。从观众的角度而言，我们极易对她产生深深的怜悯，因为她确实是杀人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不过做着本分之事。
而在《无罪谋杀》中，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明明莱宁的教授马丁格抛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当时那个时空里，在战争状态中，汉斯·迈耶也是在做着一份党卫军军官的工作，完成他分内职责（追杀意大利游击队并且因此牵连到无辜平民）——但为什么，他至今已被残忍杀害还要被追问历史的责任？谁又能保证，你在当时的环境里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同样性质的故事，发出同样的问题，答案却走向两端。《朗读者》中我们会站在战犯这个角度，考虑到她也是人，是战争工业中的一环；而在《无罪谋杀》中，我们却不会姑息汉斯·迈耶的罪过，哪怕他余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仍然死有余辜。——我不禁好奇，造成这种情感偏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细节。
在《无罪谋杀》中，战争的恶通过非常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极为残酷，极为血腥，因为汉斯·迈耶利用一个孩子的单纯，让他眼睁睁看着无辜的父亲因自己而死。
科林尼背负了一生的罪责，不仅包括对汉斯·迈耶的仇恨，还包括对父亲的愧欠。他杀死汉斯·迈耶的行为极为残暴，却包含了两种深刻的情感——复仇与赎罪。当战争像天空中的云一样散去，人们在意大利那阳光明媚的广场上可以继续平凡的生活时，孩子科林尼却背负着仇恨与懊悔长大，他度过了悲惨的一生。
《无罪谋杀》剥洋葱般将一个无情的杀人犯的过去剥开，用律师莱宁的心和眼，我们一点点追寻这起案件的真相，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到达1944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小镇广场。——那里正发生一件泯灭人性的事，只需一瞬间，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正因对个人生活的聚焦，我们看到了战争如何对受害者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当莱宁的教授问出“汉斯·迈耶不过是做他分内之事”时，我们从内心深处都不会原谅这个恶魔，因为他的恶恶得光天化日惨无人道。我们无法忘记孩子绝望的眼神。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罪谋杀》绝对站在了受害者一方，它把《朗读者》中抛出的问题引向必须通往谴责与反思的路，不容我们对战犯产生怜悯共情。哪怕他们作为常人被残害至死的生命最后一刻如此恐怖，我们观众却不会惋惜。因为汉斯·迈耶毁掉了无数科林尼的一生。
所以试想一下，如果《朗读者》中汉娜不是在口述，而是电影不断闪回蒙太奇那些被她送进集中营的人们的死亡或劫后余生时，我们会为谁流下眼泪……还是说，同情和悲伤根本不够消解战争的残酷，在这里面，人类共同扮演了恶人，也共同成为了受害者？
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战犯汉娜《无罪谋杀》中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战犯子孙如何面对家人的过去和他们自己的身份。
如果说莱宁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学生，一个应将公平正义视作职业理想的人做出的选择无可厚非，那么他不管怎样对汉斯·迈耶一家冷酷无情，他都有他走向正义的理由。但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却不是如此。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战犯的后代，她一生至亲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她自己要如何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未来，这是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
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电影中的一个细节——当历史真相最终被解开后，法庭外，汉斯·迈耶的孙女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平静。她问莱宁：“我也是那样的人吗？”这个问题问得人心碎。对莱宁来说，追寻正义责无旁贷；可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追寻正义意味着对至亲的“背叛”。我将选择相信什么继续生活下去，包括脑中存储的关于亲人的回忆，如何面对这份回忆——是远离十恶不赦的他，还是原谅十恶不赦的他，似乎没有可以容我走下去的道路。而我的自我之中是否包含着上一代恶的基因，人们又将如何看待我？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如果放在中国社会，将更是一个难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包装为好莱坞式犯罪片的《无罪谋杀》，背负了更加沉重的社会意义。它不仅延续了德国社会对战争反思的传统，还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个人生活中——我们清晰看到，战争如何在战争结束以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至今被道德的重重枷锁困扰，无论是战犯的后代，还是受害者的后代，每个人都在具体的生活中真切面对诘难与悲痛。这也是战争的残酷，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科里尼案件》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我看完电影以后，出于好奇去查找了电影相关资料。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电影原著《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他的身份中确实包含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问题——既是一名坚守正义的律师，也是纳粹战犯的子孙。他的祖父正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为纳粹主犯之一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8岁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希特勒“帝国青年团”领袖，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直到去世之前几年，年幼的费迪南德才对这位祖父留下一点直观感性印象。
在我看到的访谈中，费迪南德对祖父的态度既像是坦然面对的，又像是讳莫如深的。有时他愿意直截了当地来谈一谈祖父，有时他又避之不及。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费迪南德说到祖父墓碑上的一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这不仅对他来说，对我们看似局外人的旁观者而言，都是一句警世恒言。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在我看来，就是《无罪谋杀》这部电影的核心观点。作为战犯的恶人，有善的一面；作为杀人犯的恶人，亦有善的一面；作为亲人的人，还有恶的一面……绝对的善和恶并不存在，我们更多时候都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因为不同时空产生的问题做出自己人性某一面的选择。
当汉斯·迈耶的孙女低头沉思问出“我和他一样吗”，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就像作为律师的费迪南德问他自己，我和祖父一样吗？
故事中的莱宁正是费迪南德分身出的另一个自己，他对电影中的她说：“你是你自己。”
这句话让人解脱，释然。可以想象费迪南德带着问题写到最后，他对历史和自我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战犯下一代不应背负战犯的恶名，而应成为独立的人继续生活下去，但他们又应比普通人对战争更有道义的责任，他们更应该为这沉痛的历史延续自己追寻正义的职责。
律师莱宁和汉斯·迈耶的孙女，正如费迪南德的分身自我最后也是我个人好奇所致，我发现《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与《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竟同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作家，施林克还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他们以不同类型的故事抛出相似问题，虽然审视战争的角度不同，但两部著作改编的电影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延续的罪恶和人性中极为复杂幽暗的一面。
我非常喜欢《无罪谋杀》中马丁格教授说的一句话。当莱宁让他以法律史专家的身份接受庭审时，他从原告辩护席走向证人席，开着玩笑说：“换个角度看看这里也不错。”在法庭的中央再看一看原来是战犯的被害者，和原来是受害者的杀人犯，还有世间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历史没有因此改变，情感和反思却变得不同。
是的，“换个角度看看”，这正是《朗读者》和《无罪谋杀》共同抛出的问题。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看人性与战争。
注意：有剧透
这是一个菜鸟律师求锤得锤的故事。
德高望重的商界大佬遭到枪杀，死后尸体还被进一步毁坏。疑犯带着血迹和凶器大喇喇走出凶案现场，毫不抵抗地接受逮捕。套用热血少年漫画的一句台词，这个名叫科林尼的嫌犯“浑身都是破绽”。
菜鸟律师卡斯帕被指派给科林尼辩护，而被告人一句话都不肯说。更麻烦的是，死者汉斯迈耶还是卡斯帕的恩人。身为土耳其移民后代的卡斯帕从小在迈耶家里长大，他从这位老人身上获得了自己本已失去的父爱。迈耶的孙女乔安娜也是卡斯帕少年时的爱慕对象。
如今乔安娜已嫁作他人妇，她的丈夫是与雷神托尔在赛车场上互相较劲多年的泽莫男爵。不过人妻的身份并不能阻止她与卡斯帕旧情复炽。律师喜欢人妻有什么错！倒不如说，对于他这个律政界的明日之星，正因为是不伦恋，才更有搞头。
迈耶死于非命，乔安娜回到故乡继承家业，并为祖父治丧。其间她多次软硬兼施，试图让卡斯帕放弃为杀害迈耶的凶手科林尼辩护。然而卡斯帕总是觉得案件背后另有隐情。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坐实了科林尼的杀人罪行。但他最重要的发现，是揭开了死者迈耶在半个多世纪前不愿被人提及的经历，以及科林尼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也要亲手处决迈耶的动机。
本片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前半段观众的观影期待主要是好奇一桩铁案如何能在菜鸟律师手上翻盘，而看到后面才明白，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给一个杀人嫌犯翻案，而是要翻出战争给国家造成的伤痕以及德国法制史上一段不光彩的过去。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一部名叫《黑塔利亚》的动画片，拟人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是非常有爱的一对CP。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斗力孱弱的意大利也确实一直在抱德国的大腿。但是真实历史中，大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给抱的，德国与其说是对意大利提供保护，不如说是直接出兵占领。德国兵在意大利成了高高在上的天龙人，明明是盟友，意大利人却要处处看德国人的脸色。于是意大利民间有血性、有尊严的人也就难免会时不时地做出抵抗行动。两个抽象的国家或许可以马马虎虎地进行一番拉郎配，可是具体到一个个活生生的国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要复杂得多了。
纳粹兵自己不知道自己招人讨厌吗？大约也是知道的，但是元首已经把他们忽悠瘸了，他们也就更进一步自我催眠自己是真的天龙人、高级人种。偶尔让被占领国的抵抗力量打死几个人，不能说是英勇牺牲，只能说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然而抓不住真凶的德国军官，也就是年轻的汉斯迈耶，只好把火气撒到平民头上，说什么十条意大利人的命抵一条命，其实是真正的无能狂怒。冤有头债有主，有本事就查个水落石出、拿凶手的血祭奠战友，虐杀平民只是让这些孬种自以为自己有力量。
汉斯迈耶领导的屠杀平民事件发生在1944年，这时纳粹德国已经是强弩之末。都到了这个份儿上，正常思路应该是跟属下商量着如何分行李，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流沙河。可是偏有人不放弃最后的释放变态杀戮欲的机会。这让我想起了《鬼子来了》临近结尾处，日本鬼子得知战败以后，对挂甲台村民的屠杀。有些人骨子里已经被邪恶浸透了，对他们来说，战争结束之前再进行一番屠杀，就好像男人的婚前单身派对一样，是要让自己最后再彻底发泄一次，以便从今以后“收收心”，伪装成人畜无害的样子。
本片的科林尼就像是挂甲台屠村案幸存者马大三，走上了以暴制暴的道路。不同之处在于，科林尼在踏上这条不归路之前，曾试图走正当的法律途径来伸张正义。遗憾的是，德国的法律并没能还他公道。他的父亲直接在战争中被杀害，而他的其他亲人又在战后因为德国法律对刽子手的包庇而含恨终身、相继郁郁而终。
战争直接戕害人命，这种伤痛虽剧烈，但并非完全无法愈合。真正令人绝望的是一个犯下战争罪行的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包庇战犯，阻断受害者寻求正义之路。如果科林尼早年的官司能获得公正的裁决，也许他早就可以将人生中与二战有关的痛苦一页翻过，开始属于自己人生新的篇章。可惜法律辜负了他。他不得不背负仇恨与绝望走完自己的一生，直到临近生命终点、遇上了不为权势、美色、人情关系所惑的菜鸟律师卡斯帕，他才总算有机会获得解脱。
影片中迈耶在临死之前平静地跪在地上接受处决，给人感觉他似乎有心忏悔。一部分观众或许会因此对他抱有些许同情。但是本片的时代背景是21世纪初，以当时的科技水平，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即便躲得过这次血光之灾，也没有多少时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战犯面对血债债主做了一次顺水人情。一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大老板，大概经过了一番计算，认为这波儿不亏，于是才送了人头。
在年轻时的罪行被揭露之前，迈耶大部分时间里，给观众以及故事中其他与之有过接触的角色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个慈祥和蔼的亲切长者。这让我想起了《金刚狼2》里面那个老日本鬼子矢志田。他也是战争结束以后摇身一变成了为战后国家经济复苏做出卓越贡献并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社会精英。弥留之际，他请金刚狼来日本一叙。你以为他是念旧情，其实他是馋人家的身子，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孙女作为诱饵，来窃取金刚狼的自愈能力给自己续命。
假如汉斯迈耶也知道了世界上有某种方法能使自己长生不老，他在面对科林尼的枪口时，又是否还会坦然赴死呢？我想他大概率会换回曾经披着纳粹军官那身皮时的狰狞嘴脸，像对待科林尼之父一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个来报仇的儿子一并解决。而假如他真的实现了长生不老，恐怕会变得像《赛博朋克2077》的荒坂三郎一样，继续拓展自己的商业帝国，若干年后用比希特勒、东条英机们更隐晦的方法摧毁这个世界、残害并奴役着世人。
现今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之上的。作为那场战争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理应是丧家之犬一般的存在。即便一般国民可以得到赦免，那些手上沾染鲜血的战犯也该付出代价。可是二战结束之后，冷战又接踵而至。那些战犯成了可以利用的人，因为既然他们能在战争期间有着活跃的表现，就表示他们的执行力超强。擅长细菌战的被野心勃勃的世界霸主聘请回自己国家继续发挥所长，秘密研制生化武器。擅长带兵打仗的，暂时没了用武之地，或者一时半刻不想重操旧业，就让他们把掌握生杀大权时的凶狠果决应用到商场上，成为所谓“战后经济复兴的栋梁”。道义上的失败者，因为在经济、军事、科研等方面的利用价值，得以继续寄生在经历二战战火洗礼之后本应洁净纯粹的新世界，继续扩散遗毒。寄生得久了，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有了足够的能力绑架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于是国家还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来防止他们被清算。
这样的做法看似宽容，实则怯懦。不清算不是因为想通了、放下了、原谅了，而是因为无可奈何，因为清算的对象把持着国家经济命脉。而依赖这群人建设新世界，也不是什么变废为宝、改造罪人成为社会栋梁的有益尝试，其实是饮鸩止渴。任由这些未得到彻底清算的纳粹余孽、法西斯余孽、军国主义余孽寄生，国家的伤痕没有得到治愈，只是被暂时盖住。世界形势一片大好之时，他们会一个个装得儒雅随和、风度翩翩。一旦形势恶化，附在他们身上的旧帝国的恶灵就会在社会上弥散开来，感染更多的人，让没有经历过那个残酷年代的人陷入狂热，去追求和享受党同伐异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