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上海(1936)
简介：
- 故事发生在一幢破旧的公寓楼里，在这里住着六户人家。
演员：
影评：
《新旧上海》：小人物心底的善良没有丢失
看完这部电影，难得的意犹未尽、神清气爽，由洪深编剧，程步高导演，王献斋和舒绣文等主演的“明星”公司影片《新旧上海》，用贯穿全片的黑色幽默，讲述了一个关于上海“不景气”的故事，在我看来，影片细节充实，设计巧妙，剧情不拖沓，演员演技过关，虽没有什么强烈的批判意识存在，也没有什么进步意识宣扬，但不可否认，是一部很好的片子。
与《姊妹花》相比，同为有声片，但这部电影中还加上了字幕，一些音效和音响的使用也更加娴熟，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字幕已经不是默片中的单独出现字幕，而是与声音和剧情同步出现在画面下方的同声字幕。不足的地方是，现在人听来，会一直感觉那些声音是喊出来的，当然这个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了。
影片对人物的刻画做的非常精致，比如说影片开始阶段，二房东好婆叫阁楼的教书先生起床，先生开窗后说，今天是休息日，学校不上课，小声埋怨了一句好婆打搅了他的睡觉，好婆便回了一句：“好，你既这么说的话，我再也不会叫你起床了！”这真是女人的天性啊，一是容易被惹，二是被惹了之后很是“记仇”，所以女人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再也不会”。导演和编剧很细心，在影片后半部分中还设计情节呼应了这里的埋笔：一日教书先生起床一看，已经差10分钟就要上课了，嘴里念叨着，这次肯定迟到了，镜头给到一旁的好婆，好婆轻轻地笑了一声，虽然没说什么，我还是透过屏幕穿越80年感受到了她内心的那句“哼，敢惹我老太婆，吃亏了吧。”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影片就是通过这么些的细节刻画，把故事描述的很完整，人物很丰满，也体现了程步高导演坚持忠于原作的朴实风格。
影片中出现了第一句英文，是个英文单词“OK”，当然，没有把之前《啼笑姻缘》中出现的“密斯”和“密斯脱”算进去，因为那个毕竟还不是用英文讲出来的。影片中的“OK”是舞女讲出来的，她们在跳舞场这样的场合，更摩登一些。
影片通过故事、表情以及台词，都深刻地表现出了小市民的种种真实想法，很生活，很接地气。比如失业的丝厂员工，一直强调“面子要紧”，还说“人越是穷，面子上越要装得富丽一点”，这些台词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真实反映小市民心境和想法的，同时也讽刺和批判了这种虚伪和自私。值得一题的是，虽然自私，但在隔壁因为孩子生病走投无路来借钱的时候，还是慷慨解囊，说实话，这一幕相濡以沫着实让我有些吃惊，以及处处算计的二房东太太，在端午节日的时候还送给了袁先生红烧蹄髈吃，和影片最后袁先生和他的妻子伸手援助二房东太太的儿子和孩子生病的范母。
我没想到，面对着外边一个极其不景气的社会，小人物心底的善良仍旧没有丢失。
有意思的是，影片中也第一次出现了脏话：“他妈的”，是袁先生在得知老婆去烫头之后说的。
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场景，比如中奖后袁先生夫妇晚上睡不着觉的那一段，真得设计地很巧妙，很成功。全片演绎着三个字“不景气”，透露着两个字“善良”。
电影之外，影片还透露了一个问题，原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了。
关于中国第二代导演程步高的作品，更多人所知道的是《春蚕》和《狂流》，后者虽然流失，但是仍旧常被研究影史者提及。但是程步高还有一部作品《新旧上海》，鲜有人谈，我个人而言，反而会喜欢《新旧上海》多一些。
《春蚕》和《狂流》是非常典型的左翼电影，即硬性电影，说教味很浓，对农民生活的表现也都在话剧的框里，很不生活化，也不亲切。但是《新旧上海》却抛开了左翼创作思想的框架，某种意义上讲，它跳脱出了当时的时代局限。同类型片子《乌鸦与麻雀》更为人所知，但是《新旧上海》却比《乌鸦与麻雀》早了十三年问世，可以说，此片标志着程步高导演艺术的一次重大飞跃。《新旧上海》上映于1936年，此时距离日本占领东北已经有五年时间。上海这座城市在1932年经历了“一二八淞沪会战”，虽然战争结果以日本人签订停战协议而告终，但是这四年来日本人对这座被世人称为“东方小巴黎”的魔都一直虎视眈眈。在娱乐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因为各方政治势力盘旋，硝烟味也是不言而喻。而1936年，正是日本将要发动全面侵华的前一年，国民政府由于“三座大山”的挤压早已不堪重负，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一片萧条。程步高没有再聚焦农村，这次把目光转向了城市，为我们展示了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底层人民都是朝不保夕的。
无产阶级生态濒临崩溃
民国建立对老百姓来说本来是从帝制的压榨中解放了出来，可是事与愿违，资本主义取代了帝制，可是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尤其是政府无法自立自强的情况之下，各方势力混杂，整个资本市场动荡不安，资本家对底层社会的剥削也因此加剧，失业率大增。导演用一座弄堂楼把整个底层社会的不同面貌和身份所表现了出来，有小学教员、纱厂职工、推销员、舞女、司机、二房东六种人。这些人从阶级上来划分，都属于无产阶级，但他们所面对的境况和所承受的压力却各不相同。
二房东是个老太太，成天在客堂里坐着，因为租客们要出去无不经过这里。老太太已经做二房东已久，她很会观察这些客人的作息习惯，稍有异样，她就知道，此人工作出现了问题，可能交不上房租来，便赶紧想方设法索取房租。老太太虽然一人生活，可也不省心，儿子是个赌徒，女儿嫁的也是个穷人，二人时常来找老太太要钱。
范先生是个木器推销员，但是市面不景气，木器店也没有客人买。他的生活薪水又全靠抽成，每天虽然四处跑着招揽客人，但是颗粒无收。与此同时，他还得养活四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妻子和怀抱里的小儿子经常生病，可是无钱可看，同时房租也催得紧，毫无出路可言。可以说，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穷人得病是得不起的，可是居住环境那么差，又怎么会不得病？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小学教员陈老师已经三个月没开工资了，他不得不努力写稿子给报馆投，希望能够赚取外快，把房租先交了。两个舞女分别是孙小姐和俞小姐，二人虽然有收入，但也大不如前了。客人们自己都难以为生，更没有钱到跳舞房消遣。只有从前的老顾客贪恋着她们的美色，平时会资助些钱来。虽然收入不稳定，但是相较而言，靠出卖色相赚钱还是来得容易一些。
司机唐根泰也面临着工作被辞退的问题，他的东家由于应酬越来越少，打算将三个司机裁掉两个。他和老婆不得不挤在这座弄堂楼中最小的亭子间作息。唐根泰一家人本来是这些人中最穷的，可是因为他有份工作，还有稳定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是在这帮人中此刻看来还算是好的，因此得意不少。纱厂职员袁先生和妻子是这些人中最有意思的，本来他们是这些人中最富有的，全片的主线就集中在这对夫妻身上，但由于纱厂关门，袁先生一时失业，没有了薪水，整日游荡在街头希望能够有所收获。
虽然这栋楼里的六户人家都属于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也有地位上的不同。如果说房东属于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二房东则是资产阶级的附庸，说得严重些是资本家的帮凶。她依靠替房东收取房租从中赚取差价度日，性质上也属于剥削别人，当然，如果一旦租客无法交付房租，她就要承担这笔费用。这样的身份显得要比普通无产阶级更可悲一些。
于是乎，这位二房东老太太成天做的事情就是看谁家有钱了，谁家没钱了，然后决定催不催账。可以说，导演很全面将整个无产阶级的生态表现了出来，尤其是二房东的角色设计，弥补了对底层人民的简单刻画。这个角色深刻地反映了底层生态中有那么一些人心存侥幸，不去团结阶级同温层，而是沦为资本家的走狗，同样向同温层压榨索取。可是，无论这六个人生活如何不同，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灾难，就是在上层资本家摇摇欲坠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现状随时可能崩溃，沦落街头乞讨。
只有团结才能止损
导演对纱厂职员袁先生夫妻二人刻画最为细致，也是本片的主线。他在整个底层阶级中地位是比普通劳苦大众要高一点的，至少是个坐办公室的职员，因此，他混迹在同温层中有十足的优越感。不过，这种优越感只是他给自己营造的幻象而已。每天虽然西装革履上班，可是工资收入以及遭人剥削的现状与其他人别无二致，为了那一点优越感，他需要营造出一种高人一等的假象。
在袁先生丢工作之后，他为了维护自己在这帮穷鬼中体面人的身份面貌，想方设法来制造这种假象。经济已经拮据到入不敷出，甚至都还不起债，交不起房租，可是他不能让别人看出他是个失业的落魄者。袁先生以前每天一杯牛奶，现在如果断了，一定会被人瞧出自己的贫穷，因此，他仍旧强挤着腰包，掏钱维持每天一杯牛奶的供应。除此之外，他不得不每天装成上班，早出晚归，一整天在外面坐茶馆度日，还得交付茶钱。妻子也为了维护这种形象，刻意给自己烫了头，还在端午节给邻居们送礼，出手阔绰，显得自己在经济萧条之下，并不贫穷。
袁先生的谎言很快被拆穿了，二房东女儿在纱厂工作，来找二房东要钱时，二房东才知道，纱厂早就关门了。袁先生在二房东面前自然局促不安，满脸通红。为了维持生活，袁先生不得已把自己的皮袍子、皮大衣以及老婆的皮斗篷先后当掉。这种拮据的生活立刻有了转机，命运给他们开了个玩笑，妻子买的航空奖券中奖了，奖金不菲。此时纱厂要开工，打算让袁先生回到工作岗位，结果袁先生此时中了大奖，萌生辞退之心。可谁知道，这笔横财转眼成空，他们存钱的私人钱庄的老板携款潜逃。
在这六个人中袁先生夫妻二人因为被横财光顾了一次，再加上袁先生本人工作也有了指望，算是生活转变比较好的。其他人可就差了，其中最艰难的是推销员一家，孩子眼看高烧不退，因为无钱看病，只能眼巴巴看着。袁先生于心不忍，借钱给了他们一家。二房东平时尖酸刻薄，在结局时不争气的儿子偷自行车被逮，也是袁先生花钱赎回。导演在将底层社会穷苦艰辛表现的同时，亦不忘为无产阶级找出路，袁先生的自我奉献恰恰是表明了只有团结才能止损，只有同温层互相取暖才能同上层阶级抗衡。程步高非“左联”成员，因此观点不那么激进，再加上当局审查的严格，收尾是非常含蓄的。如果夏衍来编剧的话，可能是这帮人最终走入了革命的洪流。资本主义的社会充满着剥削和压迫，尤其是进入到动荡不安的周期点时，失业问题会问候每一个底层人民，从而导致他们朝不保夕的宿命。如何才能突破这种宿命，显然只有“团结”二字，“革命”二字。
- 离开《新旧上海》拍摄的年代过去了六十年，我又回到了上海。住进了老和平饭店，它还立在黄浦江边。晚上还有老年爵士在。一切都在，仿佛时间停在了那一刻。舒兆元。2012.11.28.
（文/小七）
“你要面子，我要面子，面子大家都要的。”
《新旧上海》是一部由程步高执导、洪深编剧的剧情片。作为中国电影史早期的一部优秀作品，它通过描述上海一幢两层两底小楼里六户人家的日常生活，反映出小市民在经济萧条时期的困苦与挣扎。
在富有质感的生活气息和色彩浓厚的地域风情里，电影利用人物聚集的密闭空间作为横截面，剖析出艰难时世下人情社会的真实面貌。
一、笑泪交织的生存困境 影片的人物布局让人联想起巴尔扎克笔下的伏盖公寓。住着身份各异的六户人家的一栋小楼，是集中反映底层市民生存百态的最佳舞台。
人物出场的顺序按照住所由低到高，依次是根泰夫妇、吕老太太、范先生一家、陈先生、舞女姐妹、袁瑞三夫妇。
故事从早晨六点开始，用“起床上班”这件小事交代出各个人物的职业和近况，而每户人家都为生计所愁，不是已经失业，就是即将失业，“市面不景气”也频繁地出现在人物的对话中，观众对其生存困境已有初步印象。
虽然是早期的黑白影片，但片子的运镜极为娴熟：推镜头的故事引入、摇镜头的空间展示、特写镜头的细节处理……窗户和门洞提供了绝佳的偷窥视角，婴孩的哭声、墙上的照片都成为转场的手段，自然串联起不同家庭的生活场景。
家里是寒冷难捱、久病不医，外头是学校停薪、丝厂封门。即使是收租的二房东，也受不出面的大房东的钳制。连环套式的步步紧逼，实则透露出穷困是当时上海市民的普遍状态。
尽管如此，影片却使用喜剧化的处理手法来讲述百姓的悲剧。吕老太和儿子抢钱与袁瑞三和妻子抢筷子这两组拉扯抢夺的画面形成了奇妙的互文，而人物之间的激烈争夺既真实又滑稽。
范师母哭家徒四壁、孩子久病之时，袁师母在楼上哭钱庄倒闭、奖金蒸发。二人虽都是为钱而哭，却是在“求生”和“求富”的不同层面上挣扎，这就构成了对比的讽刺效果。两个女人的眼泪，划出的却是吃饱穿暖与荣华富贵的鸿沟。
二、豆腐浆与红烧蹄髈
在六户人家当中，袁姓夫妇是故事的主角。丝厂关门，袁瑞三却依然每天出门假装忙生意，不肯示穷，为的不过是“面子”二字。
吕老太和其他人的势利眼色是夫妻共同的软肋。拮据到要典当大衣抵债的地步，为了不被看破仍要花钱烫发、穿戴气派。在吕老太母女的对质下，袁瑞三承认了丝厂关门的真相。面部肌肉抽搐、似笑非笑，尴尬与羞耻写满了眉梢嘴角。
中奖前每日不停的豆腐浆，是穷时摆阔的虚荣；中奖后忍着不吃的红烧蹄髈，是富时装穷的虚伪。两种食物，既是“面子”和“心计”的具象化，也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露富的守财奴心态和活在他人眼光中的群居特征。
袁氏夫妇虽然爱财，却并不是一毛不拔的葛朗台：他们在邻居借钱之时会伸出援手，最后甚至主动掏钱使广生免去牢狱之灾，使范师母的孩子得以就医。
尽管这其中仍有“面子”的心理作祟，却依然显出人情味的回声和互助传统的影响。就像在没有收入之时，袁师母仍然惦记着送端午节礼来维护体面——既是经济条件之上的个人体面，也是和谐社会关系的群体体面。
公寓式的格局使得以吕老太为中心的一楼门厅成为了互相窥探的集散地，小小的楼房构成了一张人情大网。每个人出门进门都会互相寒暄问候，而临走时总会以一句“回头见”道别。简单的三个字却蕴含着无限意味：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点头之交互不干扰的礼貌、个体生存与人际交往的尊严。
“中国的为人处世，原来却是这么的不单纯，这么的奥妙，这么的玄虚，一定要把直线型的生命，开放成一朵重瓣的花，好比洛阳姚黄牡丹，瓣瓣色色，重重叠叠，哪里都是春。”
——池莉《托尔斯泰围巾》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旧冲突 影片开头，演员表等字幕出现时的背景音是布谷鸟钟的报时声和公鸡的打鸣声。前者是工业文明的象征，后者是农业文明的代表，二者暗示并呼应着片名里的“新旧”。
1929年7月，“大上海计划”（又称“新上海计划”）正式推出，政府决定绕开租界和旧市中心，在上海的东北部重新造就一个新上海。可以说，这个计划承载着一定的民族气节。由于战争原因，最终未能完工。
时钟在这里是现代化进程的隐喻。上海作为开放的前沿，内部的传统结构不断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新旧之间的冲突产生了无限的张力。
正如张爱玲名作《倾城之恋》的开头所说：“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
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片中市民的行为和观念上。袁氏夫妇对五千元大奖不同的处置态度就是最好的代表：丈夫想拿去做生意，妻子却倾向于储蓄。飞来横财又转眼飞去，时代的黑洞无声无息地吞噬着一切。
战争并不出面，却影响着所有普通人的生活。钱庄的倒闭只是动荡年代中经济秩序混乱的一个小泡沫，关门与营业交替的丝厂也不过是局势的牺牲品。
吕老太对儿子的溺爱也是传统家庭关系的象征，但当“要钱”成为了探望母亲的唯一理由，过去的亲情纽带也已经悄然褪色或者变形了。
然而，在儿子盗窃被抓的关键时刻，母亲仍然展现出护子的本能，爱子心切的母性与法律和冷酷现实的冲突，只是一件用钱就能解决的小事。团圆之外，难免生出丝丝悲凉。
上海是一座繁华的都市，拥有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优势；同时也是战争的焦点，承受着多方利益的角力。在影片的结尾，六户人家有的出走上海，另谋生路；有的回归乡下，放弃漂泊；有的选择留守，随机应变。
影片的开头与结尾都是类似的生活场景：六点起床，丈夫洗脸上班，妻子料理家务。
外滩的海关大楼大钟依旧庄严从容地走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会为谁的悲惨或幸运而停留。夫妻、母子、父女一场，依然要在人情的缠绕里，吵吵闹闹、欢欢喜喜、哭哭啼啼地在艰难时世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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