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客 Am Ende kommen Touristen(2007)

又名: 过客的创伤 / 游客不要來 / 然后是观光客 / And Along Come Tourists

主演: 亚历山大·费林吕斯察德·容兹察夫斯基皮奥特·罗格基海纳·塞林莱娜·施托尔策卢茨·布洛赫伯格 Willy Rachow 罗曼·甘卡奇克 Halina Kwiatkowska Grzegorz Lozowski Czeslaw Stopka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德国

上映日期: 2007-08-16(德国)

片长: 85分钟 IMDb: tt0775417 豆瓣评分：7.8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简介：

波兰的奥斯维辛是许多人回忆中永恒的噩梦，而如今，斯文（亚历山大·斐林 Alexander Fehling 饰）来到了这里，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照顾一位名叫克热明斯基（Ryszard Ronczewski 饰）的集中营幸存者。克热明斯基倔强固执的个性为斯文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与此同时，陌生的语言和环境，不断卷土重来的历史和过往无一不引导这斯文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演员：

影评：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这部片，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克热明斯基修手提箱的动机是围绕我大半段看片时间的问题。起先想到的是情感上的补偿。试图通过对实体的修复，达到心灵上的补足。但转念一想，他不是文青啊，如何能做这样事情。直到被打断的演讲这一段让我得出结论，哦，是由来已久无法磨灭的恐惧，促使其以行动证明自己还有用。可最后，一段直白的对话让我了解又把他想的太过浅薄，原来是对遇难同胞的诺言，促使他要用有生之年将包都修好，交还到永远不可能前来取回包主人。这是我在我们的中国劳工，或者慰安妇们身上没有看到的，或者，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未能挖掘到的一种平凡中的伟大的表现形式。也许，这种方式恐怕是对抹杀历史者在道义上更为有力的一击。
    阿尼娅是出生在奥斯维辛的漂亮女导游。历史对于她来说也都是平面的，而纪念馆导游日复一日念白的生活甚至让历史成了她的一种负担，因此与男主角斯文身处曾经的犹太人牢房区的她，认为斯文的惊讶非常火星。她要告别这里，摆脱历史的枷锁，追求属于她自己的人生。而斯文并不能明确带给她新生活，所以这段短暂却美好感情并不能止住她的脚步。对照今日国内的“爱国青年”们，她显然不够聪明：青年们能网上义愤填膺甚至要杀身成仁，网下却连读写基本文献的热情都没有苟且度日。
    斯文是善良却又迷茫的德国轻年。初到奥斯维辛的迷茫，迅速消解在对克热明斯基的理解和与阿尼娅的爱恋中。尽管他能迅速学会面对波兰人依旧敏感的神经自己该有的言行，但面对复杂的现实他依然不知所措：克热明斯基的坚持与纪念馆维护历史原貌初衷的冲突；德国学徒们对历史真相的无知与扭曲的好奇；同样来自德国的工厂主们对历史的虚伪与回避，这一切随着爱人的即将离去——最沉重的打击——终于让他无法面对，选择逃避。没有什么理由来责怪他，原本，这里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简单：纳粹的残忍屠杀，犹太人的悲惨经历。可现实远超出他的想象，以至于错误接连发生，从一开始的疏忽对克热明斯基的照顾，到错把阿尼娅的哥哥——另一位波兰年轻人——因为好逸恶劳而得到的被德国厂主开除的必然结果与纳粹当年对犹太囚徒凭借劳动力而做出生存与否的判断混为了一谈。最后，在即将逃避前的一刻，一时的善良，或者对这个地方事实上的留恋，让他因为另一群匆匆过客而留下了。一群由老师带队的德国学生，来到这里，充实他们课本上学到的平面知识。当熟悉的教条式的言语又从老师嘴里蹦出来的时候，斯文简单得请他让开，因为他要为付他们公交车钱。有人不喜欢这个结局，我却觉得他太妙了。斯文了解了现实的复杂，教条的说明远远不够，而也许仅仅作为匆匆过客，永远不会明白什么真正的含义。继往开来构建在历史和解的基础上，和解则源自互相的了解。尽管困难重重，但在我看来，斯文这样的青年，至少能够通过民事服役来到奥斯维辛，不面对巨大的语言与价值观的鸿沟，逐渐得了解与被了解。
    不由自主得，我又想到了日本。如果是一位日本青年，情况会是怎样呢？可能更糟，语言的羁绊，社会形态的差异，加上国内茂盛的民族主义情绪，恐怕会让他有挥之不去的敌意与优越感，根本谈不上什么理解了。分享相似文化传统的两个民族，在和解的道路上却远比德国与波兰这两个国家艰难。
    更宏大的思索来自对待历史的态度，最近看了一篇探讨历史学科意义的文章。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是何其的消极，因为这本就是个超出历史学范畴的。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精确而犀利的论证，是今天所有这些问题的经典预判。凡人的生活终究柴米油盐为主，政客们的功利无暇顾及学术的价值，只留得学人们扼腕叹息与顾影自怜……
Sven因民事服役的派遣只身来到波兰的奥斯威辛，在青年旅社服务，他的任务是照顾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Krzeminski。
一个德国人的到来，小镇上并不热切，也不仇视。但他照顾的老人Krzeminski有点固执难缠。幸存者的心理创伤在Krzeminski的身上没少刻印些记号。他孤僻，喜欢窝在自己的房间里修理死难者遗留下的行李箱。他口气尖锐，喜欢用单字来命令斯文。他喋喋不休，偶尔，也参加青年旅社组织的座谈会，给年轻游客来点历史教育。在座谈会上，在纪念碑仪式上，不厌其烦的摊晒过去的记忆，那段有些淡忘的历史。

Krzeminski是在1914年1月10日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编号9372。在一场座谈会上，先是年轻学徒没敲门直接进入的鲁莽打断了Krzeminski的谈话，那无礼的举动让老人有点难堪。会后提问时，一票年轻人脸上漠然无表情，冷却了老人的期待，对这样的一群人讲述战争时代的悲伤，你期待他们知道些什么，学到些什么。他们只把他当作一个拿历史来骗吃骗喝的老头而已。果不其然，有人提问，集中营里吃什么？在集中营里有没有编号？且不说这个在谈话的时候就已提到，这个年轻关注编号并没有什么太高尚的想法，对他来说，烙印在皮肤上的编号更像是刺青，是勇士的象征，可以拿来与人炫耀。他嫌弃老人手上的编号看不清了。
“我没找人再纹一遍”Krzeminski回道。这句颇具幽默感的应对是压在他的伤口上讲出来的。当初不人道的烙印，它不是烙印在皮肤上，而是烙印在心里。它可能会斑驳褪去，但伤痕仍在。而这一群莽撞不知事没心没肺的人却只在乎看不清楚。

历史即使再沉重都无法战胜时间的淡化力量。历史再血腥在时间的洗礼下，也只剩下残垣断壁让后人想象曾经的杀戮。于是地点选在大屠杀的发生地，波兰小镇奥斯维辛。
现在的奥斯维辛有庄园的幽静，有田野的阳光，有游客的活力。如果不是Krzeminski创立的纪念馆，人们几乎无法从眼中看到过去的一丝痕迹。

Robert Thalheim借助Sven的眼睛进入20世纪以后的集中营受难地：借着一个德国人的到来，观察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对过去的态度，没参与过去的年轻人对过去的态度；借着一个德国人和一个集中营幸存者的对话，思考这段历史应该怎样被看待。他究竟希望德国人和波兰人从这段历史里得到什么，坦白说，看完影片，我并没有看出太多。他更多的是站在一个聆听者的角度，站在一个旁观者的高度，联系奥斯维辛的过去和现在。
Krzeminski口中的过去，曾经的屠杀残酷，曾经答应过死难者，要将他们的行李箱送回。于是，他创办战争纪念馆，他修复行李箱。
可是，纪念馆里的工作人员却有不同的态度。他们对于Krzeminski是无奈的。他们的工作需要已经有了一套僵化的思考：“是保护，不是修复。”他们只需要那些行李箱保持过去破旧的样子供展览用就可以了，至于老人一心挂念的承诺，是不需要理会的。
ania想逃离的心情。对于在奥斯维辛长大的Ania兄妹来说。历史一直都在。他们的生活虽然没有直接见证到过去的血腥。但历史一直都在他们身边。Ania以导游为生。她的工作总是在介绍展馆里那些物品所联系的历史。可是，一直停留在过去，对于她来说，有点让人绝望。她想离开奥斯维辛。
年轻游客的到此一游，学徒的漠然，他们来了，听了，看了，走了。这里的一切有让他们产生什么对历史的思考吗？没人觉得有。
但渐渐理解Krzeminski的Sven有。从一开始对历史的迷惘，对固执老头的不理解，他开始理解老人不厌其烦的谈起过去的用心，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他为老人偷行李箱，他对领导，对ania说，“应该让他把话讲完，就让他有个地方说说过去……”。可是，他也有点太沉入历史缺乏理智，甚至把好逸恶劳的克日什托夫被炒的原因与历史不当的联系起来。当他发现自己开始被历史的立场左右的时候，他决定逃离。在车站偶遇的带队老师用不带感情的口吻，老学究式的分析着，“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归根结底要以此来衡量，以我们是如何对待不光彩的过去来衡量，对不对。对上百万人的有组织的屠杀让我们不得不……”有人认为，Sven会再回去。我不以为然。正如片名的直白。面对历史，游客是过客，老师是过客，学生是过客，工厂学徒是过客，纪念馆工作人员是过客，Sven也是过客。在小镇上，他有太多的无能为力了。如果他够清醒，他会知道的。

奥斯维辛的现在有点被形式化。面对历史，不是东开一个纪念馆，西立一个纪念碑。面对历史，也不是教师带着学生走马观花的游览一遍。面对历史，更不是一股脑的批判或泪眼婆娑的同情。面对历史，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也还在摸索。
历史的过客
文/苏七七

这个电影是从火车站开始的，一个小伙子在奥斯威辛站下车。他不像别的游客那样只有一个随身小包，而是拖着一个沉重的箱子。几个出租车司机围上来，用英语向他打招呼。他说，去奥斯威辛纪念馆，车路过清新的风景，朴素的街道，都是很平常的景象。但是这个地名太沉重，奥斯威辛，它像一块脏石头压在人类的历史书上。能怎么办？跳过去？跳过这一页？或者停在这一页？或者匆匆读过，尽过读到的责任就翻到那些轻松愉快的篇章？这个电影，《过客》，于2007年上映，导演ROBERT THACHEIM生于1974年，不过三十出头，他拍的是一个德国年青人对如何面对这段历史的感受与思考，在叙事上影像上，都很成熟，虽然是长片处女作，却一点也没有习作式的生涩。

对立与痛苦

电影的主人公叫斯文，一个温和负责的帅小伙子。他到奥斯威辛来进行为时一年的民事服役，在德国，兵役可以用民事服役代替。这个地方不是他起意要来的，他报名去的阿姆斯特丹，被调剂到这里了。情节的起点很自然，但也似乎可以“过度阐释”一下：一个本来要服兵役的德国年青人，被派到波兰的奥斯威辛做民事服役的工作——主要是在纪念馆里，安排参观，餐点、活动之类，派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安排，看起来显得有点意味深长。他绝对不是来“赎罪”的，他本身也并没有犯任何罪行，但是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他的国籍，他的语言天然地把他放置在一个“对立面”上。

一开始他就能感受到“敌意”。他被安排和一个波兰老头克热明斯基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并且要照顾这个奥斯威辛的幸存者。但是老头子对他很不客气，他需要他的帮助，但只用短语对他说话：“磁带。”“点火器。”“梯子。”这是个非常自尊，非常固执的老头子，他因为不能不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也许特别是一个德国小伙子的帮助）而显得烦躁。有这么一幕：斯文想搀着克热明斯基下楼梯，但他们两个人的姿势都特别别扭，斯文像是要端一个古老沉重脆弱的瓷器，老头像是很不愿意被当作一件古老沉重脆弱的瓷器。他说他不用扶。那么斯文就跟在他背后，他还是不用他跟。他对这个两三步就可以跨下楼的小伙子这么慢动作似的跟在背后觉得难受，他不耐烦地说：“你到楼下去等我。”

斯文倒真是一个好孩子。他是那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培养出的好孩子，在物质与精神都比较充裕的地方成长，对秩序与自由都有比较健康的体会和理解，有自己的观点，对他人基本上有一种开放和善意的态度。对于照顾克热明斯基这件事，他把它作为一个工作接受下来，开车接送，帮助干点杂活，对克热明斯基的糟糕态度不满时他也会直接表达，并且不时提醒：现在已经某某点了，我的工作时间是到某某点……但他们的关系还是有进展。克热明斯基能体会到斯文的付出，斯文也能体会到这个孤单老头身上某种可以称之为“骨气”的东西。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还是达不到“朋友”这个程度，虽然他们之间的互相理解，比克热明斯基与同为波兰人的纪念馆员之间，比斯文与同为德国人的工厂主之间的理解还要多，他们之间的关系受制于来自历史与现实的痛苦的感觉——主要是克热明斯基的痛苦感，以至于他不能做到对斯文更友善，更敞开心扉，而斯文，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健康阳光的青人，对这种痛苦是无能为力的。

颓废与离开

这种痛苦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过去的，是人与人类所可能遭受的最残酷的痛苦，现在，是这种痛苦只能靠在陈列柜里一个个空荡荡的箱子呈现，奥斯威辛，是一个景点，克热明斯基，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是一个各种场合的历史讲述者。他的年青听众对他的报告没什么反响，有人要看看他身上的编号，说：“看不清楚了。”老头子说：“我没有再刻一遍。”他的辛酸要一个感受力和理解力都更强的人才能同情，但是，他又厌恶来自斯文的同情。而且，二战过去多少年了，德国还是强国，波兰还是弱国，奥斯威辛的工厂最后还是德国人来接手管理，来为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波兰的年青人心中，未必有克热明斯基那样深重的痛苦，但有另一种惨淡的感受，是说不出口的吧。

在《过客》中，斯文有过两个房东，一个克热明斯基，一个是漂亮的波兰姑娘阿尼娅。阿尼娅有一张明亮的杏脸，是奥斯威辛的导游，斯文站在停车场等她的那一幕拍得很美好。他站在搁纪念明信片的架子前，装作在看东西，实际上在注意阿尼娅的目光（电影的海报就用了这桢剧照）。阿尼娅显得能干，自信，友善，他们很自然地互相吸引。阿尼娅基本上对德国人没有偏见，但在带着斯文去一个集中营旧址时，她还是感到一种情绪的波动：虽然似乎因为每天解说同样的内容，早该就对这些东西麻木了。两个人本来是一想骑车去的，田野上的绿色那么明媚，但是曾经的三万个死者给这样的景色笼罩上一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怆感。女孩最终去考了前往布鲁塞尔的奖学金，她想离开这个地方。她也不愿与斯文继续发展恋情。似乎她的波兰故乡与她的德国恋人，都同样给生活带来她不希望的东西。

阿尼娅可以做她的选择，而她的哥哥科克日托夫，更愤青，更颓废的，似乎没有什么离开的可能性。他晚上在酒吧里喝酒演出，白天在工厂上班——不久因为迟到旷工被开除了。这个配角的性格不够深入，只能看出他既苦闷又失去不行动力的一面。但也许东欧的性格里，就有这么一种不将自己归类于成功者的悲情性吧？这倒是东欧不同于西欧的，有独特的诗意的地方。年青的德国导演没有拍出这个人物背后可能的深刻性来，但是在基耶斯洛夫斯基，最好的波兰导演的片子里，能看到类似的人的身影。

这个电影的人物设置有它的立场与出发点，既是斯文的出发点，也是同样身为德国年青人的导演兼编剧的出发点。斯文在电影不论多么地温文内敛，他依然还是强势的：在与他相关的两对关系里，是年青人与老人的关系，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他基本上都还站在一个充满安全感的位置上，考虑一个怎样面对历史的问题。

历史与日常

对待历史，克热明斯基有一种让别人感到不自在的“坚持”态度。他简陋的小屋里放了一个齐备的工具箱，因为他一个接一个地修理那些放在陈列柜里的箱子。斯文帮他去还修好的箱子时，工作人员对这件事已经不耐烦了，他们说，这些是用来“保存”的，不需要“修复”。但斯文知道修箱子这件事情对于克热明斯基的意义，他自管自拿了箱子给老头修理，过了几天，纪念馆的人找到门来，因为他“偷”箱子了。克热明斯基没对斯文的理解说“谢谢”，他如同自言自语地说，当时，他答应了那些箱子的主人，保管这些箱子，等一天还给他们。

这是这个非常平淡的电影里最大的一个“悬念”了。那些箱子的主人，都早已不在人世了吧？克热明斯基成了一个历史的，落莫的招领员。从他那里，历史不是历史，还是他身上一个曾无比惨痛的编号，但对别人来说：对那些中年的行政管理人员、工厂主，历史是一个起码表面上必须慎重对待的门面，对那些年青人，历史是自己出生前很久的东西，是教科书要求自己牢记的东西。——只不过几十年，历史就断裂了，变质了，历史成了纪念馆，纪念馆成了景点，他成了景点中的一件活化石？用来在开幕式闭幕式之类的场合发言？他拒绝成为这件一件活化石，但他面对一天一天淡去的历史，人们一天一天淡然的态度，无能为力。“给他们看看《辛德勒名单》吧，那更有用”。他平静地说。从历史的角度接受日常现实。

斯文正好相反，他从日常现实的角度接受历史。他有一种基本的自制力用来对付敌意和漠然，从这个环境里发现了他能发现的重要的东西。虽然最后他还是感到了挫败与茫然：“这里太复杂了。”他可以轻轻松松地离开这里，回到柏林，他可以只做这里一个“过客”，相比起其他过客，他呆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电影的最后，是他又拖着那个重箱子，去坐火车，他已经学会了几个波兰词，他能为别人指路了。但他有一种疲惫困顿的表情。

一个德国老师带了一班孩子在小站里没头没脑地找路，斯文上去帮助他们，带他们坐车。老师在车上用一种很书面语的方式说：“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归根结底要以此来衡量，以我们是如何对待不光彩的过去来衡量，对不对。对上百万人的有组织的屠杀让我们不得不……”斯文打断了他，他说：“我要刷卡了。”他在公交车的刷卡机上一下下刷着。他显得长大了很多，沉着了很多。所有经历的东西，可能不足以给他一个结论，也许也并没有结论可言，但是对于围绕着历史的人、事、语言，他有更真切与更深入的理解了吧。他的“过客”经历成为他个人的一小段历史，总会影响着他的现在，和未来。
    所谓的真诚，并非像许多商业电影所说的那样是从头反省到尾，真诚，是每当自己要忘却历史时就勇敢地鞭策自己一下，好让自己不忘掉曾经的是非；所谓的勇敢并非“不怕死”和逞威风，而是虽然害怕死亡，但依然去面对，虽然有过耻辱，但依然去正视；所谓的反思绝不是简单地批判法西斯和反战，而是要更为全面地去看待历史，敢于从多个角度去探讨战争中的各种话题，这才是有意义的反思，只会在口头上一味地谴责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反思不是谢罪，勇敢不是鲁莽，真诚不是做秀。

    本片从新的视角去看待曾经令人发指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此类影片还有匈牙利和德国合拍的《命运无常》等等）。剧组并没有把主人公斯文设定为一个“觉悟”的“忏悔者”，相反，斯文年轻气盛，时常与他服务的对象——一个从集中营里生还的老人发生小摩擦，即使到了最后，斯文依然免不了产生厌倦和回避的想法，他卷起铺盖准备回柏林去，可当看到又一群德国青年来到了奥斯维辛时，斯文止步了，并和这群青年一齐留在了波兰的土地上……

    “不是每个（德国）人都能像你一样正视历史”，这是影片中一个德国人对斯文说的话，这话可谓一句鞭策。其实正视历史的同时，也要正视到这一点，否则就谈不上正视历史。

    这就是真诚，这就是勇敢，这就是反思，无需过多的修饰。

    罪犯只有受到了惩罚，才会去反省自己，惩罚，是一个罪犯反省自己的“前提条件”，犯了罪后若没有受到惩罚，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反省自己，相反有的人会因为时间久了以后，慢慢地替自己找开脱的理由，甚至认为自己当初也是“迫不得已”的，自己也是“受害者”，如果对方不那样对待他，那么他就不会犯罪了……要有约束和惩罚，才会有人遵守规矩，否则要法律干什么？这就是人性。但并非说罪犯反省了，他就不值得肯定，不反省了，我们就得为他找理由说这是“人性的证明”。

    无论真诚也好，“装的”也好，如果连表面上都不“装”一下的话，还谈什么进一步的反思呢？难道要向日本那样拍出一部《自尊——命运的瞬间》，让“聪明机智”的日本律师将南京大屠杀的证人驳得“哑口无言”，才能算是“真诚的反思”吗？

    德国人能够在战后诚恳地反思自己，原因是众多、而非片面的，既不是所谓的“受到外界压力”，也不完全是“善于思考”，更重要是日尔曼民族渴望再度崛起的决心，日尔曼人不希望只当一个受白眼的二流强国，他们既不想像日本那样虽然强大但处处受鄙视，也不想像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那样虽然不被人鄙视但不够强大，尊重与富强，日尔曼人是两者都想要得到，这才是德国人能够深刻地自我反思的最根本、最本质、最深层的原因。但即便如此依然值得赞扬，因为并不是每个罪犯都会认真地去反思自己，顽固到底、死不悔改、执迷不悟的大有人在。

    德国人已经做得够好了，至少德国人在历史功课上算是做得很认真的。

    影片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例如波兰老人的一句话：“（关于集中营，可以）给年轻人们看《辛德勒名单》，电影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更深……”这话透露出了电影在宣传一种观念和文化时的重要性，可光是这样就是正视历史吗？这话多少有些无奈，对于这位老人来说，纪念集中营的活动已经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电影不可代替的。

    根据以上这条，顺道说说我们的抗战史。在现实中，很多人只把“正视历史”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将其付诸于实际行动上。抗战和韩战的老兵穷困僚倒的现象在社会上比比皆是，甚至烈士的墓碑也破旧不堪，例如缅甸战场上，中国远征军许多军官连个坟墓都没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缅甸日军的坟墓豪华无比，就连战马也有纪念碑，年年都有日本人前往缅甸悼念阵亡的日本士兵，而在日本本土，许多日军老兵过着滋润的日子，靖国神社里的“英灵”亦享受着政府官员的参拜。

    我们对于抗日战争地位和作用的重视往往只是口头上、理论上的，实际上并没有把它放在那么重要的地位上。我们在高喊“打倒小日本”的同时，很少去看望那些时日不多的抗战老兵，而对于抗战史的研究，远远不如台北、不如日本、甚至不如苏联，更别提和研究解放战争的史书相比了。

    正如这部影片所展示的那样，需要正视历史的，不仅是作为侵略者的德国，受害国波兰亦需要反思，同样，需要反思的不仅只有日本，还有我们中国。真正的正视历史，绝不是只会在口头上高喊“打倒小日本”，而是给予烈士、老兵和幸存者更多的温暖和关怀，还有积极地组织和参与各种纪念活动，很遗憾地说，我们对抗战的纪念，不但比不上西方的诺曼底登陆，也远远比不上每年的八一建军节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及解放战争三大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