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行零分 Zéro de conduite: Jeunes diables au collège(1933)
简介：
- 法国的一座寄宿学校的学生们在假期之后陆续返回校园。然而，他们所面对的学校却如同监狱一般欢迎他们。这里的生活单调重复，学生们经常遭到老师的斥责和体罚，稍有反抗就会受到操行零分的严厉处分。教师们如同冷血动物一般，让学生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和学习。这种压抑的气氛让活泼好动、想法多多的孩子们终于无法再忍受。他们开始蓄谋一场重大的事件。学校迎来了校庆之日，各种重要领导受邀赶来参观井井有条的教育成果。正在重要嘉宾齐聚操场时，愤怒的学生们将书本、鞋子、罐头等杂物从屋顶抛下，在教学楼顶楼上挂起一面绘有骷髅的旗。他们释放着自己的激情、肆无忌惮地在学校各个场所造反狂欢，让那些重要人物大跌眼镜，虽然惊诧气愤，却又无计可施。愤怒的学生们最终占领了这所严酷的寄宿学校。
演员：
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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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让.维果只活了二十九岁，这是特吕弗在他的《我生命中的电影》中除了序言之外的第一篇题目。而这篇影评写自他拍《四百下》之后十一年，他几乎没有谈及《操行零分》对自己成名作的影响，虽然他说让维果的《亚特兰大》一直是他心目中的十大电影之一，但是特吕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明显可以感到他的谨慎，而且这篇影评除了他的那本自选集之外，从外发表过。
人们会去询问那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在哪里？对于失去耐心这件事本身，没有人做的比伪君子更好。人们甚至自以为是的说着通篇大道理，不屑看看现实，故事是编造出来的，名字是涂抹上去的，而我们则自欺欺人的跟着走进去。
我们其实都清楚，没有哪个人是一张白纸，而白痴似的的对白或许可以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使之继续存在，可是我们必须抱着一个更简单的定义，那就是真相是什么？至少我还能记得被老师教鞭打手掌时的心情，大人们制定那么多据说是用来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规则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保护大人的世界而已。而一生颠沛流离的让.维果则用这四十几分钟来诠释卑微的反抗，那些因为现实中的苦难而选择了乌托邦似的起义，实质上只是影片中那次互相泼扁豆的午餐一样，荒诞而无力。然后，电影被禁映了。
二
1933年的欧洲，是没有任何幻想可言的，工业革命污染了环境，利润摧毁了以往的价值观，脏脏的现实在一步步吞噬艺术，不再有普罗旺斯似的爱情，不再有骑士和正义，希特勒在这一年成为德国总理，人们在压抑中打磨最后的时间，继续苟且。
歪理统治着世界，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儿子，他更明白痛苦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基督救世的仪式，于是我们能够在粗粝之间似乎听到神圣的声音，没有理由不被禁映，已经是既得利益的人害怕改变，而庸庸碌碌的人则承受不了改变。尽管他已经病入膏肓，可是这个年轻人始终没有停下，他不是德里克贾曼，他不是为了爱而生存，也许这段旅程的终点只是在摄像机的后面，他还想要继续拍摄画面，继续说话，背负着更多责任的事实注定他不会只是喃喃自语。
从拥挤黑暗混乱的火车开始，他要带领我们走上一条关于真实的叛逆之路，这群孩子狂野吗？不，真实吗？是的。他们或许不是为了更好的午餐，不是为了该死的操行得分来做这一切。他们是出自本性，他们厌恶这种虚伪和压抑，他们要自由，只要自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粉碎的床单，和破碎的枕头里散落的羽毛，孩子们在跟随老师外出的路上不断的离开队伍，欢呼着，没有做作和伪装。
维果在其中设置了两个奇怪的角色，一个是由小孩扮演的校长，和一个不一样的老师。说是小孩，不如说是侏儒，这是维果对于官僚的轻蔑，这源于自己，也源于被处死的父亲的思想。而那个老师，那个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最后面对孩子们的进攻第一个竖白旗，为了孩子们的胜利而欢呼的老师。但是，我们不难从《GTO》《放牛班的春天》《死亡诗社》这些电影中看到这种老师的结局，
《皮囊》第一季第六集里他们去俄罗斯旅行，Tony在房间里翻看着一本书，上面写着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这是一个女权主义作家写的关于同性之爱的书，记得看过一个书评，说作者改变了世界，至少是自己的世界。
三
从《尼斯景象》到《塔里斯》再到《操行零分》《亚特兰大》，总共不过200分钟的时间，这已经是他一生的财富，也是他至今被我们怀念和铭记的理由。
毛尖在一篇影评中说“三十年代第五年，全世界都在考验影迷的心脏。让．雷诺、克莱尔、让．维果接管着法国的影像；亨利．方达前脚走进《农夫娶妻》摄制组，詹姆斯．史都亚特后脚走出《浮生若梦》摄影棚；克拉克．盖博遇到了卡洛丽．朗芭……”而维果死于1934年，是毛尖在开玩笑吗？或许不是吧，或许她只是想说明他死后，整个法国电影界才真正的认识到他的价值。1959年开始每年嘎纳都会有一个独立的奖项用于表彰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技艺超群的青年导演的作品，以让.维果的名字命名。
维果自己就曾经在寄宿学校入住，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刻写在胶片上，特吕弗说任何一部处女作都带有实验意义的，那么可以毫不掩饰的说，他比维果幸运的多，因为在这之前，有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树立在那里。虽然最后，安托万跑向了大海，而那四个孩子则在屋顶上继续前行，用一句口号式的话来说，迎着胜利的方向。
所以这也注定了电影的命运。
这个短暂的二十九年，这个在苦难中存活下来的人，并没有选择一个悲剧或者消极的结局，虽然他的胜利有讽刺的意味，但至少还是给人留下希望。只是除了这些，我们对于他，一无所知……他还没来得及给自己写回忆录就死去了。
四
永远不会知道那些奇怪的巧合，为什么青春总是会在高空中存在，各色各样的影像里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仰视的镜头里，一个个穿行在屋顶墙壁的孩子。他们有各色各样的名字，马小军、汤姆索、帕斯卡尔、维特……
其实那是因为大人都要向成长致敬。他们只能仰视你们的存在，即便是怀念的时候。
- 《新学期，操行零分》的导演真他妈离经叛道，想想人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这么“摇滚”的精神，真是牛逼啊！那年头，这部电影要是不被禁，也真没天理。
电影塑造的几个人物形象让我感到印象深刻。校长出场的时候，我总怀疑是某个调皮的学生偷了大人的服饰扮成校长的模样。那个校长的声音实在太稚嫩，身材实在太矮了！他艰难地垫起脚尖把帽子放在桌上的样子真让人忍俊不禁。虽说不能以貌取人，但这确实让人对他是否能游刃有余地凌驾于那帮灵光四射，机灵古怪的学生之上管理好他们感到疑惑。
教导主任的身高比较正常，他是以严肃刻板的形象出场的，可是谁都不会想到外表绅士的他在挨个的搜出学生的抽屉与书包藏有零食之后，偷偷地吃了它们。最要命的是连学生都知晓他这一特殊的嗜好，于是在学生们丢了零食之后，他们毫不犹豫的说，哼，一定是那个教导主任干的！
那个叫犹利的新教师就是个混蛋，他会在带一大帮学生出行的时候把学生扔在一边，走进路边的商店忙自己事情；他会在路上看上一个漂亮的女人后当着学生的面尾随女人并跟她搭讪；他会在学生违反纪律私自聚会策划暴动事件的时候替他们放风……学生并不买他的账，依然我行我素不断给他制造麻烦。
这几个老师的出现是对传统教师形象的颠覆，但这何尝不是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老师角色的缩影呢？学生造反时的无政府状态让我想起了俺读高一时的情景。那时俺的班主任叫毛克峰，是个初出茅庐的云南小伙子。他在管理我们班级的时候采用的是高压政策与严格的教条主义积分扣分制度。他雷厉风行严肃认真的态度与其实行的措施卓有成效，我当时所在的高一（3）班渐渐成了全年级最优秀的班级。可惜他忽视了人性化管理的因素，即便俺们班成绩屡创新高，班上的学生却没人领他的情。也是我们少不更事，但那一年我们确实过得相当压抑，人人都有敢怒而不敢言之势。后来好不容易等到了在高一就读的最后一天，平时都很文静的我们居然掀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暴动高潮。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们疯狂的撕毁了很多作业本跟书籍，摧残了很多盒粉笔，用扫把等物敲击桌椅，然后把他们推到。最终教室积满了超过一寸厚的纸屑，我们的狂欢也在几个男生爬上对面教学楼三楼把班上的录音机狠狠摔下来后达到了最高潮。
想想那时我们的精神也挺摇滚，可惜有了《新学期，操行零分》这部电影里的哥们，我们的暴动竟有了点东施效颦的韵味。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暴动与电影相比个中透出来的力量有过之而不无不及，只是我们的离经叛道被迎面而来铺天盖地的生活细节所淹没以至于人们或是忘记或是原谅了我们当初的举动罢了。也只有像电影的导演那样把这些片断截取出来在电影中无限放大才会让道貌岸然的人们感到突然来袭的阵阵恐慌。
透过《新学期，操行零分》这部电影，尚维果的顽劣与不羁可见一斑。看完影片，对尚维果的英年早逝感到有些唏嘘，有些感慨。不过，回顾一下我们的生活，难道你不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青春其实远比尚未果的电影更加离经叛道吗？肉体消亡而精神不死，事实证明，一个尚维果倒下了，千千万万个尚维果站了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尚维果。 文/金恒立
公众号：抛开书本
小黛说：9月10日教师节，推荐这部关于学校的电影，或许它会让人想起反叛的青葱时代。
这是法国导演让维果第一部剧情短片，也是他倒数第二部电影。父亲被指控入狱并死在牢房中，他拍出这部电影，首映后就被法国封禁，所以也就成为了法国审查史上第一部被封禁的电影。
特吕弗盛赞它是比《亚特兰大号》更为珍贵的作品。因为它“将我们带回了短裤、学校、黑板、假期与我们生命的初始”。此刻，用法国影史第一部禁片打开今天这个教师节。
声明：特意选在今天发这篇文章，无意对教师这个职业群体进行责难，只是希望用我们对教师身份的认真反思，并向认真负责的老师们表达敬意。
法国的一座寄宿学校的学生们在假期之后陆续返回校园。然而，他们所面对的学校却如同监狱一般欢迎他们。这里的生活单调重复，学生们经常遭到老师的斥责和体罚，稍有反抗就会受到操行零分的严厉处分。教师们如同冷血动物一般，让学生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和学习。他们开始蓄谋一场重大的事件。愤怒的学生们最终占领了这所严酷的寄宿学校。©豆瓣
一战后的法国，在欧洲这栋将倾的大厦中，依然保留着某种歌舞升平的体面。在战后工业化的发展催生出的消费热情的支撑下，巨幕拉开，现代主义运动与装饰艺术呼应着大洋彼岸在爵士乐中迷醉摇曳的新世界，东方革命生机勃勃的理想主义思潮让一代欧洲人相信直接的叛逆可以带来一蹴而就的自由。
二十年代的巴黎是海明威和毕加索的巴黎，同时布努埃尔与达利的合作铸就了先锋派的神话，而阿尔贝·冈斯（Abel Gance）的华丽与勒内·克莱尔（René Clair）的灵巧也使受战争重创的电影工业在创作上迅速恢复着活力。
在当时和很多后世人的眼中，午夜巴黎依然是战前那颗梦幻般的明珠。
但另一方面，近百年之后的回望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疯狂时代”（Années folles）背后的阴影与不祥。巴黎这颗明珠在欧洲烟云的中心闪烁着光芒，只是在这光芒明灭的某一刹那，我们还是能发现捧着这颗明珠的双手早已失去了血色。
在一次大战中损失超过任何国家的法兰西在衰弱中加剧了分裂，文化界向左倾，第三共和国则向保守主义乞援。于是在二十年代的法国公立机构中，上层中产阶级的道德教条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一起团结在了国家安全的大旗下，成为官方依赖的意识形态话术。
因为法国公立机构的特点，这一套话术的影响甚至比现代主义运动更为深远，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媒体、学校与监狱。
1917年的战时，一名34岁的报刊主编、无政府主义者米盖尔·阿尔梅里达（Miguel Almereyda）被发现死于弗雷讷监狱（Fresnes Prison）的单人牢房中。阿尔梅里达因为莫须有的“德国间谍”指控被捕入狱后，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人们无法知道他的确切死因。
此后的八年，阿尔梅里达的儿子让·维果（Jean Vigo）不得不以Jean Seals的名字在寄宿学校中度过。
父亲留下的无政府主义遗产与寄宿中学严厉而等级森严的训诫生活在一个少年身上引起的矛盾与不安既是可想而知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二年，维果感染了肺结核。持续的病痛使维果陷入了长时间的忧郁和内省，同时也将他推向了表达。
患病三年后，维果在尼斯结识了苏联电影学者、导演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胞弟，摄影师鲍里斯·考夫曼（Boris Kaufman），两人合作拍出了维果的第一部电影短片《尼斯景象》（À propos de Nice）。
这部记录短片用出色的隐喻与象征系统完成了激烈的社会批评，加上其中对阶级关系的讽刺，使维果赢得了电影先锋派艺术家与社会主义者们的赞赏，这为他带来了可以交流的朋友和继续拍电影的信心。
1927年底，27岁的维果在完成了一部游泳运动员的记录短片后，开始与考夫曼合作拍摄一部真正个人化的影片，这就是在三十年后被特吕弗引为新浪潮精神先驱的《操行零分》（Zéro de conduite；Zero for Conduct）。
基于自己的真实经历，维果用44分钟的片长讲述了一群寄宿学校的学生反抗校方的高压权威的故事。“这部影片是我少年生活的写照。我急于把它了结，因为我还要做别的事情。”
从如此的自陈中我们不难看出《操行零分》对维果的意义，以及少年时代的矛盾不安给他的创作生涯留下的影响。
影片开篇，返校列车外遮蔽了一切的浓烟既增加了列车的动感，又完成了全片第一观感上的动荡气氛，入校场景中大面积的背影又使刚刚在列车上参与了男孩间嬉闹的我们一下子陷入了冰冷的隔绝中。
在俯拍角度下，宿舍内景中学监的影子投映在床帐上，被帐内的灯光放大，罚站的男孩们被压低至屏幕的下方，看到这一幕的我们更无可犹疑地确定，之前的情绪反差以及对话戏中摄影机对轴线关系的突破都是出自导演的精心设计，让·维果是有声片童年期的影像天才。
影片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结束于一个梦游中的男孩脸上诡异的强光，也许对维果来说，少年时代就是一场梦游，而他急于醒来。
穿着整齐深色套装的总监走进宿舍时，刚刚还在床上咒骂粗暴地掀开被子的学监的男孩们立即慌张地爬起来，依次在床上立正。寄宿学校内森严的等级感从镜头深处随总监的步伐与一对对孩子的低头肃立被一步步传递给观众。
喧闹与寂静、慌乱与从容、狼狈与优雅，影片尖锐的社会问题意识在戏剧性的对比中高效地呈现了出来，这种戏剧性足以让人感觉到不安，感觉到某种压抑。
与此同时，男孩们的反抗也开始了。影片第二部分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三名男孩在光线明亮的树下策划着一次“叛乱”。但在高效地呈现了学校内的氛围之后，维果并没有事所当然地描述孩子们的具体谋划，而是展开了两个学校内有丰富意涵的成年角色，这一部分在评论中常常被忽视。
当男孩们兴高采烈地画着“叛乱”的黑旗时，与他们同一班列车到达的新学监于盖尔一面恍惚出神，一面似乎无意地踢了踢孩子们，提醒他们注意到总监可能的目光。
通过“引用”“夏尔洛先生”的经典场景，维果赋予了这个角色与早期卓别林相近的特征：耽于幻想、感性，以温和的嘲讽来面对看起来严整而宏大的东西。
他喜欢与男孩们奔跑玩闹，喜欢在自修课倒立在讲桌上画总监的漫画给学生看，甚至在带孩子们散步时忘乎所以地去追逐年轻的女士，全然不顾身后跟着他跑起来的孩子们把人行道弄得混乱不堪。
或许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这个在教室中显得无比怪异的青年是维果在试图“了结”自己少年生活的记忆时，深情地创造的某种寄托：一个理想的中学教师，一个如父如兄的伙伴；同时我们也可以去想象或许27岁的让·维果也本该是这样一个青年，愉快、明亮，而又躁动、玩世不恭，厌恶说教与责任感。
影片中另一个有趣的成年角色是以侏儒形象出现的校长。不同的是，在这个角色身上，导演的讽刺意图与尖锐的攻击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于盖尔带着孩子们散步，与校长和总监大谈“道德责任”这两场戏之间的平行剪辑清晰地完成了导演关于师生间的隔绝及校长虚伪陈腐、荫位自彰气质的表意。
但这个角色身上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他与性格优柔、家境优越的学生塔巴尔的谈话中。校长暗示塔巴尔与另一名年长于他的学生有过于亲密的关系。
当“精神病”、“变态”这样的字眼从这名身材矮小、留有长髯的校长口中说出，敏感而惊惶的塔巴尔仿佛看到校长变成了一个张开双臂的，苍白的恶魔。
这只持续了不到三秒的镜头之所以在今天依然能让这个本来充满喜剧感的形象突然间毛骨悚然，是因为在这个镜头中被极端地表现出来的教师对学生的权力关系依然隐藏在迄今一代又一代学生记忆的暗处。
如果我们承认教师个人的爱憎无法避免，无论这种爱憎是基于学生家庭的社会地位如影片中，还是基于对特定学生性格和价值观上的投契，或是仅仅由于相处中偶然的亲疏，那么这种爱憎对十几岁往往是性格敏感的学生来说，将是巨大的压力，即使这种爱憎不像影片中那样发展为偏见。
这种权力关系中，进一步地，心智、人际经验与社会地位上必然的不对等又会因为一些流俗的话术而变成了能使任何沟通的尝试无效化的壁垒。这种话术在一百年前表现为影片中校长一再强调的“教师的道德责任”，而在当下表现为一套通俗化的，成年人自说自话的青春期心理学。
面对着粗暴权威的恐吓，乖巧而不知如何自处的塔巴尔成为了班里最后一个加入“叛乱计划”的孩子。于是影片在校庆日这天进入了高潮。
“叛乱”的开始来自塔巴尔对教师喊出的一句“Je vous dis merde”（I say you s**t）。维果化用了阿尔梅里达曾经的文章题目，在这部个人化的作品中完成了对父亲的致意。
塔巴尔宣读“叛乱”宣言并把孩子们自制的黑旗插上学校的烟囱之后，维果拍出了他著名的，影史上一再被有意识与无意识地引用的经典场景之一：男孩们撕开宿舍里的枕头与棉被，将里面填充的棉絮扬起。密如白云的棉絮纷扬像一场鹅毛大雪，男孩们在“大雪”中的升格镜头下打滚、翻跟头，用自制的十字架戏谑教皇的御座，并组成了一支激昂的游行队伍。
天将亮时，熟睡中的学监被孩子们绑在床上，四名“反抗”的主导者在校庆日的清晨爬上学校的屋顶，把各种杂物扔向院子中的校长、总监以及观礼者。院子里的人狼狈地躲避，只有年轻的新学监于盖尔站在原地，向男孩们脱帽致意。
影片在四个孩子走向屋顶更高处天空的景深镜头中结束。八十七年前那场首映到这一幕时，影院内已是嘘声四起。一家法国天主教杂志称这部影片是疯子的作品，甚至有评论指出影片是“反法国的”（antifrancais）。
在首映之后，法国马上封禁了这部电影，据称是因为内政部认为本片会“制造骚乱，妨碍秩序的维护”。但与此同时，在文化界的一定范围内，影片也受到了即时的认可，其中包括来自于之后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者之一、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名作《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Paradis）的编剧、诗人雅克·普列维（Jacques Prévert）。
成为法国电影审查史上第一部被封禁的影片，与首映后极度两极分化的口碑，这两者都让后来影迷对《操行零分》的观感变得坚硬，它也就自然地被更多评论解读为一部叛逆的电影。
诚然，影片的反叛特征是明显的，维果在表达这种反叛情绪时使用了二十世纪法国先锋派艺术家常用的丰富象征系统，不同的意象以不同的方式交错展现在影片中。
比如校庆日庆典上来宾身后的一排面目僵硬的假人，直斥这些名流背后僵死的保守主义价值；而时间相近的另一场戏，孩子们在宿舍把学监绑在床上，将床竖起来，把游行时用的十字架两端挂上灯笼立在学监胸前，通过戏仿司法女神的天平，讽刺当时昏沉暗昧、浑噩无知的第三帝国公权力。
但冷峻深沉的质疑和解构其实并非本片的本色，也不是维果的所长。这一点在一年后他诗意盎然的遗作《亚特兰大号》（L’Atalante）中更显著与完整地展现了出来。
后者是维果生涯唯一一部长片，浪漫、温柔、缠绵而又清丽，被包括英国《视与听》杂志在内的多方评论为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及影史最佳作品之一。
《操行零分》中的复杂性与诗意，相对地，在1945年解禁重新发行之后，虽然零星地被陈述但始终没有被充分关注。特吕弗认为《操行零分》是比《亚特兰大号》更珍贵的作品，因为它“将我们带回了短裤、学校、黑板、假期与我们生命的初始”，联结起了一种“自传式的、个人化甚至私密的审美情绪”。
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描述与特吕弗自己的名作《四百击》的关系。《操行零分》的这种魅力被维果的传记作者保罗·戈麦斯（P.E.S.Gomes）归因于他对“关于成人世界中孩童易受伤害地位的一切事实的极度敏感”，以及“他对儿童及他们的感受的尊重”。
我想这一点是这部摄制于有声片初期，各技术环节都难免粗糙的中长片对当代观影的影迷来说最值得体会与深思的地方。正如之前提及的，“青春期叛逆”的一套未见得有足够坚实度的心理学话术实际上并没有让我们更了解十岁至二十岁之间的青少年，反而建立起了一道将双方相互隔绝的高墙。
因为孩子们的任何不安、惶惑、激愤甚至思索都会被视为无需倾听与交流的“青春期”的“正常”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太需要维果的视角来正视这个年龄的少年们，通过体会少年们在一场乌托邦式的“叛乱”中表现出来的状态，去理解某些被我们忘却的生存状态。
权力关系与种种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如果代替了对青少年真实感受的尊重和敏感，师长就会变成影片或张牙舞爪或庸俗不堪的成年人，而我们也会完全失去对近百年国内外各种规模的青少年事件进行反思的可能。
当然，正视同样也意味着摆脱简单的“好孩子与坏孩子”的二元评判。《操行零分》中的青少年形象狡猾、粗野、自我甚至显得残忍。写出《孩子王》的阿城说，青春不是恶（当然也不是纯然的善），而是盲目。也许只有完整呈现出这种盲目生发的各种情绪状态，才有可能与这种盲目相处。
另一方面，呈现青少年乖戾一面也使《操行零分》的可能表意进一步被拓宽了。
戈麦斯对这一点同样有精到的概括：“校园内成年人与学生之间的分野可以类比于校园外社会的阶级分野：一个强大的少数人阶级将他们的意愿强加到弱小的大多数人身上。”
如果我们再次提及“疯狂年代”与其背后的阴影与不祥，再次考察保守与激进，考察经济上巨大的起伏，真实的道德与社会价值的崩坏与同样真实的人们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失落与疑惧，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29岁离世的天才导演让·维果与《操守零分》的特异之处，这该是另文讨论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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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间翻出了三年前写的东西，好朴实好严肃！
在慵懒的下午翻出《操行零分》的碟，以祭奠近日乏味的生活。让·维果作为法国诗意现实主义中较为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的导演，在这部影片中则是自传性地抒写了反叛，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表达了对青春活力的偏好以及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1933年42分钟的电影，一转眼就谢幕了，于我而言，意犹未尽那是必然的。只是在观影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联系起自己的童年生活，抽烟爬屋顶翻墙头恶作剧以及放学路上的逗留等经历似乎与影片进行了一番叠印，是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态。操行零分，如果反叛一些，我倒觉得这样更加有意义。想起幼儿园与小学阶段的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的奖状，我渐渐觉得那是一种炮灰的催化剂，禁锢了我的思想以及我的行为。仍记得幼儿园中班的那个寒假，从老师那领取奖状以及作为奖品的一块巧克力回到家中看当时热播的《好爸爸，坏爸爸》（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吧），现在想想，那时的鼓励最现实的只是那一块巧克力，使我在观看电视剧的时候达到了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统一！
渐渐觉得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吹胡子瞪眼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如果希望孩子好好听话规规矩矩，那样的话不如大力支持国家的科技发展以尽早研发具有此特点的机器人。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调皮捣蛋了，长大了反而比那些螺丝钉更加具有创造性，更加地懂得生活，尽管那时曾让大人感到苦恼。遗憾的是，尽管自己如此地坚信自由与活力，但是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小部分螺丝钉的痕迹，我想这是80年代出生的我们所存在的一些局限吧，所以，尽力抛弃它。
影片中鸡毛乱飞的场景据说在日后已被效仿至泛滥，泛滥就泛滥吧，至少我从中看到了浪漫，在孩子们的心中。孩子们可以为了反抗压抑表达不满拧成一股绳，屋顶上抛下的书本鞋子等杂物凝聚着孩子们的心灵诉求，狠狠地砸向了正襟危坐的“重要人物”，此时与孩子心灵相通的那个任课老师则显得更为可爱。然而，这样的团结只是孩子们的团结，因为你可以试想当一群成年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不是培养了个别的利益既得者，就是产生了一大堆的炮灰，这是值得深思的地方。幸运的是，这部影片是关于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