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证人 The Witness(2015)
简介：
- 一部「踏血寻梅」的纪录片。1964 年Kitty Genovese在皇后区家门前被冷血杀害，对亲弟威廉造成莫大打击，2004 年《时代周刊》旧事重提，持续35 分钟的凶杀过程、38 个目击者袖手旁观在在教人心寒。占士所罗门遂提起影机，伴着威廉一路走访发掘真相。是纽约人心冷漠、当年马虎侦查， 还是报道夸张失实？威廉锲而不舍欲接触狱中凶手，也发现姊姊的同性恋身份，跟他一样走不出来的还有姊姊的爱人同志。着实是威廉愤怒人生沿途解脱的及时见证，非常历练，震荡人心。
演员：
影评：
1964年3月里的某一天凌晨3时许，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从她工作的酒吧下班、开车回家。她的公寓位于纽约市皇后区一个犯罪率极低的中产阶级社区内。忙碌了一宿的她停好车，只想尽快回家休息，然而就在短短的几百米内，一名持刀男子的暴力袭击及意图强暴让她再也没能躺回到自家的床上。
据当时的警方调查纪录显示，这起恶性案件前后共持续了约35分钟，凶手由于被害人的呼救和现场街坊的质询等因素断断续续地对被害人施加了三次暴行。最令人诧异的是《纽约时报》报道声称案发当时现场共有37名目击者，却没有一个人向被害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也没有人报警，甚至有人搬来椅子淡定地在窗台围观，直到凶手逃离现场后才有人报警。如果单纯以作案手法论，这起谋杀案并不是什么罄竹难书的惊天大案，可是因为37个目击者清一色的冷漠袖手而成为了当代美国知名的社会事件之一，不仅案发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而且于事后逐渐成为了一个冷漠看客的代名词，一旦出现类似的社会事件便会被再次提及。
心理学家拉塔尼和达利受此案启发，经过实验提出了“旁观者效应”相关理论，即恶性突发事件现场中的围观者越多，则围观者向受害者施以援手的可能性会越小。原因有三：首先，突发事件且有大量旁观者在场的情况下，每一个旁观者都会谨慎评估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出格”而犹豫不决，如“万一这是一场骗局或者恶作剧”等令人尴尬窘迫的情况；其次，当在场的其他人无动于衷的时候，个人往往会采取消极的反应，不愿意当“出头鸟”，即“从众”心理；最后，紧急的、陌生的、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人们会下意识地萌生出“总有人会出手相助”的想法，降低了各自的心理负担（“法不责众”）与道德负罪感，即“责任扩散”现象。
“旁观者效应”所揭示的心理规律貌似不容易为人们的情感、理智接受，然而现实生活中却不乏此类令人扼腕心痛的例子。比如今年6月份，福州公交车上一名女子反抗色狼的非礼行为而遭到对方的恐吓威胁，拥挤的车上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形式的援助意向，似乎车厢内就只剩下两个人。再有就是2011年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仅有两岁大的小女孩小悦悦在街上相继被两辆车碾压，此后的7分钟内18个路人熟视无睹、漠然而去。
或许，这些事例已经足够残忍了吧？可现实远比理想要来得更加残酷。
近年来，国内的围观人群似乎已经不满足于静静地、默默地旁观了，他们起哄、撩拨、怂恿轻生者跳楼的“劣迹”屡屡见诸报端，骎骎然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老炮儿》里冯小刚饰演的六爷就曾对这种不仁不义的低劣行径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指责，也算是为不少人说出了心里话，吐出了憋屈与烦闷。
因此，“旁观者效应”涉及人群并不止于美国人，很有可能是人类的共性。
回到影片本身。对于50年前的凶案，近年来有不少声音发出、质疑《纽约时报》报道的准确性，毕竟凌晨三时许现场就有37个目击者并且无一人施以援手的情况真的不太符合逻辑。基蒂的弟弟比尔·吉诺维斯（Bill·Genovese）当年和父母亲一样难以面对基蒂被害的事实，没有参与庭审，所以不清楚案件细节，无法甄别各类报道的准确性。再者基蒂被害后不久越战爆发，年仅18岁的比尔应征入伍、奔赴环境险恶的前线，不为越战是否合法、正义，只为了不和37个目击者一样无所作为。最终，比尔在越战中存活了下来，但却失去了一双腿，也由此结下了心结。
“死人无需超度，需要超度的乃是活人。”
——《倚天屠龙记》
现在，尽管行动不便，比尔还是很想设法查清姐姐被害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给自己一个交代。至于世态如何、记者职业操守如何、心理学家如何研究，那都与他无关。
于是，比尔找到了电影制片人詹姆斯·所罗门（James Solomon），围绕当年案情拍摄了一部名为《沉默的证人》（The Witness）的纪录片。片中比尔对案件的真相进行了探寻与查证，整个过程不出意料地颇费周折，这主要是因为50年过去了不少亲历者都已经逝世、并且有些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导致的。不过他还是努力争取复原了案发时的一些真实的关键细节，例如《纽约时报》所采用的“37个目击者”的相关说法都是不准确的，真正“熟视无睹”的目击者只有两名，大部分人都仅是“听到”基蒂的呼救声，却因光线或者视线受阻而无法“目击”；基蒂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并非“独自”等死，而是有一位平素关系很好的邻居海蒂·格伦德（Hattie Grund）陪伴着她并报警求助，但不知为何记者没有如实报道；当晚其实是有人听到基蒂呼救后便立即报警的，因为接警员向海蒂说他们已经接到类似警情了；转载、引用、评论《纽约时报》报道的其他媒体从没有核实过案情细节，反倒将错就错、甚至是夸大扭曲，“毕竟”这么做对于他们来说总不是一件坏事。如此看来，是媒体记者为了引人瞩目的噱头而有意忽略了对案情细节的核实与查证、且作了不同程度的不实报道，才有了“37个冷漠的目击证人”——所以，“冷血自利”的不是那些所谓的“目击者”，而恰恰是那帮职业道德沦丧的无良记者。
身处事件漩涡中心的凶手温斯顿·莫斯里（Winston Moseley）显然值得一提：他尚在监狱中服刑，对外宣称其已经改过自新、并不断提出减刑申请，还在狱中取得了学士学位。比利通过律师想要和温斯顿面谈一下，试图了解温斯顿的真实想法，但后者拒绝了。其后没过多久，温斯顿给比尔寄了一封信，信中编造了一个谎言，辩称他只是一个帮助凶手逃跑的司机而已、真凶另有其人。温斯顿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无非是想让他的良心得到安宁罢了，但却触痛了比尔的神经。然而这又如何？不管温斯顿是否真的“重新做人”、“改邪归正”，基蒂永远不可能活转过来了。到了这一步，案件的大多数真相都已经被拼凑起来了，事情也该告一段落了。
不过比尔依然心有不甘。他联系到一位女演员珊农·毕比（Shannon Beeby），将谋杀案的全部细节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她，想请她给予配合在事发现场做一场实验，还原当年的那场凶杀案，看看现如今的社会还会不会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结果究竟如何，这里就不剧透了，留待各位观影便知。
目前豆瓣上看过《沉默的证人》的人不多，7.6分的参考价值不大；IMDb上有988人参评，评分7.2——也仍是“仅供参考”。
不管如何，《沉默的证人》作为一部纪录片，富有诚意地使用了素描动画来还原案情、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事件原委，已经算是做到了纪录片的本分。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初衷只是为了追寻事件真相，给迟迟不能走出事件阴影的人一个交代或者说一种解脱而已，并没有针对整个事件过程添加任何主观情绪、渲染感情色彩。其中所附带的对于新闻伦理与人性的思考也属于自然而发，不矫情不做作，一切留给观众评说。整体而言，影片本身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本文首发于旅法师营地
第16届##纪录片竞赛单元第3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沉默的证人》，下面请看前线被害人家属们奋力追寻事实的评价了！
Not Here：
人生就像是一条路，走过很远，有些事情依然要回过头来，才能走好后面的路。
米米：
旁观者效应，无人在乎，也许不是人性最至暗的那一面，人彻底失去希望才是最黑暗的。也许永远找不到真相，但也许能找到温暖的希望。
大钊：
关于著名“旁观者效应”案例的纪录片，由双肢残疾的受害者弟弟调查拍摄，但内容不局限在案件和受害者的道德高点，还有媒体的非理性报道，旁观者真实面临的状态，是人心冷漠还是舆论伤人？下次我们何时才会选择报警？
子夜无人：
指责“看客冷漠”是太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多数”总是沉默的，而影片从这个视角来展开抽丝剥茧地复盘，走进死者的生前、走进证人们闻风目击的现场时刻、走进所有仍然活着的人的余生，而将那个可供操纵的真相虚化，都是这个命题下崭新却具备更强社会拷问的操作。片尾令人绝望的叫喊声仍然在回响，我们比邻而居、我们素昧平生，我们当时擦肩而过的求救、我们曾经各自灿烂的生活。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法罗岛帝国皇后：
结构实在太《感谢上帝》了，有人加害，有人受害，有人选择回避，有人感到厌烦，只有当事人忍受几十年的痛苦后艰难寻找真相，在坚持什么啊，真相不是事件唯一的结果，不曾放弃本身就是残缺的生命特有的光辉。和《海边的曼彻斯特》一样，凭什么要和解，凭什么要放过自己，放过所有人，凡夫俗子的自我救赎几乎是伪命题，伤痕不会因为我觉得它消失了而消失，疼痛也是。《感谢上帝》最后振聋发聩的拷问：“你还相信上帝吗？”失去亲人失去双腿的越战老兵同样是道难题：“感人的谎言，沉默的真相，我们还能相信什么？”纽约确实是冷漠的城市，宗教也是冷漠的宗教，国家也是冷漠的国家，人类也是冷漠的人类，我们活在冰河世纪，寒风刺骨。
DAY3的纪录片场刊将在稍后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比尔，在越战中选择了不去做旁观者，勇敢参加了海军陆战队报效祖国。当时这个十八岁的少年心中所想—“我可以完好无损地回家”。
然而在战争中失去了双腿并不是令他最心痛的事。1964年，基蒂在皇后区家门前被冷血杀害，从此，比尔失去了他最亲爱的姐姐。
《沉默的证人》这个纪录片讲述的是比尔对基蒂死亡的调查追踪，那么基蒂的死亡，到底有何与众不同。
“在半个多小时内，38个品行端正、遵纪守法的皇后区公民，目睹了一名凶手在丘园跟踪并分三次捅死了一名女子”，记者马丁·甘斯伯格在《纽约时报》头条新闻中如此报道。开篇引人注目，震惊了整个美国，到现在人们也常常围绕这个发表论文，大学还会做讲座和研讨，而受害者基蒂，只是“旁观者效应”的典型例证。
事实真如媒体所言吗，在当时基蒂的家人无法面对巨大打击而并未深入了解真相。在比尔心中，一直想将此事做个了结，他难以相信那“38”个人的袖手旁观，在越战中他几乎经历了和基蒂一样的绝望，但他遇到了没有旁观的战友。他为祖国丢失了双腿，难以置信人们当真如此冷漠。然而事实上报道的确部分失真，并由于《纽约时报》权威性的存在，其他媒体也肆意夸大，原编辑马丁·甘斯伯格因此名声大噪。事实上大概只有30多个证人，其中除2人外都是耳闻证人而并非目击证人，凶手分两次而非三次将基蒂杀害，有媒体称“事发时无一人报警，而当时出警时间仅为2分钟”，事实上警察已经接到多个报警电话。“基蒂被杀”所引起的轰动，令该事件一直被视作美国的耻辱。迄今为止仍有社会科的热情学者在研究报道的不实之处，但马丁·甘斯伯格却恼怒道，“我觉得这会让任何一个期待真相的人反感”，意思是人们只想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也有学者说如果该事件确实引起了某种想法那说明它是存在且真实的。
但是对于基蒂和她的家人，这样的报道对基蒂的死亡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38”个人的袖手旁观，使基蒂被杀变得更为残酷。
比尔很想了解事实真相，而家人却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基蒂”这个不可触碰的话题，只会给他们带来伤痛。比尔在家庭的压力下，仍坚持调查。他甚至想要和凶手当面谈谈，想了解在过去49年里他是如何生活，他对自己杀害了基蒂持有怎样的看法，如果他有什么想倾诉的比尔也愿意听。但是事与愿违，凶手拒绝面谈。据了解，凶手给儿子灌输的是“基蒂的整个家族都是犯罪家族”这种思想，他给比尔回信时仍给自己推脱，编造谎言以此掩盖罪恶来满足内心的安宁。凶手智商135，极其冷血残酷，在判死刑后竟上诉并成功减刑，判处终身监禁。且在服刑期间完成了社会学位，还在《纽约时报》写了篇社论宣称已经重新做人。
比尔邀请了演员碧碧在皇后区重演基蒂遇害的情景，在深夜中让人震颤的呼救声和整个皇后区门户紧闭所形成的反差，使比尔身临其境地感到痛苦，也让所有观众感受到基蒂遇害时的恐惧、惊慌，以及她多么希望有人能扼制这场谋杀。事故重演却揪心依旧，尽管所有人都知道那只是场演绎，是假的基蒂。
可是，逝者已逝。比尔开始意识到，事实的真相将永远是一个谜。凶手不肯透露，换种角度想也许是最好的结局，这50年来的契而不舍，令他更靠近了姐姐基蒂。他从别人口中打听到她上学时便是女子中瞩目的焦点，几乎所有人都欣赏她的魅力，她有一位女性爱人……在最后死去时，基蒂倒在好朋友的怀里，而不是孤独的离去。这多多少少给了比尔，乃至整个家庭一丝安慰。
“I'll never be able to put myself
in the place of the neighbors”，Bill said.
当一个年轻的生命因突如其来的变故而被突兀地划上黑色句号，剩下的人该如何面对她？
一段生命有没有可能因为过于强烈的结尾而被人彻底抹去过程？有的。“人们关注于她的死，以至连生都不愿再提”。但这对曾经与她彼此深爱，她的鲜活已深深烙在生命痕迹里的人来说，这种被迫的割裂又意味着什么？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存在的，Kitty的笑容与彻夜长谈已交织进少年Bill的生命，抹去一个人，则是将与之相关的日夜都粉刷掉，那些时日就成了空的，随着那个人的消失，我们自身生命里的一部分也成了虚无。
然而人某种程度上也是由过去构成的。当这个人执着于过去的真相不愿放手，不愿将逝去的轻易掩埋，他其实是在寻找现在的自己。
为什么Bill对媒体的不实报道耿耿于怀？在媒体人的视角看来，真相不是最重要的，故事所影射的思想与效应才是关键，——“这进入了教科书、成了学者研讨的课题，它深刻地展现了一个当下的美国”，编辑理直气壮地说道。如果不论如何Kitty都已死于非命，究竟那里是否有38个无动于衷的证人对Bill而言有什么影响？
“我的人生，我后来的许多选择以及我看世界的方式，都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基于——它是真实的。”如果是假的呢？就像《项链》的女主角十年之后发现那是块玻璃，《美国往事》的面条愧疚了一生之后发现朋友的死不过是其谎言，在生命快被耗尽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的愤怒、仇恨、悲伤、愧疚从来是虚置空台，维持数十年的理由忽然成了笑话。对象的虚无，是人生最大的荒谬之一。
但问题在于，我的人生已经发生了。虽然仇恨的真正理由从来就不曾存在，但我的仇恨是真实的，被仇恨所支撑的数十载也是实实在在的光阴。仇恨并不会因仇恨对象的取消而不存在，但要如何面对仇恨忽然被掏空之后的生命？如何解释自己以前的那段生命与行动？
“如果不是……，那我以前……是为了什么？”以前那个我还是不是我？那个我是为了什么？他和现在的我还有什么相同之处？我还要不要继续选择仇恨？
在这里，仇恨成了一种选择。它不再如以往那样是铁定如一的“原因-结果”的刺激，而是一个人为了安置人生的意义而做出的选择。两种选择，如果选择不再继续仇恨，那就意味着与之前生命的彻底断裂，承认曾经的无意义，它需要一个人毅然决然地放下，它需要一个人有勇气说“我过去的生命或许都已浪费，但至少它现在开始了”。而选择继续仇恨，则需编织一个理由，虚构一个对象，因为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未来保持了统一，至少迄今为止的人生的意义都能得到保证、并且继续予以坚持，在生命尽头，若虚构的谎言被麻痹得足够好，我便能说“这一生我都没有白过”。
面对命运在中途忽然抛来的对象虚无，人或者舍弃过去的自己，或者活在欺骗里。
对于Bill来说，如果证人并不是无动于衷，如果Kitty在死去时有朋友的陪伴，那么“她本可以不死的”的刺激感便弱得多，她临死的悲伤便能稍微减弱。“人们因一些误会而没有意识到那是场袭击，意识到的人报了警，但Kitty还是死了”远比“人们听到了求救而没有帮助，Kitty在孤独绝望中死去”少了遗憾与悲愤。那么或许Kitty在家人的神经中便不会作为一个如此敏感的禁忌，或许人们更有可能去怀念她、去向后人讲述她的美丽、活泼，而不是永远沉浸在巨大的死亡恐怖里。
对死亡真相的调查，最后成了一场求“生”之旅。Bill逐渐了解，那个从小最理解自己，与自己彻夜长谈，鼓励他不要停止问“为什么”的姐姐，原来在校园里就是耀眼的明星，她幽默风趣、聪明大胆，她开着红色轿车与朋友在纽约玩耍，她有一个同性爱人。然而报纸里对她的描述只有“一个酒吧侍应生”。一个人死去之后最大的可惜或许就是她活着的样子也被人抹去。其他人对生的闭口不谈，是为了缓解死的阵痛。但对于深爱她的Bill来说做不到，他停止不了对她的思念，这牵引他不断走近她最真实的生命过程。
究竟被剩下的人要如何才能拥有真正的快乐？他们是否有可能“被放过”？一个人真的有可能“放过自己”吗？我觉得不可能。至少，Bill不愿意这么做。
不论一个人以何种方式死亡，他/她的人生本身都是值得怀念的。她在你生命里留下的美好都不该被遗忘，以她原本的模样记住她，也直视因她的存在与逝去而成就的那一部分的自己，才是每个人对自己的救赎，才是Bill深沉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