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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电影《大风吹》前阵子掀起波澜,华校生再次成为话题。在我念中小学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已实行双语教育政策,没有所谓的华校生了,因此我只能以客观的视角解读相关课题。
虽然如此,华校生这个字眼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妈妈是华校生,爸爸则是英校生。爸爸在世时,偶尔听他们聊起一些华校背景的亲友,多少会提及是华校生,毫无贬义,反而有种亲切感。
这几年的问卷调查工作也遇到不少有一定年纪的华校生。问卷开始前,我通常都会问受访者要以什么语言进行。有些选择用华语的会坦然地说:“用华语吧,我是受华文教育的。”
其中有两位受访者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位近60岁的大姐称自己为“最后一批华校生”,她有点自卑地说由于念华校,英语不灵光,在职场上一直是个小文员,薪水不及英校生。语气中的无奈似乎是无法改变的宿命。然而,她愿意参与问卷调查,方能感受她的诚意。
另一位华校生是60来岁的单身汉。进行问卷调查时,他对答如流,过程顺利。工作完毕后,健谈的他与我攀谈。话题一直围绕他身为华校生,从服兵役到踏入社会工作所遇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和歧视。我就当作他的人生故事般耐心聆听,但他越扯越远,讲了超过半小时还喋喋不休,让我感到不自在。我便以须赶去另个家访为由,客气地告辞。
当然我也曾遇到以华校生为傲的受访者。从交谈中了解他们不被这样的身份束缚,在逆境中求存,生活与职场两得意。
因为做家访的这些经历让我对华校生有另一番注解。“华校生”在词典里是不存在的,就连在电脑键盘打字也不会出现联想词;但这三个字在岛国早期的教育系统中却背负着一个大环境的包袱,有起有落,绝不能视而不见。有时会想,我和最后一批华校生其实相差不过几岁,存在的却是教育的鸿沟,造就截然不同的教育背景。
在岛国,每一代国人必须在个别教育制度下成长,很多时候不由得我们选择。我念小学三年级时刚实行小学分流制度,我们那一代学生成了“试验品”,学业差的同学须读六年以上的小学教育(也就有2002年的电影《小孩不笨》)。升上中学又面临特选、快捷和普通班的分流制度,有些学生因此被标签。所幸,实施近40年的中学分流制度今年起已取消。
只能说在不同的教育制度和改革下,有人受益有人受挫,必须力争上游,努力适从,确保不被抛于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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