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逃 The Company You Keep(2012)
简介：
- 表面看来，詹姆斯（罗伯特·雷德福 Robert Redford 饰）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可实际上，一段晦暗的历史让他至今依旧是FBI追捕和调查的对象。这几十年来，为了过上平静的生活，詹姆斯不得不隐姓埋名，切断了和过去的一切联系。
演员：
影评：
-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从媒体到民众，下意识的第一反应都会指向恐怖主义袭击，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分子。9/11以后美国曾经流传过一句话，“并非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几乎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这话本身相当极端，未必反映事实真相，但非常不幸，最近几年的恐怖袭击案一再证明，谬误竟然也有成真的时候。这次波士顿惨案仍然沿着这条证伪为真的线路在发展，两位主要嫌犯极有可能受到伊斯兰极端信仰的影响。
时光倒转至30年前，美国人的念头未必如此，因为那个时候的恐怖活动往往由本土的极端人士实施，比如电影《你的同伴》(The Company You Keep)中塑造的几位，其中包括罗伯特·雷德福扮演的吉姆·格兰特、茱莉·克里斯蒂扮演的咪咪·路丽和苏珊·萨兰登扮演的莎朗·索拉兹。这部电影的情节大致如此：潜藏30年后，索拉兹在美国东北新英格兰的佛蒙特州被FBI抓获。已经改换姓名、在临近的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当律师的格兰特因此暴露身份，FBI立即找上门来。他一路潜逃，经由曼哈顿、威斯康星、芝加哥，最后去密歇根找到了路丽---他30年前的情人，也是3亿美国人中间唯一能为他作证的人。
电影中的这几位极端人士虽属虚构，但都基于真实的历史背景。1960-70年代，中国人遭受饥荒、搞四清、陷入文革动乱的时候，美国人也经历过一段格外风云激荡的时期，在鲍勃·迪伦音乐的隐约伴奏下，性解放、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越战等交织在一起。一群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希望做点事情促成变革的年轻人成立了极左组织“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或者就叫“气象员”(Weatherman)，其名称来自鲍勃迪伦的一句歌词，“用不着气象员/你就能知道风吹的方向”(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格兰特们都是“气象员”，他们与伊斯兰没有任何关系，主要来自美国中西部白人家庭，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理想主义者、热血青年。由于策划并参与过用炸弹袭击政府机构、抢劫银行等轰动性事件，称他们为“恐怖分子”并不为过。与最近几十年来众多受伊斯兰极端学说影响的那些人不一样，格兰特们是美国原装的恐怖分子。
电影沿着两条线路展开，除格兰特寻找咪咪·路丽这条主线外，还有一条副线。奥尔巴尼地方报纸搞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谢珀德由职业精神驱使，一路追踪着格兰特，两条线偶尔交汇，更多的时候是各自独立发展。通过这两条线路，电影触碰到我特别感兴趣的几个问题：他们不惜诉诸于暴力手段，目的何在？时隔30年后，他们如何看待过去？“气象员”与基地组织有什么区别？
我跟谢珀德共享记者这份职业，他深挖新闻故事的手段我未必样样感兴趣，比如利用前女友对自己残存的好感获取线索，但他的专业精神值得观摩和借鉴。“气象员”们活跃的时候谢珀德可能还没有出生，他当然需要了解历史背景，他同样需要寻找那几个问题的答案，这个过程对我理解电影提供了帮助。谢珀德与“气象员”有代际差异，我还有种族和文化差异。
谢珀德首先向格兰特发起进攻，对方身为律师，说话办事滴水不漏，他收获不多。到了告别的时候，他总算抓住机会提出了关键问题。
“因为你对他们的目标持同情态度？你认同他们的战略？”谢珀德问，“他们”指当年的“气象员”，“战略”当然指暴力手段。
三两句交锋后，格兰特说，“30年前，你这样的聪明人没准自己也会参与他们的活动。”
从格兰特的话语中，我听不出懊悔，更没有自责，只有自夸。
谢珀德接下来去监狱采访索拉兹，两人隔桌对谈的镜头长达7分钟，既是新闻采访---谢珀德问，索拉兹答，同时也是索拉兹的演讲。利用回答问题的机会，索拉兹回顾了历史，阐释了历史遗留问题，她希望以近乎投案自首的方式翻去个人历史中相当沉重的一页。
为什么隐藏多年以后决定自首？因为孩子，孩子会改变你，索拉兹一直等孩子长大、成熟到能够正确看待问题的时候。因为良心的危机？对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无法忍受因此产生的自责？索拉兹及其同伴大多出生在不错的家庭，从未与暴力有过联系。那个年代很多国家的青年都上街，日本、法国、中国、安哥拉，他们是那场革命的一部分。
“听起来很时髦。”谢珀德说。
索拉兹回答，并不是因为时髦，别以为我们就是一群嬉皮士。我们的政府（指美国政府）正在谋杀，新闻里到处都是，象美莱村惨案。我知道她说的这个案例。越战期间的1969年，美军在越南的美莱村犯下一桩罪过，一群士兵枪杀了500多平民，其中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索拉兹接着说，我们抗议，我们静坐，但战争持续升级。她紧接着提到了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我也大概知道她说的这两个案例。1970年，俄亥俄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向抗议越战的学生开枪，导致4人死亡，9人受伤。11天后，密西西比警察又在首府向杰克逊州立大学开枪，结果2人死亡，12人受伤。索拉兹继续说，当时的年轻人都有被征召入伍的风险，那跟等着死伤发生没有区别。
谢珀德表示不解，“这听起来象是找理由。我很难相信，暴力是那个时候唯一的选择。”
索拉兹回答，“我们认为，当政府实施杀戮的时候，你坐在家里无所事事才是暴力。”她们希望用自己在美国国内的暴力活动结束美国的对外战争，一种极为特殊的“以暴制暴”。
“（如果有机会，）你们还会做类似的事情？”谢珀德问。
“如果没有孩子，没有年长的父母，我还会做，用更聪明、更好、不同的方式，但我还会做的。我们犯过错误，但我们是对的。”索拉兹回答。
电影中，索拉兹和“气象员”伙伴们抢劫一家底特律银行的过程中导致人员伤亡，他们负案潜逃。真实生活中，"气象员”从事过一系列暴力活动，他们炸毁过警察塑像、砸碎过银行的窗子，他们还鼓吹地下游击战，袭击包括美国国会、五角大楼、国务院在内的重要政府设施，但规模都不大。“气象员”们的目的在于宣示政治主张，不在于造成重大伤亡。很多恐怖活动实施前他们往往会发出明确警告，希望人们远离现场。越战结束后，少量“气象员”成员仍然坚持开展暴力抗争，他们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指针。多名“气象员”组织的骨干都被起诉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定罪的人很少。社会动荡逐渐平息以后，若干知名的“气象员”成功地重新融入美国主流，成为大学教授的就有好几位，包括伊利诺依大学芝加哥分校的比尔·埃尔斯(Bill Ayers)。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因为埃尔斯遇到过麻烦，他们两人曾经有过的联系在芝加哥广为人知。
电影中同样有一位在芝加哥的一所大学当教授的前“气象员”杰德。阶梯教室里，他讲述着卡尔·马克思，还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偶尔还会以老八路讲抗战的姿态回顾自己的年轻时代。看到银幕上的杰德，我无法不联想到真实生活中的埃尔斯。当年在组织内部他就反对暴力。多年以后见到由纽约逃亡而来的格兰特的时候，他给人的感觉就象见到了丧门星。 杰德说，妻子宁可原谅他与大学一年级新生上床，也无法原谅跟格兰特谈话。
索拉兹对过去的暴力行为开展过反思，杰德由始至终都坚决抵制，绝无半点后悔的是咪咪·路丽。路丽仍然强烈谴责政府，她说政府只是“保护富人、富有富有最富有的人”，她不会向这样的政府自首，除非那些大公司和政客们也因为做过的事情去自首。此时，格兰特有机会系统阐述自己的想法，他有很多懊悔，他甚至愿意认错，“我们被自己的原则给毁掉了，我们放弃了更基本的义务。”格兰特意识到，家庭、孩子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我没指望从一部电影里可以系统地琢磨出伊斯兰极端分子和美国本土恐怖主义者的区别，但至少有一点能看清楚。极端分子并不在意现世，他们鼓吹成为烈士的种种好处，但对美国人来说，天堂里的72个处女可能怎么也比不上真实生活中的一位家庭主妇。电影中还用一定笔墨显示出代际的区别，格兰特、索拉兹、路丽们的理想主义以及相伴而生的极端主义到了谢珀德一代已经不复存在，年轻人愿意听过去的故事，接下来更关心的还是Facebook上的更新。包括单身、已订婚、已婚、相当复杂、已分居、离异等在内的11种状态中，哪一种最符合自己当天的情况？
嬉皮时代的美国很左倾（组图）
2008-05-12 08:28:13 来源: 先锋国家历史 网友评论 16 条 点击查看
6月，他们在密歇根州的东兰辛召开年会，会场上挂在墙上的是列宁和毛泽东像，会场上到处是“红宝书”，胡志明、格瓦拉、卡斯特罗都成为了英雄。采访的记者发回报道说，“在整个大会中，‘革命’是讨论中居支配地位的话题。”
美国嬉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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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分水岭，也是我个人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国内与国际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新年攻势、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金博士遭人暗杀、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以及越战的持续升温。——希拉里
琳达·菲茨帕特里克死去的时候，希拉里·罗德姆还是韦尔斯利学院的一名学生，而戴安娜·奥顿则刚刚获得密歇根大学的硕士学位，就职于一家儿童社区学校。
那是在1967年10月。其实，这三个人自始至终都互不相识，将她们联系在一起的，除了相似的家庭背景，都是独立的女青年外，还有就是她们正在经历的那个大时代。
1967年，动荡的氛围弥漫着整个美国。在路易安娜州，黑人的民权行动开始升级，一些人提出要实行“黑人自治”。在越南，美国将军们找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但换来的却是更多的伤亡数字，这让素来主张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博士也开始带头火烧兵役证。
敏锐的利昂·弗里德曼在其当年出版的《一个公民权利的读者》序言中警告说，“改革的冲动在达到目标之前通常会传播开来，在一种逆反冲动中将以前的成果全部抹杀。1967年，就像在1877年时一样，出现了这种趋势实际上已经开始的明显信号。”
“民权”、“反战”、“学生运动”——这些贯穿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主题词，在这一年剧烈地混合、发酵，并暗自酝酿着爆发的力量。大多数人都预感到，即将到来的1968年，将会是一个多事之秋。
“嬉皮士”之死
1967年夏天，大约有2.5万名（也有警察估计达到了7.5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到旧金山金门公园参加一次名为“人类大聚会”的表演。他们披着长发，带着廉价串珠项链，光着脚，谈论着彼此都不明白的“禅宗”、“东方”等词汇，还有一些人则互相询问着对公路电影、摇滚乐、迷幻音乐的看法。
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谈论的层面，那算不得什么。年轻人更出格的举动是共同服用各种类型的精神扩张毒品。有DMT、墨斯卡灵，还有大麻叶和迈瑟德林，当然，最流行的还是LSD迷幻药。
而这个活动的高潮则是青年男女们自由的恋爱，如公社般生活。那时候，并没有“一夜情”这个词，但的确有很多人与素不相识的人刚刚见面几个小时就开始做爱，只因为对方是个“诗人”。
那个夏天，是“嬉皮士”一代欢乐的顶点。他们自称为“花童”，并骄傲地将这个夏天命名为“爱之夏”。
欧文·菲茨帕特里克先生是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特别报道中得知这些事件的，这位富有的香料进口商对年轻人的做法并不理解，甚至表达了明显的厌恶情绪。
这也难怪，在美国，犹如欧文先生这样的中产阶级在当时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一项统计说，大约有60%到70%的美国家庭属于这一层次。正如希拉里·罗德姆后来形容自己的父母一样，欧文先生也是这一类人：“他们相信美国的无穷可能性，他们的价值观念扎根于大萧条时期的生活经验。他们相信辛勤工作，而不问收获。相信自力更生而非自我放纵。”
欧文先生在自己居住的格林威治镇，也的确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和蔼、克制、低调、善于打理好自己的生活。
他养育有7个子女。18岁的琳达·菲茨帕特里克是他的第六个孩子，正在一所上流学校读书。欧文家的邻居们和朋友们评价这个女孩子，“看起来是一个愉快的、富有的、一名具有良好协调能力的女孩子。”
“嬉皮士”们在旧金山狂欢的时候，这一家人刚刚从百慕大度假回来——这是这个中产家庭通常的消夏方法。回家后不久，琳达还剪短了头发——长发是嬉皮士们的典型标志。为此，她的母亲坚信，“她不可能去做嬉皮士做的事情。”
但仅仅两个月之后——10月9日，在纽约市一个叫格林威治村的一座公寓的锅炉房里，人们发现了她的裸尸，一同死去的还有一个嬉皮士流浪汉。
1968年的希拉里
“难以理解”的一代
欧文先生无法理解，因为就在他和女儿谈到8月份的嬉皮士狂欢的话题时，琳达还表示了对父亲的赞成。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琳达都不该是他们中的一员。
生于1949年的琳达·菲茨帕特里克是典型的“婴儿潮”一代。从1946年开始，美国进入战后的生育高峰，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1964年。这是对美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代，其中就包括了生于1947年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罗德姆、英国王储查尔斯的现任夫人卡米拉，以及生于1946年的前任总统克林顿、现任总统小布什。
从物质上来说，这一代人遇到的是美国历史最幸福的时刻。连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让大多数家庭迅速步入了中产。这些人一出生就享受着“丰裕社会”的种种便利，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最先享受到电视普及、私家车增长，以及高等教育扩张的一群人。他们的父辈，只有15%的人能进入大学，而到了他们这一代，则达到了40%。
但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让父母最操心的一代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爱的环境中，不知道什么是困苦。他们能得到一切想得到的，只要自己坚持。即便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们学披头士乐队留着长发，念着金斯堡的诗句，读着凯鲁亚克的小说，滥交朋友，吸食着大麻叶或者服用LSD迷幻药，嘴里还哼唱着鲍勃·迪伦的歌曲——“妈妈，我不知道为啥生活”。
和那些放浪形骸的同代人相比，琳达的成长经历可以算得上安分。她在格林威治镇的乡村日校完成了初等教育，喜好体育和绘画。后来进入一家名叫奥伊尔菲尔兹的昂贵寄宿学校，这是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四年制大学的预科班。就在这个夏天之前，她从来没因不良行为让自己的父母操心过。但在全家人度假回来后不久，她告诉父母，她最喜欢的艺术老师不在这个学校了，所以，她决定退学到纽约的格林威治村自己画画。
格林威治村在纽约西区，形成于1910年代，当时就是各种实验艺术家、作家的聚集地。而在琳达入住的时候，那里则是嬉皮士、朋克摇滚乐手们的大本营。尽管有所担心，但是琳达的父母还是同意了她对艺术的追求。
后来的调查发现，琳达在自己的家乡格林威治镇，与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面目。在格林威治镇，琳达是一个衣着得体、金发碧眼，见了男孩子会害羞，“丰满、漂亮、健康的姑娘。”
而在格林威治村，琳达则是一个经常服用迷幻药、吸食大麻、滥交男友的女嬉皮士。她的房东说，“她那儿总有许多其他男人、在大街上游荡的任何人——她能找到的最脏的、留着胡子的嬉皮士们。”她在格林威治村的朋友则形容她——“是一个真正的怪物”，这是他们对吸毒上瘾的人的称呼。
《纽约时报》报道说，琳达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10月8日晚10点，她说自己刚刚吃了一点药，药力正在发作。3个小时之后，她和她的男伴一同被杀死在一个肮脏的锅炉房中。
故事见诸报端，无数人震惊于琳达的死。大多数人如琳达的父母一样，不明白有着良好家庭教育，衣食无忧，有着美好的前景的年轻人，为什么会生活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
压抑的情绪
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倒是LSD迷幻药的发明人阿尔伯特·霍夫曼博士一语中的，“物质崇拜主义、工业化和不断都市化造成的同大自然的隔绝，在这个富足的社会里，生活反倒无聊乏味，没有意思，失去了其宗教、教育及有价值的基础……他们与迷幻药热同时出现。”
那时候，的确有许多让年轻人不满意的地方：他们一出生就被要求像父辈那样上进。父母们的愿望是供养好孩子吃喝，让他们先进入名牌中学，然后进入名牌大学，最后是进入知名大公司，像自己一样成为中产阶级。这却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机器。
他们带着对这种主流生活哲学的藐视，裹挟着摇滚乐、嚎叫派诗歌、LSD迷幻药这些最流行的现代元素，用身体来批判现实。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看似波涛汹涌的狂潮不过是无根之水。现实并不是轻易可以用身体就能批判的，几个小小的挫折就能让这股浪潮退却。
大量的嬉皮士盘踞在金门公园，导致旧金山发生严重的粮食和药品短缺。这让不少嬉皮士们不得不忍受饿肚子和发高烧的折磨。如果说身体的痛楚算不得什么的话，那么心灵的伤害则让他们难以忍受。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他们把嬉皮士的聚居区当作了旅游景点，那些昨天还被认为神圣无比的信物，今天就一件件被拿出来当作了旅游纪念品出售。
当然，更为严重的是，各色毒贩涌入此处，为了争夺地盘大打出手。于是，“爱、鲜花、自由”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丑恶、肮脏、和满地的垃圾。
也就是在琳达死去的这个星期，嬉皮士们在金门公园举行了一次葬礼，他们烧掉了一副棺材，里面装着橙子皮、孔雀毛、吉祥饰物、旗帜、十字架和一块大麻味的饼干。这次葬礼被命名为“嬉皮士之死”。
除了琳达，嬉皮士们没有死，但他们的确是带着虚弱的身体和疲惫的灵魂开始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但谁要以为年轻人的躁动就此平息，那可是大错特错了。
对于真正有独立见解的青年人来说，“摇滚”、“诗歌”、“迷幻药”不过是逃避责任的借口而已，重要的不是批判社会，而是要改造社会。至少，对于当时只有21岁的希拉里·罗德姆来说，是这样的。
那时候，她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上学。正如死去的嬉皮士琳达一样，希拉里也出身中产家庭，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样受到60年代如火如荼的风潮的影响。就在“爱之夏”的前几个月，她还忧心忡忡地给朋友写信述说自己的迷惘，“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我经历了三又二分之一次蜕变……从疏离冷漠的大学生、事事关心的假嬉皮士、教育和社会的改革者，变成半调子的孤芳自赏者。”
但她的确又不甘心随着周围的环境而任意漂流。《纽约时报》在2007年披露她大学期间的一些信件，在信中，她曾对一个态度消极的朋友不满，“你满意自己扮演的角色吗？”她指责说，“你似乎已经决定要当一个‘反应者’而非‘行动者’，让周遭事物决定你的人生！”
希拉里选择的反抗手段是政治。与琳达不同，希拉里在很小的年纪就表示出对党派政治的兴趣，她在少年时期一直是共和党的拥护者，这自然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刚刚进入大学时，她一度还成为学校里青年共和党的主席。
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
转折点
很多年以后，希拉里还在自传中清晰的回忆起1968年对她的影响，“1968年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分水岭，也是我个人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国内与国际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新年攻势、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金博士遭人暗杀、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以及越战的持续升温。”
“新年攻势”是1月下旬由越共发动的，这次行动中，越南南部数百个城市遭袭击，甚至一度连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也岌岌可危。而就在此前，约翰逊总统还信誓旦旦地说越共马上就会垮台，美国军队一直在胜利。
到这年4月，美国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已经超过50万，与此同时，阵亡人士也超过了2万人。
征兵的通知单虽然不会出现在韦尔斯利这样的女子学院，但希拉里却就越来越接近反战的立场，这与她的父亲并不一样。积极参与各种有关战争的讨论，甚至还在年初帮助持反战立场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人麦卡锡拉选票。
“新年攻势”的浪潮还没有完全平息，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博士被刺杀了。
早在1962年，还在希拉里上高中的时候，她就亲耳聆听过金博士的一次演讲。通过那场名为“通过革命保持清醒”的演讲，希拉里才第一次了解到黑人斗争是怎么回事。金博士那“旧秩序渐渐远去，新秩序正在诞生，大家都该接受它，学习像兄弟一样相亲相爱，否则大家一起毁灭”的话，深深打动了这个生于保守的右翼白人中产家庭女孩的心。
听到金博士被刺的消息，希拉里悲愤异常。她的室友回忆说，希拉里回到宿舍，就将书包狠狠地砸在墙上，说着“我受不了了”，然后失声痛哭。第二天，希拉里冲出校园，走向街头。她到波士顿邮政广场前参加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回来的时候，她在手臂上缠上黑纱以示悼念。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仅仅两个月之后，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又被刺杀了。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被看作是引领美国走出困境的希望之星。之前，是他的哥哥，约翰·肯尼迪总统激发了人们重拾“平等、民主、公正”的美国梦，但这位伟大总统早在1963年就被刺杀了，而今轮到了他的弟弟。
即便是那些最保守的学生，在1968年的春天也变得狂躁起来。从芝加哥到波士顿，从马里兰到俄亥俄，美国的大学一片沸腾。
向左，向左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们组织起来占领了学校的几栋大楼，领导者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人。它当时是全美最大的学生组织。
事情的起因是哥伦比亚大学要建造一座体育馆，占据了哈莱姆地区的一部分土地，而这个区又主要是以黑人居民为主。另外，哥伦比亚大学与防务分析研究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机构服务于五角大楼，学生们要求哥大必须断绝与这个机构的联系。
就这样，“种族”、“民权”、“反战”，“学潮”种种因素终于扭结在了一起，混合爆炸了。占领行动从4月23日开始，不到4天，就有5栋大楼被学生们占领，学生们在“占领区”过起了公社般的生活。
到了第8天，校方终于失去了耐心，他们找来了警察。通过电视转播，更多的学生看到了警察暴力夺回大楼的一幕：被拖进囚车的学生流着血，手指却做出代表胜利的“V”字，这一次，有200多人受伤，700多人被捕。
于是，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兴起。根据事后的统计，全美有70%的大型高校卷入其中，仅1968年上半年，大小示威就超过了2000次。学生们变得更加激进。“革命”这个词被越来越频繁的提起。
就是这个夏天，希拉里去参加了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近年来发生的种种事情，让她离右翼保守的共和党主张越来越远。她开始脱离父亲的影响，慢慢地成为一名主张自由民权的民主党支持者。
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的集会上，希拉里和朋友一起遭遇了大批的示威者。“我们可以闻到催泪瓦斯的气味，接着大批警察逼近，有个人在我们后面的人群中高声咒骂，并往前扔石块，差点就砸到我们。”
看到群情激愤的人群，希拉里开始思考美国到底会不会发生革命。这是她在这之后的一个夏天里和朋友辩论的主要话题，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会上演革命。“即使上演，我们也不会参加。”这个从小就相信党派政治的人此时虽然对政治已经不抱幻想，但相信“政治仍然是民主国家进行和平、渐进式改革的惟一手段。与那些一百万投掷石块的示威者相比，主张不合作主义和非暴力反抗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圣雄甘地带来的是更真实的变化。”
但希拉里不知道的是，她所遭遇的这次示威活动，正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操纵的。在哥伦比亚大学运动之后，这个组织愈发激进。
6月，他们在密歇根州的东兰辛召开年会，会场上挂在墙上的是列宁和毛泽东像，会场上到处是“红宝书”，胡志明、格瓦拉、卡斯特罗都成为了英雄。采访的记者发回报道说，“在整个大会中，‘革命’是讨论中居支配地位的话题。”
在这狂热的夏天，经历了“文化反叛”、“政治行动”之后，青年人开始考虑动用“革命”的武器。
马丁·路德·金
风消云散
也是在这个夏天，戴安娜·奥顿成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全职积极分子。生于1942年的戴安娜比希拉里和琳达都要大上几岁，甚至算不得是“婴儿潮”一代。但这并不妨碍她被60年代的大风潮卷入进来。
戴安娜也出身富裕，她的父亲是伊利诺斯州有名的农场主，还是州立法会议员。1959年，戴安娜进入了“七姐妹”女子学院之一的布林莫尔。就在刚进大学的第一年，她还是家族传统的维护者，积极地捍卫着她父亲对亚拉巴马州租佃农场的所有权。
1961年，她在大学三年级时，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了一年。在她给家里写的信中，第一次提到了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妇女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回到美国后，她在费城参加了一个辅导下层黑人居住区儿童的计划。此时的戴安娜不再对大学中的交集舞会感兴趣，而是迷上了摇滚乐。
毕业后，戴安娜跟随一个项目组去了危地马拉一个偏远的印第安市镇，住在肮脏的房间中，与一群孩子和老人一起工作。那成为对她影响最大的一段经历。她越了解危地马拉的贫穷，就越反思美国的富裕，并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1966年，她回到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读硕士学位。一年后毕业进入一家儿童社区学校。在此期间，她参加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但直到1968年，学校因资金问题而关闭后，她才成为真正全职的积极分子。戴安娜创建了一个妇女解放小组，很快这个小组就从所有的激进派别中脱颖而出。
此时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已经被“革命”化情绪所控制，暴力化倾向越发严重。在当年秋季开学后，校园纵火、爆炸事件层出不穷，大多数与这个组织有关。伯克利、俄勒冈、得克萨斯、华盛顿……处处可见激进的学生围绕着燃烧的建筑载歌载舞。一些地下报纸甚至开始教人们制作小型炸弹。
但过多的暴力行为也埋下了隐患。一些温和的学生开始对此作法不满，他们主张反抗和斗争，但却不希望使用暴力。
1969年6月，也就是暴力活动最兴盛的时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裂了。最为激进的成员留下来，成立了“气象员”派。这个名字依然来自鲍勃·迪伦的歌曲——不用气象员也知道风向何处吹。戴安娜成为了其中一员。
“气象员”们开始在各地袭击警察，制造爆炸。但越是这样，跟随他们的人越少。但戴安娜却始终坚定不移。1969年10月，戴安娜在一次集会中被捕，她的父亲付出了5000美元将她保释出来。
1970年3月6日，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一栋四层楼的地下室，戴安娜和另外几个“气象员”用买来的两箱炸药制作炸弹。此时爆炸发生了，无人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4天之后，警察才在瓦砾堆中发现了戴安娜的尸体，她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
正如所有的事情都有个终点。戴安娜的死，意味着“气象员”组织大规模暴力活动的尾声。不仅仅如此，60年代风起云涌的浪潮也开始悄悄消退。
尼克松当选总统已经好几个月了，白宫的头头们正商量着如何从越南撤军。而国内经济也不如以前那么景气，那些曾经衣食无忧的年轻人们，开始认真考虑就业、结婚、生子这些人生中最基本的问题，在激情澎湃了将近十年之后，他们各自散落入茫茫人海。
大风潮就这样无声无息的退去。而在风潮中遭遇迷惘、激情、愤怒的一代年轻人，命运却各自不同，琳达·菲茨帕特里克死于吸毒和滥交，戴安娜·奥顿死于炸弹爆炸，只有希拉里·罗德姆，从韦尔斯利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
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后来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及1968年，她说，“那是我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思考问题的方式。”- 这是一个关于女儿的故事，主人公因为女儿而逃亡，又因为女儿而无罪释放。本片在引进的时候，被剪刀手剪掉了21分钟的情节。笔者不知道这21分钟包含了多少细节，会对观众理解电影产生多大影响。单从这部大陆公映版所呈现出来的部分来说，笔者很难将其理解成一部反思电影，电影反倒着重表现了主人公对其女儿的挚爱。看似紧张却平淡似水的电影。
电影导演雷德福饰演男一号，拉博夫饰演男二号，还有一大帮子好莱坞老帮菜老戏骨倾力加盟客串，数星星认面孔似乎成为本片一大趣味之一。电影的叙事围绕着雷德福和拉博夫二人展开。两条线索同时进行，并在最终汇聚到一起，非常典型化的叙事方式。雷德福是曾经的地下气象站的成员，因为一起三十年前的案件被列为恐怖分子遭到通缉，于是隐姓埋名化身为律师。然而为了搞到新闻头条的拉博夫的介入，雷德福的身份遭到揭穿。为了让小女儿的生活不受毁灭，他开始了逃亡之路。然而，拉博夫此人，随着调查的深入，在他心中似乎也建立起了一种正义观，他不再单纯的追求新闻价值，而开始着手追查三十年前事情的真相。同一时间，雷德福在逃亡的同时，调查真相。使得两条线索汇聚在一起的，是接手三十年前事件的警察以及雷德福与老情人所生的大女儿。剧情发展到这里，全片的套路也基本完毕，很容易就能想到，老情人会为了女儿，而主动投案，让雷德福无罪释放。全片节奏尚可，配乐极力渲染这一种紧张的氛围，从观众的听觉上，造成一种电影节奏很快的假象。但实际上，这种文戏居多的电影，节奏也很难像动作片那般能通过精妙的剪辑手法来达到提速的目的。
严格来说，本片中那个名为地下气象站的组织，只是一个革命激进组织，同中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无甚区别，而且还都是最终的失败者。只是，本片敢于去反思那段荒诞的历史，更敢于发出不那么符合美国主旋律的声音，强调了自由与真相。电影中报社主编曾经提到：新闻已死，这既是在批判现实，也是在暗示拉博夫饰演的角色之后的一系列行为，从而赞扬了历史上那些敢于揭晓事件真相的勇敢无畏的新闻工作者们。
我不知道国内剪刀手们在害怕些什么，要把本片剪掉多达21分钟之多，也许他们就是喜欢这种充满人性光辉的父女情深，而不喜欢反思历史呢。 - 秘密是危险的，我们都以为我们知道，但如果当你也有个秘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保守一个秘密，意味着你会对一个人有些新的认识，也会对自己有些新的认识。
我看电影的时候就和那个记者一样，他问的很多问题都是我想要问的，他提出的疑问也是我疑惑的，就像记者说的，有欺骗就有大文章在里面，男主为何选择那样的潜逃，为何联系那些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女儿，他不是在逃避过去，他是在为他的女儿战斗，为了之后能陪伴女儿今后的成长，他想把那他隐藏不说的能证明清白的证据找出来，而这个证据是他昔日情人的证词，但是他为什么现在才找呢，why now，一个是因为女儿，一个是因为米米是他以前的老情人并与男主还有一个读大学的女儿（被以前的发小收养），由此可见其情义。
当你知道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广而告知，还是深存内心。
无法组织什么好的语言，嘿嘿 ，就是觉得这个电影不错的地方就是去挖掘完所有秘密以后，你最后会和那个记者一样，深藏内心。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