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男孩 올드보이(2003)
简介：
- 女儿生日那天，中年男子吴大修（崔岷植饰）在醉酒回家路上，突遭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失踪。就此，他毫无理由地被囚禁在一个神秘的私人监狱中。寻死未果的吴大修，每天看电视，三餐吃煎饺。通过电视，他得知妻子已遭杀害，女儿下落不明，自己更被怀疑为凶手。就此，吴大修开始锻炼身体，决心复仇，并在牢中度过漫长的15年。
演员：
影评：
电影语言
《老男孩》一片的电影语言可谓极其风格化。朴赞郁并非科班出身，他毕业于韩国西江大学哲学系，但热爱电影，事实上他和楚浮一样是由影评人转行成为导演。这也注定了他巨大的观片量，从而在电影语言上的博采众长。当然由于他是一名B级片与cult片影迷，又使得他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首先浅析一下本片开头的综合电影语言运用。第一个镜头起自一只手握住领带的特写，逐渐拉到吴大修逆光的面部狰狞特写（无其他背景，高对比的硬光），然后切换至跳楼者，交代环境。配乐十分紧张，短短几秒已建立起极强的戏剧张力，为整部影片定下了基调，而观众多以为是吴大修要迫害跳楼者。此时镜头突然切换至故事的最初，喝醉酒的吴大修在警察局闹事。使用普通灯光与自然声，纪录片式粗糙剪辑，当年的吴大修完全是一副中年废柴上班族大叔的样子，无论形象还是滑稽平和的气氛都与最初的镜头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这一段戏还承担了叙事上的多重功能，不但交代了吴大修的最初身份，与之后的影片形成反差，还提到了他的女儿，可以说埋下了第一个伏笔。场景转换到电话亭，最初仍然是纪录片式粗剪，然而随着吴大修的失踪，转换为轨道镜头并逐渐拉高成为俯角镜头，自然声退去，全片多次出现的一段提示情节推进的主题配乐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老男孩》一片中俯角镜头出现了四次，除了此处，在吴大修离开监禁房间、初次遇到mido、以及影片最后催眠结束都有出现。通常而言俯角镜头因其暗示全知视角往往带有一定宗教意味（可以参见《我要复仇》），但此片中倒没有涉及宗教，更接近于宿命的提示，因为每次俯角镜头出现都暗示着主人公命运的转折。仅仅一个开头，导演就很少的笔墨牢牢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并制造了强大的戏剧张力，还为情节进展做下了必要的铺垫。
而其他出色的镜头语言运用还有很多。比如通过广角镜头进行的空间处理。第一个广角镜头出现在吴大修进入监禁房间后，一组十分压抑的极低机位镜头（从门下露出头）之后，从吴大修后方交代整个房间环境。然而由于广角镜头的效果，整个空间被压抑在镜头之内，仍然显得禁闭和压抑。第二个则近乎鱼眼镜头，出现在吴大修走出禁闭房间后，在电梯里15年来首次见到女人。通过鱼眼镜头的使用，吴大修尽管克制自己紧贴电梯，但他的手仍然像要抱住女人。另一个也是运用于房间，吴大修进入偷窥自己的房间，遇见李有真及其保镖时，鱼眼镜头的使用另吴大修仿佛踏入了一个陷阱，一个李有真精心布置的局。
至于吴大修在监禁自己的楼层过道中，与一帮小混混打架的长镜头，几乎可以成为暴力美学的教科书。长达三分钟的打斗由一个横移镜头完成，其中的场面调度可谓炉火纯青，乍看混乱实则节奏精妙，仿如一曲交响乐。而其所使用的配乐却名为《a lonely place》，极尽反讽。（值得一提的是，本片OST每一首题目都是另一部电影的名称。）
朴赞郁对景深的运用也颇具匠心。如最后在李有真的办公室中，朴赞郁运用了不少夸张的可与《公民凯恩》中凯恩与苏珊在城堡中的场景相媲美的景深镜头。他运用镜子将近景的李有真正面（同时面对观众），远景的吴大修，远景墙上李有真姐姐（妹妹？）的照片放在了一起，再不时闪入在另一边监禁房间中等待的mido的画面。一方面提示两个仇人的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可以说故事核心的矛盾都在这组镜头中交织并即将爆发。（而mido的闪入，也因之前的一段错位交叉剪辑的延续而并不显得突兀。）
浅景深的运用例子，则有吴大修离开监禁房间后下楼的一组。吴大修离开房间后，电梯中的女人仍然在和警察投诉，警察也试图叫住吴大修，甚至之前的跳楼者也在此时从楼上坠下。这些看起来激烈的事件，却都被虚焦处理，镜头始终牢牢锁住吴大修面部特写，可见其内心之决绝，全然不闻外界之事。
朴赞郁还非常喜欢使用类似北野武的突然静止镜头来制造反差或荒谬效果。比如影片开头拉住跳楼者领带、几段打斗的开始等等。又比如通过饺子寻找线索那段的开头，就是突然切入一个mido夹饺子给吴大修的静止镜头，用夸张的造型提示，此处饺子正是解谜的关键线索。
懂得节制的反差效果也使得朴赞郁与盖里奇、罗德里格斯、三池崇史、塚本晋也这样的后现代&暴力导演区别开来，而更接近昆汀塔伦蒂诺与北野武。（或许这正是昆汀将戛纳评委会大奖颁给此片的原因之一。）除了对暴力部分的非常规处理之外，许多细节也可以看出导演对节制的理解：当mido在一个普通的大街上问吴大修是不是想去妻子的坟墓，自然声效与手提摄影制造的日常氛围下，吴大修突然转过头，露出了极其痛苦的表情，没有特殊手段和配乐进行烘托，却反而更加震撼人心。（这一点在《我要复仇》中更为显著，几乎所有人物感情迸发或出现剧烈冲突的戏都是用远景拍摄。）有一段平行蒙太奇，是正在做瑜伽的李有真与汽车中愤怒狂吼的吴大修的反复切换。乍看是痛苦与冷静的对比，但事实上，只有通过瑜伽才能获得暂时缓解的李有真，他的痛苦远远超过此时的吴大修，这其实是一段痛苦与更加痛苦的对比，这组镜头以李有真的一滴泪水结束，但却充满了力度。
从叙事角度来看，朴赞郁的悬念与伏笔设置更是令人叫绝。影片开头的一系列悬念设置不断地刺激着观众的好奇心。除了悬念的数量，悬念出现的节奏也恰到好处。比如精彩激烈的楼道群架戏之后，观众刚刚松一口气，马上发现帮助吴大修的普通路人实际上竟然就是最终的反派。前半部影片几乎都是如此一波接着一波，毫无空隙。
除去一些较为明显的单纯服务于情节的不谈，本片的某些伏笔设置则更别有深意，值得探究。当李有真第一次打电话给吴大修，吴大修问为什么要关他15年时，镜头正好把mido和吴大修取在一起，可谓导演别有用心的暗示。尽管有催眠术作为解释，但吴大修与mido初次见面是互相说眼熟的设置，实在颇有些揶揄。李有真也说过，不管催眠术有多高明，要让两个人相爱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想见，从小没有父亲关爱的mido内心的孤独（其后也用蚂蚁人的隐喻来表现），遇到吴大修这样有父亲味道的中年男性，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的浮现其实并不奇怪。
另一个有趣的伏笔是在禁闭吴大修房间中的两幅画像，一副是一个面目狰狞的表现主义画像，无疑暗指吴大修自己。另一幅则是一副少女祈祷的画作，应当是暗示后面出现的mido。关于这一伏笔，在后文关于影片主题的讨论中，我将继续展开。
导演也深谙调动观众心理之道。比如开头先另观众以为吴大修要杀跳楼者，之后又发现是救。又比如通过情节推进另观众对mido身份进行多次推测修正，使得观众到最后才发现mido原来就是吴大修的女儿（尽管如前文所述导演早已在镜头上进行过暗示）。
在叙事上更加技术化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如此复杂的故事（又运用了诸多技巧）在2个小时内清楚地讲完。叙事的多功能性和用镜的简洁是朴赞郁的两个法宝。前文已经提到，影片开头的短短几秒已经交代了大量的信息。这里再举一例，吴大修从禁闭房间出来后，在街上游荡遇到一群街头小混混并与之发生冲突。这段戏一方面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主人公在长期压抑之后终于有了一次发泄），另一方面交代了外界环境的变化（通过小混混新潮的骂人语言，吴大修未曾听说过），以及吴大修在身体和头脑上在这15年中的变化（虚拟训练使其变得武功高强，这令之后的复仇得以可能，同时他通过电视学习了很多知识，但是电视没有教骂人的话）。
而朴赞郁的惜墨如金已经成为他个人风格不可分的一部分。他推进情节的方式，将蒙太奇的作用发挥到了极限。吴大修通过饺子找到监禁他的大楼一场戏，只用三个短镜头完成：吃饺子，追外卖的伙计，到大楼的电梯中。吴大修到网吧找到老同学只有两个镜头：老同学惊异的表情——两人拥抱，省去了全部的寒暄过程。这样的跳剪需要极好的火候控制，因为如果语境稍有交代不清，便容易造成观众的不理解。事实上，朴赞郁的简洁与叙事段落多功能是相辅相成的。正式通过这些手段，朴赞郁才有更多时间去刻画他需要用心刻画的部分，又不影响情节的交代（反而还给观众一种酷酷的感觉）。相比之下，许多中国导演的叙事功力便逊色太多，必须通过大段的台词来推进情节、表达人物情感，片子拍得很长却几乎没讲出多少内容。
另一点值得赞赏的因素是，朴赞郁不似某些现代或后现代导演，在开篇给出极其吸引人的噱头之后，往往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的结尾。这样的手法偶尔为之还可以（比如奉俊昊的《杀人回忆》），但用得多了便令人不禁怀疑编剧的能力，也使得许多先锋电影被扣上故弄玄虚的帽子。朴赞郁通常以奇特的噱头吸引住观众，带给人极大的观影享受，然后随着影片推进逐渐放缓节奏，解开噱头，引入主题，发人深思。
再谈谈《老男孩》的美术风格。本片多数时候使用类似《教父》的低调摄影，画面中黑色块与冷色块经常占据主导，以配合影片沉重的主题，但也并非全然如此。吴大修与mido做爱的旅店一场戏中，镜头上便增加了红绿滤镜，使气氛暧昧起来，几乎带上了杜可风的风格。而影片开头的高反差硬光，可以看出些许film noir的传统。结尾处的雪景又拍得颇为唯美，难怪有人评论说简直像岩井俊二《情书》的开头了。（这种摄影风格配合情节与主题的变化，在《亲切的金子》中也十分突出。但在《我要复仇》中，朴赞郁却又使用了反差的方式，几乎将所有惨烈的故事都放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拍摄。）
影片中出现的几个超现实主义段落也很有意思。蚂蚁的隐喻出现了两次，一次用于表现吴大修的痛苦与愤怒，一次则用于表现mido的孤独。不知道达利看到朴赞郁的这番化用作何感想。但更精彩的是一些不那么明显的段落。特别是在旅店深红色墙壁的房间中，西装革履却带着防毒面具的李有真，躺在裸体的吴大修与mido身边，享受复仇的快感，周围是漂浮的麻醉气体，近景还有李有真的保镖（同样西装革履带着防毒面具）。这个美妙的画面可以说完美地展现了布勒东的美学。当然还有李有真办公室那独特的现代主义设计。
在音乐上，Yeong-wook Jo所创作的OST很有一些Philip Glass的味道，尤其是提示命运与情节推进的那个主题，紧张的琶音风格。非常有趣的是，在吴大修对监狱看守进行拔牙刑的时候，所使用的音乐是维瓦尔第《四季》之《冬》的第一乐章。《四季》的每一乐章都有相应的诗句，而《冬》的第一乐章恰好是这样的“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人们簌簌发抖，牙齿打颤，浑身冻僵。”而之后监狱看守报复吴大修要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吴大修牙齿开始打颤的时候，这一乐章又再响起，倒是令人有些忍俊不禁。
影片主题
如果说《老男孩》一片有令人诟病的地方，或许就是主题。许多人认为本片主题较为浅薄，更多是像《杀死比尔》那样极尽视听娱乐之作。但韩国导演，因其东方文化底蕴之存在，还是与昆汀、盖里奇这样的导演有所不同。他们很难拍出《落水狗》《两杆大烟枪》《罪恶城市》这样的纯“轻”之作，他们的作品总是无可避免的要附加上一份“重”。本片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了一些film noir传统（即几乎不存在绝对的恶，个体命运总是在社会体系的压榨中不能自己，最终走向毁灭的悲剧），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导演的一些指向。李有真和他姐姐的悲剧，真的是因为吴大修的一句话导致的吗？显然不是，而是由于整个社会传统伦理观念对乱伦的可怕暴力。社会对个体的禁锢才是真正的凶手，也是李有真变态复仇计划的根源。因为他找不到真正的复仇对象，他无法向整个社会的伦理体系复仇。他清楚吴大修并非真正的凶手，因此单纯地杀死吴大修完全与复仇无关。他只有通过制造乱伦来报复乱伦，才能对社会显示他最后绝望的挣扎。最后吴大修剪掉舌头，也象征着对这种社会杀人“言论”的毁坏。
影片最后结尾在大雪中的山野里拍摄。远离社会的山野，也远离了禁锢人的社会体系，而寂静又纯白的大雪似乎消弭了那些致命的“流言”，洗涤了所有的罪。但真正的救赎或许是mido最后的一句“吴大修，我爱你。”李有真与姐姐的乱伦之爱被社会伦理体系所毁灭，然而吴大修与mido的乱伦之爱最终得以冲破一切禁锢。在导演看来，只有爱才是包容一切的，而吴大修主动选择通过催眠忘却mido是自己女儿的记忆，也是通过爱完成了对自己，甚至对李有真的救赎。这里继续说说前文提到的关于两幅画像的隐喻，可见导演在影片的开始就暗示，祈祷的少女（mido的爱）将完成对暴怒之人（吴大修，甚至包括李有真）的救赎。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大修最后到李有真办公室决战的时候，mido恰恰被关在之前那间监禁房间中为吴大修祈祷（并且她十分纯真地给自己按上了天使的翅膀）。
影片中吴大修的演员崔岷植无需多言，其表演堪称完美。姜惠贞饰演的mido也非常不错，足够天然。但个人觉得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李有真的扮演者刘智泰的出色发挥。他并没有将李有真塑造成一个常见的丧心病狂的变态复仇者，而是真正的有血有肉。这种隐忍了十多年的无处发泄的仇恨与痛苦其实比吴大修的外露难以表现的多。而刘智泰这位演员甚至眉宇间让人始终感觉到一种纯净（所以最后他没有把mido面前的盒子打开），当人物笑的时候，我却能深深感受到人物的痛苦。其实刘智泰的真正成名之作是许秦豪导演，与李英爱合演的纯爱影片《春逝》。《春逝》的清新与纯美甚至超越《八月照相馆》。不得不佩服朴赞郁的选角眼光，刘智泰本身的气质正好得以另李有真这个角色更加丰满。
如果从整个三部曲的角度来看影片，也可以看到有趣的轨迹。三部曲中，《我要复仇》的结尾最为绝望，角色全部死亡，《老男孩》和《亲切的金子》都以雪地为结尾，展现了希望的存在；《我要复仇》拍摄的十分隐忍，但又十分惨烈，《老男孩》居中较为平衡，《亲切的金子》则近乎炫技，十分华丽；主题上，《我要复仇》可以隐约看出一些宗教因素，《老男孩》则暗指社会批判，到了《亲切的金子》，则在影片中同时大肆表现宗教与社会批判。相信观众如果能完整观赏整个三部曲，并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一定会对导演的意图有更深的体会。
对比中国第六代导演
韩国电影的这场浪潮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风格或宣言。各位导演可谓风格各异，除了本文分析的朴赞郁之外，还有走标准艺术片路线的金基德，同样犀利带劲的奉俊昊，原本是作家因而文学气息浓厚的李沧东，擅长清新题材与情感题材的许秦豪，更注重商业效果的郭在容等等等等，实在可谓百花齐放。更可贵的是，优秀电影的涌现还与国内电影市场的空前繁荣、电影产业及法规的成熟相伴随。然而，我国的新生代导演与之对比却令人有些失望。大部分导演长时间停留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之中，题材（又十分单一）大过电影语言，也因此容易被指责为谄媚外国评委（以李扬《盲井》贾樟柯的《小武》等为代表）。即使有尝试先锋技法的，往往最终另影片不知所云另普通观众无法接受（以张元的《东宫西宫》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等为代表）。试图回归主流市场但变得毫无深度近乎媚俗（以张扬《爱情麻辣烫》张元《我爱你》等为代表）。也有试图学习后现代技法回到叙事，但仍然火候不足（以陆川《寻枪》为代表，当然宁浩的《疯狂的石头》火候已经很足，但毕竟模仿盖里奇太过严重）。最糟糕的是一些循环多年又回到原地，除了一个独立电影的外壳，意识形态都开始主旋律化的电影（看看王全安《图雅的婚事》王小帅《左右》中的高大全们吧）。
总之，缺乏对新鲜电影技巧的驾驭，叙事能力糟糕，思想深度不足，风格单一，自我定位迷失成为制约中国当代导演的关键瓶颈。而更重要的是，集体严重缺乏市场号召力。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本文主旨，或许向韩国电影学习正是途径之一。"笑，全世界赔你一起笑；哭，只有你一个人哭。" 世上最难过的事是什么？爱上不该爱的人，还是爱上以后轻易就放手？“当然是后者。”老男孩在阴暗的角落看着我，不屑的说。 老男孩李右真和自己的姐姐相爱了，另一个老男孩吴大秀是和自己的女儿。一对是你情我愿，一对是被人设计。可对相爱的人来说这个算不上什么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面对自己：我应该和她继续下去吗？或者，我们如何继续下去？ 李右真对这爱情的前途缺乏信心，所以在女孩跳河时最后还是松了手。他恨的人真是散布谣言的吴大秀吗？不是。他恨的是自己。他恨自己的怯懦。他无法像吴大秀那样，为了自己的女人把舌头剪了下来。一开始他并不明白这一点。他费劲心思把吴大秀囚禁了15年，杀死吴大秀的老婆，把吴大秀的女儿抚养长大。他把吴大秀和吴大秀的女儿催眠，让他们相爱，最后告诉吴大秀这一切只是个圈套。他要吴大秀亲自体验他经历的痛苦，他想看看吴大秀会怎么做。潜意识里，他大概希望吴大秀也放手吧，这样他就可以原谅自己。但最后呢，复仇的对象原来应该是自己才对，于是他毫不迟疑对着脑袋开了一枪。 李由真把问题留给了吴大秀。失去舌头的吴大秀，作为父亲和情人的吴大秀。该怎么活下去呢？吴大秀的选择是遗忘。他让催眠师把自己再次催眠，忘掉自己是自己女人亲生父亲的事实，和爱人一起活下去。在给催眠师的信里面，吴大秀说“不管我再怎么卑劣，我都有活下去的权利。” 爱本身没有任何错，无论它是怎样的不合常理。
- 影片具有一定的可看性，血腥、暴力和性爱镜头拍得有新意，构图、调色和配乐算有自己的风格，故事节奏的控制基本合格（除了被绑架、监禁一段略显冗长）。而不足之处则很明显，简单一个例子：主人公监禁中受到的心理折磨仅仅通过呆滞的眼神、暗淡的室内色调和毒气室设备来表现，表明导演的想象力与电影手段毕竟不够用，无法利用声响、光线以表现情绪是一般二流导演的必然。
韩国电影新近的崛起，和日本电影的崛起有几分相似。日本电影80年代以来以竹中直人为代表的一帮青年导演的崛起，有赖于迫于市场压力而拍摄大量的软性色情片：他们在一个特别敏感于观众、市场的拍摄境地下，学会了如何处理艺术主张、电影手段与观众需求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没有大量被迫的软性色情片的拍摄就没有日本电影的今天。而韩国电影也正在逐渐体会资本压力的过程中，《老男孩》导演朴赞旭曾在访谈中提道“投资人要考虑到投资和收益的回报问题……比如影片讲述同性恋，政府不会限制你，但韩国观众还是不能接受同性恋的场景，所以投资人不愿意冒险去投资此类影片。以前是影片拍出来后不行就剪掉，现在实际上是投资人控制着资金看着市场，很多东西连拍都不能拍出来了。”
不同的是，日本导演拍摄软性色情片这一行为中被迫的成分大一些，而以朴赞旭为代表的韩国导演们拍摄限制级影片却是主动的。对此，朴赞旭是这样表述的：“开放自己的想像力”（《朴赞旭：亚洲的导演缺少怪癖的“疯子”》）。在何种程度上开放呢？以《老男孩》为例，影片大量使用血腥暴力的镜头，就构图的精致来说，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地步——连暴力专家昆汀·塔伦蒂诺看了都“睡不着并流下了好几次眼泪”。影片充斥的是东方式的暴力（《杀死比尔》中日本料理店格斗场面给习惯于西方电影传统暴力场面的观众上了很深刻的一课，其背后却是昆汀·塔伦蒂诺自修的东方美学课程），自始至终只开了两枪，冷兵器的杀戮现场却布满了残酷的视觉凌迟：活吞章鱼、背插尖刀与人砍杀、铁锤拧牙、剪刀刺耳膜以及剪断舌头……怀着要使观众由视觉感受直接体验身体想象的阴谋，影片以人物传达自虐的视觉效果，目的在于从视觉迅速穿透观众的心理界限，达到皮肤表面以及角质层之下。（也就是俗话所谓的寒战与鸡皮疙瘩。）
但影片最值得注意的是剧情的设计（究其本源，“电影书写”才是电影的本质，在最高的意义上电影应该浑然一体，无所谓剧情也无所谓结构，一切都应该通过由音响、光线、画面和剪接构成的、无法区分的影片整体来体现，从而无法被语言准确的描述，但就这部影片来说，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高度）——
当李秀儿、李右生姐弟的畸恋场面事隔多年（根据当初吴大修在念高中、吴的女儿14年前失踪时4岁，可约略算出自李氏姐弟畸恋秘密被揭穿、李秀儿自杀到吴大修复仇，其间至少相隔25年），再次浮现在吴的眼前，亲生姐弟大胆、刺激的性爱场面使影片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而李右生让吴翻看相册，吴惊愕地意识到自己昨天才与之有过激情性爱的美宝竟然是一直思念着的失踪多年的女儿，一个平常人对乱伦隐秘的、概念性的恐惧忽然爆炸，既成事实使他不再有资格恐惧，巨大的羞耻感、罪恶感击垮了一直以来有着钢铁般复仇意志和力量的他；
同样的相册也摆在美宝面前，在一边不断搜索昔日父亲残存记忆、一边担忧着给她留下深刻的性感受、此刻身处险境的情人，她是全然不知情然而随时可能爆炸的一颗炸弹；
当李终于同意放过美宝，同时转身丢下心脏起搏器遥控开关，走向电梯，吴颤抖着按下开关，没有让李死去，却打开了音响设备，听见自己与女儿做爱时的喘息、话语，仇恨与宽恕之间他选择了前者却受到更大的折磨；
李在电梯关闭前只说了一句话，镜头也只停留了短短几秒，却发出了影片最强烈的质问“我们互相很了解，却仍然相爱；你们做得到吗？”，导演通过人物之口表达出一个道德判断，罪恶的来源究竟是什么，罪恶是罪恶本身还是罪恶的概念，不管在不在在罪恶的概念之内，能否承认与坚持成为判断的标准；
最后一个高潮似乎不是故事结构中的高潮，却是逻辑结构上的最高潮——吴在雪地里痛苦着，催眠师帮助他遗忘了那个秘密，“在那里，你分成了两半，丑恶的那个你带着那个秘密往前走，每走一步就是一年，走出七十步以后他就死去；现在，祝你幸运……”，丑恶源于了解了秘密，只要忘记与情人的父女关系，只要不意识到乱伦的本质，他一样可以肩负乱伦的事实。
通过一部电影讲述一个复杂的故事，对乱伦做出如此大胆的评判，算是韩国电影送给世界电影乃至文化的一件太有勇气也太有风险的礼物。虽然故事传达的理念就其逻辑来说，不算十分离奇，但毕竟是在乱伦这个非常特殊的事件上。哲学让人几乎可以把一切现象都剥离掉其物质细节的外壳，进行纯粹在概念、逻辑层上面的推断，但乱伦这件事毕竟有它的独特性——导演朴赞旭想要质疑这个禁区。这既是朴赞旭之所谓“开放自己的想象力”，也正是他乃至韩国电影人们一个十分微妙蹊跷的剧情构造取径。
现在应该提到吴被离奇释放后第一次接到仇人（李右生）电话时埋下伏笔的对话。吴质问为何监禁他15年，李反问为什么不问15年后为何还要将他释放。不错，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反驳，但显然不仅是有趣那么简单。当影片进行到快结束时，吴来到李处做最后的解决，却被意外的父女乱伦真相所击垮，李告诉他：其实本来有一个机会可以避免这一切的发生，那时吴与美宝尚未相识，只要吴提问“为何15年后还要将我释放？”，那么等待他的就是另外一个剧情安排。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吴在十五年间并没有忏悔到自己曾经犯下的这一小过失。
难道仅仅是因为没有回忆起自己犯下的一个小过失？在观者的眼中，自然不会是这么简单。对于一个大胆涉及到乱伦这一敏感而典型的社会伦理问题的电影，从更高的层面去考虑，尤其是从欧洲各大电影奖评委的眼光看来，这难免不被联想到“原罪意识”上去。吴从不相信自己有罪，始终把自己放在无辜受害者的位置上——无罪在具体的、现实的层面上也许是存在的，但是否具有“原罪意识”是一个人思维的起点。吴的思维起点是自己的无辜，但正是这个无辜的逻辑起点，使他在这场角逐中一开始就落入了陷阱。
而当李右生扔下心脏起搏器，似乎向吴大修交出了自己的性命时，吴面临着一个选择：忏悔自己的罪行，将自己真正放到被审判的位置上（深深的忏悔意味着最广大的宽恕，意味着以自己对罪的痛苦感受去体会别人的痛苦，以原谅他人的罪恶来获取自身的解脱），还是抓住这个机会杀死李右生，实现复仇。忏悔与复仇是互相对立的两面，忏悔是站在人的角度，而复仇则是以自己为神的意志的代表，去惩罚仇人/罪人——只有神才有资格惩罚。吴选择了复仇，而不是忏悔（即宽恕）。因此，刚刚才被李放过一马、获得了解脱的他，立刻受到了惩罚：他最恐惧的记忆立刻经由自己的手被打开，女儿与自己在性爱中的呓语再次响彻整个空间。这个噩梦不会放过他。而噩梦正源于他自己的罪。
原罪、宽恕、忏悔……这些要素已经足够。对于欧洲各大电影奖评审委员会来说。导演朴赞旭也正是这么对欧洲评委们解释的，“我的影片主要讲述的是人类的道德问题。悔过的灵魂是我所要真正表现的……”
而从另一个侧面看，《老男孩》这部韩国电影实在是太不韩国了。虽然剧本的故事取材于日本漫画；以姐弟相恋、姐姐因羞耻感而逃离乱伦关系作为故事的起点，是日本自创世神话就有的文化背景。但即使以这样的理解把《老男孩》的背景泛东方化，电影中支撑起对乱伦故事的拷问的，也仍然是几个西方意义上的主要伦理概念。甚至可以把这个故事置换到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环境中，给他们换换皮肤和头发的颜色，这个故事一样成立。当然，除了影片中极具东方色彩的冷兵器搏斗场面。
朴赞旭在拍《老男孩》之前曾经提道，“最近的两部影片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拍的两部电影没有韩国传统电影的特点，立场独特化了，所以想拍摄韩国文化的影片。更准确地说，在韩国比较好的电影是表现真实的影片，在狭义方面，也可以说我的电影偏向独特。”大概是翻译的原因，这段话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其中有一个词是明确的，“独特”——“……没有韩国传统电影的特点，立场独特化了……我的电影偏向独特”。这多少是一种诚实与反省的姿态。而同是韩国电影新潮人物、曾拍过《漂流欲室》、《撒马利亚女孩》等片的金基德则明确表示，“我不太关注韩国的情况和反应，我关注的是欧洲市场，俄罗斯等国家反而比韩国更喜欢我的电影（《金基德：我是韩国电影第三号人物》）”。
那么，要说的已经说得很清楚——
1、这是一部具有一定可看性的悬念片；
2、就电影语言来说，还十分不成熟，与一流电影有相当大的差距；
3、通过讲故事，对乱伦问题表达了一种比较大胆的道德判断；
4、就故事主题或导演观念来看，有机会主义、投机行为的嫌疑；
5、说出了一切重要的、既有的，但其实什么都没说，其民族文化身份是悬空的。
以上几个特点也适合于大多数被叫好的韩国电影。
2004 - 赞扬虽然不能人人受用，但批评总会招致更多的批评。在写下这个文章前，我想到办公室里喜欢韩片的小MM，她们知道我也喜欢看电影，有时候就会很兴致勃勃的给我推荐某个韩片。然而我的反应总是让她们失望，于是在讨论的时候，她们的结论总是把原因归结为我看的韩片太少。电影杂志上，有时候看到整整三分之一的版面都用来介绍韩片，电视上，总是可以看到韩国人又在某某电影节上获大奖的消息。韩片的备受推崇，往往也让我自己感到有些疑惑，难道是我出了问题么？一个朋友前几天在MSN上半开玩笑的跟我说，“其实我也不喜欢韩片，可是我不敢说。”于是我想，我还是总结一下为什么自己会不喜欢韩国电影吧。但这些想法只是关于韩片本身的，和办公室里喜欢韩片的小MM们，并无必然的联系。
说到写这篇文章的缘起，是由于前不久看了最近颇受好评的《老男孩》．连一个一向不是特别喜欢韩片的MM都说这个朴赞旭真不错．说以后可以找他的电影来看．于是就抱着希望的又找来看了．但是，结果还是失望．坦率的说，这部电影．从制作上已经明显比以前看过的韩片要精良多了．至少相对于向金基德这样对电影配乐完全没有感觉，或者只会拿几首I belive那样的流行歌曲来充做电影音乐的许多韩国导演来说，朴赞旭开始学会用音乐来讲故事．与此同时，电影中很多地方设计得也可圈可点，镜头也颇有新意，的确是让人刮目相看．
问题出在变态，还是变态．当崔民植学完狗叫，又拿起剪刀把自己的舌头给剪掉的时候，我心理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又来了，真烦人。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坐在那里，一个人跑来，说要给你看看人性，讲了一番故事后，最后他把肠子给掏出来了．然后第二个人跑来，给你表演用嘴吞钩子．他同行的那个女人接过钩子，又把她塞到了自己的阴道里，然后第三个人再过来，把自己的舌头给剪断了．我知道很多看客会鼓掌，说多么好啊，多么震撼啊，瞧，这就是艺术．是人性的表现．而在于我．只对这些千篇一律的东西，感到十分的厌倦．
我不是历史学家．对韩国人的历史，也就是学校里学的和平时看书，或者在媒体上看到的新闻时涉及的那么一些．但在我看来，韩国人电影中对变态的偏爱，是无法和他们的历史分割开来的．历史上韩国是屡受侵略的国家．挨了欺负，却无力反抗，那种民族仇恨的情结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韩国人的电影里的很多人物，都有着一股一根筋的狠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喜欢拍的那些变态的东西，总是以自虐为主．再咬牙切齿，也是冲着自己使劲．这是一种低得不能再低的一种心态弱势心态。和日本及欧美电影中更喜欢虐待别人的那种变态相比，正好是一种有趣的反差。前者是一种基于极度自卑心理的变态，而后者是基于极度自我膨胀心理而产生的变态。我不喜欢变态，但比之变态来讲，我更不喜欢自卑而底下得人格。所以我的朋友说我是因为不能接受变态而不喜欢韩片的，我说不是那么回事。
一个人变态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导演群体集体以一种方式变态的话，那么变态就成为了一种常态了。抛开文以载道这样的调调不谈，有时候我只是想，对于仇恨和伤害，对于历史的伤痕的表达，难道就没有比自虐更好的方法了么？当韩国导演都在忙着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伤疤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试着忘记这种自怨自艾，去找个法子走出来呢？基耶洛夫斯基在蓝色中让一个女人原谅了他死去老公的情人，并非是由于道德的高尚，而是因为她需要寻找出路继续生活．然而当一个人在韩国电影中遇到了仇恨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几乎鲜有看到宽容或者豁达这样的表现．都是一幅咬牙切齿的样子．如果卸不了别人的胳膊腿，就把自己给剐了，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个性，在我个人看来，却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情绪．当然，狭隘也是一种个性，如果谁非要这样说的话．我也不能反对．
抛开思想的狭隘不谈．单从电影本身来讲，一些韩国电影为了变态而变态的做作，也实在是让我无法接受．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个人拉了一坨大便在你面前，再当着你的面把它吃下去的．这还不算完，这个人还要一边吃一边观察着你的表情．如果你感到恶心了，那么他们就觉得自己成功了．还是拿《老男孩》来说，一个类似于三流网络小说的剧本。当导演无法从逻辑上解释故事的发展的时候，于是就想出了用“催眠”这种蒙古膏药来救场。将不该遇到的人弄到一起。让不会相爱的人相爱。而所有的这一切刻意生硬的安排。为的就是造成一种乱伦的结局，使最后的那场变态戏来达到一种震撼的效果。结果大家果然就被震撼了，还忙不迭的发了个大奖。坦率的说，我自己一点没有被吓到，我是在女孩子刚刚开始帮助崔民植找女儿的时候就猜到她就是她的女儿的。这一点也不难猜。如果你从导演的心理去推测，知道他一定想法子震你一下了。那么这就是最好的方式。三流的网络小说里经常用到。在这里，我也要顺带着批评我的偶像一次。在我看来，把奖品颁给《老男孩》昆廷塔伦迪诺干得最没水准的两件事情之一。而另一件就是把金奖给了华氏911。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中国很多年前的得奖电影，总是清一色的展示裹脚布的东西。韩国这样的电影得奖。到也有些异曲同工之处了。
我不知道我们的媒体是怎么了。好像热韩症是一种慢性病，已经很长时间了，都没有见到他们退烧。当我看到国内媒体一遇到韩片就无一例外的溢美之词，并且此种状况持续了很久的时候，我就有些惊讶。崛起不等于完美，相比之下，我们做为专业的几家电影杂志，大家似乎对好莱坞还能保持点客观，还能保持点怀疑的精神。可不知道为了什么，一碰到韩片。中国的电影媒体似乎就清一色的得了热症。评论降低到了粉丝级的。完全失去了其专业水准。只谈优点，不谈缺陷。要说到韩片在中国大陆的流行，这样的媒体杂志还真是作了不少贡献呢。若是这种行为对于中国电影，虽然同样不妥，但我还能理解，毕竟支持国货，互相帮衬，从感情上是说的过去的。可是，对于韩片，你们到底在炒作个什么劲呢？
我想我可能是有些大中国主义的。再加上一向是受欧美电影的影响较多，所以无法接受韩国人那种狭隘的世界观。常常听人说一句话，说是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时间的。也许这种道理用在电影，等其它的艺术创造方面也是一样。韩国虽然比我们富裕了，可他们的思想还是处在弱国寡民的状态中，要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估计可能是要经过几代人。而俄罗斯正好是个相反的例子，虽然颓败，但拍出来的东西，却是依然大气浑然的凝重。写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一贯也有形象低落，自信不足的心理特点。这也是周星驰的电影为什么能这样的受欢迎的原因，其实就是把小人物的自卑转化成为一种自我膨胀的消费品而已。
但是有些人的这种自卑心理则走得更远。到了类似于韩国人这种迫害妄想症的心态。这样想来，这么多中国人喜欢韩式变态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相比之下，韩剧倒是温馨自然，妙趣横生，处处充满着普通人的智慧。我觉得这可能才更接近韩国人的真实形象。而这样的韩国人，我也是能够接受和喜爱的。说到底，一般人总是把电影视为比电视剧更艺术化的载体。想来韩国人也不例外。所以一深沉，就拼了命的表演咬牙切齿。戏过了头，就难免做作了。而韩片在国际上屡屡获奖，感觉和当年中国向世界展示裹脚布，获得一片喝彩有些异曲同工之处。可笑的是，中国媒体一看到韩国电影得奖，就像扎了兴奋针似的吹捧个没完。还不及当年对待自己获奖时的百家争鸣，这又不知道在为谁做嫁衣了。
最后再说一句，我认为韩国片虽然屡屡得奖，但韩片无大师。只是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就更加的复杂。涉及到很多导演手法的细节。要另开一片文章才讲得清楚了。在这边还是暂且打住得好。
PS:此乃旧文一篇，仅限于讨论韩片中所谓人性啊，变态啊等等情节的心理，所以，八月照相馆之类言情片，不予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