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城大亨 浮城(2012)
演员：
影评：
- 嚴浩的《浮城》算是一部有關香港回歸前後個人心理變化的一部電影，轉眼間回歸十五週年，香港人請你自問「你快樂嗎?」將《浮城》比對五年前回歸十週年所拍的作品《女人本色》與《老左正傳》，《浮城》是高水準的而且是關於本土風俗，塑造了一代人努力辛酸的故事。如果說《女人本色》與《老左正傳》是為了政治上的獻媚，那《浮城》是絕對獻給喜歡香港本土歷史、風俗與寫實的一群潛在的觀眾。
近年香港電影在走兩條奇怪的路，一條是彭浩翔，葉念琛式的殘酷愛情，標謗現代都市的愛情觀，另一條路走的是「舊路」，轉拍舊香港的風物誌。前者有《歲月神偷》與《桃姐》，以舊人物訴說對老香港的情懷與舊時的獅子山精神。《浮城》談的正是後者。一個人憑著雙手、憑著毅力為這個城市出一分力，對於今日的八十後當真是響往老一輩的舊時光，至少努力是代表多勞多得，並不像今天社會上只有壓榨與剝削、只有一份無奈與無力。在炒賣的城市裡，今天的年青人如呂大樂所言「一出生便是輸家」。努力苦無出路，獅子山精神淪為政客的宣傳品。
《浮城》是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從小漁港到國際大城市的香港，這裡是有前人的努力，導演早在八十年代的新浪潮電影打響名堂，沒想到沒拍片多年的嚴浩寶刀未老，拍出令人動容兼寫實的香港故事。《桃姐》與《浮城》有兩個共同點，第一點是兩者都是真人真事改編的，第二點是主角的母親都不是親娘。俗語有云:「親娘不及養娘大」，特別是戰後嬰兒的故事總會帶點悲哀。那個年代養不起的孩子會送到別人處「過繼」，有些母親生得多卻養不好，生的生，死的死，是那個年代屢見不鮮。或多或少，你我身邊或許有這樣的故事。
故事中的布華泉(郭富城飾)，他的故事就是開始在一場的買賣裡。自小在船上長大，不知岸上風光。作為長子的他違背養父的意願上岸讀書，二十一歲才讀小一。一切的路走得不如人意，家庭命運的悲劇默默降臨到他們的身上。父親在意外中離開了人世，母親又沒有能力供養一家七個孩子。只有把孩子送到別人的手裡，戲裡有這樣的一句:「賣仔莫摸頭，摸頭眼淚流」，這份面臨生活的無奈而被迫骨肉分離的感覺，實在是難以言語。在莫大的悲痛裡，主角與母親相信基督教，知道主內只少有溫飽，得到富足。熟悉香港歷史的人應該會知道當時的教會開倉濟貧是家常事，當時的人未必相信主耶穌但只少知道吃飯是相當重要的。五、六十年代的教會幾乎是包生養死葬，名副其實是服務有需要的人。
在教會的幫助下香港的兒童也有讀書識字的機會，布華泉亦然。在牧師的協助下他受洗了，到夜校半工讀。那一代人並不像七、八十後有九年免費教育，要獲得學歷必先要付出汗水與努力。在個人的意志下，他用了兩年完成小學課程，考進了帝國東印度公司。他沒放棄任何一個學習的機會，考取資歷、成家立室，沒有讓母親失望。然而，在公司卻一直被外國人歧視，笑他為「HALF BREED」(半生熟)。他遇上了伯樂，經歷了香港的風風雨雨，六七暴動、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九七回歸。這個故事是屬於香港的戰後嬰兒的。皆因他們生於最好的時代(有努力向上爬的時代，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但同時生於最壞的時代(得不到溫飽，父母都不太理會子女。)或者是知道得來不易，這一代的香港人都是比較捱得苦，比較獨立的。
除了奮鬥和獅子山下精神是電影的主軸外，電影所提到的或多或少有香港人的影子在內。八四年至九七前的移民潮，對中國內地的恐懼感再到今日的「再殖化」，一直談的是港人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曾幾何時我們手拿著BN(O)[英藉(海外國民)]身份的護照，到今日轉拿特區護照。即使如此，香港的大多數人只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對中國身份是陌生而又不想多提。在政治、民生、社會的方方面面，只見香港不再是熟悉的香港，今日要求學生要兩文三語，甚至有國民教育科。社會對努力的定義早已被改寫，香港的風俗文化逐漸被新一代所拋棄，當漁港只有一群不是捕魚的漁民時。到底我們得到了多少?
說回電影本身之所以感人，原因有兩個。一是演員的取材與故事切合，雖然在角色上有布華泉女兒的年紀有點不合邏輯與何超儀的外表有點格格不入之外，基本上演員如鮑起靜、楊采妮，演出均是合格以上，動之以情，郭富城的演出更是入型入格，實在是集齊了好戲之人。第二是有一份彷彿與香港人緊扣相連的感覺，那是似曾相識的，就好像告訴我們無論這裡變成怎樣這裡都是我們的家。縱使生活得未必太好，但始終心繫本土。正如片中寫字的畫面，「海是人的母親」，「愛之深，責之切」是我們這一代人要挽回的。
此外，《浮城》片名取了一個不錯的名字，簡潔而有力。相對內地的《浮城大亨》，我認為大亨二字是某種暴發户的心態，在語義中浮城是指沒有根，沒有家的地方，試問誰希望在這個地方發達?布華泉的成功並非僥倖，只是「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了這樣的一個人。
電影包含的元素也實在太多，包括了宗教、愛情、奮鬥、親情，雖然在表達上未必能一一做到最好，但是在意義上這包含了我們對這個城市的鍾愛與前人所付出的辛酸。老時光，總是要好好給留下，不然就會消失在現代人的視覺，沒有官能刺激的電影，用來給我們好好記住「Who am I ?」。 一部气质独特的港片，港人说不完、道不尽的内心自白，新浪潮老将严浩的回归之作，电影主题直奔港人的身份归属和自我认同而去，野心颇大。 回看香港电影新浪潮，那一批导演多数已经不再拍片，只有徐克、许鞍华还能保持持续创作。像谭家明、严浩这样的就是产出极少，每一部电影都要间隔上好多年，余下的基本改行，要么就是卸甲归田。对严浩来说，坊间说法是此人巅峰期已过，几个前作要么暮气不已，要么就是太不着调。就在这个时候，《浮城大亨》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部在港片没落、合拍片兴盛的背景下，来路显得有些诡异的片子，多少还是值得正视讨论一番。 严浩导演的一个标签是左派，他出自左派家庭，绝大多数影片也是拍摄于内地，取材于中国。光是这点，他就迥异于绝大多数香港导演（鲍起静也是出自左派家庭），这就决定了《浮城大亨》会不同于多数港片以及合拍片——相当于他在多年后回到了香港，而且是回到了香港的过去和腾飞的起始点。可能是出于商业考虑，很多人不屑于《浮城大亨》这样的片名，因为如果按照《百年浮城》的原名，那似乎更能探触导演的意图。 电影最后一幕是孤船海上漂，跟严浩1984年的《似水流年》几近一致，只不过色调上从灰冷变成了橙黄。用意除了怀旧，另一意思大概是日不落帝国终于远去，布华泉和香港都迎来了另一个时代。在我看来，《浮城大亨》和《似水流年》都在诉说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我是谁，我该归属于哪里？《似水流年》的大背景是中英谈判，个人因素是严浩父亲病逝，主人公回到汕头老家，在乡愁和怀旧记忆中纠缠不清。到《浮城大亨》，主人公由女变男，从一个和内地有关联的人变成了香港本地的底层人，以李嘉诚式的拼命发迹起家。当然，布华泉的出身也充满代表性，一是身世不明，头长金毛；一个生活在船上，意即香港（由小渔村发展至今）。 与《似水流年》的诗意化和散文处理不同，《浮城大亨》更加直白露骨，严浩把想说的话、想表达的东西都通过布华泉的自白给讲出来了。就像父亲离去后的那一段话，分明可以看做是严浩寄托的一种哀思。大量的自白和独白令影片前半段显得个人化和情绪化，说哪就讲哪，令人跟不大上节奏。待到布华泉跻身上流社会，《浮城大亨》才变得真正好看起来——终于像一部正统的传记片了，流畅自然。这个过程中，电影通过不多的篇章就交代了华人和洋人的身份地位差异，香港社会的诸多问题也通过电视机一一交代。人物关系和情感部分，就连郭富城和刘心悠的对手戏、郭富城和鲍起静的母子情，登时就有了神韵和气色，像模像样。 然而，如果对严浩抱有不小期望，《浮城大亨》还是有很多问题。一是后期制作，不知是摄影问题，还是后期失误，片中许多段落的色彩都严重失真，调色烂得一塌糊涂。很多地方一逆光，人脸看都看不清，黑乎乎一篇。看开头还让人以为是《白蛇传说》，一旦出现那些渔村的全景，那就更加出戏。若只是为了怀旧，营造五六十年代的氛围，这点上，我对《浮城大亨》还是保留意见。 然后是一些人物问题，时间都跨到了90年代，布华泉的儿女怎么还十来岁，更搞笑的是，结尾字幕还标出来了几岁到几岁，这不是乌龙么？在电影里有那么多历史事件的情况下，这些都一再提醒观众去留意时间线。即便不需要秉持考据狂的精神，但《浮城大亨》在这点上过于马虎。相比之下，像阿娣的突然出现以及Fion的无头无尾，这些只能暂且不提了。 不过，依然看得出严浩的作者色彩和出色之处，比如左派立场，尤其是出现五星红旗和中国国旗几段，连上六七暴动、撒切尔夫人外交失利、1997年香港回归，就着东印度公司批判港英，应有尽有。在那些细腻的个人分情感方面，电影出现了频繁的闪回，送儿卖女的还有对母子情的渲染，十分到位（即便开头部分一惊一乍，像极了周显扬）。末了，布华泉不再思考“我是谁”的问题，而是感恩阿娘和妻子。或者，这并不是香港人面对内心困境的解决之道，而是严浩提供的一种方法。 围绕身份归属问题，《浮城大亨》以香港（中国）/英国、天后庙/基督教、上流/下层带出了番仔（字幕翻译成“洋杂”）的内心痛苦，这恐怕也是近些年来，围绕97后、港人自我认同问题剖析得最深入的一部港片。影片的取向和切入点都很好，要说有什么不足之处，那就是当严浩选择这样一部个人传记片，他把野心暴露得太大，关键又没能细心经营好。放在以前，他还能把关把每一个环节，至少关键环节上不会不错。就说以往的严浩作品同样倚重音乐，然而一旦不出彩，那音乐就会成为累赘，放在《浮城大亨》里，音乐的负面影响就出现了。 日记：Homecoming，似水流年
- 《浮城大亨》于2012年上映，香港导演严浩执导，郭富城、鲍起静、杨采妮等领衔主演。电影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在香港上映时以《浮城》命名，在内地为《浮城大亨》。被遗弃的中英混血儿布华泉，自襁褓中被捕鱼为生的水上人家收养。这类水上人，生活困苦，地位卑微，被贱称为“蛋家人”。经历艰辛的工读苦学、不断奋斗，布华泉终于成为帝国东印度公司首位华人大班。电影不仅描述了一位传奇人物和殖民香港的沧桑历史，也讲述了一段催人泪下的母子亲情，内涵丰富又感人至深。
电影开头旁白“我们是蛋家人，住在蛋壳里面的人”。蛋家人以船为家，“蛋壳”是指他们生活起居的船艇，状如蛋壳，一家人境地之脆弱也隐喻其中。如果视白手起家为常人奋斗的水平线，身为蛋家人的布华泉，起点之低、地位之卑更在水面之下。借助对蛋家人的了解，观众会重新发现电影中的许多细节，更能理解其深度与艺术感染力。
蛋家，又作“疍家”或“蜑家”。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蜑蛮》：“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其源流悠远可见一斑。其源应始于南越先民栖息海滨，以渔为业，历代陆地居民为逃命避难，免于战乱劳役，浮于海上，杂于其间，逐渔汛而泛，散布闽粤。
历史多把疍家人与山陕乐户、浙东堕民、江苏丐户、建德九姓渔户、徽州宁国的世奴，以及一般的奴婢、衙役，视为贱民。其业父子相承，朝廷不允许参加科举，民众不与之通婚。清·俞蛟《潮嘉风月记》：“蜑户……以舟为家，互相配偶，人皆贱之。”《雍正实录》（卷81）“粤民视疍户为卑贱之流”。所以“疍家人”除用来自称外，常有贬义，或用船上人家、水上人代称。
历代地方志记载：“衣不蔽肤”、“得不易一饱”；“饥寒褴褛甚于他处贫民”；“江海其田畴也，舟船其室宇也”；“自鬻不已，质辱妻孥”等等。历史上这般写照，在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仍旧遗留下来，刻画在布华泉和他父辈们的命运里。风暴来临的海上，快临产的母亲挺着大肚，还要帮手摇橹，造成流产，于是便收养了大儿子布华泉；邻船十姨家无粒米，海上起了台风，依然坚持出海，吃完从布家借来的最后一顿米饭，十姨就带着青梅竹马的小表妹驾船走进天里，再未回还；恋人阿娣作了“餐尾妹”，将路过香港补给的船舰吃剩下的厨余收集起来，转卖赚钱，也以这些剩菜改善伙食；父亲海上遇难，其母无力抚养，四处求救无门，只得将三个稍大的孩子寄养于基督慈善学校，两个幼儿送于他人。
疍家人以船为家，鲜有陆居者，加上社会歧视与豪强的欺压，“疍户亦不敢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踞蹐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雍正实录》卷81）。如此，大量的疍民不敢轻易上岸求一条生路。水上人家口中的“上岸”就是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摆脱并改变当下的身份：阿娣的表姐上岸去塑胶工厂做工；牧师阿东提议让布华泉上岸读书识字。其母感慨“谁不想上岸啊”一句未了，便被父亲喝止。是子承父业，安于传统，还是冒着风险，闯出一条新路？对于“上岸”的认同与否，正是疍家两代人代际冲突的源头。
对“上岸”的恐惧和排斥，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疍家人的封闭和世代沉沦。反映在教育上，如咸丰年间修《顺德县志》（卷6）“无从识字者”，更有记载“甚至不计年岁”。在牧师阿东的努力下，已是大人模样的布华泉终于坐进了小学学堂，受孩子们好奇戏弄。终于因为其他家长有意见，向校长投诉，布华泉不能继续旁听。家长们围着一言不发的布华泉发问：“你们蛋家人有没有姓啊？不会连姓都没有吧？”可见看出疍家人的隔离与普通民众的偏见。
嘉庆年间修《增城县志》（卷2）记载“惟婢仆及瑶蛋客民之妇，则终岁徒跣，视健步之男反过之。”电影忠实地还原了这些船上人家打赤脚的细节：开头部分，母亲在天后宫收养布华泉，并未有脚部的镜头；之后改换人物视角后的镜头再现，妇女儿童尽是赤脚而行。阿东后来介绍他报名街坊福利会开的识字班，并送给布华泉人生中的第一双鞋。第一次工读识字，第一次穿鞋，像完成一种仪式，祖祖辈辈在海上讨生活的疍家人布华泉，算是上岸了。
像源出于乞丐、盲艺人的绍兴莲花落，水上疍家人也有其渔歌文化——咸水歌。“买木不知心里烂，选人容易选哥难，阿哥呢？”“买包花针随路撒，找针容易找妹难，阿妹呢？”历经一路奋斗，最终加入英籍、步入上流社会的精英布华泉，同样面临着身份认同、价值认同的危机。“我是谁？”“阿娣的心住在了地狱，她的地狱是我做出来的。我是什么都好，我不是一个制造地狱的人。”重唱起咸水歌的布华泉，最终找回内心的平静。
第一次看《浮城大亨》，我写下这样的评语：“最动容，是真情。生之多艰，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发妻，爱你的小孩。不辞辛苦地爱，流了泪、拼了命去爱。世情冷暖，君子当自强弘毅，忍一切曾经看低。不为他日扬眉吐气，只愿不辜负造化的不易，不辜负亲者的遭受。”电影前面的一句旁白：“我们蛋家人好幸运，见过所有最美的日落”。再听一遍，竟泪落如雨。
2016/04/23 - 还记得认真看的严浩上一部作品是《庭院里的女人》，当时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东方的庭院里的女人问那个西方传教士：“你以为你是谁？”似乎充满了东西方碰面、碰撞中的复杂、冲突和痛苦。而这一次看了严浩的新作品《浮城大亨》后，尽管在短短的影片中是诗意化地融汇了大亨布华泉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但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却是布华泉在机场通道时问的：“那我是谁？”
从面对西方问道：“你以为你是谁？”到了问：“那我是谁？”相映成趣的两句话，却也可以勉强地看成是香港对自己身份的一个思考、认定的过程（包括电影的片尾曲歌词中也反复着“我是谁？”），而剧中主人公布华泉似乎可以看成香港的缩影。
身世之苦——混杂，贫苦，歧视，身不由己
布华泉的生母是贫苦的水上人家女子，被英国水手骗上船遭受奸污，因而生下了布华泉。可以说他的身世很苦，具备了两方人种的特点，却又不被双方认可：本土的华人嘲笑他眼珠、头发的颜色，把他称为“洋杂”、“鹦鹉鱼”，而殖民地的英国大佬则视他为未进化完全的人种，称之为“半生熟”……这是混杂；水上人家的生活很苦，布华泉的祖辈、父母甚至一辈子都几乎没有穿过鞋子，当布华泉和兄弟到学校念书的时候，其他穿着崭新鞋子的孩童不断嬉笑着踩踏他们的光脚，他的父亲理所当然地认为贫穷把水上人家和其他人分成了几个阶层，所以当布华泉顶了船东老板一句时，他马上挥舞棍棒把将其打到头破血流……这是贫穷；混杂和贫穷带来的自然是被歧视，船东称他为“洋杂”，他只能接受，否则就会迎来父亲的痛打，他去找帝国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管理者交流的时候，英国人笑着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只能在对方的嘲笑中回答：“我叫半生熟。”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回答，连交流的机会都没有。
电影里说的是布华泉的身世，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挪移到香港这个城市来看的话，可以发现这个身世其实也同样说的是香港：出身水上人家，身不由己地来到这个世界，兼具了中西两方的一些特点，却同时不被双方接纳……
人可以选择很多，甚至可以呐喊着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之类豪言壮语，却对于身世的选择无能为力。正是由于这种身不由己和无能为力，带来了布华泉、也是香港的困惑与挣扎：布华泉在机场拿着英国护照却要走“异籍”通道，面对1960年代的反抗港英的激烈运动无所适从，哪怕他跻身香港上流社会的宴会、聚会，面对着“你以为你和他们是一伙吗？你有伦敦口音吗？和他们是大学同学吗？”之类的质问，他也无言以对。香港也是这样，从当初被中国大陆抛弃，到港人游行示威冲击港英，再到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台阶上的跌倒，都让香港这个城市五味陈杂，都让这个城市心头飘动着布华泉那个“我是谁”的疑问。
面对布华泉提出“我是谁”的疑问，英国官员说：“对不起，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也无能为力！”的确是历史让布华泉们不断地问“我是谁？”但历史不会代替布华泉、代替香港去承受这个挣扎和痛苦。
奋斗之途——念书，打拼，晋升，上流社会
在许多反映香港人工作学习状态的电影里都可以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有的同时做几份工作，有的工作之余抓紧一切时间去培训、拿学位，可以说香港人的努力和打拼可以说是出了名的，他们似乎坚信执着和勤劳可以弥补他们在出身、在原初机会等方面的先天劣势。电影中布华泉就具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他二十一岁才读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在应聘企业时无法填写学历，只好写下“会识字”，但他从不放弃，坚持一步一步地学习、工作，换来一步一步的晋升，换来周末解下领带和上流社会的美女饮茶，换来参加英国在殖民地企业大班家庭聚会的机会……
这些奋斗和努力当然可以带来直接的效果，物质可以丰盈，生活可以改善，社会地位也可以提高。如果人真的只是“唯物主义者”，那获得这些也就可以相当满足了。但偏偏人喜爱问一些“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之类的问题，显然物质生活和工作成果是不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的，况且这些内容本身也并非稳固不移的——如布华泉的晋升并非无限向上的，“你以为你和他们是一伙吗？你有伦敦口音吗？和他们是大学同学吗？”这种诘问是事实，也表明了布华泉在上流社会是有瓶颈的，而且就算到了上流社会又如何，连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台阶上都有踉跄一跌……其实同样的困惑在前几年的港片《岁月神偷》中也有体现：年轻的穷家小伙子长得帅、跑第一、学习好，考香港最好的中学，和富家美女谈恋爱，但这些并不稳固：米字旗要降下，富家女要全家移民海外……
归属之处——家庭，尊严，信仰，价值坚守
依靠勤劳的奋斗并不能解决克服身世（哪里来）与未来（去哪里）的问题，所以电影还在不断地提到布华泉的归属之处——当然，这也是香港的。努力的学习和拼命的工作并没有把布华泉异化成机器人，不论贫富、不论忙闲，似乎他都在于表象之下寻求着价值所在：而在电影中，价值主要体现在家庭、尊严和信仰三个方面。
电影中细腻地记录着东方传统的断裂（水上人家的孩子布华泉上了岸，去天后宫寻找生母的痕迹时明显带着遥远历史的阻隔感，他和妻子的结婚不再是“你阿娘和我阿娘说，我阿娘和我阿爸说”和唱着水上人家的歌），但片中对长辈的孝顺无违，对兄弟姊妹的团结关爱，对妻子的相敬相护，子女的疼惜，无不表明家庭价值始终在布华泉心中占有重要位置。片中并没有怎么表现布华泉与妻子阿娣的爱情，但又告诉我们：尽管经受了风雨煎熬但最终日趋稳固，其中起到维系作用的就是家庭的价值。也正因为家庭，所以布华泉后来面临着上流社会美女菲恩的魅力四射和诱惑当前，也克制着败坏和堕落的欲望。最后他给妻子换助听器电池以及深情相拥，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海誓山盟，而是家庭温馨、亲情满溢。
当布华泉的父亲去世时，维持家庭的支柱轰然倒塌，母亲只好带着孩子四处借钱，被拒绝时也只是鱼贯而出。无奈之下，母亲把孩子们送入救济院，反复告诫着：“不要哭，我们不是要饭的”，于催泪之间也让人看到了其中的不卑不亢。布华泉在年轻和成年后分别顶撞过船东老板和英国人企业管理者，并且与后二者的遭遇对比看，显然他至少在这二者面前树立了尊严。对尊严的认定，一方面来自于当初“我们是社会的新生儿，飞机火车都能开”的激励教育，来自于他工作学习获得的成就，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显然来自于片中反复渲染强调的基督信仰。
年轻时即听到福音，随即受洗，东牧师将福音传到布华泉一家，对他们一家人价值观、人生观也影响深远。所以，全家人哪怕在最艰苦的时候也不放弃乐观，片中主角们在教堂、在饭桌上、在亡者追思会上恳切地祷告着，母亲教导着“一切都交给耶稣啦！”具备着相当的代表性，母亲最后念读和抄写的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7）是持守之后对上帝的告白，亦是关于归属之地的向这个世界的告白。值得注意的是，片中牧师有西方人也有东方人，但显然东方人的牧师（东牧师）对布华泉一家影响更深，片中布华泉一起祷告的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但显然和家人、东牧师以及本土的信徒一起祷告更多，也更显诚恳和真切——这些似乎表明，信仰才是真正的归属所在，因其跨越东西地域、超越贫富差异、解决身世困惑。有意思的是，刚刚看过的港片《桃姐》，片中也许多在餐前、追思会上的恳切祷告，这已经说明基督信仰已经成为了港人价值、信念的重要内容——大概，因为信仰，身世的飘摇已经困扰不到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