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儿彼尔 Lykke-Per(2018)

简介：

比尔（埃斯本·司米德·詹森 Esben Smed Jensen 饰）怀揣着他建造“北方威尼斯”的梦想来到了哥本哈根，然而，因为比尔的设想太过于离谱，所以在寻求资本的过程中，比尔频频碰壁，很快就落得身无分文的下场，生活开窍全靠同样并不富裕的餐厅女招待接济。

演员：

影评：

1. 《幸运儿彼尔》不是惊艳之作，但它对“原生家庭”的“解剖”，是细腻的、深刻的，是有温度的，是直指人心的。比利·奥古斯特的叙事和影像都很“古典”，人物的“立体感”很“古典”，影片的感染力也很“古典”——年届七旬的他给我们带来这部“古典的”佳作，是他创作力衰退后的一次闪亮

   作为国际影坛仅有的几位“双金棕榈”（《征服者佩尔》【1988】和《善意的背叛》【1992】）得主之一，比利·奥古斯特已经成为丹麦的“国宝级导演”。

   可是，这位曾经叱咤国际影坛的“电影大师”，最近十余年却再也没有拿出“金棕榈”水准的作品来，而且，自2007年的《再见巴法纳》之后，比利·奥古斯特再也没有作品入选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比利·奥古斯特生于1948年，也就是说，年过六旬之后，他的创作力明显衰退了。

   从2008年开始，比利·奥古斯特逐渐成为了中国电影界的“老朋友”。2008年，他担任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2011年，他担任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新人扶持计划”艺术总监，同年9月，他还受聘为杭州市政府文化顾问。2015年，他执导了中国电影《烽火芳菲》（2017）。2017年，他担任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将”评委会主席。2019年，他导演的《幸运儿彼尔》获得第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将”最佳影片奖。

   我们知道，一个外国电影人成为中国电影界的“老朋友”往往意味着其电影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了，比如著名的好莱坞明星尼古拉斯·凯奇、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等人。

   比利·奥古斯特也逃不过“老朋友”的魔咒，尤其是他和中国电影界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他导演了他电影生涯的“垫底之作”《烽火芳菲》。不过，《烽火芳菲》虽然是失败之作，但却不算大烂片——毕竟，比利·奥古斯特的基本功还是在的。

   比利·奥古斯特是文学改编的高手，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改编自著名的文学作品，比如《征服者佩尔》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丁·安德森·尼克索的作品、《金色豪门》（1993）改编自拉美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同名小说、《再见巴法纳》改编自詹姆斯·格瑞格里的小说，等等。

   《幸运儿彼尔》改编自丹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利克·彭托皮丹的同名小说。回到自己最擅长的创作方式，比利·奥古斯特果然状态回勇了。比利·奥古斯特虽然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

   “巅峰状态”，但《幸运儿彼尔》再次证明了他仍然是当今国际影坛最好的“古典叙事”电影作者。

   比利·奥古斯特年轻时曾到瑞典学习摄影专业，他的电影生涯深受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的影响，而他也是伯格曼非常认可的“学生”。比利·奥古斯特导演的获得金棕榈奖的《善意的背叛》便是伯格曼编剧的，而他当然是伯格曼钦点的导演。比利·奥古斯特果然不负“师”望，交出了一部经典之作。

   伯格曼作为电影大师，其创作是多面的，有深刻的哲思之作（《第七封印》、《处女泉》等），有伟大的情节剧（《婚姻生活》、《芬妮与亚历山大》等），也有早期的喜剧（《夏夜的微笑》等），等等。

   作为伯格曼的“首席学生”，比利·奥古斯特主要学习了伯格曼的情节剧，而且学到了其中的精髓。不过，比利·奥古斯特不是一个模仿者，他的情节剧的内核（观念，对生命及人生的思考等）来自伯格曼，但他的叙事手法与影像风格，都有自己的特色。

   在某种意义上，比利·奥古斯特是一个比较老派的导演，他的影片往往缺乏艺术探索的精神和形式创新的锐意。他是古典式叙事的守护者，他以稳重、精准的姿态，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

   比利·奥古斯特的许多作品，因其跌宕起伏的叙事与厚重的极富油画感的影像，都有一种史诗的气质。当然，比利·奥古斯特不是一个史诗片导演，他的影片中也很少有宏大的“史诗级场面”，但他能够在情节剧中拍出“史诗感”，却是其他导演难以企及的。

   《幸运儿彼尔》是一部典型的比利·奥古斯特作品，它和《征服者佩尔》、《善意的背叛》等经典之作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幸运儿彼尔》的“手艺”和“工艺”水准，都可以进入比利·奥古斯特的最好作品之列，但它“老气横秋”的面貌确实有点不太受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待见了。

   所以，尽管《幸运儿彼尔》的品质放在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中，也算中上水准，但它却无缘这三个标榜“电影艺术”的电影节。

   与比利·奥古斯特过去的成就比，《幸运儿彼尔》没有进步，也没有突破，但他毕竟交出了一份80分的答卷。“电影艺术”的背后，势利眼也无处不在，从不求新求变的比利·奥古斯特已经被“电影艺术”边缘化了。

   正如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举办水准还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代，它所代表的美学诉求也是“过去式”的，这种美学诉求和比利·奥古斯特的电影风格是高度吻合的，所以，《幸运儿彼尔》获得了第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

   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幸运儿彼尔》讲述了一个“原生家庭”对一个“天才”的致命影响的故事。

   小说《幸运儿彼尔》（1898—1904）是亨利克·彭托皮丹100多年前写的自传体小说，那时候，应该还没有“原生家庭”这个概念。这部小说把“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刻画得如此生动、深刻，自然不是来自作者对这个概念的认识，而是来自于他自身的“惨痛”经历。

   同样是不幸的人，亨利克·彭托皮丹却又比“幸运儿”彼尔要幸运得多，彼尔终其一生难以施展他的才华，亨利克·彭托皮丹通过写作的“疗伤”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原生家庭”的致命影响，成了丹麦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幸运儿彼尔”是彼尔的好友兼伯乐伊万·萨洛蒙给他起的。在“原生家庭”摧毁他之前，彼尔确实是个幸运儿，他是一个天才工程师，他遇到了可以帮助他推行他的宏大的工程计划的萨洛蒙家族，他还俘获了萨洛蒙家大小姐雅格贝·萨洛蒙的芳心——这是一个心地善良、见解独到、胸怀广阔的姑娘。最重要的是，她死心塌地爱着彼尔，而且，她也是彼尔生命中唯一可以帮助他脱离“原生家庭”的女性。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彼尔亲手葬送了爱情、事业与幸福。不过，严格来说，是彼尔所携带的“家族基因”毁掉了这一切。

   彼尔是极度坚强与极度脆弱的矛盾体，对家庭的反抗似乎让他无所畏惧，但他过度绷紧的神经根本经不起来自父母的“魔咒”的连番敲打。

   他到牧师（他后来的岳父）家致谢的时候，深谙“人性的弱点”的牧师明显看出了他只剩一根救命草了，于是，他开玩笑地问了他一个很“无礼”的问题。这个看似“小小的”冒犯果然让彼尔的“坚强”碎了一地——他再也捡不起来，再也拼不起来，他认怂了。

   这是“家族基因”的胜利，是牧师的胜利，当然也是宗教的胜利。

   一切已毁。但彼尔是爱着雅格贝的，他还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和她分手。这个“理由”是出轨，“正当的”出轨——他找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姑娘，他回归了“家庭”，回归了宗教。

   可怜的雅格贝。我们有多恨“渣男”彼尔，我们就有多心疼“女神”雅格贝。

   生育了三个儿女之后，彼尔“觉醒”了。

   他知道，他注定是孤独的，而他的妻子和儿女应该得到更好的照顾——也让他们从他的“原生家庭”中“剥离”吧。

   他离开了，在旷野上独居，并有限地推进他的工程事业。

   身患重病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和雅格贝“和解”——其实，他一直默默关注着雅格贝，他辜负了她，却又无力地爱着她。

   而他更是雅格贝一生中唯一的爱。彼尔离开后，雅格贝仍然有机会得到爱情的滋润和幸福的宠幸，但她忠于自己的内心，拒绝了前度未婚夫再次伸出的“橄榄枝”。

   爱过，雅格贝无怨无悔，更何况她心中还有更大的爱。她的爱拯救不了彼尔，于是，她决定去“拯救”更多和彼尔一样有着心灵创伤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为了彼尔而投身慈善事业的——这是最深沉的爱，也是最广阔的爱。

   临终前，彼尔实施了他最后的“救赎”，以微薄的遗产和伟大的“工程”融入雅格贝的慈善事业。雅格贝当然是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其实，她一生中从未拒绝过他。

   最后，幸运儿彼尔又成了幸运儿。

   《幸运儿彼尔》不是惊艳之作，但它对“原生家庭”的“解剖”，是细腻的、深刻的，是有温度的，是直指人心的。

   比利·奥古斯特的叙事和影像都很“古典”，人物的“立体感”很“古典”，影片的感染力也很“古典”——年届七旬的比利·奥古斯特给我们带来这部“古典的”佳作，是他创作力衰退后的一次闪亮的“回勇”。

   希望比利·奥古斯特“回勇”后，越战越勇，拿出更震撼的作品来！

   PS：和《善意的背叛》一样，电影版之外，《幸运儿彼尔》还有电视版，分为四集，已经在丹麦播出，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能够看到。

2. 不幸运有不幸运的理由. 利益集团是张大网，每个结点都是制衡点，佩尔过度的关注自我，令人恶心的自尊心注定成为边缘性人物. 导演非常可观公正的剖析了问题所在，一反常态富人对穷人的偏见，而是对其的赏识和帮助，大概也是小说作者自我剖析的深层所在. 可惜了才华，终身报复无以施展，贫穷终老，令人唏嘘。。。

3. 我不知道他在抗争什么。才华、家人、爱他的女人，乃至唾手可得的机会，都被他自己给毁掉了。一个爱自己自己也爱的女人能够陪伴自己一生，这还不值得暂时抛弃你那可怜的自尊吗？一个足以改变人生的机会还不值得暂时抛弃你那可怜的自尊吗？即便为了你的女人你也应该适当的现实一些。但我看到的不是付出，而是自私，为了自己那可怜的，所谓的自尊，伤害了爱你的人，但最后伤害的却是自己的一生。有位豆油讲得好：当他向餐厅侍女要钱的时候自尊在哪里？也许童年的不幸造就了这一切，但把一切归咎于不幸的童年是在找借口，是懦夫。也许我的文化层次不够高，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认为一个爱你愿意陪伴你一生的女人是值得付出所有的。一个平静、有爱却又可以发挥才华的人生才应该是普罗大众的终极追求。一切都是相互的，人生不应该是单方面的索取，不应该是被所有人围绕的，更不应该是无病的呻吟。

4. 不幸的童年到底是怎么毁了他的？

   电影《幸运儿彼尔 Lykke-Per (2018)》再次让我们认识到快乐童年对人生幸福的重要意义。男主彼尔从幸运到不幸的转折点其实是他和女主的退婚。那么是什么导致他非要作此极端的决定呢？我认可这种观点：“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那么放到“幸运儿彼尔”身上，应当如何解释呢？

   他的童年应当是不幸的。虽然影片没多少镜头讲述他童年的不幸，但从他双亲离世，他都不想回去奔丧的态度看，他该有多恨他的父母呀，关键他想从根子上（血缘、信仰）断绝任何来往，由此可以推断他确有一个糟糕的童年。童年的不幸造就他极度自尊或自卑、极强的挫折感，以及他“逃离”和“毁灭”的个性。

   一开始，彼尔为事业还是敢于追求女主这位富家女的，应当说贫穷不是他自卑的来源，贫富差异未成为他追求幸福的障碍。他的自卑可能源自一种反抗专横的“无能感”，这种无能感让他容易“放弃”。他在家痛恨父亲的“专横”，走上社会，他碰到任何形式的专横，都让他本能的想起父亲，而处理之道就是“对抗”，即使力量悬殊，那种本能的不合作，甚至仇恨仍会表现出来。所以，当他碰到那位专横的官僚否定他的工程设想时，他立马撤退，即使后来他准岳丈帮忙打通了关节，他仍决然地与这个官僚对抗到底。我们可以指责甚至嘲讽他“不成熟”，然而，个中原因其实在于他的原生家庭。

   本来，他和女主家庭经济上的差异并不是个事，但一旦这种差异让他感到一种居主临下的压迫感时，那么，这种差异就会让他无法忍受。所以，当他搞砸那场财团投资会，他未婚妻责怪他几句，准岳丈谴责了他几句时，他就产生了自我毁灭式的抵抗念头，经济差异被他不断提及，他开始寻找退路。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他对另一种专横——金钱——反抗的表现，那么，这仍可归因于他的原生家庭的影响。

   有人说，极度自尊其实是自卑的表现。当他骨子里的自卑需要通过自尊来掩饰时，他会有强烈“成功欲”，而且这种成功欲是“极端性”的，即稍许的不成功在他那里就是巨大的失败。这种极端性会造就他极强的“挫折感”。而要摆脱这种挫折感所带来的痛苦，他应对方式是“逃离”和“毁灭”。所以，当他感到无法实施自己的计划时，他毁掉婚约逃回乡下，过起避世的生活。

   当然，他的软弱是他无法通过表面上的强硬来掩饰的。他虽然逃离家庭，终究还是回到了家乡，他本想断绝天主教的影响，结果，仍娶了天主教家庭的女孩为妻。重要的是，这种由原生家庭造就的软弱，让他一辈子过不好生活。他甚至无法面对任何“美好”，他毁掉自己的幸福几近自虐，没有任何好事时他才能自安。即使最后他没有生病，他也无法过正常的家庭生活，远离人群，仅是他最好的选择。（文/石板栽花 2019年4月27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