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飞鸟 High Flying Bird(2019)
简介：
- 史蒂文·索德伯格将执导全新影片[高飞鸟](High Flying Bird，暂译)。塔瑞尔·麦卡尼([月光男孩])打造剧本，安德烈·霍兰将加盟该片。故事讲述在NBA停止时期，体育经纪人迪安(安德烈·霍兰饰)向新秀客户埃里克介绍了一个引人入胜但颇具争议的商业机会。该片将于本月展开拍摄。
演员：
影评：
史蒂文.索德伯格的电影，可以分为“商业电影”和“风格化作者电影”两个类型。前者如《十一罗汉》，是非常老练整齐的标准好莱坞商业制作。而本文主要谈及的后者，以一种“伪纪录片”的风格著称。他善于以一个规模庞大的体系或者事件为对象，事无巨细、有条有理地展现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的运行、事件中每一个变化的原因动机，并且很少带有自己的主观情感，保持一个非常客观的视角。
比如，在他的名作《毒品网络》中，他展现了美国庞大的贩毒体系的运作方式：美国这一边的表面光明之下渗透入日常生活的毒品买卖（泽塔琼斯丝毫不知自己的丈夫是毒品贩子），以及与美国贩卖市场连接的墨西哥---毒品制造与供货的源头、毒品买卖公开化的社会。索德伯格用画面的颜色区分美国与墨西哥，并且将整个买卖市场分成多层次，细致地再现了整个毒品系统从制造到偷运、到贩卖、再到被注射，这个全过程。
而在另一部作品《切格瓦拉》中，索德伯格关注切格瓦拉的革命经历，用上下部总计八小时的容量，全面地展现了格瓦拉从古巴革命的起始一路走到玻利维亚革命失败的全部人生经历。在该片中，索德伯格几乎没有正面表现格瓦拉任何的私人情绪。他只是忠实地拍摄了格瓦拉革命的过程，并且利用诸如“玻利维亚农民对格瓦拉演说的旁观”“玻利维亚儿童染病残疾”等镜头，反映了“格瓦拉革命失败的原因”、“玻利维亚人民自身受苦但仍然不支持格瓦拉革命”等客观现象。
无论是《毒品网络》还是《切格瓦拉》，索德伯格始终保持了几个特点：1，首先，他的影片时长都比较可观。《切格瓦拉》更是上下部合计8小时的巨制。充沛的时间容量，让他有足够的余地填入足够多的素材、安排足够多的细节，把条理梳理清晰，并且放慢节奏防止观众无法跟上，来逐步地全面展现整个的庞大体系和事件。同时，影片时间的可观，与索德伯格电影的第二个特点也息息相关。 2，客观性。从镜头上来看，索德伯格的绝大部分镜头都保持了足够的客观性，极少使用人物的主观镜头等容易将观众带入人物情感和视角的镜头。从叙事上来看，他在叙事中也极少表达自己对于这个体系、这个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而只是客观地展现运作方式、发展过程及变化动机和成因。他不引领观众认同自己的观点，而是让观众根据这个客观事件去思考得出自己的观点。所以，在不直接引领观众去接受观点的情况下，他就必须要展现足够多的细节，让事件表现足够完整全面，才能让观众得以做出有根据的思考并拥有观点，所以影片时长才是必要的。
在这次的这部《高飞鸟》中，索德伯格借用劳资双方谈判造成的停摆事件，来着眼于NBA这一运作体系。在本片当中，索德伯格将整个NBA联盟分为了三个部分：球队所组成的资方、球员经纪所组成的劳方、球员本身。通过这个事件，索德伯格表现了NBA联盟这个商业系统运作的规则。
有趣的是，索德伯格让自己的主角---一位经纪人，随着影片的发展，身份进行着不停的变化。首先，在第一场戏中，主角与自己代理的NBA新秀进行对话，教导他“应该如何如何做”“不应该如何如何做”才能够遵守自己的合同、符合联盟的商业规则。这时候，他所代表的是经纪所组成的劳方；而到了下一场戏，主角回到经纪公司，与自己的上司对话，针对经纪人分成过多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表达了自己对于球员利益所得的维护。此时他所代表的，变成了球员一方（上司：所以你是站在他们那边吗？）。所以，在影片开始的部分，主角的身份和利益相关，一直在不停地摇摆。而这种摇摆似乎也可以代表身处停摆事件当中的他内心的摇摆。
但是，接下来，主角的立场开始变得坚定起来。对这种立场的坚定做出展现的，是镜头处理的方式。在影片大部分的段落中，主要构成都是大量的对话。而拍摄对话的镜头都是大量而规整的正反打。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主角代表经纪人与球员对话、代表球员与经济公司上司对话的段落中，索德伯格都使用了正反打。这种正反打有效地强调了双方的冲突和对抗----劳资谈判的象征。但是，从主角、女助理和新秀球员三人同在公寓的段落开始，变化出现了：段落的开始部分是主角与球员的对话，但镜头停留在女助理身上，随后女助理与主角对话，但镜头停留在球员身上。索德伯格用这种方式，刻意地强调了“正反打”的弱化-----主角此时的对话不再是和对方的“对抗”。由此可见，从这场戏开始，主角开始坚定地代表球员利益。而在随后，主角与青年篮球训练营的教练说话的一场戏中，主角和老教练、小球员互动时，镜头也同样采用了大量的同时入画镜头而非正反打，象征主角代表球员这一立场的延续。
主角利益相关和立场的转变与坚定，也带出了索德伯格最想展现的一个内容：在联盟中球员应有的地位。在本片中，NBA联盟是一个完全由商业利益主导支配的系统-----经纪人一方想要确保自己的球员不违反和球队签署的商业合同，这样球员才能获得薪水，自己才能获得抽成；而球队一方想要获得更多的分成，从劳方手中拿到更多的蛋糕。本片绝大部分的对话，都围绕着合同、分成、薪水抽成这些商业性的话题。这些也恰恰是劳资双方的谈判重点，是造成NBA停摆的主要因素。这个联盟在当今时代的运作，并不是大众认为的球员主导，而是相关各方围绕商业利益主导。在影片的一开始，索德伯格就借用两个镜头的隐喻说明了这一点：第一场戏中，第一个镜头是窗外的写字楼----商业的场所；而后镜头转到女侍者身上，跟随女侍者前进去找主角结账收钱----金钱。而与此同时，画面中响起了主角与新秀进行的讨论。这个声画的结合巧妙地隐喻了NBA联盟运作的本质：围绕的中心不是球员也不是篮球，而是商业和金钱。在随后的影片中，我们也可以更明显确切地看到，劳资双方的停盘和联盟的停摆，确实是源于双方在商业利润分成上的无法达成一致所致。
而相比劳资双方，索德伯格下了最大力气表现的，是联盟中的球员一方。按照常理来讲，他们本该是这个联盟的最主要核心组成部分。但是在影片中，他们却接收着来自于经纪人控制与劳资双方利益纠纷所造成的双重高压。首先，他们与球队签下合约，进入了联盟，那么也就接受了NBA联盟的规则带来的种种限制。而经纪人为了确保这份合约的延续，确保自己的分成，就必须要一直节制球员种种“可能会违反联盟规则”的行为。比如在第一场戏中，主角就作为经纪人，一直在警告新秀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 另一方面，劳资双方因为自身利益分配不均而带来的停摆，使得球员失去了打球的机会，丢失了自己加入这个联盟的重要初衷---如同第一场戏中新秀所说：在这个联盟打比赛是我的梦想。在影片中，我们也可以多次看到劳资谈判的停摆对球员的影响：首先，青年篮球训练营的老教练需要依靠NBA球员参加的活动日来获得门票收入为自己的小球员买新球衣，但是停摆让NBA球员受制于合同，无法在今年参加这个活动（在主角带着球员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参与劳资谈判的女经纪人领导者对此提出了“他们作为现役NBA球员私自参与活动，这不符合联盟规矩”的抗议）；而NBA球员自身，也因为停摆而造成了自己打球动力的丧失---新秀“在比赛前不做爱”，却在今年参加活动日之前做爱；球员之间的矛盾本应当面说清楚解决（在接受采访时，唐斯所说），但球队主力却和新秀在推特上打嘴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劳资双方因为商业利益所造成的停摆中，NBA球员自身的打球积极性（这一幕让人不得不想起上一次停摆后暴饮暴食的雨人坎普），与联盟相关周边的训练营，这些与“篮球”本身有关的东西，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球员怀有“在NBA打比赛”的初始梦想进入这个联盟，但却要接受打球以外的诸多事宜、学习与打球无关的商业规则、适应这个联盟中“与篮球无关的部分”（在片头的NBA球员采访中,说到：我们参选后就要去参加一个活动，来学习这个联盟的规则；唐斯：你被选中后，当天会有一种荣誉感，但之后你就要去努力工作，让自己在这个联盟中适应生存。）。单纯想打球的球员，根本不是这个联盟的核心，他们只是为这个联盟产生商业价值的商品和卖点。围绕这个商业价值而活动的劳资双方才是真正的核心，他们围绕商业利润进行分配、以商业为核心建立联盟的游戏规则，而球员只是联盟中最被动和弱势的一方。（主角的台词：他们在篮球运动当中建立了另一种全新的运动）。
但是，当影片进行到后半段时，球员的地位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契机来自于纽约队主力球员与主角的会面。这名球员的妈妈，可以看作是理想中的一种球员模板：面对来试图分钱的经纪人，坚决而强硬地捍卫自己的所有利益（“我赚的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并且积极地撼动联盟本身的既定规则（加入NFL的哥哥起初被联盟抵制，但最终打出了名气）。而通过与她的谈话，代表球员立场的主角确定此人可以合作（面对强硬的球员母亲，他的反应是“非常好”）也明确了自己的方案：创造两个球员在活动日上的一对一单挑，跳出联盟，借用篮球本身来撼动劳资双方僵持的局面。而最终，这场单挑也激发了球迷的热情（兴奋舞蹈的小球迷），并且顺势变成了跳出NBA联盟的商业街球比赛，促成了劳资双方火速的和解-----劳资双方意识到，球员和篮球比赛，才是这个联盟应该确立的核心，没有球员和比赛，这个联盟的一切商业利润都无从谈起。由此可见，在后半段，索德伯格通过球员方面的反击，强调了球员对NBA联盟的意义。在目前的游戏规则中，球员只是受压榨和节制的奴隶，但他们不应该是奴隶，他们应该是联盟最重要的部分（黑人教练的习惯：一旦有人在球场上说了奴隶制，就要念台词“主保佑他的黑人兄弟”）。
而有趣的是，在影片的最后部分，新秀解雇了作为经纪人的主角。首先，这体现了球员方面地位的崛起和对经纪人方面的反节制。另外，解雇的原因是：主角并没有真的促成街头比赛去创立一个新的联盟，这只是他推进劳资谈判的手段。这是现实性很强的一幕：在现实中，抛开NBA这个品牌去创造一个新的联盟，是不可能获得与NBA同等的商业利益的，而随之而来的是，是劳资双方以及球员本身、NBA周边的训练营等全部环节的利益受损，以及整个生态的难以为继。主角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必须要维护现有联盟的系统与生态。而能够做出改变的，只是在现有体系内部球员一方地位的提升。只有球员在现有体系内的地位得到提高，他们才能够被保障利益，同时打上比赛，成为“高飞鸟”（高飞鸟这个片名，可以同时象征球员地位的“高飞”和联盟本应重视的“球员在比赛中高飞的梦想”）。
可以说，这个现实性很强的结尾，是索德伯格对于本片客观性和现实反映之忠实性缺失的一种追补。这部电影作为索德伯格作品来说，是有很大的缺陷的。最核心的缺陷在于：对劳资双方谈判停滞的解决，过度理想化。试想，个别球员的一对一单挑，以及一个经纪人的个体行为，如何能撼动体系化完整健全的NBA联盟呢？球员的“梦想”，又怎么可能改变巨大的NBA商业体系呢？劳资双方的谈判的变化的促成因素，这一主要事件中最重要的部分，实在是过于薄弱而且不现实了。因此，作为向来以客观性、反映现实的忠实性和完整性见长的索德伯格电影，这部作品的缺陷实在是非常严重的。并且，索德伯格在这部电影里相对以往，更多地用台词和剧情发展，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观众的观点（比如一些宣讲式和点题式的台词：“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游戏”等等）。这使得影片损失了客观性，也是索德伯格式电影中不常有的现象。这些缺陷，或许都是由于影片的时长所限。在以往的作品中，索德伯格拥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事无巨细、还原全部细节、条理性强地逐步有小到大地客观还原事件的全貌和体系的运作，让观众有条件去“自我思考”得出观点。但是本片由于只是网飞的一个“网大”级别作品，所以索德伯格获得的空间实在过小，为了让观众不至于“看完等于没看”的一头雾水，不得不采用加入自己的观点并采用引导式的手法，并且用一个最易于表现和理解、但现实性较弱的转折点来结束劳资双方的谈判。
因此，作为一部反映NBA体系和劳资双方谈，归属于索德伯格“风格化电影”一方的作品，本片拍的有些丧失索德伯格在风格化作品中的一贯特色，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但由于这只是一个网飞作品，或许我们也不能对索德伯格过高要求。在现实当中，NBA始终也只能是一个商业为先的联盟，球员不可能翻身做主人，现在、以及可见的未来之内，仍会受到经纪人和球队基于商业规则的节制（诸如里奇保罗影响安东尼戴维斯对醍醐的施压，安吉交易小托马斯）。而且这，也正是现实必然的要求和需要。
看到很多影评质疑影片的可信度，我的想法是这样：
第一，片中两个球员一个是当年的状元秀，另一个是球队里的青年核心，其影响力在全美国还是非常大的，可以想象一下如果Zion被独行侠选中以后，和doncic推特口水战，然后约了一场一对一，在美国会是怎样的轰动效应，会有多少人愿意花钱去看，所以不能说新秀影响力缺失，更何况影片还是设定在纽约这样的篮球麦加，篮球事件影响力更大；
第二，现在的big3联赛已经建立起来了，还有德鲁联赛、洛克公园赛等等，试想一下如果这些联赛在NBA大停摆期间，招募了库里、哈登、杜兰特，还签了两个月的合约，NBA资方在谈判时，一定会感到压力。
第三，关于经纪人的影响力，其实最近浓眉的表态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还有莱纳德的舅舅，还有球哥的爸爸等等，我们在看球赛的时候很容易忽视一点，再好的年轻球员，其实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孩子，其中更多的是街头出身，大学都只上了一年的孩子（这一年的大学也都是基本没有好好念书的），在面对资本、媒体、人与人的交往方面，他们在老板或者经纪人面前必然是困惑的、恐惧的，这种恐惧有的人的表现是怯懦，也有的人表现为极度的自我，两种表现在一个四十岁以上的职业人士眼中，都是极其容易操控的，更何况在这个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的人，哪个不是人精啊，老板在对年轻球员的谈判中，多数更加忌惮的也还是经纪人而不是球员，所以说经纪人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其实也不一定。
当然，电影一定是有夸张的成分，但是总的来说，这样的构想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作者：Zack Sharf (IndieWire) & Richard Trenholm (CNET)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史蒂文·索德伯格和克里斯托弗·诺兰已经是将近二十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当他们嘲笑起各自拍摄电影的偏好时，是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的。索德伯格参加了2019年的斯兰丹斯电影节，在这次电影节上，他的新作《高飞鸟》举行了世界首映，他也获得了斯兰丹斯电影节的「奠基人奖」，这部探讨NBA商业系统的影片，将于二月八日在网飞上映。但是，在《高飞鸟》的首映礼上，出尽风头的却是诺兰。
（译者注：斯兰丹斯电影节最初举办于1995年，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该电影节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崭露头角的独立艺术家，多年来为美国独立电影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著名导演罗素兄弟就曾在1997年于斯兰丹斯电影节展映了一部短片，他们在去年也获得了该电影节的「奠基人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独立电影制作做出杰出贡献的影人。）
在《高飞鸟》的展映之前，索德伯格参加了一次特别的问答活动。导演们将事先写好的问题递交给展映方，然后让索德伯格来回答它们。诺兰的问题颇为亲切地嘲弄了索德伯格对于数字影像的热爱。他询问索德伯格，「什么时候会离开那个『黑暗地带』，重新回到胶片摄影的怀抱呢？」索德伯格迅速地给出了回应，并反将诺兰一军：「等到克里斯开始用铅笔写剧本再说吧。」
诺兰长期以来都是胶片摄影的拥簇者，他始终反对数字电影。但是，索德伯格却热情地拥抱这个数字影像的时代。无论是这部《高飞鸟》，还是索德伯格的上一部导演作品——心理惊悚片《失心病狂》，都是使用iPhone的相机拍摄的。索德伯格对数字影像的热爱，让他能够同时开展拍摄与剪辑的工作——这可能不是诺兰拍电影的时候能做到的。
虽然《复仇者联盟》的导演安东尼·罗素和乔·罗素没有来到现场，不过他们还是递交了自己的问题，询问了索德伯格具体是怎么使用iPhone拍摄这部电影的。
索德伯格表示，《高飞鸟》是用iPhone 8拍摄的，他配备了「月亮狗」变形镜头，以及大疆灵眸稳定器。同时，他通过应用程序「Filmic」拍摄4K视频。索德伯格在拍摄完影像素材之后，并没有进行太多的处理，而是使用了他曾在《失心病狂》里用过的插件，来创造出一种老电影的效果。
但是，索德伯格并没有将电影胶片或是传统技术神圣化。
「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来拍摄《高飞鸟》，我们会花费更长的时间。而且我不能保证它会变得更好，」他对斯兰丹斯电影节的观众说道，「但我可以提出很多论点，来证明这样做它会变得更差。」
「如果我们拍摄这部电影时使用的技术，在我十五岁时就被发明出来该多好，」索德伯格说道，这反映出他使用新技术时的兴奋之情，因为它能帮助他更好地解决问题，「在那时，你得存些钱，租一些设备，搞到一些胶片，然后把影像拍到胶片上。你得花掉几周的时间才能拿到你的拍摄成果。可能有些看起来还不错，有些拍得并不好。而我更喜欢的情况是，我白天拍好一些段落，当天晚上就能把它们带回家，然后马上就能确定它们拍得好不好。如果拍得不好，我就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制片人，然后告诉他，『好吧，我明天还得在片场看到这个人和那个人，这样我就可以重拍一遍。』」
索德伯格最喜欢iPhone拍摄的原因，就在于他能极快地工作，迅速地将他想出来的创意付诸实践，毕竟这台「摄影机」是如此轻便。
「如果你要把一台摄影机粘在墙上，那实在太奢侈了，」他说道，「如果你想要一个贴在墙上的镜头，你不一定非得在墙上打一个洞，然后把摄影机放在后面。这（iPhone）是绝佳的工具。」
虽然这两个导演喜欢在胶片电影与数字电影之争中与彼此辩论，不过他们确实是彼此作品的拥簇者。2000年，当索德伯格爱上诺兰那部一鸣惊人的导演作品《记忆碎片》时，他们的友谊就开始了。在最近的一次《好莱坞新闻前线》（Deadline Hollywood）的访谈中，索德伯格仍能回忆起，自己是多么喜欢《记忆碎片》，以至于他最终成为了将诺兰带到好莱坞电影世界的关键人物。
「当诺兰开始筹备《失眠症》的时候，我听到了来自经纪人丹·阿洛尼的消息。他说他没办法安排一次与华纳兄弟的会面。他说他们是不会见他的，也不会和他谈话的。我说，这简直太荒谬了。」索德伯格说道，「我给那个决定不见诺兰的人打了电话，然后告诉他，你必须和这个家伙一起坐下来谈谈。不管是关于这个项目还是关于别的什么，你必须见见这家伙。你必须和他聊一聊。结果诺兰就得到了和他会面的机会，他们简直谈得太愉快了。然后他就去拍了那部《失眠症》，开始了他与华纳兄弟的合作。所以呢，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他带到那个房间里。」
《失眠症》成为了一切的开端，诺兰从此开始了与华纳兄弟的合作，拍摄了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之作，包括蝙蝠侠系列电影、《盗梦空间》、《星际穿越》以及《敦刻尔克》。华纳兄弟公司最近发表声明，他们会支持诺兰拍摄的下一部故事片，它将于2020年7月17日上映。
「这并不是什么需要费脑子的事，」当提起自己敦促华纳兄弟考虑诺兰的往事时，索德伯格说道，「这家伙就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才，你怎么可能不想见见他呢？那就是我看《记忆碎片》时的感受。」
通过本片可以体会到索德伯格尝试新的电影制作方式时的激动之情。
| Br
February 8, 2019 |
As professional athletes continue to work to control more and more of their public image through social media, the commodification of them becomes an increasingly interesting topic for debate. Especially for young basketball players just entering the league, how much of their personalities and even their daily lives they give over to the NBA can impact how they’re perceived both by the public and by the people who sign their checks. Just listen to Karl Anthony-Towns or Donovan Mitchell, interview subjects in ’s “High Flying Bird,” as they discuss what it’s like to be in the NBA in 2019—expectations are everywhere, from how much money they’re going to make their first year to playing time to Instagram followers.
Our window into this world is Ray (a great-as-always ), a high-powered agent who is struggling to keep his head above water during an NBA lockout. If the players don’t get paid, Ray doesn’t get paid. And one of his biggest players is the #1 pick, Erick Scott (), who just wants to get out there and start making a name for himself. He’s also dead broke, and the film opens with Ray admonishing Erick about a dumb loan he just took out. And then Ray’s corporate credit card gets declined. These are people who should be rolling on beds of money, but the lockout has completely neutralized them. In a sense, “High Flying Bird” is about refusing to remain in limbo—about doing something to empower yourself to find success.
After learning from his assistant () and then boss () that his expense accounts and even salary have been frozen, Ray puts a plan in motion. There are actually echoes of Soderbergh’s heist movies in the way Ray is kind of the Danny Ocean of this affair as he tries to fast-talk people like the NBA Player’s Union rep (), head of the owners group (), and even the mother/agent for Erick’s potential rookie competition on the team, should they ever play again. Does he want an end to the lockout? Or maybe he wants a radical evolution of the game?
The script for “High Flying Bird” by (“”) is razor sharp, clearly coming from deep research into the issues and concerns that define the modern athlete while also remembering to be wickedly entertaining at the same time. This isn’t a ‘message movie’ and yet it’s impossible not to walk away from it and think something in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al sports is broken. Ray and others (including the legendary as a local basketball coach) regularly speak of the “game on top of the game,” referring to how white owners created a system designed to not only profit off of but control their mostly black players. It was something that was needed more in the ‘70s and ‘80s than it is in the era of Instagram. Imagine if Lebron and Steph announced they were playing a one-on-one at the Staples Center tomorrow. How long do you think that takes to sell out? And yet players aren’t allowed to do anything that’s not NBA-sanctioned. Why? They’d tell you it’s to maintain the image of the NBA, but it’s also so they make sure to get the biggest cut.
For “High Flying Bird,” Soderbergh once again shot on an iPhone, using even fewer digital effects than he did for “.” He spoke in the excellent intro Q&A for the premiere of the film at Slamdance about how he loves the way that iPhone shoots allow him to know immediately what he’s got. He doesn’t have to wait for film to be developed. He can watch that day’s shoot at home and adjust the next day’s shooting schedule if he needs to. Lest you think this is purely a technical element of production, it adds an energy to the filmmaking of “High Flying Bird” that you can sense on-screen. You can feel the excitement that Soderbergh gets from experimenting with a new form of filmmaking.
At least he’s allowed to experiment. An interesting anecdote in the pre-screening Q&A revealedhow “O (a personal favorite movie of mine) was a major turning point for him. As he put it, he had made several films in a row that people didn’t like, and he couldn’t afford another one. If “Out of Sight” had tanked, he might not have been in Park City this weekend. And then he pointed out how he was 35 when that turning point came, an age by which most pro athletes are retired. These young men have such a small window to turn their talent into something that will then sustain them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Is it any wonder that they’re trying to take greater and greater control of what happens within that window?
Most modern sports movies feel a few years behind the story—purposefully nostalgic for a feel-good, motivational story. “High Flying Bird” feels like a product of the 2018-19 NBA season, which may not have a lockout but is dealing with the same issues. I wish I could be in the room when some of the young stars of the game like or Joel Embiid watch this movie. Actually, I wish even moreI could be in the room when the owners of their teams watch it.
This film was reviewed from the Slamdance Film Festival.
此影评的译文可以登录网站查看，如有翻译不准确之处，望请指出，谢谢！
译员：Thibault
校对： 卖女孩的小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