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如我 Une belle fille comme moi(1972)
简介：
- 一名年轻的社会学家准备写一篇以犯罪女性为题材的论文，他在做资料搜集时，认识了一个女性连环杀人凶手，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少女九岁时已经亲手杀死她的父亲，长大后先后谋杀了她的丈夫和她的几个情人。社会学家在不知不觉间，被她的故事和魅力感染，尽力帮助她找出有利证据，使得女囚无罪开释。出狱后的女囚犯故计重施，把社会学家送进了监狱。
演员：
影评：
- 最后一个镜头，导演将镜头给了社会学家的打字员，而社会学家说的最后一句话便是对那个男的说的我能信任的只有你了，其实，真正一直在帮助着社会学家的只有她的打字员，就连最后打字员都守候在离社会学家最近的距离。
而女主，她粗俗，浪荡，一直再跟周围的人索取着，她的任何一个情人都是先从她的索取开始，不禁让我想到了一句话：爱闹的孩子有奶吃。丈夫是搭车，歌王是给她一个地方，律师是要赔偿，灭虫大师是就她，社会学家是烟，这个女人跟每个男人的第一件事便是索取，从男人那里得到什么。索取的越来越多，跟男人的关系也就越来越亲密，就像毒药一样，让每个男人都越陷越深，而打字员呢，一个真正爱着社会学家的女人，从不向他索要什么，得到的结果却是忽略，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的人，越是对你付出的人，往往越得不到你的青睐和重视？ - 第一次参加向阳花大侠的迷你观影活动，就幸运地看了弗朗索瓦·特吕弗这部不太为人知的佳作。
早些年会看不懂，那时候倍天真，觉着心灵美就好，然后天上会掉下一匹白马欣赏你……如今价值观被时光冲洗得所剩无几。变得越来越悲观。我眼中的这个世界，美貌与金钱划上了等号。或许这才是社会的本质，色欲是人类的原罪。
童话里的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到了剧中变成了荡妇与7个短命鬼。
影片里几位男猪脚戴上的一张张面具，每个都那么客观有代表性。贪婪、虚伪、假正经、真小人、好色、暴力……当然，小矮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在女猪脚的裙摆下。
影片的对话快速而粗鲁，演员们的表情生动夸张，极具喜感的导演手法将我们慢慢引入明明是一场悲剧，却让人哭笑不得的现实剧。
不能不提女猪脚，这位凭着诱人的外表和生存的智慧，踩着一个个男人的尸体往上爬的美女。她一次次地赌自己的命运，毫无负罪感地杀掉每一个挡在前路的爱人。而对她来说，这都是本能，无所谓善与恶，只看有没有必要。每一场谋杀都是赌博，每一个男人都罪有应得。
虽然这是一部过于现实的影片，但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特别是结尾那位原本前程无限的的帅哥律师在监狱扫地时，实在让人想笑。一个人的悲剧，在其他人眼里也许是喜剧。但愿大家都不要变成这样的“喜剧”。
这是一出母蜘蛛与公蜘蛛的讽刺剧。如果来句简评，我相信没有比“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更合适的了。 原文地址：
又名“像我这样美丽的女子”，优酷的播放页面显示的注解是：“特吕弗讲述另类谋杀案”，为什么是另类？它和普通的谋杀案有何特殊之处？开场回忆录方式的“一年前”似乎提供了线索：一名女性读者到书店寻找史丹写的一本书，服务人员以为是畅销小说，但读者说是一本关于女性犯罪的社会学论文，在寻找无果的情况下，书店老板对读者说：“这本社会学论文从未出版过。”但是他却陷入了回忆，字幕打出“一年前”这个时间标记，于是，关于史丹，关于女性犯罪，关于社会学论文，都变成了“一年前”的那个样本。
片头的书店场景基本上是脱离整部电影的，甚至在最后也没有前后呼应的结构安排，也许是暴露了特吕弗在电影构思上的随意性，但是当故事发生在一年前，当一年前成为一个样本，其实是为了凸显启示意义，但是矛盾之处在于这篇论文根本没有出版过，没有出版过其实取消了样本变成文本的意义，或者故事只是一种传说，但是书店老板为何会陷入回忆，买书的人为何是个女性？这其中的微妙关系是不是有着特吕弗独特的用意？
当书店老板开始回忆的时候，仿佛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写作了论文的史丹，但是这种共谋的意义却提供了一个缺席的结局：书并没有出版。电影最后的结果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史丹最后变成了杀人犯而被关进了监狱，也就是说，在这一年时间里他还在监狱里，他关于对女性罪犯卡梅拉的采访和调查，其实是一个现实的文本，和他一样也在监狱里。人在监狱失去了自由，文本在监狱失去了出版的机会，这双重的缺席使得“一年前”的故事又超出了现实意义，当男人讲述，当女性寻找，男与女的对应也从单个的案例延伸到了更普遍、更广泛、更具批判性的社会学意义。
如何解读社会学意义？不如从特吕弗的“另类”入手，“女性犯罪”是社会学家史丹调查和采访的一个主题，可以拆解这个词组：女人+性+犯罪+罪恶。他采访的对象是一个名叫卡梅拉的罪犯，所以从性别意义上，卡梅拉就是一个女人，她走上犯罪之路似乎就和她的这个性别属性有关，她和粗鲁、暴力的父亲住在一起，喜欢弹奏琴弦，喜欢唱歌，如果按照正常的成长轨迹，卡梅拉就是逐渐从少女变成女人，变成别人的妻子，变成小孩的母亲，如此，便构成了她作为女性的人生。但是她从小似乎没有母亲的关爱，这便是一种爱的缺席，加上父亲的暴力，如此，在她的成长中就慢慢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母爱的缺席，让自己本身为女性的卡梅拉陷在男人的摆弄中，父亲骂她打她，甚至踢破了她的琴，将她扔到草垛上；后来父亲时候她被送到了孤儿院甚至进入了儿童犯罪研究中心，据她自己的回忆，第一次是被医生侮辱的；之后卡梅拉逃出了儿童犯罪研究中心，搭车遇到了后来强占她而成为丈夫的克罗维斯；为了自己的生存她去做了酒店服务员，在男人的挑逗中身体一次次被侵占，后来和歌手山姆上床，为了使自己也走上唱歌的舞台；之后又一次在逃跑中搭车，认识了“杀虫先生”亚瑟，满口道德和上帝信仰的亚瑟又一次占有了她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卡梅拉和律师马连也保持了男性肉体关系……按照卡梅拉的说法，她要和是个男人保持性关系，从这一处在高速飞驰的声音中和山姆共枕头，到另一处和律师匆匆上床，从这一处与性变态的丈夫周旋，到后来和亚瑟的暧昧，卡梅拉作为一个女性一直处在男人的包围中，看起来她用谎言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让男人服从与她，其实作为一个女性，反而是被骗者，或者说是一个弱者。
这是女性的一种身份宿命，丈夫的枪、歌手的名声、律师代表的法律、亚瑟所谓的上帝，都是一种男权社会的武器，包括最初让她成为了孤儿的父亲，和第一次夺走了贞操的医生，他和他，是男人的他们，他们掌握着权力，他们主导着规则，所以卡梅拉走上犯罪之路在某种意义上是女性的一种反抗，甚至是对于男权的颠覆。但是她在这个改变权力之路上，唯一的工具就是肉体，也就是用性打开了自己的生存之路。克罗维斯是在卡梅拉走投无路的时候让她搭车，继而占有了她，并成为了他的妻子；为了继续生存，她勾搭上了歌手山姆，用自己的肉体换取了所谓作歌手的理想，但这理想也只是被汽车马达轰鸣的声音覆盖的性交易；为了能使被车撞上的丈夫那里得到赔偿，她也把自己放在床上，和律师马连苟合，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钱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她又搭上了亚瑟的车，谎称克洛维克是哥哥，最后也是在假装被绊倒之后让亚瑟得到了满足，而自己也拿到了更多的钱。
用身体铺设自己的路，对于卡梅拉来说，没有任何羞耻，相反她视自己的肉体为资本，一次次让男人得到满足，一次次让自己生存下来，于是在最后亚瑟和她相约跳下教堂塔顶而她没有跳下的时候，她变成了杀人嫌疑犯，最后变成了罪犯，而在狱警的口中，她就是那个“荡妇”。女人让她出于弱势，性交易让她生存，但是为什么最后她会成为杀人犯？也就是说，卡梅拉是如何走上犯罪之路的？其实，在卡梅拉整个过程中，她所坚持的一条原则是：和命运打赌，这是一种极端的做法，9岁时父亲死去，在别人看来是因为自己抽掉了那架梯子，所以被认为是“杀死”了父亲，而她当初的想法只是赌博，因为父亲对她打骂，当她把梯子拿走之后，父亲一定还会对她拳脚相加，甚至会打死她，但是最后却是父亲被摔死了——不是自己死而是父亲死去，这便是卡梅拉赌博式生存的结果，但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父亲被摔死，她有一定的责任，但并非会成为杀人者，就像看门的狱警对史丹说的那样：“是地球重力杀死了他父亲。”
而在丈夫克罗维斯面前，在歌手山姆面前，在律师马连面前，在杀虫先生亚瑟面前，她都抱着这样一种赌博心态，也只是为了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所以除了不断出卖肉体将性当成是活着的不二法门，是一种罪之外，她其实并没有真正去杀人，反而在男性世界里，到处是欺骗，到处是谎言，到处是虚伪，最后亚瑟要和她一起自杀，她也没有付诸实践，似乎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最基本尊重。但是，最后是男权社会把她送进监狱，让她变成杀人犯。但是一个转折是，史丹在采访和调查了卡梅拉的经历之后，想方设法找到了那个教堂塔楼上的证据，并最终使她清白，成为了舞台上的著名歌手，却最终在史丹即将和他上床而被丈夫克罗维斯发现后，打响了她一生中的第一枪，克罗维斯倒在了那里，而她甚至作伪证，将枪放到了昏迷的史丹手上，致使最后史丹锒铛入狱。
为什么史丹让她重获自由之后她却真正射出了杀人的子弹？这便是这个“一年前”的故事真正的内核所在，即到底什么是社会的“罪恶”？卡梅拉从9岁开始“杀死”了父亲，接着在男人的世界里成为“荡妇”，最后因为从塔楼推下了亚瑟，她就是杀人犯，就是在法律意义上的罪人，这是第一层的罪恶，也是最为表象的罪恶。而更深层的罪恶并不仅仅和卡梅拉道德意义的恶有关，当史丹进入监狱调查卡梅拉，其实是一层一层揭露出整个社会的罪恶。
父亲的粗鲁和暴力，当然是一种罪恶，甚至正是他踩破了琴弦使得卡梅拉最初的理想覆灭；丈夫让她搭车并占有了她，看起来也像把卡梅拉当成了性奴，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不让卡梅拉看歌剧的电视，他甚至用枪打碎了电视机，这又是对于卡梅拉理想的暴力破坏；而歌手山姆用马达的声音覆盖床上的呻吟和快感，更是对于音乐的一种亵渎；亚瑟一直说自己的“正人君子”，也一直帮助卡梅拉，他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街头那些裸露的画刊“道德沦丧，毒害儿童”，但他得知卡梅拉的放荡后说，“上帝什么都看到了，你是可耻的，沉迷在罪恶中”，却又觊觎于卡梅拉的肉体……而当卡梅拉的故事逐步在史丹面前展开的时候，史丹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似乎抱有着对于这个个体的同情和尊重，他在第一次采访中认为卡梅拉父亲之死，是因为卡梅拉在和命运做赌博；当他知道卡梅拉和山姆在一起，认为这是因为她缺乏一种爱，需要社会的认同；后来和马连发生关系，史丹将其解读为“她缺乏安全感，需要法律的保护”；当自己逐渐对热情、性感的卡梅拉产生好感，他解释说“我对她的好感完全是出于理智”……
不断地出入监狱，不断地面对卡梅拉，不断地听说她的遭遇，史丹其实慢慢从社会学家的身份变成了倾听者、朋友，而为她带烟、带花生、换领带，最后他变成了倾慕者，于是监狱变成了卡梅拉上演“女性犯罪”的另一个社会，另一个舞台，她正是利用史丹对她的好感最终得到了无罪的证据，而史丹也最后蜕化为另一个男人，在为卡梅拉鲜花、接吻，乃至上床的过程里，和那些男人站在了同一行列中，于是这个“一年前”的故事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女性犯罪”样本——当最后卡梅拉用子弹射死了丈夫又伪造了现场，史丹反而成为了牺牲者变成了杀人犯。
从女性到性交易，再到犯罪，再折射出社会的罪恶，卡梅拉无疑用“女性犯罪”来定义一种社会现实，她以反抗和赌博的方式让自己生存，而男人从侵占她成为控制者到最后被她送进监狱成为牺牲者，男权似乎在自身的罪恶中被解构，所以最后史丹从电视新闻里看到大红大紫的著名歌手卡梅拉，一种反转是对于社会最无情的讽刺，更为悲剧的是，本来史丹寄予希望让自己获得最后一丝希望的律师，竟然变成了卡梅拉的另一个情人，于是希望变成了泡影，于是犯人成为了男人，就像卡梅拉对史丹说的：“意外就是这样，想想我，我生存着，每件事都有好的一面，监狱里很有趣，现在你知道了，你和我一样。”
女性犯罪，男性犯罪，女性成为罪犯，男性成为罪犯，是这个社会本身的罪：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其实都无法自证清白，活着只是赌博，只是交易，只是谎言。但是当“一年前”的故事未曾出版而具有普遍意义的时候，特吕弗却并不用悲观的方式来解读这个社会，在整个故事中，有一个容易忽略的人物，她就是史丹的助手海伦，她帮助史丹整理采访录音，却在工作之外对她倾注所有，她不求回报，她只是爱着他，所以她总是提醒史丹不要被卡梅拉欺骗，而在史丹最终被卡梅拉陷害送入监狱之后，在史丹几乎绝望的时候，镜头却给了在监狱不远处那幢楼房顶上的海伦，她正在认真地打着字。她一直在史丹的身边，她一直没有放弃，她也许也是史丹最后的希望，就她的名字一样，是“美丽之神”，而不是只有肉体意义的卡梅拉。而她不停敲打的文字也许正是那本史丹没有写完的社会学论文，她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它，用爱、信任和宽容书写，并将最终出版，成为女性犯罪的真正样本。
- 昨天看了一部特吕弗的《射杀钢琴师》，觉得特吕弗对女人的映象应该还不错，美丽、专一、肯为爱情牺牲自己，但今天看的《象我这样美丽的女人》，完全颠覆了这一映象，完全把女人当祸水了。他在警告：千万别对女人，特别是美丽的女人动情，一旦落入她们手中，就没有好下场。
没有看过特吕弗的个人介绍，但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