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 恶与他们的距离(港) / 没有邪恶 / Sheytan vojud nadarad / Es gibt kein Böses / There Is No Evil
导演: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
编剧: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
主演: Mahtab Servati Kaveh Ahangar Alireza Zareparast Shahi Jila Shaghayegh Shoorian Salar Khamseh Ehsan Mirhosseini Darya Moghbeli Baran Rasoulof Mohammad Seddighimehr 穆罕默德·瓦利扎德根 Jila Shahi
类型: 剧情
上映日期: 2020-02-28(柏林电影节)
片长: 150分钟 IMDb: tt11697844 豆瓣评分:7.4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今年3月,第70届柏林电影节上,评审团主席杰里米·艾恩斯宣布:《无邪》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
台下一片欢呼。
人群中,几个中东面孔相拥而泣。
众人注视下,一个戴黑色头巾的女孩登台领奖。
她是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的女儿。
而此时的拉索罗夫正远在伊朗,因为政府禁令,无法来到现场。
获奖仅3天后,拉索罗夫即被伊朗当局判处一年监禁。
不仅因为他违禁拍片,更因为《无邪》这部电影再次戳中了伊朗政府的痛处。
站在电影角度,《无邪》不算出色。
但它的得奖再次重申了电影的另一层意义。
它不止于娱乐,不单是艺术,更是劈向冰山的巨斧,是治愈沉疴的良药。
所以今天,必须聊它。
《无邪》长达两个半小时,由四部短片组成。
太长?
没关系。
你大可只看第一部短片。
不夸张地讲,它是我近年来看过的短片里最震撼的一部。
它看似波澜不惊,讲一个男人的一天。
但实际上,它用了一种不算新颖但绝对奏效的叙事策略。
前面三十多分钟,始终在积蓄能量,直到最后几秒才瞬间释放。
它有一种摧毁人心的力度。
带你看最后一根稻草落下,骆驼轰然倒地的时刻。
男人叫赫斯马特,谢顶,微胖。
他有个三口之家。
他为人老实,善良。
导演用一个经典的“救猫咪”情节,让我们快速对他产生共情。
接下来,都是日常琐事。
男人下晚班回到家,洗澡,窝在沙发里看电视,接老婆下班,到银行取工资,接上孩子去超市购物,回母亲家,给行动不便的母亲洗澡,一家人共进晚餐。最后回到自己家,在不知不觉中睡去。
一切就这么发生着。
没有意外,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最平常的生活。
但平常里,又有一丝不安。
那种不安隐藏在一种颜色里。
影片中的大量细节透露,男人对“绿色”格外敏感。
他会盯着路旁绿色的广告牌出神,他会看着妻子绿色的礼服发呆,他会把车停在路口,看红灯变绿又变红……
绿色,意味着什么?
直到影片的最后几秒,答案终于揭晓。
凌晨三点,闹钟响起,男人梳洗完毕,着装整齐,再次来到工作的地点。
那是一间狭小而封闭的房间。
东西还算齐全。
有洗漱台,挂衣架,有镜子,桌椅,桌上摆着咖啡壶、收音机,一台老旧的电视悬在天花板一角。
赫然醒目的,是正面墙上的两排指示灯。
一排红色,一排绿色。
突然,毫无征兆地,红灯亮了起来。
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男人顺着小窗看了一眼里面的暗房,像是在确认什么。
短暂等待后,绿灯骤然亮起。
一切就绪。
男人的手摸向一个黑色按钮,冷冷地按了下去。
接下来的一幕,就是那摧毁人心的几秒。
是什么?
请原谅我保留这个悬念,待你自己去看。
我只想说,这一幕有着千钧重量。
它揭露了一个残忍的事实,同时抛出一个两难的问题:当一个普通人被赋予正当权力剥夺他人生命时,他能否免于良知的审判?
导演穆罕穆德·拉索罗夫的提问,掷地有声。
它虽只短短几秒,却经久不息。
《无邪》的主题,准而狠,关于一个敏感话题:死刑。
而且它瞄准的对象不是死刑犯,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而是一场死刑中最容易被忽视的角色:行刑人。
它试图探讨的是行刑人的道德困境。
而四部短片就像桌子的四条腿,支撑着导演的表达。
它们代表了行刑人的两种态度:服从或拒绝。
其中短片1和3代表着“服从”。
1中的中年男人,做了半辈子的行刑人。
处决犯人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可他依然会感到惶恐。
那惶恐就体现在每一次“绿色”出现的时刻。
绿色,原本代表着健康、安全。
但对他来说却是一道残酷的命令,命令他果断下手,置人死地。
于是绿色成了他的梦魇。
短片3的主角,是个刚服兵役的年轻人。
他被派去做行刑人。
这也是伊朗军队的惯例,新兵蛋子轮流当值。
而“福利”是:做一次,放三天假。
男孩想念女友,处决了犯人,却不想这一决定,彻底毁掉了他的生活。
服从,是容易的选择。
特别是服从于“命令”,服从于“上级”,服从于“职业要求”。
正如《杀戮的艰难》这本书揭露的:所有行刑人都以某种方式将自己“工具化”,以寻求心理安慰。
“是警察抓的他,是法官判的刑,而我只是个工具而已。”
这样似乎可以心安理得。
但现实却极其残忍。
它总在心安理得的间隙,插进一把把无声的刀,瞬间戳穿你的所有自欺。
那么,拒绝会好一点吗?
短片2和4给出了答案。
其中,短片2是四部短片中最像类型片的。
它讲述的是一个拒绝行刑的士兵成功越狱的故事。
把这部短片拆成两半看,也很有意思。
前半段是一场思想交锋。
宿舍里,士兵们就“死刑”展开争论:
“你是士兵,不管上面怎么说,你都要照办。”
“这是你的职责,你别无选择。”
“你下不去手,我们就能吗?你以为我们是天生的杀手吗?”
后半段则是一场真实越狱。
一个细节,胜过千言万语。
死刑犯走出来,主角与他沉默对视。
那一刻我们明白,在面对真实的杀戮时,哪怕举着无比正义的旗帜,也终会手软。
于是主角抢过看守的枪,闯过重重阻碍,成功逃离。
这前后两半,刚好是两重困境。
一重“心理”,一重“现实”,加起来,共同构成“拒绝”所要面临的挑战。
最终,女友开车接上主角,两人消失在夜色里。
《Bella Ciao》激昂的歌声不停唱着:“我们失去了青春,但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在自由中工作。”
那也是全片唯一令人欣慰的时刻。
但你以为,结局会好吗?
并不会。
在短片4中,我们将看到更遥远的结局。
一位老人,因为年轻时拒绝做刽子手,一辈子隐姓埋名,住在偏僻乡村。
他怕牵连女儿,于是将女儿寄养,直到临死,才肯相认。
这或许才是短片2真正的结局。
越狱之后,是更大的监狱。
不信你听,《Bella Ciao》的乐声再次响起,只不过是以悲伤的语调。
无论怎么选,无论服从或拒绝,都是悲剧。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不是“选择”的错,而是置人于两难境地的规则出了问题。
这才是导演真正要批判的核心:道德困境源于非人之法。
那便是,死刑。
从这个角度讲,《无邪》其实很像一部关于“废死”的公益宣传片。
它通过呈现“死刑”造成的种种活人的悲剧,唤起人们对于刑法本身的反思。
可是,受害者呢?
我知道,很多人一定有此疑问。
影片展示了行刑人的困境,这个我们理解,可它回避了受害者的损失,这是不是一种避重就轻或有意误导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
它一针见血地戳中了影片的软肋。
但我想说,这恰恰也是导演的高明之处。
而且,正是这种选择使得影片在“废死”这一议题上,具备了更有力的表达。
为什么这么说?
这就涉及到“废死”的理由。
关于“废死”,常见理由有这么几种。
有算伦理账的。
以正义之名杀人,能实现正义吗?
有算概率账的。
出了冤案怎么办?人死不能复生,冤案也无法昭雪,岂不是二次杀人?
还有算效果账的。
死刑能威慑犯罪吗?
很难。
你想,对于那些蓄意杀人者,铁了心要作案的,你威慑不了。
而对于那些冲动杀人者,也威慑不了,因为人在冲动时是丧失理性的。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
但又都没找准要害。
因为说来说去,它们终究会败给一句话: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天下还有比这更正义的事儿吗?
没了。
所以哪还有那么多说的,该杀就得杀。
而《无邪》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跳开了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角度的答案。
它关注的是“行刑人”。
这是些什么人?
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
这些人朴素、善良,却被迫坐上了刽子手的位置。
影片透过这些螺丝钉,透过他们的挣扎和遭遇,实际让我们隐隐看到了一个无形而巨大的威胁。
那便是藏在后面的那一台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
这台垄断了暴力的机器,一旦失控,将是所有人的灾难。
它可能将无辜之人送上绞刑架。
它可能让那些拒绝行刑的人坐上电椅。
它更可能,像短片3所揭露的那样:将一个正直而受爱戴的人处死,只因他的言论冒犯了自己的权威。
于是我们明白,废除死刑的真正意义无关其他,只关于“限制政府的权力”。
其实,也不光是死刑,实际整个刑法都建立于此。
有人说,不对吧。
刑法的存在,不是为了保证民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吗?
是的。
但这只是衍生出的效果。
试想,假如没有刑法,就不能实施保护了吗?
也是可以的。
极端点说,只要把坏人都抓起来,通通枪毙,也能达到效果。
但问题是,我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不能轻易地把生存的权利让渡出去,将所有人都置于可能的危险境地。
所以,要有刑法,要有正当程序,要有量刑制度。
唯有如此,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免其作恶。
正是从这个角度,《无邪》完成了关于“废死”的有力论证。
其实“无邪”的翻译并不准确。
英文名,显然更好:There is no evil——没有邪恶。
真的没有吗?
表面上没有。
至少影片里没有出现。
那可能的“邪恶”正藏在看不见的地方,虎视眈眈。
而影片兜兜转转,画了个圆,将那个潜在的“邪恶”狠狠地圈入靶心。
《无邪》不是导演拉索罗夫第一次冒犯伊朗政府。
早在11年前,2009年,他因拍摄《白草地》暗喻社会问题,被伊朗政府下达禁令,20年不准拍片。
但这并没有阻挡住拉索罗夫表达的冲动。
而且锋利程度丝毫不减,每一部都直指伊朗社会的弊病。
2011年,《再见》,关于维权律师的抗争。
2013年,《手稿不会燃烧》,关于政府暗杀知识分子事件。
2017年,《谎言》,关于底层工人对抗强权。
期间他辗转德国,回国后护照被扣。
可拉索罗夫始终没有停止创作。
这次拍摄《无邪》,同样冒了极大的风险。
为绕过政府的审查,他将影片拆分成四部短片,并交由不同制作人送审。
拍摄时为掩人耳目,他只拍室内戏和边远的乡村戏,而城市中的室外戏一律交予助理导演拍摄。
接受采访时,拉索罗夫说道:“我的电影在伊朗并不存在。”
他在用“隐形”的方式继续着自己的创作。
正如《无邪》中的那句对白:“你的力量,来自于‘说不’。”
对无理要求说不,对奴役说不,对傲慢的强权说不。
拉索罗夫说,他的下一部电影正在酝酿中。
没有人能让他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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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写不一样的深度影评。
回想2015年的第65届柏林电影节,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凭借《出租车》获得了金熊奖,
却因为被伊朗政府软禁而无法出席颁奖典礼和记者发布会,只得由妻子和侄女代领奖项。
五年过后,这一幕在2月柏林国际电影节重现,伊朗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凭借新作《无邪》摘得金熊奖,
且同样因为被伊朗政府限制出境而无法到场,最后是他的女儿Baran Rasoulof替代父亲捧起了金熊奖杯。
加上这部《无邪》,拉索罗夫的“诽谤当局之作”也算凑足了份量。
早在2011年,拉索罗夫就已因为《再见》而被判处6年监禁以及为期20年的禁拍令,但这并未影响其继续创作的步伐,接下来的《手稿不会燃烧》依然延续了气味浓烈的政治性。
但在2017年,拉索罗夫凭借《谎言》获得了第70届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大奖,影片仍然意在批判伊朗政府,这致使他在回到伊朗之后被当局吊销了护照,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
从《谎言》到《无邪》这近两年半的时间里,拉索罗夫面临着严苛的审查机构以及其它不可言说的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能做的事只有写作,导演找到了一个比较刺激的解决方案,他化名成其它作者,把写下的剧本送到审查机构,于是有很多并没有署名拉索罗夫的作品不仅合法投入制作,甚至已经上映。
这种与审查制度周旋的“小聪明”非常实用,也是《无邪》能够拍摄出来的关键。
《无邪》是由四部内核相同的短片拼接而成的长片作品,于是他们登记了四部电影制作人的四部短片作品,而这些人刚好都是《无邪》的助理导演,也正因为伊朗政府不太重视短片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审核很快通过。
但拍摄过程却并不容易,拉索罗夫是不被允许在公共场所工作的,但四个故事却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这意味着《无邪》需要更多“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电影人参与完成。
几乎是可预见的,这个项目本身具有连坐的危险,《无邪》近乎一个把枪口怼在伊朗政府脸上的抗议口号,
它所探讨的死刑话题直接挂钩伊朗自1988年大清洗以来“处决政治犯”的血腥浪潮,即便是在今天,仍有许多“政治犯”在遭遇不公正审判之后被残忍处决。
毫无疑问,《无邪》就是在挑战禁忌中的禁忌。
尽管如此,仍有演员带着热情参与进来,他们毫不畏惧地扮演角色,并愿意在影片中露脸,对拉索罗夫来说,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一部分已然等同于曝光自己的立场,只有敢对审查制度说不的人,只有不认同死刑制度的人,才会有胆量加入《无邪》。
《无邪》围绕着同一主题串联了四个非常独立的故事,其中的四个男主角都曾是服役军人,在伊朗,服兵役是义务,为期两年,在此期间,他们必须完成政府强制施加的所有任务,唯一的宗旨是“服从”。
讽刺的是,这两年兵役刚好处在年轻人思想的塑造期,这段时间里接受了怎样的思想将决定他们如何理解自由意志和强权之下的公平正义。
《无邪》的每个小故事都有一个很别致的标题,它们分别是「无邪」「她说:你能做到的」「生日」和「吻我」,纵观四个故事,这些角色均因执行“处决犯人”而陷入了泥沼一般的道德困境。
第一个故事聚焦了普通的伊朗家庭,他们是工作稳定的夫妻和聪明调皮的女儿,夫妻俩的日常是工作、领薪水、还贷款、照顾老人和养育孩子,总之是日复一日的琐碎,
但正是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家庭反衬出了结尾的残酷,因为男主人的工作是一个操纵按钮,从“犯人”脚下撤走矮凳的现代刽子手,他与犯人隔着墙板,就像用吊车处理垃圾的工人。
拉索罗夫曾说“这个人的生活是一个牢笼,一种恶性循环。”
但作为需要稳定生活和供养家庭的一份子,他毫不犹豫地成为了伊朗政府的一枚齿轮,他不会调动属于自己的道德感,只把“执刑行为”换算成工作和薪水。
在第二个故事中,一个士兵被强行安排了“处决犯人”的任务,他在宿舍里软弱退缩,因为不敢杀人而哭哭啼啼,随后他和舍友对法律正当性展开辩论,比如作为一个刽子手,亲手杀死一个罪不致死的犯人到底是履行职责还是成为了罪恶的同谋。
不过故事很快从冗长的辩论转移到充满张力的“逃狱情节”,为了不杀人,他持枪威胁警察冲破了监狱的层层封禁,并与在外面等待他的女友驱车开往城市最边缘。
第三个故事追随了一个趁休假探望未婚妻娜娜的士兵贾瓦德,这一天是娜娜的生日,他准备好了戒指向她求婚,却发现未婚妻一家正在悼念一个刚刚死在狱中的男人凯文,贾瓦德无法融入他们的悼念氛围,直到发现自己就是亲手为凯文行刑的警官。
贾瓦德本是一个“回避政治”并合理化极权制度的人,但在他亲证自己的行为对未婚妻一家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之后,他的世界崩塌了,并开始怀疑自己的双手是否沾满鲜血。
而最后这个跨越了两代人的故事充满叹息,因为它接续着第二个故事展示了一个为了“坚守良心”而因此违反法律的人将面临着怎样的代价和悲惨生活。
这是一对自我流放的夫妇,他们无法生活在城市,这次他们的侄女从德国来到伊朗拜访他们,而且女孩正是男主人的亲生女儿。
他的女儿在和平国度里长大,获取了天真又很完美主义的道德标准,且不必亲历需要付出代价的道德困境,但是他的父亲却仍在为当年做出的选择而承担代价,疾病、前途的葬送、与女儿分离……
其实这四个故事非常不同,每一个都有独特的氛围、节奏和叙述方式,拉索罗夫本可以施以特定形式让四个故事在视觉和主题上更加连贯,但他最终还是决定让每个篇章都强调一个视角,他想释放解读的多样性,并用更加无形的线索将这些片段连接在一起。
而最终所呈现的效果正是如此,这些故事像是从立体模型的不同侧面脱落下来的,所质问的对象均不相同。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说,与他过去的电影相比,《无邪》更加直接地批评了政府,因为影片直接与伊朗政府批准杀害持不同政见者有关。
但在艺术层面同样具备挑战,寓言风格根植于伊朗文化,伊朗的诗歌艺术传统让艺术家更青睐间接表达,而在拉索罗夫的早期电影中,他更乐于熟练借助隐喻性表达来绕过审查制度,避免与政府进行直接对抗。
很多人认为《白草地》是他最好的电影,但拉索罗夫却展开了自我批判,他认为《白草地》这部影片中的唯美主义虽然让作品富有诗意,却代表着对暴政的接受。
他想打破这种局面,而《无邪》是个很好的证明,这部电影的反抗极其直白,它拒绝服从,立场明晰。
拉索罗夫说,他每次看到纳尔吉斯·穆罕默迪和纳西林·索托德赫的照片,都会自问这些人到底拥有怎样的力量,才会为了理想和信念去忍受生活中的种种磨难,她们本可以享受一种更为轻松的生活。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纳西林·索托德赫,她是伊朗的人权女律师以及女性平权运动的倡导者,索托德赫在2019年被正式逮捕,被判处38年监禁,并在多个场合被处以鞭刑,有些观众是知道她的,她就是曾在《出租车》里亮相的伊朗女律师和活动家。
如果将《无邪》概括成两个字,大概就是“拷问”。
极权之下,与之抗争还是臣服于它的意志?穆罕默德·拉索罗夫并没有提供标准答案,但是他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把目光对准那些消极接受被系统分配角色的人,这些人屈服于小小的谎言和虚伪,并以为无需对执行一件错误的事情负责。
纵使这是系统性的罪恶,却不代表个体可以免责,拉索罗夫认为,如若世界上存在邪恶,或者自己正生存于一种不公的制度之中,
那么如果不表明立场,就会被其腐蚀,更多的人们会把专制政权想象成一个嗜血恐怖的怪物,并认为这种政权是不能触碰的,这也是正常人的防御机制,人们会合理化自己的恐惧并最终与残酷的体制共谋,成为帮凶。
《无邪》一面挖掘出了“服从于极权”的道德负担,第一个故事和第三个故事尤其如此,另一面则呈现了“说不的代价”,这些人失去了许多,但也会得到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自我价值。
而回到现实,除了审查、限制和迫害,独立电影人在伊朗也没有什么生存空间,整个伊朗电影市场都被政府宣传片和低俗喜剧所垄断,这些影片有着巨额预算,而且无法真正盈利,却有无限的政府扶持。
而此时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的所有电影都在伊朗被禁,但这些影片仍会通过地下DVD商贩流通,想方设法抵达观众手中,无论情况多么糟糕,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人们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拒绝方式,这或许就是《无邪》的主题。
在电影中“Bella Ciao”这首经典老歌出现了两次,分别在第二个故事和第四个故事。
导演说之所以用这首歌是为了表现坚守良知的人的浪漫情怀和叛逆本性,或许一切都能回到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在她看来,遵守国家法律并不能免除责任,因为法律可能是不公正的,那么遵守它本身就是错误的。
阿伦特也在 《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写道“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
而《无邪》便是展现了这种期待具有怎样的伟大力量。
“在早期电影中,我使用隐喻性的语言来绕过审查制度,避免与政府的镇压力量直接对抗。现在,我决定超越这种表达。”
编辑| 空山
文 |Chu
人杀人的国度
赫斯玛特已经秃顶了,他每天早晨下班,睡觉、接老婆孩子、取存款、逛超市,带女儿妻子去吃披萨,帮邻居救猫咪,偶尔盯着某处放空自己。
等到夜深人静,他从床上起来,独自开车去单位,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他按了一下按钮,杀了6个人。
这是伊朗电影《无邪》中的第一个故事,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斩获了最高荣誉金熊奖,成为继《内达和西敏:一次别离》(2011)和《出租车》(2015)之后,伊朗第三部获得柏林最佳影片奖的电影。
《无邪》由四个故事组成,聚焦于伊朗的死刑制度。
伊朗依然是世界上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一项数据统计,2019年全球处决人数约657人,分布于20个国家。其中伊朗至少处决251人,占全球总数的近40%。
伊朗也是全球少数几个仍然对少年犯实施死刑的国家,这意味着他们的暴力机关可以合法杀掉孩子,完全违背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
在21世纪,在现代化社会,伊朗甚至会进行公开处决。2013年1月,两个不到25岁的年轻男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吊死在警车上特制安装的钩子上。地点在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座艺术家公园,据说此举是为了震慑作家和音乐人。
一个Facebook用户发问:“你能保证你的孩子在这个年纪看到如此暴力的场面不会出现精神障碍,甚至有一天成为罪犯吗?”
在伊朗,被判定为死刑犯的罪名有很多,除了暴力重罪,还包括政治异见,甚至“敌对真主”和“地上作恶”这种语焉不详的罪行。假如你是一个同性恋,也有可能被处死。
这是一个保守、专制的国家,不仅体现在转播体育赛事,给女运动员打马赛克的笑谈上。伊朗人民生存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影响,《无邪》中体现的强制服兵役,就是另一重枷锁。
一位伊朗男性如果拒绝服兵役,就拿不到护照,不能出国,不能工作,不能享受本就有限的社会福利,甚至无法考驾照。他们强迫每一个成年男性进入系统,服从命令,接受塑造。
而在服兵役的过程中,许多军人都有可能面临一个任务——处决他人。假如你愿意杀掉一个人,那你可以用别人的这条命,换来3天假期。
服役士兵和他将处决的陌生人
拍电影要坐牢的国度
《无邪》的导演默罕默德·拉索罗夫,没有出席今年金熊奖的颁奖典礼。在记者会上,柏林官方给他留出了一个空座位,拉索罗夫最终只能通过视频通话和现场记者交流。
在颁奖礼上,《无邪》的演员们登台,替他接过了奖杯。影片的制片人之一法尔扎德·帕克致辞,他说演员们“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在秘密组建卡司的过程中,很多演员拒绝了这部电影。
违法拍片,可能是许多伊朗导演、演员的必经之路。
早在2010年,《无邪》导演拉索罗夫和前辈贾法·帕纳西就因为“无许可拍片”被伊朗政府逮捕,双双判刑,罪名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和“进行反体制宣传”。
但两人都没有放弃拍电影。2015年,贾法·帕纳西仅靠着一辆车、一些非专业演员和一个放在驾驶座前的小型摄影机,就拍出了德黑兰浮世绘一般的《出租车》。这部电影在柏林拿下金熊奖时,伊朗政府给帕纳西下达的20年拍片禁令才过了5年。
《出租车》
拉索罗夫的转变更大。2012年,他与妻子和女儿一起离开伊朗,定居德国。2017年,在戛纳参加完《谎言》(批判官商勾结)的首映礼之后,拉索罗夫返回伊朗,几乎立刻被没收护照,并判处一年徒刑,还被终生禁止拍电影。
拉索罗夫
从那时开始,拉索罗夫一直留在伊朗,这更激发了他的斗志,改变了他的表达。
在接受Film Comment的采访时,拉索罗夫批评了曾经的自己:“在早期电影中,我使用隐喻性语言来绕过审查制度,避免与政府的镇压力量直接对抗。现在,我不想拍一部受限于暴政的电影。我决定超越这种表达和唯美主义。
我知道,很多人认为《白草地》是我最好的电影。然而,我对自己曾经的观点提出深刻的批评,今天我认为《白草地》的观点是对专制权力的接受。”
《白草地》豆瓣评分8.6,以极其克制隐晦的手法批判伊朗的诸多问题
《无邪》是拉索罗夫一次旗帜鲜明的控诉,他在恶劣的条件下召集了一个剧组。用4个短片故事讲述主题,缩小制作规模,缩短拍摄时间,以“打游击”的方式绕过伊朗政府的注意。
拍这部电影,他没有办法在伊朗市场赚到一毛钱。伊朗观众只能通过地下交易的盗版DVD和网络资源观看这些“禁片”。
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拉索罗夫甚至将其视为一场危险游戏:“审讯和法庭审讯已成为我生活中的日常工作。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将我的电影剧本署以化名发送给审查机构。并且我编写了一些获得批准的电影剧本,这些电影的字幕中都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绕过审查制度就像一个有趣的,刺激的游戏。”
仅仅是这份勇气和坚持,就值得全世界电影人敬佩。
到底无邪还是有邪?
《无邪》的灵感源于拉索罗夫的亲身经历。
他看到曾经审问他的官员从银行走出来,于是跟上了对方。没多久拉索罗夫就意识到,这位审问官只是一个在监狱赚钱养家的普通人。电影的名字《无邪》由此而来。
不论是亲手按下开关的执刑者,还是监狱里折磨过同胞的审问官,都不是因为内心充满邪恶,而是作为极权社会的一份子,他们难以反抗整个系统强加的压力。
无处不在的禁忌
“他们都是罪犯”,电影里的士兵这样自我安慰,可是他们亲手杀死的,有可能是无辜的人。每个行刑者都承受着或多或少的良心不安。
电影中的角色尖锐地问那位不愿自己沾上鲜血,试图花钱让同僚去替他完成任务的年轻士兵:“你以为你这样,就比我们更善良?”
被质问的年轻人惊惶如困兽,给不出答案。影片外的我们也忍不住想:就算我不去,也会有别人去,那现在的服从,应该不能算是一种作恶吧?
当然是作恶,秃顶的赫斯玛特,做刽子手已经很多年,但他从来不亲自取薪水,每次都派妻子去拿。这是他能做出的最大反抗。
导演拉索罗夫在采访中说:“遵守法律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美德,但在极权国家中,法律成为压制人民的工具,而遵守其中一些法律显然与人的价值观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关心遵守和不遵守之间的区别。”
遵守极权规则的赫斯玛特,沉默寡言,镜头逼近他的面孔,他生活在城市之中,堵在路上,在车里、狭窄的房间里活动,被困在盒子里。
反抗规则的那个年轻士兵,逃出军营,他和女友驱车行驶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打开车窗高歌。
电影中最自由的画面
影片的前两个故事,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选择。随后,又用两个故事呈现两种选择的最终结果。
无论遵守恶法,还是不遵守恶法,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打破这一切,似乎只有一种办法,这可能也是伊朗政府禁映电影的原因。
拉索罗夫在媒体见面会上说:“我想讨论的是那些把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开,并且说这些选择是由更高的力量来做的人。但其实这些普通人拥有说‘不’的力量。”
沉默的顺从已经令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的帮凶。影片结尾,拉索罗夫决定留白处理,让观众回答:“你会怎么做?”
而拉索罗夫自己的观点已经十分明显:多一个人做出正确的选择,总比少一个人好。
当有一天反抗系统的人足够多了,那么系统就不再是系统了。
看完后心情比较复杂,电影本身确实没有那么好,但非常能理解其所想表达的东西。
分开来看的话,最喜欢第一部分,开头就设下悬念,导演却选择将此部分的重点放在日常生活,使得结尾效果突出,力道十足,其中镜头语言的运用也恰到好处。
第二部分尤其讽刺,设定很有意思(也可能就是现实?),前半段的对话内容非常丰富,后半段紧张且刺激。
而第三部分就垮掉了,明明是故事性最强的一个部分,故事本身也很有趣,但叙述上完全在依靠台词推进,同时没有很好的铺垫,而结尾虽然逻辑上合理,但实在是狗尾续貂,故事到晚餐时完全就可以结束了,而且效果应该会更好。
第四部分稍强了一些,但始终没能达到前两部分的水平,故事缺乏张力,反正我看的过程中直接猜到了结局。
导演似乎表达欲望太过强烈,把明明更适合藏在故事中,让观众自己发掘理解的内涵,直接拿到台面上来,借角色之口进行讨论,使得整部电影太过直白,失去了很多魅力。但同时我又非常能理解导演这种想表达的欲望,对他来说,这部电影或许也已经足够克制了。
电影里的伊朗,人民生活富足,一切看似美好,但实际上却存在太多的问题,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存在问题,但大家都在妥协,因为没有人真正有办法能去解决问题,这和我们实在太像了。
导演似乎还在狱中,没能到场,但首映依旧留有写着他名字的座位,这部电影的社会意义确实大于电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