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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马 Mustang(2015)

简介:

    初夏,在土耳其北部的一个村庄里,拉蕾和她的四个姐妹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和男孩子们天真烂漫地打闹。然而这种行为却被当成了一桩不检点的丑闻,引发可怕的后果。家庭生活变成监狱,从此告别学校,而是为结婚做准备。五个姐妹都同样向往着自由,她们找到了一种突破这囚牢的方式。

演员:



影评:

  1. 如果人到中年,膝下无子,而有五个女儿,你会怎么做?把她们嫁了——这是简·奥斯丁笔下班内特夫人的答案。婚姻、家庭,丈夫、孩子,似乎从来都是女人的宿命,也为她们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女性地位的普遍改善和社会对两性角色刻板印象的改变,在当今最开明、开放的国家里,也不过是近百年的事。 2013年,《傲慢与偏见》出版整整两个世纪,土耳其导演丹尼兹·甘姆泽·埃尔顾文也在筹拍她的第一部长片,这便是今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中的《野马》。不同的时间空间,不同的语言文化,同样的五个女孩;如果我们问家长如上的同样一个问题,答案也是相同的:“把她们嫁出去”也是一个现代土耳其保守家庭的唯一选择。 故事开始于乡村学校某学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暑假第一天——每个人青少年时代最开心的时候。而影片却以哭泣开场,五姐妹中最小的拉莱含泪挥别自己最喜欢的老师,因为学期一结束老师就要搬到首都伊斯坦布尔去。回家的路上,姐妹们决定步行,途经夏日迷人的海滩,又与几位男生和衣下水打闹。回家后一切情转直下,有邻人看到了海滩上的一幕并向祖母告状,五个女孩被逐一教训。拉莱带领姐姐们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五姐妹自小失去父母,在一个大家庭中由奶奶和叔叔抚养长大。经历这件事后,家人决定终止女孩们的学业,将她们禁足在家,教她们怎样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故事在压抑与抗争中循环往复,但姐妹们的归宿则逐一落定,展现了代办婚姻下的典型情况:大姐幸运地嫁给了自己的爱人,二姐嫁给了一个素未谋面的提亲者,老三自杀。只有拉莱意识到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她开始偷偷学开车、与外界建立联系,最终大闹四姐的婚礼,两人一起逃到了伊斯坦布尔。 生于土耳其的埃尔顾文毕业于法国极负盛名的电影学院La Fémis,《野马》中的镜头无不带着法国学院派对唯美影像执着的追求。但是,用这样的美来讲述一个严肃、压抑甚至是伤感的故事,这合适吗?导演说,影片的美学和叙事直接受到帕索里尼《索多玛一百二十天》的影响,用一种疏离的姿态描述最骇人的现实。这种疏离给观者造成很大不适,影像之美与情节之哀的反差产生让人眩晕的荒诞感,它撼动人们的审美稳定,逼迫(而非邀请)我们反思。 埃尔顾文的这部长片处女作在内容上虽然撼人,但结构上却是规规矩矩的学生论文,只要细读便可在开始的几幕中找到贯穿始终的全部线索。影片开头拉莱在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暑假第一天)哭泣,这种“本应”与情节的矛盾在全片中不断复现:五个女孩充满活力的身体和头脑,本应像自由的小野马一样快乐、奔放,却被礼教和传统的束缚圈在了家的牢笼中。另一个线索是老师,作为一个现代的、解放的女性形象,她显然是学生的榜样,而她要搬去的伊斯坦布尔更是女孩心中的灯塔。拉莱在片中无数次问人,既然这个小村如此封闭保守,为什么不去伊斯坦布尔呢。“远”是她每一次得到的答案,好像在说自由是如此遥不可及,逃脱命运的机会虚无缥缈。 而拉莱最后的大逃亡便是导演对自由之遥远的一个回应:女孩,你必须靠自己,才能达到自由的彼岸。没有人会怜悯你,因为即便是最亲的奶奶、叔叔,也是思想受传统礼教约束的人,他们的“为你好”实际上与你毫不相干。人们生活在一个被吃人的旧伦理贴上“好”标签的模式中,于是便也想不断复制这种模式。 拉莱必须武装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学会开车、学会与人交流、学会利用极其有限的资源。说到“学”,教育是解决女性地位的根本手段,这是埃尔顾文在片中毫不遮掩的一条信息,也是她在采访中一再强调的观点甚至是信念。于是在片尾,拉莱带着姐姐跑到伊斯坦布尔后,直接找到了曾经的女老师。知识女性不仅是女主人公的榜样,更是女导演给出的一个隐喻,她是现代女性自食其力、掌握自己命运的象征。 与很多处女作一样,《野马》也带有极强的自传性质,影片开头女孩们因在海滩上与男生纯洁的嬉戏而受到惩罚便完全出自个人经历。不同的是,当年的埃尔顾文并没有像拉莱一样反抗,而是默默承受。她的愤怒与不平是后来产生的,于是她想拍一部电影,把一见到男女相处就疑神疑鬼的妄想症式的保守主义打个粉碎。但很快她和我们都意识到,没有任何事物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女孩自己。 那个战胜了保守礼教的女孩,不是戛纳座上宾的导演埃尔顾文,而是当年在巴黎埋头苦读的电影学院学生丹尼兹。 (刊于《北京青年报·文艺评论》2015年7月17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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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阳光、白沙滩、蔚蓝大海、青春的灿烂笑颜---这样的画面多好。

    在许多国家裡,这是再寻常不过的美好风景:自由无束的欢笑、自在单纯的嬉闹、想初嚐爱情滋味、内心不羁疯狂、随心奔放的青春、无忧闪亮的岁月。<图片1>这样的事发生在风和日丽的初夏,土耳其。
    在这裡,恋爱是禁忌,笑容是放浪,自由是遥不可及的梦。
    五个姐妹放学后,受好风好日相邀想散步回家,
    徒经海边,和男同学们一起天真烂漫地打闹,
    她们行为的却被保守的邻居当成了一桩不检点的丑闻告知家人,
    从而引发了可怕的后果。

    女孩们双亲已逝,和爱她们的奶奶和抚养她们的叔叔生活在一起。
    封建保守的教义、传统、文化、父权下,
    少女们骑在异性的肩上玩骑马打仗
    这无异是败坏品德有辱门风视同轻贱荡行,
    在当地女孩如若如此是被歧视若婊嫁不出去的,
    社会舆论强烈的批判,家人严厉的斥责和禁足,
    也如狂风密雨随之而来。

    传统的文化与新兴的思潮冲击,
    强势的父权下注定女孩悲伤故事宿命
    奶奶和叔叔对女孩们的行为担忧又愤怒,
    认为这是不符合穆斯林对女子要求的表现,
    所以一切被认定会让她们堕落的事物-------
    手机、电脑、指甲油...全然没收禁止接触。
    将她们封闭在家裡,
    强迫学习做一个符合文化风俗价值观下的良品端行贤淑女。
    奶奶为两位年龄稍长的姐姐安排了定亲并迅速结了婚,
    一对男女是彼此认识且相爱的,
    和心爱的人结婚当然是全天下女人的梦。
    但另一对则是陌生没有感情的结合,
    他们的结合的导致孩子自杀的悲剧。
    就在奶奶要为三姐安排迎亲之夜,
    最小的拉蕾终于忍受不了
    她与姐姐计划逃家
    躲避那个如同牢笼圈禁自由的家

    拥有自由人生、自主的选择,
    在文明社会是理所应当再简单不过的事,
    却是世上许多女孩们急欲想反抗命运,
    解决问题艰难深重 真令人忧伤啊。<图片2>

    《野马》 是一部2015年法国、土耳其和德国合拍的剧情片,为土耳其裔法国女导演丹妮丝·坎泽·艾胡芬的导演处女作,入选2015年坎城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并赢得Europa Cinemas Label奖。获得第73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和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2016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2015坎城影展导演双週大奖。

    土耳其导演丹妮丝坎泽艾胡芬在思想自由开放的法国长大,年少常往返土耳其过寒暑假,《野马》 是她自编自导首支长片作品,描述追求自由的女孩们如何以勇气反抗传统社会的价值观,裡面5位姊妹的下场大不同,暗喻世界各地不同的少女们,面对成长、家庭、爱情的不同人生。英文片名Mustang即是「野马」的意思。家,在她们的世界就像圈禁野马的牢笼,而唯一投向自由的方式,即是谱写属于她们自己的「离家记」。

    导演首执导筒、亲自编剧取材,能以深具人文关怀的视野,批判的态度,深刻描绘出女性被黑暗传统道德观念深深束缚住的无奈,以及未成年的孩子们如何被陈旧思想压抑着无法挣脱的困境。电影运镜清新如画、影像光影叙事节奏都很成功,女孩们的表演自然、该让人无比羡慕明媚的青春VS该滋养生存的却成牢笼的家庭,让人深感同情悲悯,认真思考面对现今回教国家所面临的女性平等困境。丹妮丝坎泽艾胡芬真的很棒啊!<图片3>
  3. 横跨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土耳其,自古即是地理上的中间地带,环绕着马尔马拉海的西部国土把黑海与地中海一分为二,而罗马帝国的古老都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则连接着欧亚大陆。这块在地理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也预示了其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纷争。在这个98%的国民都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国家里,奉行的却是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并自二战结束起就向多党制、议会代议制的民主政治框架过渡。然而,宪法层面的民主和世俗,并无法掩盖土耳其现实政治、文化的复杂性。而《野马》则是这样一部电影,它以西方式普世道德为切入口,并以一种浪漫化、唯美化的类型片结构为基础,最终以颠覆东方式的“封闭”宗教和道德体系而在西方社会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这样一部百分百讲土耳其语且故事发生在土耳其的电影处女作,却击败了包括金棕榈在内其他优秀电影而代表艺术电影第一大国(法国)参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野马》在口碑和票房上双重胜利,足以从各个方面映射今天欧洲艺术电影从产业到意识形态再到美学全方位现状。

    正如最后那个表面上荒诞的结果所暗示的那样,在经济、文化都加速迈入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以国别来组织电影竞赛,显然已经过时。但如果不得不为之,《野马》在各方面都的确更应被视作是一部法国而不是土耳其电影。

    本片导演艾葛温虽是土耳其人,但却长期生活在西欧,说着流利法语,并毕业于法国电影工业的主要缔造者——国立高等图像与音响职业学校(LA FEMIS)——法国最精英电影学院。因此,像大多数西欧艺术电影一样,本片从融资制片起,就在法国制片人操作下轻车熟路申请了各国电影扶持资金,并最终在以法国公司主制片,德国、土耳其、卡塔尔多家公司联合制片的背景下进入电影节和市场。在《野马》长长的制片名单里,我们能轻而易举发现除了土耳其文化部以外,诸如Eurimages(欧盟)、CNC(法国)、FFA(德国)这样欧洲最知名的官方电影基金,也有Canal+, ZDF Arte这样如雷贯耳法国和德国传媒界巨头。

    回归电影本身,《野马》首先是一部饱含人文关怀的作者电影。像绝大多数浸渍在法国文化和教育背景下的电影作者一样,蒂尼斯·艾葛温的处女作是从反思社会现实开始的(FEMIS入学考试第一关就是长达两个月的社会调查);也像绝大多数女性导演一样,最先进入她们视野并几乎萦绕着她们全部职业生涯的是这个社会中“女性”的命运。

    影片乍一开篇,就直截了当交代了引发所有戏剧冲突的“丑闻”:在学期结束的那一天,青春靓丽但父母早亡的五姐妹因与男生在黑海边暧昧地嬉戏,而引发了村落中保守村民的风言风语。这一突如其来事件,剥夺了她们选择未来的自由,叔父所掌权的专制家庭很快演变为囚禁这五姐妹的“监狱”,她们将依次以最传统的方式“被”拆离、“被”挑选并“被”嫁入到另一个陌生家庭。当新的学期再次开始时,五姐妹将再也不可能团聚,而她们各自不同的结局也拼贴出了一幅当代土耳其女性的命运群像。

    早自十八世纪,东方情调便已在法国泛滥成灾。《一千零一夜》第一个欧洲译本由法国人完成,孟德斯鸠写就了“波斯人”信札;而德洛克洛瓦、安格尔更是用油画向大众图示化了另一个世界。很多人把《野马》的成功,归咎于这样一种异国情调的政治性延续,表面上彰显了法兰西民族对外的包容心与好奇心,但在本质上却继承了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的过时区分,并巩固乃至迎合了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落后、愚昧的刻板想象。诚然,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却不足以消弭《野马》所聚焦的土耳其女性议题的严峻性:如若深入了解土耳其国情,对本片刻意投西方观众所好的质疑或许是失之妥当的。事实上,片中所涉及的囚禁少女、买办婚姻、家庭内性侵犯、处女情结所引发的女性悲剧,不仅真实存在,且每天都有土耳其女性因同样事件被谋害甚或选择自杀。就在今年二月份,土耳其女大学生阿斯兰被奸杀的案件,引发土耳其全国性的游行和抗议,进一步凸显了这个曾经在凯末尔治下大踏步世俗化而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奇迹的穆斯林国家,在现实层面上,是如何依然挣扎在世俗和宗教的紧张关系之中,伊斯兰文化所孕育的男权社会结构及心理是如何根深蒂固支配着土耳其普通百姓的生活。

    正因如此,电影中的伊斯坦布尔——这座与西方世界接壤的世俗化大都会,再次扮演了渴求西方普世价值的土耳其乡下人心中的乌托邦。那里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平等为加拉塔萨雷队的欧冠之旅呐喊(片中导演甚至相当夸张安排了一场只有女性球迷观战的足球赛),那里可以不带头巾、穿高跟鞋和最入时的服装,那里也是最小妹妹拉蕾唯一的出路,它是影片中唯一一位独立的成年女性——拉蕾的老师居住的世界。导演显然把这个人小鬼大的妹妹俗套地设置为了希望的象征,她是五位姐妹里唯一对自身命运怀有自觉的女性,且颇有计划性地筹备着自己的“抵抗运动”。因此,影片表面上是按部就班讲述那一个个被迫出嫁的姐姐们,但真正叙事线索则紧扣着片尾的那一场伊斯坦布尔大逃亡。

    这番极富戏剧冲突的剧作构架也含蓄道出了新一代“法国”创作者暧昧的电影观。显然,好莱坞的侵蚀是无处不在的,正如今年戛纳金棕榈得主欧迪亚常年来致力于在类型片中灌注人文性。如果批评家把“作者电影”的惯性目光从《野马》上移开,无论是从剧作结构还是从影像风格上,本片导演都已不再满足于把胶片桎梏在一种传统的自然主义式的社会写实风格中(如达内兄弟,今年戛纳最佳男主角影片《市场法则》)。换言之,《野马》不仅是肩负着社会批判功能的,它也同样紧张、好看,并予人以希望。

    导演对视听“美感”的追求最早地暴露了她对电影本体的期待是超越现实自身的。毫无疑问,如果以自然主义美学来要求,影片的摄影和配乐都“过于”考究了。《野马》这个电影的标题,不仅仅暗示着试图挣脱命运枷锁追求自由的少女们,也是因为导演期待本片的影像能呈现出一种独特美学氛围,就像野马在大草原上迎风奔驰时飞舞的鬃毛。尽管影片刻画的主体是五个深锁闺中的妙龄少女,但她们青春期的身体在流动光影铺落的涓流之中熠熠生辉,而那一头头秀发果真像是风中自由纷扬鬃毛,美好而又纯真。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本片最悖谬地方,它始于一个紧贴社会现实的禁欲化主题,却在“情欲”纷飞的镜头下奔向了一个浪漫主义式的结尾;它一方面旨在关注男权阴影下的女性处境,另一方面却逃脱不了消费青春期少女身体的质疑。或许,我们可以辩护说,导演就是要以最健康、最美丽的胴体,用最纯粹的凝视来对抗那保守、封闭的“吃人”道德和宗教律法。但这种在两种极端不相容的电影观之间的摇摆,仍旧可以让我们列出本片一系列不自然的地方。

    正如一个剧情线索不断起伏的故事片所能容纳的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也必然是有所扭曲的。在100分钟的《野马》里,导演试图填塞的包袱实在是太多了。即使不去追究影片开场的冲突是否足以引发这样一场少女们的人道主义灾难,也暂且搁置少女们有些极端家庭环境有多少现实性和典型性;仅是试图在五个姐妹的故事里贯穿土耳其女性最常遭受的各种不幸经验,就已经显得有些局促和牵强,尤其是片中对家庭内部不伦性关系的刻画以及少女自杀的设计,都显得铺陈不足过于单薄。至于姐妹们在家庭监狱周围的游弋与冒险以及酷似《稻草狗》式的最后一战,就请观众们像享受好莱坞式happy ending那样,带着无忧无虑心情走出电影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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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但就故事来说,这部电影更像是一部伊朗(或中东其他地区)电影,而不怎么像土耳其电影。早在上个世纪初,土耳其便进行了伊斯兰教世俗化的运动,将自己的形象从周边那些仍然要求女性裹头巾的国家中脱离出来。但让人疑惑的是,就是这么一个更加接近民主、现代的西方式国家,在其偏远的地区,仍然保留着严格的宗教界规。因为这部处女作的部分灵感源自女导演的童年经历,我们不得不把时间得往前推上十几年,至于那些想问现在的土耳其乡村是否仍然如故的观众便只能自觅答案了。

    导演通过了许多展示性的画面来刻画青春的美好。五姐妹穿着睡衣,交叠着肉体躺在床上,春日的暖阳从窗外射进来,如同雷•诺阿绘画作品中那些丰腴的女子氤氲着肉欲的光泽。但她们没有太多让青春欢畅的机会,偏远山村的成长被演变成一次依循真主旨意的婚嫁之旅:牢记男女之别,婚前保持处女之身,无非是将来好嫁人;学习怎么操持教务,无非是将来可以相夫教子。这一套套的教诲、礼节、仪式,对于这些妙龄少女来说无异于一场巨大的灾难。

    反抗是必须的,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在逃往体育馆看球赛的那场戏,沉稳的叙事有了风格上的变化,导演借用了一种喜剧片的处理手法来展现自由欢畅的丰盈之美。首先,是姐妹们在球场助威的画面被太过巧合地转播,被奶奶撞见,然后是那位胖胖的阿姨为挽救作出了一些列出离的举动:敲碎保险器(为了杜绝男人们看到转播的可能)、跑到变压机组(速度之快)、捡石头砸坏整个村子的电力运转(角度之准),观众会惊叹于事件的巧合、阿姨的机智和投掷石块的妙手,从而获致“笑”的快感。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导演特例为了在黑暗来临之前表现青春之美,作了这般滑稽的处理。但从整体影像架构上的这一小处脱机也暴露出这部处女作的问题:企图将太多的表达内容融入一部只有90分钟的电影容量中。

    这些过多加进的内容,尝试为五位女孩(数量之多)捋出命运线也可见出。这五位年纪上未见多大悬殊的姐妹,走上了殊异的命运之路。大姐与二姐产生的鲜明对比,通过安排同时婚嫁得到了加强。大姐基于自己的喜好选择夫君,而可怜的二妹却没能拥有相似的命运:她父母之命妥协了,嫁了一个对其并没有爱的男人。在婚礼上,当大姐与丈夫快乐共舞的时候,她一个人默默地喝着闷酒。也是她,抱着对全世界的恶意喊出了那句最无奈的自嘲:我睡了全世界。但观众十分清楚,她内心的真实声音却是“全世界都睡过我”。这让我们想起了开头女孩们骑在男孩头上在水中嬉戏的场景,奶奶如此告诫她们:私处抵着男性的脖子便犯了禁忌,以至于最小的妹妹一气之下要把椅子烧掉,因为它们也曾经抵着她们的私处。

    但这个操蛋的世界依然折磨着她们。如果说二姐对世界的脱节,换来了听之任之的处世态度,三姐的出离叛逆则让她招致了自杀结局。导演安排了两场戏,来完成对死亡的书写。首先是由小妹妹的视角所察觉到的舅舅对她的性侵(至于其它女孩有没有同样被性侵,导演隐约提及了四妹,相信观众自有自己的判断),另一个便是在车内光明正大举行的做爱戏(一次抗议性的仪式)。

    最后,便只剩下两位最小的妹妹。影片虽然不时地以最小的妹妹若带无知的眼睛去看大人们身处的世界,却常常抛离这一视角。比之其它角色,她对观众显得更为亲近。正是通过她的某些视角,观众才发现了故事背后隐藏的秘密。她也成了终结这些悲剧的最后希望。因为语文老师的定居,伊斯坦布尔成为小女孩心中逃离传统与束缚的象征。这是一开始便埋下的伏笔最终,结尾对此作了回应:他们逃离成功。

    这是一部温暖、感人,意涵丰富的电影,但因为尝试在过小容量内加入的太多思考而显得略为臃肿,导致了部分影像风格上的不协调。但对于一部处女作来说,值得给予热情地鼓掌,尤其是尝试从一个女性视角来向观众展示恶习下不同的生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