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反性 反身指涉 元电影 (好吧理论怎么说都是…出处大概是大卫波德维尔的那本世界电影史【self-reflective】并没有特别专门的理论研究)在那本书上好像提得比较早的也是五六十年代的片 最著名的例子《八部半》 在后来新浪潮特吕弗还有《日以作夜》之类的 尽管在二三十年代欧洲先锋电影运动中就应该有类似的自反电影 但未成气候。
扯远了 那么回到这部片 明显的自反性 即关于“电影”(小品)的电影 但较为可惜的是 中国人一直都是 做了一个看似牛逼但又不深挖的东西 就这部片而言 导演把重心放在了表演的故事上 留给现实层面故事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十分钟 也就是说 可能导演并没有思考地那么深 想把结构发展起来做好 但更多可能是当时环境受限 设想如果把表演的故事缩短 评论的过程延长 那将达到一种很新浪潮的效果
在人物塑造上 人物单一扁平化 非黑即白(典型的建国后的对立观)也就是说 导演用了同一种思维方法去批判讽刺当时的思维论调
在视听上 导演有点意识想玩下长镜头甚至通过运动来调度(比如花圈那段) 但是不精 很粗糙 还是很多硬切和传统的感觉
其他方面也不敢玩太大 例如可以将故事用梦境超现实手法讲得更精彩但却没有 也就是说虽然结构有意思但是其他方面还是老一派 并没有欧洲的那种艺术片的感觉
2.影史延伸:国产电影一直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与商业性 早期的商业学习好莱坞 三四十年代的左翼 一直都是主流 建国更加严格 在这个大背景下 还是有想去突破的片子 例如《浪淘沙》(固定远景 存在主义式的主题)例如费穆早期有个讲梦境的片子(忘了叫什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搜搜)例如三十年代的“软性电影”理念(虽然片子可能都不怎么样)吕班的这种片可谓承上启下 马上这种片被打为右派 直到八十年代才重新出现 例如杨延晋的《小街》同样的反身性 套层结构 最有意思的是新世纪(这么一想还是略看好当下)曾在长影协助下拍过片的吕乐在2007年拍了《小说》虽不是非常类似的结构 但已在这种艺术手法上有了很大的开拓创新 包括《李文漫游东湖》《女导演》等等 这些手法更像是对上世纪世界新浪潮的延续(主观散文电影)(扯远了…)
对于世界电影史来说 二三十年代曾有但不多 六十年代新浪潮下蜂拥而至 因此这部1957年的国产影片很是可以了…但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元叙事的自反手法只是个外壳 厉害的片当然是借用外壳去完成的整体
3.碎边史料:后来吕班就被划为右派了 长影当时也都是清一色红色片 由讽刺喜剧转向歌颂喜剧 瘦男主真名就是韩兰根(渔光曲里的小猴)
另:维基百科上有一份self-reflective film的片单 可参考
看完后不得不赞叹吕班是超前的。也是相当大胆的。从一开始殷秀岑下火车和韩兰根拥抱开始就让人心怀感慨。之后两人一起来到长影长。这两位老艺人,从战前到孤岛沦陷的上海,十多年的合作拍摄了太多影片,可以说见证了早期中国的发展历程。解放后却没有回上海直接去了长春。我在11年前于火车上遇到几位长春的老年人,说年轻时买菜经常能遇到韩兰根。
三段式的结构分别讽刺当时的铺张浪费,说大话和假孝顺的不良风气,同时方化所饰演的易浜紫的人物形象又特别鲜明了讽刺当时的陈荒煤。作为为艺术作品的审查者,总是习惯性一棒子打死作品,对创作的阻碍也使得创作者感到困惑甚至走投无路。用一些书上的大话套话等概念来套在现实中的艺术创作上,不给创作者一定的空间总是消极刁钻甚至极端的打压,其实质上是不懂艺术。吕班在讽刺三种不良现象的同时也重重地讽刺了当时的审查制度以及坚持这种审查制度的官员。随后的反右使得所有人都遭受到迫害,可以说全军覆没。
这里韩,殷两人口中总提到的上海依旧是现代和摩登的象征,无论是第一段的买哈哈镜,玻璃棺材等稀有物件(只有上海有),还是第二段的在上海时期见过世面学习的多种舞蹈,且两人的表演给我的感觉有模仿联华时期歌舞班的印记。都能体悟出两位老上海影人虽然身处东北,但心一直紧系着上海,和南下香港的影人一直心系北方一样。此时的他们需要歌颂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政策方针,积极改造自己的传统思想。但新的制度和方针给予他们的创作空间却越来越狭隘直到两人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我觉得第三段的内容韩,殷应该参与了创作,明显是模仿37年两人参演的影片《慈母曲》。叙事模式和情节内容大体一致,朱石麟创造的这类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剧模式直到20年后的新中国电影也同样适用。且两人在这段中大量使用无厘头的笑闹形式,无论是韩耍猴般的自我嘲笑还是殷学鸟叫,两人都使出了看家本领和全身解数。并且很好运用了空间及道具,并加以事件巧合的因素,使得人物在最后得到应有的嘲讽和惩罚,让他们的贪念落空。同时给观众以充足笑料并在笑后静心思考。
可以说吕班的这部电影直指人心。这部电影的创作借用喜剧的外壳包裹着严肃的本质。 表达手段鲜明传达思想犀利深刻。可惜他生不逢时,应该给吕班正名。
依当今观点看,这是一部极讽刺的杰出喜剧。可我还是能感受到导演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的“猖狂”。一部分人认为,导演太狂,言论太露骨,活该遭批斗。另一些人认为导演有胆量,当年的“毒草”,终成影史经典。世事难道非黑即白,或黑白并不存在。一颗种子如果没有合适的土壤,何妨在等几年,在肥沃的土壤中恣意生长。抛却这些,电影的创造手法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还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其中谈到的一些社会问题,现在还存在,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