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淹然
「昭和64年」,不是电影原名。濑濑敬久导演的这部电影,分为上下篇,浩浩汤汤四小时,但片名只是一个看似素淡的数字——「64」。
1989年,也就是昭和64年,随着裕仁天皇离世,昭和年代的最后一年,只逗留了七天。而在这匆匆七天内,群马县发生了一起幼女绑架案,结局以罪犯漏网、幼女惨死收尾。举国迎接崭新的平成年代降临之际,这起代号「64」的案件,自然很快湮没于大众视线之外。
这就是片名的一语双关,但电影的主要篇幅,并未囿于这七天。影片讲的是,「64案」如何在此后漫长的十四年,让一些人永远留在了昭和64年,止步不前。
「大于一」的图谋
《64》是日本推理作家横山秀夫的小说,也是电影改编的来源。相比濑濑敬久,横山秀夫倒更似此片的「第一作者」,因为原作足够优秀,留给濑濑敬久的发挥空间不大。
全片覆着一片灰冷色调,契合故事沉重的步伐,此外无甚别致的风格。导演最大的考验,是如何合理删减小说情节。从结果看,上下篇叙事节奏得当,导演还在下篇后半段塞入了一段原创情节,强化主题。
说回横山秀夫。他没有东野圭吾、京极夏彦、宫部美雪那么闪闪发光,却领受了「一笔入魂」的最高褒赞。横山秀夫写社会派推理,这一脉的前辈——比如松本清张、森村诚一都是中国读者熟稔的,他们笔下更关心的,是为何杀人,而不是如何杀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下,人心怎样地一点点委顿,甚至崩坏。
俄国作家布罗茨基有一个说法,「一个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一个人也许是小于『一』的。」「小」与「大」,也是横山秀夫一直在处理的问题。国家、制度、组织,是「大于一」的,轰然碾压而来。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庶民、个体是「小于一」的,微如纤尘。
《昭和64年》里,自然还有横山秀夫常常写的警界内幕。十四年前的「64案」,因为录音设备突然故障,错失了唯一能记录绑匪声音的机会,但瞒藏这一污点却成了历任刑事部长不变的目标。十四年后的今天,「64案」逼近最后时效,东京长官欲下访群马县,督促警方全力侦办,但这只是门面功夫,实质是要趁此撤换刑事部长。
「即便『64案』完结了,刑事部也不会得到祝福」,这是男主角三上发出的一句慨叹,出现在电视剧版《昭和64年》中,但被电影版舍弃了。这正是最可怖之处,警方各路人马以「64案为」猎场,瞄准的却只是自身利益。至于真相与凶手,为了组织的运转,是可以被悬置起来的。
「小于一」的境遇
那么,《昭和64年》里,那些「小于一」的存在,又是怎样的境遇?
雨宫,「64案」被害幼女的父亲,永远活在了昭和64年。这个角色,类似横山秀夫处女作《罗宾计划》里的刑警沟吕木,后者因为眼睁睁看着三亿元事件的最大嫌犯无罪释放,人生的指针就此停摆在了十五年前。
这是横山秀夫最爱描写的境况,时间无法减淡伤痛,但记忆却没能坚固不催。雨宫说,「我对女儿的记忆渐渐模糊,只留下一颗没有着落的心。」
失职的警方,不曾向雨宫递出应有的道歉。雨宫就靠自己的笨力气,为女儿讨公道,就像《砂器》里跑断腿的老警察,有着日本人那种典型的执著与坚毅,令人敬服。
三上,原刑警,却被发配到了宣传部,成了与记者打交道的新闻官。这是一个不怎么常见的警察形象,虽然内心深处沸腾着一颗警魂,但而今身为文官的他,被刑事部看低,也被长官嫌弃。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是告诉人们何为警察,不是为组织忠心耿耿卖命,也不是破案就足够了。
触发三上成长的,是一桩交通事故。肇事者是公安委员的千金,上级勒令三上向记者隐瞒肇事者的身份。三上慢慢发觉,宣传部与记者之间,不应是持续的斗争,而是彼此信任,因此,他最终违逆命令,公布了肇事者讯息。但不止于此,他还向记者们讲述了一个老人的故事,这个老人就是事故中的死者。
记者们其实并不对这个老人感兴趣,一如昭和64年时的前辈们,眼里只有「大」新闻,比如天皇病逝,比如肇事者的官家背景。但三上终于看见了,看见了每一桩案件背后,都关乎一个人的生命与尊严。
与此同时,当年参与过「64案」,如今遭遇女儿失踪的三上,开始懂得以另一种眼光审视雨宫,不是警察与受害者家属的关系,而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去对待另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雨宫。基于这层蜕变,三上成了「64案」后,雨宫开始信任的第一个警察。
如你所见,三上是父亲,雨宫也是父亲,电影里还有另两个父亲。一个是「64案」搜查班成员幸田,为声张正义却遭组织打压,不惜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另一个是「64案」真凶,让他最痛苦的,不是被逮捕,而是在女儿面前被逮捕。这段情节,正是编导的原创,强调了罪犯身份之外的父亲属性。
电影「昭和64年」的推理成分并不重,甚至在推理情节的布排上,尚不如电视剧版来得悬念迭起。这是社会派推理一直遭人诟病之处,但比较本格派,社会派推理的长处,是为人物赋予了更真实的血肉。
回头看「64」这个数字,它的背后,是破碎的家庭,失意的父亲,卑微的警察,腐败的官僚,堆叠着「小于一」的伤楚,「大于一」的漠然。这已经不是用一个推理标签,可以涵盖的了。
原载「北京青年报」
谈及日本推理小说,首先应该了解的就是作家松本清张。在日本文学史上,松本清张是一位很特别的作家,他让日本推理小说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改变了推理小说的叙事模式,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结合起来,让推理小说兼具了艺术性和通俗性,也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读者。
松本清张作为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代表,在写作的过程中,摆脱了过去单纯描述侦破案件的手法,用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叙述方式来丰富推理小说的内容。除了描述事件之外,松本清张还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对案件进行观察,在深入了解案件始末的基础上,将现实主义和深刻的哲学思考结合在一起,让推理小说的表达上升到人性的探索和良知的捍卫上。
最近看了濑濑敬久导演的《昭和64年》前篇和后篇两部电影,本片改编自横山秀夫的同名推理小说,电影通过一个绑架案来描述日本上层统治阶级权力更迭带来的影响。电影跨度长达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当年的办案人员也经历了不同的人生。有些人因为良心不安而推出警界,有些人因为贪慕权力掩盖事实,也有人试图找出真相。
当年参与案件的三上义信现在是群马县警署的宣传官,他终日周旋在上级和媒体之间,还要控制因为女儿失踪造成的无奈和焦虑。在这部电影中,观众看见的不仅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件,还是一场压抑的人间闹剧。每个人都背负着秘密生活,这是一个关于权力、关于生死、关于良知的秘密。
前面之所以介绍松本清张,是因为松本清张开创了“社会派”推理,横山秀夫继承了“社会派”推理的道统。横山秀夫在追求故事性的同时,也关注着现实性的问题,通过案件展现社会个体存在的孤独和无助。
不过,横山秀夫的“社会派”和松本清张的“社会派”有一些不同,横山秀夫的作品中有很强的心理悬疑风格,而且作品的框架比较大,能够展现出众生百态,其丰富性远远大于松本清张。
《昭和64年》的原著叫《64》,虽然不是横山秀夫的代表作,但通过这部作品可以找到理解日系推理的三个关键词:社会派、历史进程、权力博弈
社会派:
日本推理小说一共有五个派系,本格派、硬汉派、社会派、悬疑派以及法庭派,每个派系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本格派:注重推理解谜,强调逻辑分析;硬汉派:以侦探探案为主;社会派:以社会阴暗面为背景,选择相关案件进行分析,着重案件背后的人物动机,具有指导价值;悬疑派:注重氛围的刻画;法庭派:以法庭为背景的推理小说。
社会派作为其中的一个派系,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欢迎,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东野圭吾。他的《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解忧杂货店》等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并得到了不错的评价和票房。
社会派推理作品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符合当下读者以及观众的需求。社会派推理作品擅长将深刻的思想内涵放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观众在观看这类作品的时候,可以通过细枝末节看到被历史烟云遮蔽的隐秘往事。在洞察社会黑暗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人类生存的困境和痛苦。
推理小说的前身是侦探小说,这类小说的节奏性很强,内容肤浅粗糙,摒弃了对故事冲突的设定和悬念的设计,多是对事件进行平铺直叙的描述。社会派推理对侦探小说进行了改良,留下了对事件的描述部分,加入了更深广的社会内涵。比如权和法的对立,善和恶的对立,罪与罚的对立等等。
简单来说,社会派推理将整个日式推理带入了娱乐性和艺术性并存的高度,让推理系列作品进入了黄金时期。
历史进程:
任何作品都有一个大的环境,有些作品借古讽今,有些作品借今喻古,在巧妙的时空转换中,被遗忘在历史中的种种故事重新被挖掘、被描述、被理解。理解日系推理,离不开对历史进程的了解。其实不仅仅是日本,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都和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社会派推理和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因为它始终关注着社会变迁和历史更迭。看过社会派推理作品的人会发现,社会派推理会将事件尽可能的放在当时日本所处的整体环境、历史进程以及社会改革的坐标上。在追寻真相时,会对时间发生的历史背景、形成原因以及参与者的态度进行深刻解读,在整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背景下来展开故事,以此揭露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
在《昭和64年》中,可以明显得感觉到这种特点。三上义信虽然参与了64绑架案,但他经历的种种让他不允许遗忘该绑架案。于是,在后来的“解谜”过程中,三上义信逐渐了解了自己的尴尬处境,也了解了当年参与绑架案之后的那些年轻警员所做出的选择,也明白了警界的权利争斗。
社会派推理虽然也描述的是犯罪,但重点不是个人恩怨,而是着重揭露官僚政客的虚伪和阴谋,体现了一种严肃的美学追求,拓宽了推理小说的表现领域。而且,“历史进程”可以给推理小说增添一些文学层面的艺术性,简单来说就是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权力博弈:
《昭和64年》中,权力博弈绝对是电影的重头戏。上篇和下篇的时间加起来四小时左右,其中,有一大半的时间都用来描述警界的权力博弈。在权力博弈中牵扯到的不仅仅是警界内部的权力博弈,也包括了媒体和警界的较量,甚至媒体内部的权力博弈。
任何一桩罪案带来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而且站在不同角度的人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件罪案。有人在罪案中看见的是痛苦,有些人在罪案中看见的是良知,而有些人在罪案中看见的是好处,这就是社会派推理最有意思的地方,提供了多个视角,而且每个视角都不是单纯的正义或者邪恶,很多视角都是复杂而纠结的,换言之,很多人在罪案中既是受害人,也是加害人。
而这种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身份转换往往会因为权力的转移而发生变化,这也给电影增添了很多的戏剧性。松本清张在早期的作品中已经加入了权力博弈的内容,因为权力博弈是最能反映人性善恶的方式。
在权力博弈中,身份的转换会带来心理的转换,而心理变化又会左右人的行为。善恶模糊之后,每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会显露出来。社会派推理就是用这种方式揭开人性的面纱,将人性最肮脏的一面表现出来。
结语:
看完《昭和64年》之后,我被日本社会派推理的现实性震撼,它丝毫不遮掩现实中的丑陋,而是一点一点的揭露。就好像我们开始了解一个人,先是他的形象,然后是他的语言,再次是他的动作,最后讲这些内容串联起来,才能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日本社会派推理强调的从来都不是结局如何,而是在知晓结局之前,人们的种种经历和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