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说到“人类”的时候,并不是一种文学的解决,它首先是政治性的,然后才是生物学或者人类学的。瞧,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一切偷偷的滑向了极权主义。不可能涉及到政治性,又不去禁锢灵魂的无常性。 政治,就是适时的,它牺牲了永恒的光荣,进入到一个不知前路的黑暗洞穴之中,它用自己的身体来照亮洞穴中的一切——辐射,这就是我谈到的辐射。然而也是同时人只有涉及到政治的时候,他/她才变成非生物性的。人类才是永恒的。但是…. 戈达尔在谈到他的思想来源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我总是在极权主义源起的温床那里避难。
这种避难使他孤独,同时剥夺了他的政治性。
孤独是对政治最大的敌人,孤独使得人感情用事。孤独使人恐惧。然而在政治中,只有这孤独才亘古不变的永恒。 这种孤独的危险也在于强求伴侣——因为害怕孤独。因此孤独的人要不沦落,要不最终变成圣徒。
影像是最能形成孤独氛围的一种媒介了。制作影像的人,和影像的观众,两种孤独相映在一起;这两种人类必须说某种暗语,仿佛这些人只是在梦里才会出现才会相遇,但是仍然他们在密谋着,通过透明的、内在的“言说”,慢慢地忽视了权威的统御。 选择影像就是有些时候就是选择孤独,选择了秘密的讲述。
孤独的压力让戈达尔原意公开他所有的秘密,我们并不能说这种秘密是艰涩的,而应该说就因为它是秘密所以才是艰涩的。 一个隐秘的诠释。然而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一个隐秘的诠释尤其地困难,比如说他必须故意做到非常地独特——这一点有些时候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他故意使自己后现代了,既不古典,也许有些时候浪漫吧,但随即又嘲讽这种浪漫,必须与所有的东西对抗起来了,即使是疲倦地对抗。这就是一种后现代。后现代器件:比如说古典乐会被一件现代的物品所结构,电视机旁边放一个尖叫鸭,于是旋律被抛进一阵尖叫的漩涡之中。 但对于一个反抗来说,他大多时候都是一种强调和重复,比如说了解一个缘由:牛顿定律对于普通人来说有什么用呢?对于一个好奇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用呢?难道了解重力定律可以让他摆脱重力吗?真正的情况可能是:使他的思维摆脱了重力;或者其它东西会摆脱重力。但他的身体依然处于不可见的重力场之中。所以了解某种东西并不是为了直接的对抗。在资本主义的世纪里,对抗大多时候只是一种强调。 这迫使戈达尔发明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新的视角。另外来说,也要做到狡黠,因为生存下去的要点就是狡猾。戈达尔用了他一辈子的电影史来构建这样视角的语境。 因此他愿意公开秘密,同时又想要隐藏起来。所以他用了大量的广角镜头来陈述事物的状态,然后才是标准镜头或者长焦是来说出箴语的。 这种既公开又隐晦的秘密背后是一种虚无。 这种虚无就体现在戈达尔自私的愿望:在他自认为电影的历史已经终结之时,仍在试图用电影来拯救电影。这个自私的愿望也是忧郁的。 虽然说完全没有理由害怕忧郁,害怕历史的终结,但再退一步说,问题也不在于这种害怕,而是将此作为一种思想的驱力。有一个故事就是:如果你将一个人绑在椅子上,然后真诚且忧虑地问他:你到底欲望什么?他只会说:松绑。 克鲁格认为在戈达尔的电影中,有一种虚拟语气:如果电影…。在这种虚拟语气中,电影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可以认为戈达尔式的电影是唯一轻松的电影,因为它达到了直接跟某个人交往的作用。如果这个人..... 不管是是戾气还是宽容,面对的都是一种人,也就是现时的人。不能理所当然地说:我施于暴力的,诅咒的是现时的人;也不能再明显不过地认为:我宽容的是一个本质的人。在这里面,无限还没有呈现出来。 然而最终关键的仍然是:现时的人。不管我诅咒还是温柔地牵起他/她的手的人,都是现时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诅咒并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