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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知识 Le gai savoir(1969)

快乐的知识 Le gai savoir(1969)

又名: Le Gai savoir / 愉悦的智慧

导演: 让-吕克·戈达尔

编剧: 让-吕克·戈达尔 让-雅克·卢梭

主演: 朱丽叶·贝尔托 让-吕克·戈达尔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西德

上映日期: 1969-07-12

片长: USA: 95 分钟 IMDb: tt0062997 豆瓣评分:7.9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演员:



影评:

  1. 看完之后震撼到了,这部电影我不能评价,我已经将其视为一本教科书,大部头书一样去对待。这是这部电影带来给我最直接的感受。

    实际上本身对影像的探索盖过了本片似乎全片充斥的政治含义,影像的探索成了最伟大的部分,这让这部片无法让我去说出任何评价,他也不应该被评价,他成为了一次不被定义的物。

    第一次感受到情侣共同学习知识的快乐,希望也能未来和男女主一样吧,新电影一定要致敬了

  2. Misotodiment,Mi-so-to-di-ment,字母和字母的组合?组合而成为一个词?埃米尔说出了这个词,帕特丽夏听到了这个词,然后是对这个词的探究:帕特丽夏问:“这个词听起来像是‘方法’和‘观点’的结合。就这样吗?”埃米尔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对,我发明这个词,最后,用来定义图像和声音。”方法和观点的结合,定义图像和声音,这就是词的意义,它具有某种所指。这是通过“学习”的三年,两个人最后达成的共识,似乎也完成了“快乐的学习”的目的,但是,当埃米尔要离开,当让帕特丽夏留下,最后的结论却是:“这部电影是失败的。”

    这部电影,是帕特丽夏和埃米尔在电视摄影棚里完成的电影,也是戈达尔用两个人的对话、各种旁白、广播、朗读和图像构成的电影,帕特丽夏和埃米尔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对快乐的知识的定义甚至发明,戈达尔用92分钟完成了叙事,为什么电影是失败的?当发明一个新词,当用一个词来定义图像和声音,当两个人天亮选择不同的方向,“失败的电影”在本体论上是失败的,因为不管是发明式的定义,还是完成了“学习”,都不可避免地建立了主客体关系:帕特丽夏、埃米尔是“我们”,他们是主体,主体向外投射在客体上,客体成为主体的客体,它是被定义和发明的图像和声音,它是学习的对象,它就是“快乐的知识”,而这就变成了对电影的解释,但是从电影本身来说,“电影不想,也不能想着解释电影,电影不能构成它的客体。”

    有了主体,有了客体,主客体之间建立了关系,它就变成了对主体的驾驭、对象被控制的关系,而这似乎就脱离了电影成为其本身的意义——失败的反面是成功,既然这样的电影是失败的,那么,戈达尔当然提出了成功的电影的范式,那就是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不驾驭也不被控制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就只有唯一的形态:电影是自身为电影的电影,电影就是电影,没有外延,没有定义,没有关系,没有主客体——那么,解构了发明、定义、制作的电影是不是只是一种理论?戈达尔构建这样的电影本体论是不是只是在谈及艺术?当说出“这部电影是失败”的时候是不是也言明了另一种表达:这其实是一部成功的电影?

    “快乐的知识”这一片名似乎从一开始就引向了主客体的关系,这是一个对象物一个客体,因为是“知识”,所以加在它上面的必定是一个行为词:获得,而要获得知识就必须学习,当获得而引出学习的“三年”,也必定会引申出做出这些行动的主体:他是学习者,是获得者,是我是你,是我们,是帕特丽夏是埃米尔。这就是戈达尔制作这部“失败的电影”的全部逻辑,而在电视摄影棚里讨论学习的过程就是在实践着这样的失败理论,但是很明显,戈达尔并不是在就艺术而艺术、就电影而电影在批判这种学习论、知识论,而是将其放在“革命”的视野里——1969年的电影论,1969年的电影文本,无可避免地指向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指向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和可口可乐,指向了奴役的主体和被控制的客体。

    一切从对知识的反击开始。埃米尔从画面的右侧走向左侧,帕特丽夏从左侧走向右侧,埃米尔穿着白色的风衣,帕特丽夏穿着黑色的毛衣拿着一把称为“意识反射器”的小雨伞,左和右、白和黑,意识的反射,他们相遇的过程就明显带着戈达尔的意识形态元素,而当两个人相遇,知识便展开了它密集的信息:埃米尔在低语:“12274张图像都在叙述她,444000个男人都在谈论她,大约2600米长、127000人会忠诚……”这是一个被复数构建的她,知识当然也是复数的;相遇之后彼此问到:“他(她)是谁?”然后埃米尔说:“她来自海底,是北大西洋雪铁龙新工厂的第三世界代表,因把带印刷电路的袖珍磁带录音机发给员工而被解雇,法国老板的所有虐待行为都被记录下来,她叫帕特丽夏,是卢蒙巴和文化大革命的女儿。”北大西洋是不是北约的暗指?雪铁龙工厂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代称?卢蒙巴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非洲政治家,作为卢蒙巴和文化大革命的女儿,她代表着第三世界的人民,而她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解雇,就在于揭露了法国老板的虐待行为。而反观埃米尔呢?帕特丽夏把他叫做“埃米尔·卢梭”,“我知道,他是左派的反对者,埃米尔的两万五千名青年除夕了在灯光之城科学院举行的开课仪式,当时的大门由18.4装甲兵团把守,埃米尔和他的同学想强行进入,伞兵像他们开火——两个月前,数学家施瓦茨在罗素法庭上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该成果用语发射角度的计算,因为B-52S轰炸机用白磷摧毁河内丝绸工厂时使用的就是这个发射角度,埃米尔就这样被射中了心脏,幸运的是,他的毛衣里夹着最新一期的《电影手册》,所以他的伤势并不重……”

    一个是帕特丽夏,来自第三世界,一个是埃米尔,被军队所击伤,袖珍磁带和《电影手册》成为了他们的武器,在密集的知识交代两个人之后,他们的相遇其实是另一种知识的可能:“我们要把武器转向攻击我们的人。”武器是磁带,是电影,他们的转向就是发现和发明“快乐的知识”,而这也变成了对于电影的定义和发明。建立在知识体系里的电影到底如何达到“学习”的目的?埃米尔提出了三年学习教程,他认为学习有三种功能:会读、会写和会算,要达到三种功能,就是要找到语言最简单的表达,就是要回到起点,埃米尔说,“要就下一个之前,我们要从头再来。”而帕特丽夏更是直接认为,“在重新开始之前,我们必须离开,让一切归零。”

    从头再来和回到起点,就是走向言说的起点,就是回到语言的源头,就是寻找最简单的表达,这就是解构的知识,“解构图像和声音,解构词语。”把电视的词分开,把电影的词分开,照片可以被分解,政治可以被分解,死亡可以被分解,自由可以被分解,色情可以被分解——一切的分解并不是在意义上,而是在词本身上。当然,个体也可以被分解。但是这个分解本身就隐含着电影“失败”的可能:当个体被分解,一个人是一个人,一个人是我,他是孤岛,他是鲁冰逊,他更可能是独裁;当电影被分开,它是图像,它是声音,它是帧,它是格,它会变成虚无。所以在这个寻找最简单的表达中,帕特丽夏和埃米尔似乎没有走向一种极端式的解构,而是在拆解中进入到了学习的阶段,于是客体出现了,主体出现了,主客体的关系出现了。

    学习分成三年的过程,其实是三步:第一部是收集图像和声音,“创造无序的体验。”第二步是批评这一切,第三步则是制作声音和图像的样本。收集、批评和制作成为学习的三个步骤,而学习的过程就是建立最简单表达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建立在主客体关系之上,它是解构也是建构,它对他人的批评也是对自我的肯定,它制作电影也是朝着失败前进。但是,这个过程却成为戈达尔影像的一次实验,电影的一种革命。在收集阶段,戈达尔进入了中国汉字的表意世界,“表象之物就是它自身。”也就是它是图像和声音的结合而不是入西方词语的分离,由此对信息的收集就是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批评:画外女声说着一个词,小孩也说一个词,女声说中国人、共产党、说谎者、性、蜜蜂、计算——甚至还预见性地说到了404,而小孩的词语是地球、妈妈、乌龟、魔术师,说和说之间无法建立一种关系,词语是散落的,词语是孤立的;还有那个鞋匠,他在听,然后说,但是声音的说和听完全是错位的,听到“法西斯”,鞋匠笑着说:“我是法西斯主义者。”而听的另一个过程是将鞋匠刚才的话录下来,又播放给他听,听到自己说的声音,他说:“真有趣。”有趣的背后是陌生的感觉。

    无疑,在说和说之间,在说和听之间,在听和说之间,在听和听之间,错位是明显的,说和听的分离,是词与词的分离的象征,是音和义的分离,是表象和意义的分离,是能指和所指的分离,是文本和现实的分离,所以在这样一种现实里,信息的收集得到的是:消失——图像消失了,声音消失了。而消失意指的便是现实,“此处声音消失了,中情局杀死了录音师托雷斯;图像消失了,英国和加拿大警察将拍摄‘自由魁北克’风景的摄影师眼睛挖了出来……”消失的背后是杀戮,是暴力,是死亡,所以不断重复的“直到死亡”变成戈达尔对西方政治的一种讽刺。而在批评阶段,学习要变成学校的批判,社会的批判,如何批判?帕特丽夏说出的一句话是:“我84岁,高30英尺,穿黄色毛衣……”无疑身高年纪是谎言,身高是谎言,毛衣的颜色也是谎言,而要批判的就是制造谎言的词语、谎言的知识。在这一阶段中,戈达尔更是指向了法国现实,它们是戴高乐主义,是资产阶级,是国家垄断主义,是修正主义,一切都是谎言,真相被谎言遮盖,甚至戈达尔制造了一个关于遮掩的行为艺术:帕特丽夏在埃米尔的身后,埃米尔在张嘴,帕特丽夏在发声,图像和声音是两个主体发出的,看上去是一致的,但是帕特丽夏在身后,她永远不被看到属于自己的图像;埃米尔在身前,他也永远听不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两个人调换位置,同样演绎着声画分离的谎言,所以在遮掩的世界里,“我是面具。”

    在第三个学习的阶段,便是最重要的制作阶段,当信息被收集,当知识被批判,过滤了之后进行制作便能够让电影成为电影,知识成为知识,但是,这种制作的背后却是资本的力量,却是权力的力量——又是一个行为艺术:帕特丽夏自己在唱歌,埃米尔却发出“啊”的叫声,然后他用手扼住帕特丽夏的喉咙,于是歌声慢慢较弱了,之后便是“啊”,“啊”和“啊”的同一性,是一种暴力的干预结果,而帕特丽夏的“啊”更成为被控制的声音、痛苦的声音、失去自我的声音。电影也许就在这样的控制中被制作,图像和声音就是在这样的权力中结合,这是和意识形态有关的制作,这是和权力相关的电影,当然这是被控制的知识。

    从收集到批评,再到制作,学习的三个过程,知识的三个步骤,是完成了一部电影,但是主客体的关系、权力和暴力的参与,图像和声音的面具化,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知识的那个起点,所以戈达尔要建立另一种知识:让电影回归电影,电影发明电影,电影叙述电影——或者没有主体,埃米尔说:“是什么造就了我们?”帕特丽夏否定地回答:“不同于这个复数的我们,只存在于我的存在中,是我的延伸。”最后她不再是帕特丽夏,而成为了朱丽叶,他也不再是埃米尔,而是利奥德,演员消失了,他们就是自己;或者没有客体,声音是声音,图像是图像,图像的声音就是图像的声音,声音的图像也是声音的图像,“表象之物就是它自身”;或者更重要的是没有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这就是纪录片,“纪录片不能激怒官僚,它是一种艺术作品,存在着和理性和正当性。”

    这是对主体的解放,对客体的解放和对主客体关系的解放,在这个探讨“教育”问题和“学习”过程的电视版《爱弥儿》中,戈达尔完成了关于知识学、电影学的一次革命,最后对尼采“上帝已经死了”的引用就指明了《快乐的知识》的片名具有的现代性。但是一切的解构,一切的批判,一切的革命,最后还是失败了,当然这种失败于戈达尔来说,正是关于“元电影”的一种可能,电影是发明,是定义,是制作,电影却不是发明,不是定义,不是制作,“通过对他们自己发现虚空的知识来重新获得。”这就是电影成为电影的意义所在:电影没有客体,电影不作解释,电影不需制作——它是理想,它很遥远,但是戈达尔却开始了实践,“事实上,一点也不失败。听着,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理想能向现今的人们提出超越自我的呢?”

  3. 在时间与空间中划出这个沉默的字词,这或许是是电影史上对图像与声音关系最自觉、最科学的一次探索,爆炸般的旁征博引将第一世界的资产阶级文化产品、第三世界的严酷影像及巴黎街头的平常景观以严谨的结构排列组合并耦合于一道,将图像从其原来的电影中剥离出来,对图像进行一次独立的考察,戈达尔显然意识到在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篡夺的世界中,所谓自由表达的“作者”早已死去,唯有拼凑资产阶级生产出的文化垃圾才可完成某种完整的,不受束缚的表达,迎来绝对自由的图像与声音,这便不再是居于象牙塔的脱节式创作,也不再为资产阶级提供精神刺激的越界影像,而是在解放原本由资产阶级理性逻辑结构起的音画关系中对资产阶级进行最为猛烈的抨击。“偶然就像无意识一样是有结构的。”音响、电视、电影、报纸、广告、杂志,戈达尔通过角色(意识形态的符号)发表的直接评论,以涂鸦写下批判文化景观的话语,连缀成句,从而穿梭于媒介的“此处与彼处”。

    2022.10.26

  4. 每次听法师领众恭颂《地藏经》之前,法师总是先会带着大家恭颂一遍《华严经》上的觉林菩萨偈:

    华严第四会。夜摩天宫。无量菩萨来集。说偈赞佛。尔时觉林菩萨。承佛威力。遍观十方。而说颂言。 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虚妄取异相。大种无差别。 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亦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 心中无彩画。彩画中无心。然不离于心。有彩画可得。 彼心恒不住。无量难思议。示现一切色。各各不相知。 譬如工画师。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画。诸法性如是。 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丛生。无法而不造。 如心佛亦尔。如佛众生然。应知佛与心。体性皆无尽。 若人知心行。普造诸世间。是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 心不住于身。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在我所见到的每一种不同版本的《地藏经》经书里面,在《地藏经》的经文前,也必印有这段偈语。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何要“多此一举”。多年之后,直至最近,才大致明白,这是法师以及印经者慈悲心的显现。《地藏经》有“孝经”之说,描述了地狱的状况,解释了众生解脱生死、忏悔业障、救拔亲人眷属苦难的种种方法,现实意义重大。但是还有这么一个可能,就是接触到《地藏经》的人,总会有些领悟不深的人,甚至是误解了的人,他们若将地狱境况当成实有,就严重背离“如来真实义”了。于是,“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句偈语,就是法师和印经者为我们开颂《地藏经》前,所打的一支免于“着相”的预防针。

    据我了解,近现代之前的教育,重点落于人文关怀上,而不是像近现代般强调知识。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知识随手可得,这时候还将教育的重点放在灌输知识的过程之中,就十分的搞笑。不久前的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家长去听一个“教育专家”介绍自己教育子女的经验报告,当听到这位专家预测“未来是知识的时代。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掌握了未来”的时候,我即时兴奋莫名。因为,若如是,我儿子JIMMY在他读一年级的时候就掌握了未来!那时,他就常常拿我的智能手机去上百度,以满足他的好奇心,或为他那些必须要完成的作业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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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两部 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快乐的知识》(1969,Le Gai savoir,又译:愉悦的智慧)、和 《略记沦落于20世纪的艺术:老地方》(1999,Small Notes Regarding the Arts at Fall of 20th Century: The Old Place),前者反省当下我们在教育上的堕落;后者反思现在大家在艺术上的沉沦。在这两部影片中,不时流露出戈达尔对人文关怀没落甚至走向反面之痛心疾首,恰恰就是在这些地方,闪耀着教育和艺术真义的光芒。

    2012.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