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时光 被遺忘的時光(2010)
简介：
- 阿滋海默型失智老人许景珍站在亡夫张国栋上校的墓前，却不知张国栋是谁……
演员：
影评：
- （这是给《南都周刊》写的初稿，后来刊发的时候被编辑改了很多，现在文章已经刊出了，为了让更多没有看过片子的朋友了解影片和导演，贴在这里。）
“他们是一群困在时间河流里的长者，深受失智症的困扰，记忆中的岁月点滴，如今只留下泛黄照片上的陌生影像……”。六位老年阿兹海默氏症（即失智症）患者，被家人安排到某养老院生活，他们或者有记忆障碍，或者有被害妄想症，或者是定向感障碍……因为失智症，这些老人和他们的亲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在我们所谓的正常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在遗忘的疾病的世界。
台湾纪录片导演杨力州的新作《被遗忘的时光》，讲述的就是这六名失智症老人的故事，谈起拍摄的感受，他说他在片场已经被感动了无数次：“我想要落泪是因为发现这两个世界的人没有办法沟通，但是残酷的事情是他们竟然是父子或母女。如果家人已经去世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可是他们活生生在你面前，你却必须接受他忘掉了你。”在台湾，65岁以上就叫老人，65岁以上18个就会有一个失智症，85岁以上4个就有一个。大陆的情况并不乐观，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长辈的照顾与健康问题日渐引起政府和子女的重视。
从07年至今，杨力州拍摄了四部纪录片，其中三部的主角，都是老人。在拍《被遗忘的时光》的同时，他意识到有另一大群健康或想让自己更健康的老人的价值更应被展现，因此拍摄了《青春啦啦队》，以高雄市一群跳啦啦队的老人家为主题，展现了一群平均年龄70岁的老年人的乐观与活力，阐述“老与病并不是老人唯一的定义”；此前的《水蜜桃阿嬤》则讲述了一名泰雅族阿嬤在高山上种植水蜜桃，艰辛地抚养负债自杀的儿子媳妇留下的七个孩子的故事。虽然有朋友提醒说“老年人”是票房毒药，但是《被遗忘的时光》在台湾上映，票房居然超过了明星主演的爱情电影，进入了台湾电影票房前十名。
特工尹伯
“这个照片拿出去，说句不好听的话啊，是不是拿给共产党了？”85的尹伯找不到自己的照片，对摄影师说：“这个机构这么大，共产党不知道吗？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自己骗自己他不知道！”身患帕金森症和被害妄想症，当他晚上看到对着他的摄像机的时候，一下子大发脾气：“白天拍一天还不够吗？现在都要睡觉了，忙了一天，你们还在这个地方来拍，做什么？”直到护工小姐说不拍了，摄制组停下，尹伯还一直无法平静。护工转身告诉杨力州，尹伯把摄制组的人当成了匪谍。而对机构主任王宝英来说，有一段时间，每天听尹伯诉说共产党迫害史，是她的例行工作之一。
这位原国民党特工曾被派去刺杀毛泽东，行动失败，他换了好多个名字，“我父亲，共产党斗争，死在大牢里，连尸都不叫收，我那个时候才十几岁耶。我哥哥、我父亲都杀了，我还有两个弟弟杀了，我大陆上的老婆孩子都杀了。”尹伯操着河南口音，眼睛红了：“我的腿都断啦，逃到新疆、西藏，在喜马拉雅山上，那么冷，化名西藏人，穿西藏衣服，用各种方式逃到印度，由印度政府接我到台湾来。一百个人也出不来一个啊。”尹伯激动得身体开始颤抖，“这冤仇有多大？”
他的儿子还记得父亲当年细致地“做记号”：门关上和打开的缝隙间，他都会夹一片树叶，这样有人开门他就会知道。而下课回家的时候，父亲会问他：“你怎么从外面走进来？”还坚持自己中午就看到了孩子回来。那个时候的轻微症状没有被人发现，直到后来，尹伯要搭计程车回他河南的“家”，并以为台湾是归河南管……
工作人员忍不住问他：“尹顺周是你的本名吗？”他说“对”，可是他很害怕被人家知道，他甚至认为同一层楼的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可喜的是，参加了复健活动之后，尹伯恢复了一些，他告诉王主任说：“我知道他们不是共产党，整个事情我已经了解得七七八八了”。有一天摄像跟随他和护工外出，护工走开一会儿，尹伯转过身告诉摄像师：“就剩我一个人了，你想怎么照，你告诉我”，摄像师抓住机会问道：“尹伯伯，你以前在哪里工作？”“这个我忘掉啦。”“那我们聊你知道的事情。”“你知道我知道哪些？”“我不知道啊。”尹伯大笑：“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我没办法给你答复啊。”
水妹要回家
水妹65岁，是泰雅族原住民。得失智症是因为脑血管破裂，医生告诉家人，做手术以后有三个结果：死亡、植物人和失智症。如今女儿最欣慰的是“妈妈还在”，虽然手术后语言功能基本丧失。当她想要表达而无法实现的时候，水妹会露出焦急而自责的神情，家里人也尽力配合她，猜她想要说的话。然而有两件事情让拍摄团队和观众都感到惊讶：水妹可以很清楚地表达“我要回家”，“回西林村”——西林村就是她在花莲的老家，而不是都市的孩子家里，她甚至给工作人员看故乡的照片。此外，尽管说话有困难，但是她可以流畅地唱歌。杨力州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有一天，水妹自己在唱《绿岛小夜曲》的时候，歌词是“姑娘啊，你为什么还是默默不语”，唱到这句的时候她突然就不再继续唱下去，周围的人就突然意识到歌词的内容。“她都知道她唱的是她自己的困境，之后她就往房间走去，我们的摄影师跟着走进去，她去换上她最喜欢的衣服，戴上她最喜欢的帽子，然后把衣服整理好，提着行李就走出来，她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西林村到了。她指着病房里她的床，这里就是西林村。”
杨力州说，那一刻他好难过，因为他发现，水妹连心中最美好的故乡的想象，都放弃了。“她告诉我们，她也试图告诉自己，在这个四面墙壁的病房里，就是她最怀念的故乡。我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失落感，因为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她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她连青春，她连健康，她连记忆，她连语言能力都没有了，可是这最后能让她记起的东西她都放弃了。”
电影最后，水妹年轻时候的照片笑意盈盈，穿着泰雅族服饰，散发着青春与美丽。她喜欢唱歌，曾经是五个孩子的好妈妈，是一个男人的好妻子。如今记忆散落，可是，疾病再怎么厉害，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是夺不走的。所以她还可以安静地歌唱——或许在梦中，她真的回到了故乡。
与世界和解
虽然拍摄计划很有意思，但在拍摄之初，杨力州并不清楚自己要拍什么，“我特别怕自己拍成一部讲失智症是什么的卫生教育片”。整个拍摄持续了两年多，摄制团队几乎都待在这个养老院里面，为了真实自然地记录老人们的状态，工作人员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说服整层楼的30位病人及家属，拒绝拍摄的老人必须不能出现在镜头里。
一直以来，社会对失智症存有误解，感觉像是一种忌讳丢脸的疾病，甚至会出现歧视的现象。公众对这个病如果有点印象，大概会是因为2009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现年77岁的他六年前被证实患病，也是因为他获奖，病情才被广泛报道。
“我做这个纪录片就是为更多不了解失智症是什么的人开一扇窗户，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这个病会不会找上我们，如果很不幸找上我了的话，我至少知道应该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它。”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放映之后，杨力州上台与学生交流，面对台下的三百多名学生，他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所以，可能五十年以后，台下的你们当中就有几十个失智症患者。”下面的观众不禁“啊”了一声。
“这部影片我很高兴它好像撞击到每个人心里，尽管他家里人不是失智症，可是他好像找到了，尤其是年轻观众，他找到一个跟自己、或和自己最爱的家人和解，或者表达爱意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就是做纪录片很重要的一件事。”杨力州乐于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观众有所思考，有所改变：“当你看到一部会感动你的纪录片，不管你是哭还是笑，其实导演已经把一个讯息，或他要传达的一个观念，用一个胶囊装好，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丢进你的嘴里。那一刻觉得喉头有东西进去，可是你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没过多久，可能一看完电影，那个胶囊慢慢溶解，你发现非常得苦涩，你就开始有一些思考，这也是可能你有机会产生一些改变的原因。对我而言这就是纪录片。”
有一名中年美容师在Facebook上给他留言说，在电影院看完《被遗忘的时光》，他瘫在椅子上走不出去，因为母子关系紧张，他已经有20年没有跟妈妈好好吃饭，而看完电影之后，他想在周末约妈妈出来，好好吃一顿饭。在网络上，他只是对杨力州留言：谢谢你。杨力州开玩笑说，自己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观众，因为每次都是因为这种人让他觉得自己应该继续把纪录片拍下去。 - 最初听闻这部电影，是大半年看到一段张悬哭着推荐这部电影的视频，背景乐是黄韵玲的《素描》。“一滴一滴 流进车里/ 一步一步 穿梭光阴/一遍一遍 重复悲喜/一幕一幕 不舍的别离/一张一张 泛黄记忆/一个一个 中途离席/一片一片 落叶飘零/一闪一闪 不再亮晶晶/都会过去 慢慢忘记”一句句娓娓唱来，温柔而又直指人心，再看着画面里哭成泪人的张悬，我就在想这电影究竟是有怎样的魔力。
《被遗忘的时光》是一部纪录片，它通过镜头展现了几个失智老人在养老院的生活点滴。随着画面的推移，我也被触动得阵酸楚回忆翻涌，那些记不起找不回的就好像感同身受的眼泪一般。而这些又不仅仅只是人文关怀，不仅仅只是催泪煽情，它用真实而细腻地视角描绘着老人们的生活，却牵扯起荧幕外的每个人的感怀，我只想回到家人身边，紧紧抱住他们，给他们平和而又无言的关爱。
纪录过程中，一再出现的画面，他们是被困在时间河流里的长者，记忆中的岁月点滴，如今只留下泛黄照片上的陌生影像，当他们渐渐遗忘，在记忆缓慢归零的过程里，家人的细心陪伴下，他们用爱找回记忆的缺口，这是生命中最漫长的告别。
片子里那个可爱的东北老太太，总爱和工作人员开着玩笑，成天念念叨叨又乐乐呵呵，去给死去的先生扫墓，却又不记得自己的先生死了。“我的妈妈啊，你走了我好难过啊。”“妈，你看清楚点，是爸爸张国栋啊。”“哎呀，张国栋啊，你居然先走，丢下我不管，怎麼这么很心。”又突然伤心地大哭起来。
或是表达有障碍的奶奶，想要说什么可只能说出“妈妈”，焦急不已地拍着手努力回想着。
再或是被害妄想症的爷爷，时刻担心警惕着别人是敌对党派来暗杀他谋害他的。
那么多那么多细小的情节，看得人忍俊不禁，又不由地心酸，那一个个老人分明就可爱温柔单纯得像个孩童。都说人越老就越像小孩子，逻辑不清晰，说不清楚话，吃饭要靠人喂，没有缘由地大笑或是大哭。在经历整整一辈子的风风雨雨后，他们又在人生的黄昏回到了最原始最纯真的阶段。
我的爷爷奶奶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每天都听他们为各种原因吵吵闹闹着，甚至会赌气不来吃饭。我也看到他们老去的速度远比我想象的快，扶着爷爷的时候能感觉到他的步伐越来越慢，奶奶总是记不清事，倒在床上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我以前总笑奶奶什么事情都要往坏处想，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是他们这辈人经受了太多的苦痛，被人欺负被人陷害，才会变得敏感而脆弱。尽管他们这代人文化水平不高，又经历过太多痛楚，天性乐观却被赋予了后天造成的悲观，但他们都是如此善良的人，平凡而伟大。
看着电影里的老人们，再想起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虽然他们彼此不同，但我看到的是他们都在一天天老去。
而有一天，我们和父辈一样，也会经历大脑和躯体缓缓的腐败。这一切太过残忍，尤其当这过程还伴随着爱、惧、思、嗔。到那一天，我也会变得口不能言耳不会听，变得行动不便四处便溺，变得暴怒刻薄自私乖戾，变得连我最最重要的人们的名字和模样都记不清楚。
听到影片最后Ella的那句“她一定会忘了我 但我记得她就好了”，鼻子一酸，眼眶泛泪。
就在他们还记得我的时候多陪陪他们，不管他们会不会忘了我。
11/10/18
凹凸塞德 - 荧幕暗下，观众脸上的泪水还没抹干，骤然亮起的灯光已经把人们的视线引到了舞台上，一个带着黑框眼镜的斯文男子笑眯眯地站在台中央——在第三届国际纪录片论坛（iDOCS）上，台湾著名纪录片导演杨力洲带着即将在香港上映的作品《被遗忘的时光》出现了。电影放映完毕后，拿着话筒的他甚至好一阵没法说上句完整的话，观众的掌声把什么都盖过了。
【他们最怕的，是父母转过头来问他们“你是谁”的那一刻】
杨力洲的出现带来了论坛的一个小高潮。12月13日，《被遗忘的时光》在北京电影学院播放的那天，能容纳800人的大放映厅里，连台阶上、走道里都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观众，大多数还都是年轻人。
“纪录片都很好睡嘛！”杨力洲这样调侃纪录片带来的沉闷感。但他的这部关于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纪录片影片却令观众时而泪流满面，一会又带着泪痕哈哈大笑。片尾字幕出来时，掌声不断。同在现场的加拿大电影制片人安雪枫往观众席一看，发现大家“都跟我一样，哭得满脸都是”。她后来在微博上把这部电影称为“目前在iDOCS看到最动人的影片”。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记忆”的故事，罹患老年痴呆症的病人会逐渐失去记忆与自理生活的能力。在台北一间疗养院里，说着一口东北话的景珍奶奶常常在为自己丢了女儿而着急，但逐渐忘了自己的丈夫，忘了朋友，也遗忘了女儿；95岁的王老师，一直以为自己住在疗养院里是为了教外语，当镜头对准她，她叮咛道“你要记得给我一张照片，我要寄给60岁在太原的爸爸”；尹伯伯搞不清自己在哪里，他以为台北是归老家河南省管的；50多岁的“水妹”总试图向人描述老家西林村的美丽，但她却说不出一句完整清晰的句子，只能摇着头痛苦地说“我不会说话了，真的不会说话了”……与此同时，他们的子女也在试图找到与父母相处的方式，过往曾有的龃龉与被隐藏的爱，都在这一场漫长的人生告别中触发。
“那些子女，他们最怕的不是老人过世的一刻，而是有一天，父母转过头来问他们‘你是谁’的那一刻。那一刻就意味着他们之间几十年的联系都清零了。但老年痴呆症这种病，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所以他们都努力在趁着这一天到来前留住多一点。”杨力洲解释说。
这是一部台湾民间慈善团体委托拍摄的纪录片，但杨力洲想达到的效果并不只是让大众认识老年痴呆症。现在看起来，他成功了。《被遗忘的时光》所能打动的甚至不止是对纪录片感兴趣的人群。2010年在台湾上映时，在没有任何宣传预算的情况下，它的票房进入了台湾年度前十名。很多台湾观众看过电影之后，还会掏钱买上一把电影票，委托工作人员去散发，希望这部电影给更多人看到；以至于到最后，工作人员都在“忙着数电影票”——类似的观众一共贡献了5000多张免费电影票。
【最后他才发现，这是一个关于“忘不了”的故事】
往前数3年，可能杨力洲也没想到自己会被“老年痴呆症”这个题材吸引，并且一部纪录片一拍就是两年。
接到影片中那家养老院的社工主任的电话的时候，他才刚从北极回台湾。一阵寒暄之后，社工主任问他：“有机会来我们养老院看看吗？”若在以前，杨力洲或许会拒绝这样的邀请，但在那一刻，他想起自己在天寒地冻的北极拍片时得到的新想法：可不可以去拍像已过世的外婆那样的平凡人的故事？
于是，他出现在了养护中心里，并且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惊：护工们说着“里面有很多老朋友要见你”之类的话把一位新来的老人往房间里拉，虽然罹患痴呆症，老者却很快发现情况不对，大吼大叫起来。他的儿子，一位看上去也有六七十岁的老人，被父亲的挣扎吓得连连后退；终于，看起来颤颤巍巍的父亲使出全身的力气转过身，狠狠地瞪着儿子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迅速地，儿子流下了两行眼泪，他走向工作人员，搀着老父亲回家了。
那对父子离开了，杨力洲对这个题材的兴趣却被激发了。台湾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他意识到，这个群体为数不少，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部纪录片会是有意义的。
于是他投入了《被遗忘的时光》的拍摄。景珍奶奶，水妹，尹伯伯，王老师……一个个人物进入了他的视野。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拍摄一部没有故事的纪录片，这些老人仅能维持片刻的记忆无关事件的推展，杨力洲选择了尽可能细腻地去刻画人物的性格。
他曾花一年的时间执着于拍摄“遗忘”，觉得不顺，又转而去关注“记得”，但直到后期制作的时候，这影片的面貌才慢慢浮现了出来：景珍奶奶忘不了年轻时在眷村走来走去串门子的日子，尹伯伯忘不了年轻时的逃亡生涯，王老师忘不了自己的父亲，水妹忘不了故乡西林村的美丽……
这时他才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关于“忘不了”的故事。
【 “痛苦与快乐往往一线之隔，每次都是这种人，让你觉得你还要拍下去”】
电影在台湾上映，有人对杨力洲说“你这个电影不会有人看啦”，并历数缺点：“主角都是老人，还是纪录片，同期上映的还有哈利·波特”。上映第一天，杨力洲怀着忐忑的心情推开放映厅的门，发现居然有七八成上座率；到了晚上，放映厅里的观众几乎是满的。
这部电影让很多人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曾有学生“臭着脸”被学校组织来看这部纪录片，一坐下就摆出要大睡一场的架势，“但是睡着睡着他们会醒过来”，杨力洲乐呵呵地说，醒过来了之后，很多人就被影片吸引，跟着看下去了，到放映结束，这些年轻人纷纷与导演分享起自己与父母的故事。
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杨力洲对老师的教导深信不疑：拍纪录片，就是要推动社会改变。可从学校毕业多年，杨力洲拍了许多片子，却也并没感到社会美好了多少，直到这部《被遗忘的时光》。影片引起了社会上对老年痴呆症群体的关注，在影片中出镜的女艺人陈嘉桦（Ella）也使得电影在校园中引起了讨论；影片的所有收益都捐给了那家养护中心——杨力洲找到了用纪录片改变社会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方式：为民间慈善机构所用。
而且，因为这部影片，一项新的提案被台湾相关部门提上日程：对于长期需要照顾的病患，以后医保也许会负担这部分费用，而不至于让家属在照顾病人的时候被逐渐耗光家底。
杨力洲形容拍摄纪录片给他带来过许多痛苦，过程也让他觉得孤独；事实上，就在拍摄《被遗忘的时光》之际，他还在想，拍完这部就不拍了。
这部影片上映之后，有观众在他的脸谱（Facebook）页面上留言，说自己与母亲已经20多年没有说过话了，在电影院看了这部影片，散场后，他哭得走不出影院，一直想起母亲。就因为《被遗忘的时光》，他试着开始约母亲一起吃饭。
“痛苦与快乐往往一线之隔，”杨力洲用嗔怪的语气说,“每次都是这种人，让你觉得你还要拍下去”。 在《被遗忘的时光》中，我们抵达了某种真正意义上的断裂。从表面上看，这一断裂当然体现在作者的叙事意图与文本效果的落差之中；而在根本上，它却横亘于苦难的生命本相与内在的存在激情之间。正是从后者这里，一种具有严肃伦理学意义的浪漫主义现身了。
《时光》 聚焦于所谓“失智老人”的生活，以流畅的跳切和多线穿插叙事呈现了台北一家失智老人社会福利基金会所主持的养护中心的群落生态。尽管原因各异，但养护中心的老人都遭遇着相同的困境——遗忘。然而，像废墟之上残留的遗迹，在这些被现代医学诊断为“失忆症”的老人身上，始终有些过往的记忆仍执拗地参与着他们此在的生活。比如，曾为国民党特务的尹伯伯仍记得当年的流亡生涯；而曾在北平圣心女中教英文的的王老师则在养护中心仍每天坚持穿上齐整的工作装，给工作人员教授英文。事实上，并非遗忘本身，而是残缺的记忆和无法重返或摆脱的往事使这些老人的生活氤氲于沉重的苦痛之中。影片也确实试图通过摄影机的记录和捕捉来让这些边缘人的苦难走到镜头前，唤醒社会公众对“失智老人”群体的关注。苦难的讲述带来悲情，这也成为影片所追求的主导情感策略。除了正片中大量的催泪时刻外，影片在片末彩蛋里还请来了前流行音乐女团SHE成员陈嘉桦，拍摄了她与老去的祖母在日常生活中令人动容的情感互动。
然而，在这部主打悲情牌的纪录片中却有大量颇为奇怪的欢脱场面，它们大都由影片最重要的拍摄对象即81岁的许景珍老奶奶带来。这位1949年去台的东北老太太数十年后仍乡音不改，并屡屡使用伶俐的言辞展现着自己的——用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说——逗比风采。正如导演本人在一次访谈中所言，《时光》是自己作品中少数能令人爆笑的影片，而“爆笑不是因为我多厉害，是因为这个东北老太太实在太厉害……因为这个人物太有意思了，然后就会把她作为一个重点人物”。[1] 那么，景珍究竟是以其怎样的有趣让导演不惜破坏影片的整体基调，而最终选择让这位断裂制造者成为绝对的主角？
影片的摄制开始于景珍最送到养护中心的第一天，几天后她的女儿和外孙女第一次来中心看望她时，景珍一本正经地问女儿“你是谁啊”，还混淆了女儿和外孙女的身份。而在女孩一本正经的指出“她”（景珍女儿）才是自己的妈妈时，景珍露出了装傻逗乐的坏笑。直到这时候我们才能确认此前的一切“误会”都是她有意为之。而在拍摄过程中，她还动用类似的策略三番五次地“调戏”着摄制人员，比如问长发、络腮胡的副导演“你为什么要戴着帽子？”；而此前她还指着一位女性护工说“你看人家刮得多干净”——这里不仅暴露出她知道副导演并非未戴帽子的真相，还再次体现出其有意混淆人物身份的玩笑策略。而在另一些时候，她选择的游戏策略则是谐音式的口误。有一次，养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指着某位处于境外的人物（应该是摄制人员）问她“你要不要跟他叙叙旧”，她当即回说“睡睡觉？睡什么觉？”；而在工作人员纠正她之后说“那你现在有空，你理他一下嘛”，她又回道“三角裤？”而在这两次“误解”之后，她同样毫无解惑后的难堪或尴尬，而是流露出招牌式的被自己逗乐了的狡黠表情。
总之，景珍的绝大部分言说都给人以真假莫辨、虚实不清的感觉。但对于我而言，这也是整部影片最有趣的地方，构成我最重要的观影期待。而在笑到脱线的同时，她的这些带有展演性的欢脱言行也“逼迫”我去尝试着去理解其内在动机和实践效果。很显然，她逸出了影片整体的悲情叙事，使影片形成一个并不太和谐的复调结构。这一点在影片的背景音乐中有最直接的体现，当摄影机转向尹伯伯、王老师等人的时候，音乐风格多哀婉深情；而一旦朝向景珍，则大部分变为欢快跳脱——虽然背景音乐具有后期配置的后设性，但在音画同步的成片中，它制造了这样一种效果，即仿佛所有人都知道景珍即将带来欢乐。
而曲调的转折、迂回、断裂之处，或许正是意识形态分析值得深入的缝隙所在。在1967年的一次名为“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的演讲中，福柯提出了对后世空间研究影响巨大的“异托邦”（heterotopias，或译异质城邦）概念。在福柯看来，异托邦位于真实空间和虚假空间之间，“它们的角色，或许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真实空间是更具幻觉性的；另一方面，相反地，它们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另一个完美的、拘谨的、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现我们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福柯把疗养院、精神病院、监狱、养老院、墓园、妓院甚至殖民地等可能潜行着意识形态抵抗因子的场所都视为异托邦。[2]而与福柯同时期的列斐伏尔则以“再现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这一概念同样打开了空间研究的后现代路径。再现空间与异托邦相似，不过列斐伏尔创造性地将其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链接起来，在其中既可“复制”社会主导秩序也可能产生对一致性的抵抗，而后者即从再现空间中生长出来的抵抗潜质则成为列氏思考的重心。[3] 显然，不管在福柯还是列斐伏尔的思路中，重要的并非客观存在的空间本身，而是居于空间中的主体如何通过特定的实践而开掘出抵抗意义。回到《时光》中失智老人们所居处的空间之中。作为面向特定群体的护养中心，它兼具老人院、疗养院、精神病院的多重社会功能。在现代医学、社会福利制度（半公益性）和金融体系（影片中关于护养中心收费的内容表明了其半营利性）的共同参与下，大部分“失智老人”的生活在其中得到了异常拘谨、细致的安排；然而，这一安排又何尝不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全景监狱？甚至“失智老人”这一能指本身就以其所携带着赤裸裸的疾病与衰老的意涵而揭示出他们作为残缺主体的位置。而作为残缺的主体，在护养中心这一特定的社会空间中直接意味着成为制度安排的客体——需要被照料和治疗、等待着康复的客体。
正是在这一脉络中，景珍的意义急遽地凸显出来。事实上，她既构成影片也构成养护中心最大的意外所在。作为“失智老人”，她的言论却往往有着令人震惊的逻辑清晰性，而且如前所言，其玩笑和口误常常是有意为之。通过这些玩笑和口误达成的语言狂欢，她一方面狡猾地跳出了养护中心和拍摄人员为其预设的行为和情感模式，甚至反而在戏谑而欢快的氛围中将他们都纳入到自己的游戏场中；更重要的是她解构了自己身处的、一本正经的空间结构及附着于其上的特定社会关系，至少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当年轻时的姐妹团来看望自己时，她“自信而从容”地混淆了几乎所有人的身份，只认出一位欧太太；而到了下一个镜头段落，她又不断向欧太太本人追问“欧太太去哪了”，被“误认”为替代者和冒牌货的欧太太则只能一脸尴尬。最后众人离去，摄影机捕捉到景珍有一个回头朝镜头呶嘴的调皮动作。
我们似乎难以确认景珍这些语言游戏的内在动机。但就其实践效果而言，它们确实使景珍得以从（与养护中心）照料/治疗与被照料/治疗、（与拍摄人员）拍摄/凝视与被拍摄/凝视、（与探望人员）看望/施予同情与被看望/接受同情等多重交织的主客关系中跳脱出来，甚至实现颠覆，从而享受着作为掌控者的主体快感。在这一快感中，遵循着现代医学、伦理学和经济学原则所建构起来的养护中心这一乌-恶托邦轰然崩塌。换而言之，在景珍的语言游戏之上，异托邦冉冉升起。影片中，在被视为冒牌货后，欧太太参观景珍屋子时讪讪地对众人说：“我们不必同情她，她在这儿挺好的。”
198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一个名叫菲利浦·霍维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向正在此处讲学的福柯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艺术家有一种身份吗？或者说，艺术家是不是人的一种没有权力的‘类型’，而这类人最近50年来由于电视之类技术媒介的操纵，又变得比以往更加无权了？艺术家能够超越‘结构’吗？或者这类人注定要被商品化、傀儡化？”显然这个问题击中了福柯，也因此霍维茨得到了令众人艳羡的与福柯喝咖啡的机会。一周后，福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自由是可以找到的，但总离不开一定的背景。权力可以启动无休无止的斗争，那是无可避免的。但你总可以自由地认识属于你玩的游戏。”[4]作为尼采的后裔，福柯将具有生产性的权力将权力描述成了一个克莱因瓶式的存在，以至于对它说“no”也不过是另一种说“yes”。但他指明了自由的方向：参与到权力和结构中，与它展开游戏。异托邦的抵抗逻辑正在于此，从而与18世纪式的暴烈革命划清了界线。《时光》中，景珍显然很清楚自己的最大优势在于语言，同时语言上的狂欢和戏谑在社会结构为其确立的“失智老人”这一位置上不会带来任何惩罚。因此，她可以嘲弄、戏耍所有人，他人却根本无计可施。某种意义上来说，景珍是整部影片中唯一的“坏人”。通过语言上的使坏，她在安全线内最大程度地颠覆了全部的陈规，从而让人不得不对“失智老人”这一具有“污名”嫌疑的命名重新进行思考。
景珍当然不是艺术家，但她确乎践行着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存在诗学。从她荒诞、欢乐的语言游戏中我们看到一颗浪漫、有趣到骨子里的灵魂。
引用：
[1] 杨力州、孙红云：以真诚高举边缘人的历史——杨力州导演采访［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6）：44-55.
[2]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 参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8-27.
[3]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参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7-58.
[4] 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 高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