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对女性有点暴力啊,又要养家又要革命,还要向丈夫偶像学习改造自己,男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剪了女人的长发,孩子是帮×。家庭难以躲避轰炸机下大的损伤与变化,山河万户路掩愁,怕是连个人也要随波逐流纷纷避难,这也是也是国家逐步取代家庭功能的必然牺牲过程吧;一见到押送共产党的那段,只想要奋力反抗而忘记小家的。但或许,党在被寻找中的过程,也被丈夫的化身所替代融合,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信仰,这似是个颠覆;在这种崇拜与情感的相互陨落与辩证的过程里,女人似乎更充实了革命与自我的成长过程呢!同时,革命成为传统,大国也继续以小家的形式得以传递,似乎又不仅仅是简单的取替,其路悠悠啊! 评剧版的失败改编,也在于没有体会到电影视听扑面而来的江流水气,说实话那种取精拟实的布景就像一只沉重的棺材板,做得再好也只是严丝合缝地压抑着,不够舒展,更不可以自然地体现着时代的流逝;好像,戏曲的时空是一团一团的,灯光下的烟雾、欲雨前的云山,要做到国画卷轴随展随散的神妙,似路尚遥。或者换种说法,电影似乎给人的印象是可以真实,它可以攀附着历史的脉络随意采取时间,但戏剧本身的性质与舆论不肯轻易如此。
1959年新中国十年大庆时,聚上海电影人集体之力的电影《聂耳》,在刚正伟美的故事发展中,有两个场景给我印象最深:一是赵丹扮演的刚踏上进步道路的血气方刚的聂耳、工人江嫂、学生小龙、聂耳革命的引路人郑雷电(张瑞芳饰)在深夜撒完传单,互相送来送去。大街上空旷无人,月色清明。先送江嫂去日本人开的纱厂上工。江嫂一点头:“再见。”然后走向门口,接受那摩温的检查。聂耳说:“这个工厂迟早是我们的。”下一个送小龙到教会大学。大门已锁,小龙利落地翻上墙头,潇洒地做个手势。聂耳说:“这个学校迟早也是我们的。”然后聂耳对郑雷电说:“该我送你了。”郑雷电倔强道:“不要你送。”走了几步,又主动过来挽住聂耳的胳膊。天边渐次显出了鱼肚白,初升的阳光照射在壮阔的外白渡桥上,取景、用光,缓缓生发的音乐,都给人深沉稠厚的感动和期望。那是共产党早期纯净峻拔,充满憧憬的一幕。
尔后就是江嫂、小龙的被捕,郑雷电约聂耳到青浦一座小庙紧急见面。风景很美,四处农田,阡陌纵横。郑雷电头戴红帽,身穿红衣。聂耳说:“简直成了红孩儿!”“怕什么!我就要穿红戴红,向反动派示威!”然后两人又沉默下来,远处警车的轰鸣使他们躲进庙里。郑雷电说:“江嫂和小龙被捕了!我也马上要走!”“去哪里?”镜头推进聂耳激动得几乎神经质的眼睛。那是二十岁聂耳的眼睛,也是四十岁赵丹完全融入剧中,不落言筌的眼睛。“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雷电盯着对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真幸福!”“全中国人民都要幸福了!”情感马上就要泛滥出来,这并非全靠理念的演绎,而是有深厚的生活土壤和所有演职人员一系列已近乎壮丽的美学境界为依托。而之后那袭红衣红帽在青浦的稻田里远去,停留,又毅然而去的远景,配上聂耳自己写的美丽的民族音乐,又给人的心情一种暂时的舒缓,含蓄幽婉,优美典雅。
摄制于1961年困难时期的《革命家庭》,最动人的一幕则是家庭的团聚:在日益动荡不安的地下斗争环境中,于蓝饰演的周莲带着女儿和小儿子在上海坐机关,她惦记着音信不知的大儿子立群,但对同志们安危的关心远过于对个人生活命运的关心。突然,一个穿着大衣,戴墨镜的阔少闯进来了,周莲母子惊呆:“你是谁?”男人缓缓摘下墨镜。“妈妈,妈妈!”他拥抱着母亲。“哥哥!”两个弟妹扑过去,把他狠狠扑在床上,妹妹攥起小拳头打他,弟弟也缠着他,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音信。这里,“家”这个绿洲的滋养非常打动人心,渲染背景,制造了气氛,暗示作品的题旨和深意。
平静下来的立群告诉妈妈,他去了——苏联。一下子所有人都静下来了,连爱撒娇的妹妹也含着泪。这一幕非常动人。然后,立群还要走。去哪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是这个大会。在这两部电影里不约而同隆重推出的这个名词,已经成为一盏导向幸福自由的灯。
这是一整代人心中拥有的真诚信念,赖全体摄制人员全身心的感情投入,才使我们看到这些幸福、峻烈又充满生命张力的画面。翁方纲云“盛唐元是真诗,横看成岭,侧看成峰,随其人自得之而已矣。”
虽然立群后来牺牲,郑雷电去没去成江西参加大会也成了谜,影片都给读者的想象提供了驰骋的广阔空间。这里没有淡淡的惆怅,但不尽的余味留在篇末的空白里。两部激情燃烧的电影中两个不同回合提出的同一个大会,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光彩四射的里程碑——在白色恐怖中斗争的普通党员心中,它是一盏灯,所求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经得起咀嚼的记忆和怀念,将党处于生死存亡之际那段历史的回味与体验,那一种力量,一种民族精神,时代大波中各人的命运、心理、性格、精神,通过不事雕琢的真情,刚柔相济的艺术切磋,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共产党早期无数革命儿女秉性坚贞执着,生命顽强热烈,紧紧地依傍着一轮浑圆静穆的红日,崇高、悲壮、拔出俗流的美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