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薇薇安
公众号:薇薇安的阁楼
20世纪初,江南题材”的电影汇集荧幕,因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城市迅速发展,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江南小镇,便成了远离世俗纷扰的净地,这里保留着最淳朴人民的最朴实的生活,这无疑为电影创作者们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空间和探索人性的角度。
在众多的江南影片中,家庭伦理是绕不开的一大主题。中国人讲究“母慈子孝”,又有诗句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因此影片中“母与子”的情节演绎,一直是荧幕经典。由朱石麟和罗明佑于1937合导的《慈母曲》,是一部以母爱为主线的江南影片。它通过一户普通人家的视角,刻画了一系列生动传神的传统形象:无怨无悔付出的老母亲、掌握着权威的严父,喜欢惹事生非的逆子和替父代罪的孝子……
但更为难得的是,影片虽以江南为背景,却并没有停留在展现普通乡村生活的表面,而是透过琐碎的家长里短中折出更大的时代命题,或者说通过大量日常化的场景和细节的再现,从而引起观众对现实更深入的思考——农村的衰败、城乡差异的扩大,旧的伦理和传统道德将何去何从?
影片名为《慈母曲》,片中以大量的情节塑造了慈母的形象。作为六个子女的生母,她坚韧、勤劳、善良,是中国传统中典型的“贤妻良母”。这种品质更能从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家庭中体现出来。因而影片对于主角家的设定是江南农村中最普通农家,靠着祖上留下来的三分薄田勉强维持生计,而母亲在这一大家子中主要担着任养育子女,操持家务的责任。孩子们小的时候,虽然不像富人家的小孩锦衣玉食,但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之下,也是长得白白嫩嫩的,衣着得体。偶尔有个顽皮捣蛋的,母亲轻轻呵斥几下就罢了,多数时候是慈眉善目,循循善诱。可以说,六个子女虽出生不是大富大贵,却是在母亲的避风港中无忧无虑地成长。
在传统的家庭伦理中,男性是一家之主,是家里的“顶梁柱”,代表权威、尊严。因而影片对父亲角色的塑造,与母亲的慈与柔形成对比,而更具有威严,是典型的“严父”。首先。母亲对孩子们父亲的态度是顺从的、谦让的,其次孩子们在作出成长中决定和选择上,对父亲的话也具有绝对的服从性。性格沉闷的老三一直不受父亲的喜欢,因此读书读到一半时就被父亲责令辍学。老三对此并没有过多的怨言,而是选择接受。这种逆来顺受,甚至有点愚孝的个性,也导致了老三更大的悲剧。有一次,父亲因偷村里的大米而被发现,老三为了保全父亲的名誉,承认自己是偷米的贼,因而被抓进了监狱。从这些情节可以看出,这个根植于江南农村的家庭深受着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慈母、严父、言听计从的儿子代表着传统思想中的仁孝礼义。
但影片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在一切都在往传统的伦理道德上发展时,重大的矛盾降临在了这个家庭。那就是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他们一个个离开了故乡,在大城市扎根、生活。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过一段飞速发展的时期,商业化和资本化席卷了大城市,当一座又一座高楼在上海等城市平地而起时,偏安一隅的农村还过着日出而作日暮而归的生活。这导致了城乡的二级分化和对立。孩子们远离故土,也就意味着远离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当旧的道德秩序崩塌,新的思想观念却在不断产生时,剧情便朝着戏剧性的方向变化。
回到影片,在母亲的哺育下,六个孩子一转眼都已长大成人。除了从小辍学,又坐了牢的老三在打工外,其他的子女都算小有成就。大儿子成为了村里的名医,也娶了妻,丰衣足食。其他的子女也要么已在大城市谋得了体面的工作,成家立业,要么靠经营生意维生,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而言,这样的结果也算是圆满。但是因为父亲酿下的祸,不仅导致了老三的悲剧,也使得自己因为愧疚抑郁而终,抛下了母亲一人老无所依。
最开始的时候,母亲住在老大的家里。但是大儿子并不待见这位年迈的行动迟缓的母亲,加上脾气暴躁又霸道的儿媳的帮腔,母亲受尽了冷嘲热讽。但“慈母”的这一设定,使她在困境中表现地逆来顺受。接着,母亲又来到了四女儿家,但因为摔断了腿,被四女婿嫌弃,还被指责说死在家里不吉利。亲生的四女儿看在眼里,却不作为,而是默许了丈夫将母亲赶出家门。
母亲被接回大儿子家,再次遭到冷落,于是可怜的尊严维持着她,说出了:“我这个病不要紧的,很快就会好的,二儿子他们会来接我的,我不过是暂时在这儿住几天”这样卑微的话。之后母亲又来到了大女儿家。表面上,大女儿一家对母亲和和气气,但背地里却说母亲“是来借钱的”,对母亲的借住表现地颇为不满。知道母亲要走时,大女儿嘴上说着劝阻的话,手上却不跌帮她打包行李。就这样,辛劳了一生的母亲被子女们像“踢皮球”一样赶来赶去,最后走投无路住进了济贫院。这期间,只有最没有“出息”的老三一直默默接济母亲,履行孝敬的义务。
影片用平淡又真实的生活细节演绎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具有强烈的冲击感,同时细腻捕捉了人物的情感与性情,即富感染力又有抒情的特质。从子女的一系列的不孝作为,以及慈母的悲惨下场,可以看到千百年来被中国人所尊崇的礼、义、孝、廉正面临底崩坏的可能与危险。城市的发达让新一代的年轻人接受了先进的教育,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就,但是其道德品质却并没有相应地提升。相反,他们所建立的新式家庭摧毁了传统家庭中孝、义等旧伦理,让“母慈子孝”变成了一种彻底的讽刺。而从小辍学老三则代表着旧伦理中的一环,他没有像别的子女们远离家乡,因而保持着纯良的品行。
在整部影片中,对江南水乡风景的着墨并不多。只有开头寥寥的几帧画面与偶然在剧中穿插的单薄的江南背景。《慈母曲》中“江南”更多的是一种隐喻,它作为承载传统伦理道德的空间,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而非抒情写意的艺术意境呈现。其次,这里的江南也代表着与城市相反的“力量”——在诗意如画般的水乡田园之中,往往保留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城市中现代文明的入侵,让中国人骨子里的“仁义礼孝”正在消失殆尽。这种城乡发展的矛盾的对立同样出现在同时期的其他电影中,比如之前写到的《野玫瑰》中的“江南”,也被赋予了伦理的色彩。
《慈母曲》中的母亲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传统道德中的“慈母”。在养育子女上,她尽心尽力,在家庭中,她克己守礼,遵守“三从四德”,面对子女的不孝和背叛,她忍辱负重、无怨无悔。这种有些夸张的、甚至是过度的塑造,也更加体现了慈母下场的悲剧性,以及创作者对于现代社会和伦理的极其悲观、消极的态度。
影片的最后,依旧是中国电影常规的“大团圆”结局。母亲经历了种种的磨难、曲折,在老三不顾一切的出头下,大儿子向母亲道歉,并受到了父老乡亲的指责,于是一家人言和,母亲不计前嫌地原谅了大家。这个结局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的苍凉感,符合中国观众喜欢“苦尽甘来”“大团圆”的结局。但当电影镜头慢慢转向人物背后旷野时,看似其乐融融的场景突然变得虚幻和不真实。或许,这种“欢喜”只是一种美好的假象,它的作用并不在于令人信服,而是引发对真实慈母处境的想象,在喜剧的效果下,营造更深的荒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