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谐趣的说法是,当我们介绍林璎(Maya Lin)时说,这是著名建筑师林徽因的侄女。但其实他国人介绍林徽因时说,这是著名建筑师林璎的姑姑。 Maya Lin在21岁时,便因设计越战纪念碑而扬名天下。盛名之下,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她获得了设计的第一名,这是评审委员会评定的。可是有很多人包括越战老兵并不认可她的设计,认为那是一个可耻的黑色的伤疤。 在大多数人心中,纪念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高耸的方尖碑,但Lin的设计是人们从未见过的,向水平扩展的:一个由黑色花岗岩砌成的V字型碑体,两墙相交处为最高点,高约3米,向两个方向各伸出200英尺,逐渐下降,直到消失。V字的两个方向分别指向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黑色的墙上依牺牲的日期为序,刻着58000多名在越南战争中阵亡者的名字。 按照Lin自己的解释,这个纪念碑好像是 地球被(战争)砍了一刀,留下了这个不能愈合的伤痕。 Lin受到的批评指责乃至攻击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她是亚裔,另一方面她只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女大学生。Lin执意要用抛光的能产生镜面效果的花岗岩,便被批评为女子气。但其实Lin的用意是,当人们看见花岗岩反射出来的自己的像时,便同战争和那些阵亡者产生了联系。 Lin坦言她对于越战的了解并不算太多,战争发生时,她还是小孩,并不怎么阅读报纸新闻,也从没参加过反战集会。所以当考虑纪念碑时,她想到的是“政治掩盖了老兵、掩盖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为国捐躯。这座纪念碑不应当是争论是否应该进行战争的地方。” 方案受到了种种阻挠,1982年11月13日的纪念碑落成典礼上,连Maya Lin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但Lin的设计最终还是得以实现。我们惊异于她的不妥协,更惊异于她那么年轻时便有着强烈而清晰的洞察力。 看Maya Lin的作品,常常觉得要哭出来又没有。 后来跟朋友从另一个角度也聊到了越南战争。 他今夏在某东南亚小国呆了两个半月考察市场。该国全国总人口不过650万,有什么好挣钱的地方呢?——不是挣当地人的钱,而是……别国投资的钱。 我听了有些恍惚,不想听下去,只好请他讲讲历史方面的问题——现如今该国依旧有越战时留下的上亿枚炸弹需要清除,间或有平民伤亡的事件,“他们,是否该感到羞愧?”
2011年初次赴美探亲,去华盛顿观光,看到了这座不同寻常的越战纪念碑:一道黑色的花岗岩墙,从夕阳下的大地深处隆起,由中轴向东西两边呈扇形匍匐延伸,分别指向华盛顿方尖碑和林肯纪念堂。它的样式完全颠覆了我对纪念碑的固有观念,它的美学特征不是崇高、昂扬,一睹之下,弥漫胸中的是无以名状的沉重和压抑。走近观看,墙上整齐地镌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共五万七千六百六十一个,全部越战阵亡和失踪美军将士,无一遗漏。它像刻在美国肌体上的一道黑色的伤痕,提醒留连碑前的人们,有那么一段暗黑的岁月,吞噬了无数的生命!纪念碑简洁无华,表现力极强。无论你懂不懂艺术,也无论你对越战的了解有多少,站在这座纪念碑面前,你都会感到震撼,受到感染,为伟大艺术作品的巨大魅力而深深折服。
惭愧的是,由越战纪念碑才第一次知道林璎的名字。起初为林璎是位华裔而自豪,又据说她是民国名媛林徽因的侄女,仿佛更增添了几分传奇的色彩。其实,林璎就是林璎,与她所属的种族无关,与她是不是名媛的后代也无关。她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标签来证明自己,作品是她真正的名片。影片中甚至没有一句提到与林徽因的关系。这并不是说个人的成长可以不依赖于环境,片中介绍了林璎的父母,母亲是英语教授,父亲是陶瓷艺术家,加上美国的优质教育,滋养了林璎的杰出才能。但是,对艺术家来说,能做出这样一件伟大的作品,个人的天赋绝对是最重要的因素。设计越战纪念碑的时候,林璎只是耶鲁大学建筑系的一名21岁的学生,天纵英才,一举成名。
围绕越战纪念碑设计方案的争议,实际上是越战本身争议的延续。放在某国,纪念碑一定会被建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突出为国牺牲的英雄主义主题。林璎的设计方案最终被完整接受,没有附加一面星条旗或一件英雄的雕塑(由于林璎的坚持,原计划按退伍越战老兵要求放在V型碑体中间的三位越战军人的雕像,移到了侧面,不作为越战纪念碑作品的一部分而存在),传递的理念是,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为什么要打越战,越战有没有正义性?这是政治,政客有自己的理由和辩护,可以留给时间老人和历史学家去评判。艺术不是政治的婢女,无需去为政治作注脚。策动战争的是政客,而身历战场的主体,是无数的士兵,一个个拥有血肉之躯的生命。他们才是最应该被看见、被记住、被缅怀的,而不应该仅仅是一个个无名无姓的冰冷的数字。表现人,大写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才是艺术和艺术家应有的旨趣。这就解释了“那个按死亡时间排序的名单”,看似简单单调,却是“整个设计的核心所在”。那么多人死亡,换来了什么?除了造成另一个国家山河破碎、尸横遍野,唤起全民同仇敌忾的民族意志,几乎是一无所有。一些越战老兵起初不能接受这个作品,是因为他们从这件作品中看到了自己和那些葬身异国他乡的战友,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竟然毫无价值!真相有时冷酷得真的让人难以承受。直面死亡,直面历史性错误,需要勇气和诚实。林璎自己的解说很好地诠释了越战纪念碑这件伟大作品的普遍性意义:
设计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问过自己,纪念碑的意义是什么,尤其是一座20世纪的纪念碑。而我在这个作品里面想表达的是战争的代价,是这些“人”,他们应该是最先被我们记住的。所以这个作品想表达的是关于这些“人”,而不是政治。只有当你接受了这些痛苦,接受了这些死亡,你才能走出阴影,才能克服它们。当你读出这些名字或者触摸这些名字的时候,这些痛苦会被释放出来。我真的想让人们哭出来,然后你才能把它化作自己的力量,转过身,回到光明和现实之中。然而如果你接受不了这些痛苦,你永远都无法从中解脱。所以这个纪念碑,是关于“诚实”的。这也是它想要告诉人们的,你必须诚实地接受并且承认这种苦难确实发生了,这样才能让伤口得到愈合,让精神得到渲泄。
肯尼迪有句被某国人高频引用的名言:“不要问国家为我做了什么,而要问我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一直无法理解这句话怎么会出自于一个崇尚自由的民主国家的总统之口。先有民才有国,建立国家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服务其国民吗?不问国家为我做了什么,反过来要问我能为国家做什么,岂不是国家的异化,是本末倒置,那要国家做什么!所以,政客的话不可信,它是在宣传主张,而不是在传递价值。林璎说“这个纪念碑是关于‘诚实’的”,现实世界里最缺乏诚实品质的恰恰就是那帮政客。他们冠冕堂皇、口是心非,巧舌如簧、操弄舆情,掩盖真相、以售其奸,根本无视个体生命的宝贵价值。但是,政客的鼓噪往往具有蛊惑性,尤其是搬出国家利益进行道德绑架,很容易把善良的人们裹挟进盲目牺牲的狂热之中。谎言可以蒙骗一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终究是要破产的。片中一位越战老兵的话反映了那代人真实的思想轨迹:
在1965年,人们主动入伍参加越战是因为肯尼迪总统对他们说:“不要问国家为我做了什么,而要问我能为国家做什么。”而我1969年到越南的时候,那种爱国热情已经消失了。那时参与战争的都是被征兵的人,士气非常低迷。很明显我们打不赢这场仗了,也没人愿意成为最后一个死在越南的人,一切都很糟糕。
黑色的伤痕刻在大地上,也刻在人们的心坎上,让人凭吊、思索,祈祷悲剧不再重演,祈祷岁月静好、世界和平。我觉得,真正应该跪在碑前忏悔、反思的是那些政客,是他们打着各种幌子,挑起了战争,制造了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碑也是一块警示牌,时时告诫世人,战争的幽灵还在徘徊。可是,至今看不到有什么驱除幽灵的“必杀神器”,这才是真正令人不安的人类共同面临的现实处境!
我的作品,都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愿望,那就是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周围的一切,而这不仅是物质上的环境,也包括了人们的心理世界。这种愿望让我在过去参与了一些艺术创作,但它们更多地是由艺术驱动的,受到了传统的贬低。这种愿望也让我创作了一些作品,聚集于我们时代一些人发人深省的事实。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维护着自己作品的完整性,也保持着一份强烈而清晰的洞察力。艺术是,也应该是,一种个人的行为,愿意去诉说一些新颖的,不为人知的主题。正是通过那种非凡的,私人的视角,把一个人内心所见的东西公之于众,而这些创作,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上,形成了我们对于“我是谁”的定义,解释了“我们为何会这样”。这不仅是我们与同代人之间的对话,也是历史和未来的对话。我们每一个个体也许都被短暂的人生所限,但我们仍然有能力将它延长,使之远超过生命的界限。我们都是一种集体意识的一部分,通过我们的作品,影像,思维和写作,而与彼此互相关联。我们对下一代诉说着,我们是谁,我们曾经是谁,并且可能的话,乐观地推断,我们将会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