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终曲 Ryuichi Sakamoto: CODA(2017)
又名: Ryuichi Sakamoto: Coda
导演: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
主演: 坂本龙一
上映日期: 2019-12-16(中国大陆) 2017-09-03(威尼斯电影节) 2017-11-01(日本)
片长: 100分钟 IMDb: tt6578572 豆瓣评分：8.6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简介：
- 这部关于日本顶级作曲家坂本龙一的纪录片，主要按照2012年到2017年的时间顺序，剪辑了坂本龙一30年前参与《末代皇帝》等电影以及40年前作为YMO乐队成员活动的宝贵片段。Coda在音乐术语中是一个乐章最后的段落里强调终止效果的乐段。正如有着匠人精神的坂本龙 一，愿将每部作品都当做生命中的最后一部进行创作。
演员：
影评：
坂本龙一坐在冰山的边缘，牵着一根绳，将录音设备沉入冰原。
这是北极的某天，冰原之下传来汩汩水流声。
“我正在垂钓声音啊”， 他小声说，说完笑了。
他收集着冰川死去时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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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早晨他吞下近十种形态各异的药片，用细细的牙刷反反复复的刷牙。
“生病之后我的抵抗力变得十分脆弱，随时需要保证口腔的卫生。事实上，我后面的牙齿可能已经死掉了”，“我得小心防止复发。能延长生命却没那么做是可耻的”。
然后他走进工作间，坐上充气保健球，继续指挥声音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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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周刚结束的Tribeca电影节上，《坂本龙一：终曲》的导演带着它回到曼哈顿下城。
导演说，原本的计划是拍摄一个演奏会电影，没想到开拍的第二年，坂本确诊癌症，全面停工。计划失去方向。最终，连续拍摄了五年的素材剪成一个类传记的纪录片，配合着坂本先生新专辑的创作，变成这部《终曲》。
Tribeca电影节也很特别，它是911后专门成立的电影节，以Tribeca为中心。17年前的那场浩劫的事发地离这里不远，距离坂本先生的工作室也不远。那年听到声响的他立刻拿起相机冲上街头，拍下顷刻间颓然的文明，拍下错愕的行人，但他着重挑出了一张，是从初生的废墟前掠过的鸟——
“它们会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吗？” 虚弱的人造物和若无其事的自然形成微妙的对立。
几天后他路过联合广场时听见有人弹唱Yesterday，突然意识到音乐已经从生活中缺席了整整一周，而自己竟已觉不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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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从那时就已落定：如何使作为人造物的音乐也获得永恒的可能？
——既描述每个当下的丰富，又咏叹命定的残缺；
——既缝补支离破碎的立场，又对诸此种种一言不发；
——既使用休止符，又仿佛永远也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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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日本大震灾后，他听闻有一架钢琴扛过了海啸，赶忙上路“朝圣”。钢琴被水泡得太久，琴弦失去张力，琴键松弛在各自的位置如犬牙。他却见得欣喜，如获至宝。
“工业革命之后，我们把自然的形态全部按我们的意愿扭曲。这些木头需要年年月月的机器压力才能固定成一架琴的样子。而每过一段时间，我们会说，琴松了，音跑了，需要调琴了。可那其实是，自然正挣扎着回到过去的形态。那跑掉的音，是大自然修复力的鸣响。”
镜头聚焦在钢琴上流转的手与黑白色的琴键；
拉远，继而入镜的是他的黑毛衣和白发，黑白与黑白交响，经过癌症的人与经过海啸的琴共鸣；
再拉远，台下的一排排观众入镜。
你不会预料到那一对一的合唱其实有诸多围观者在场。
他把当下完整的自我交给众人，连带着那份孤独，以及孤独与孤独的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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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是他年轻时的飞扬，例如在拍摄《末代皇帝》时他将钢琴搬上卡车，狂飙在大连、长春、北京的街头，嗅着那古老王朝的遗风，在颠簸的飞车上复刻末代余韵；例如一周写出45首配乐；例如让整个交响乐团等在一边，在20分钟内彻底改写前奏；例如以生涩的演技和David Bowie飙戏，喊卡后再一起回到房间畅聊音乐；例如作为刚开始玩儿电音时试图用自己的手指赶上机器的指令。
直到生命的单向性一再展现在他面前。他才向着那些濒死与永生所发出的声音出走。
他将万物组成乐队，把水桶倒扣在头上站进雨里听雨滴的叩打，去非洲捕捉原始部落舞动的节奏，用小提琴的琴弓拉奏钹，向海螺里送入风，踩在落叶上。他还穿上防辐射衣到福岛隔离区看被射线定居的空城，站在反核游行的前列，把那首《劳伦斯先生圣诞快乐》带给灾民，“大家冷了吧，来听音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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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成语叫“冰山一角”，基于“冰山是无比庞大”的假设。
事实上冰川一角也许就是全部的冰川，融解掉就不复存在。
最好再有一个类似的词，给生命。我们站在一个段落望不到边，就总忘了有终点存在的生命。
新专辑一首叫full moon的音乐里，坂本把一段他喜欢的话让人用中文日文英文韩文法文等语言念出来，做成音样，那段话说：
“因为不知道我们何时会死去，我们总以为生命是某种取之不竭的财富，可有些事只发发生那么几回，其实是少数几回。
“你还记得几个你童年的下午，那些无比重要的、如果没有它们你就也不再是你的下午？也许就只有四五回，也许甚至还不到。
”你还能看几次满月？也许就剩20次。尽管你还以为那将是无尽无穷。“
我还能看到几次满月？我还有多久能在万里狂奔的终点把你找到？我还有多少次，能得到你崭新的礼物，再告诉你我的心情？
全球变暖，冰川消融，
全球变吵，乐者苦笑。
想想当时邀请教授加入YMO时，教授还曾一脸不情愿地婉拒。
和大卫·鲍伊主演[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又傲娇地和大岛渚导演说“你让我配乐我才来演”。
于是，除了出演，还就这样谱出了在世界范围广为传唱的经典神曲《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后来的[末代皇帝]配乐又不小心拿奥斯卡，从此和贝托鲁奇、阿莫多瓦等大导演合作了不少经典配乐。
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早前在北影节放映时，有一票难求之势，因为影迷、乐迷们都是冲着他的名字而来：
坂本龙一，一个传奇的名字，而我们亲切地叫他“教授”。
©《坂本龙一：终曲》台版海报“教授”的称呼，其实来自早期他在乐队YMO时高桥幸宏的一句打趣，“东京艺大研究生哎，妥妥以后的教授。”
影迷们熟悉教授后来出演电影和配乐的那些经历，对其中的趣事如数家珍，但很多人并不清楚，教授的音乐事业其实是从玩电子乐开始的。
1978年，26岁的教授和同样年轻气盛的细野晴臣、高桥幸宏一起组成了Yellow Magic Orchestra(简称YMO，黄色魔术交响乐团)。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会开创新的世界电子乐史。
©刚结成不久的YMO三人组，从左到右高桥幸宏、细野晴臣和坂本龙一《坂本龙一：终曲》中有一段珍贵的早期影像，3人在舞台上表演《东风》，教授接受采访展现电子合成器制作音乐的优势。
是时候把古典优雅的教授形象先放边边了，我们教授年轻时，也是个前卫酷boy。
YMO的结成，要起源于1977年的三个闲人。
闲人一教授，研究生刚刚毕业，可他讨厌上班。教授在自传里说，其实当时上研究生也是为了逃避上班。
反正，这时他的生活就是整日游走在东京大大小小的录音室里，给人家打打零工，赚一点生活费。
教授从小到大学，一直学的是古典音乐，他喜欢的是德彪西那一类，还很少接触到流行乐和民族乐。
©还是学生时的坂本龙一直到毕业后东跑西颠打零工的过程，结识了一圈剧团艺术家和现代音乐人，这其中，就有山下达郎。
山下达郎是70年代最重要的音乐人之一，也是深受披头士、沙滩男孩等六十年代英美摇滚乐影响成长起来的那一代。
正是在山下达郎的推荐介绍下，教授和另两个闲人相遇了。
闲人二细野晴臣，玩的不知第几个乐队Tin Pan Alley正在解散边缘，细野正边思考人生边寻觅下一个团队成员。
细野的音乐生涯其实比教授开始的早很多，69年他在大学时就加入了一个名为Apryl Fool的迷幻摇滚乐团担任贝斯手。
但他更重要的经历，显然是之后和铃木茂、大泷咏一等人组成的Happy End乐队(はっぴいえんど，1969-1972)。
©Happy End乐队，左二是细野Happy End算得上是日本自家摇滚乐的起始点，他们是第一支用日语唱摇滚的乐队，那张经典的《風街ろまん》在日版《滚石》评选的影响日本百盘中无可争议的排名首位。
但Happy End很短命，没过三年就解散了，细野后来也是尝试玩了各种音乐风格，到YMO时，流行性和实验性并存的部分，很大程度就是细野的功劳。
闲人三高桥幸宏，高桥也是早早就开始了乐队生涯。
最早是在民谣团体GARO中当鼓手，后来，又加入了70年代中期风头一时无两的重量级乐队 Sadistic Mika Band(虐待狂米卡)。
再然后是和今井裕、后藤次利等人组成的Sadistic，到和教授相遇时，乐队也已在解散档口了。
©Sadistic Mika Band时候的高桥幸宏，右下有趣的是，高桥除了是鼓手和歌手，还是个服装设计师，一手包揽了后来YMO的形象和造型设计，也带着我们教授这个土直男开始变潮起来。
而且高桥和细野从小就是朋友，这下再带上了教授一起玩。
一次细野邀请两人去家里吃饭，这之后就打开了一册笔记本，上面画着富士山爆发的样子，写了几个大字：400万张。
“把Martin Denny的《Fire Crackecr’racker》用合成器以电子曲风重新编曲，就能在世界卖出400万张。”
抱着这样的雄心壮志，YMO结成了。
7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经济腾飞、科技发展，对于刚刚从战争阴影走出来的日本人来说，一切都是梦幻又极具未来感的。
和日本有些同病相怜的德国也是。
战后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国涌现了一批用音乐来推翻重建的前卫摇滚乐队：
Kraftwerk(发电站)、Can(罐头)、Faust(浮士德)等等。
他们使用电吉他，使用电子合成器，用预先录制好的磁带录音来创作音乐或是制造某种音效，音乐中融合了电子、实验、迷幻和先锋。
而Kraftwerk显然走的更远，他们已经彻底摒弃了原声乐器，只用70年才刚刚出现的便携合成器Minimoog来制作他们的“机器人音乐”。
©德国Kraftwerk乐队，对YMO影响很大而他们也获得了巨大成功，首专《Autobahn》即冲上了美国流行音乐专辑排行榜前位且高居不下。
电子音乐由此迅速开始进入到流行音乐领域。
德国的Kraftwerk，显然成了教授、细野三人YMO的模仿目标。
其实，早在大学时代，教授就多少感知到了当代音乐的发展局限，他曾断言说：
西洋音乐已经到了尽头，未来属于电子乐和民族乐。
细野、高桥虽然不是像教授这样接受严格的音乐教育和训练而来，但他们在多年乐队生涯中摸爬滚打、自学成才，而且更练就了对流行音乐的敏锐嗅觉。
一种渴望用电子乐向世界展现黄种人音乐的想法，在三人脑中渐渐成型：
不是脱胎于古典乐的白人音乐(即White Magic)，也不是以爵士乐为代表的黑人音乐(即Black Magic)——而就是“Yellow Magic”。
©YMO三人从一开始就目光放的很远虽然是受Kraftwerk启发，但并不走Kraftwerk那样强调未来机械感、冰冷感的“机器人”风格。
而是在电子乐中，加入日本民族风情，甚至中国地方小调，亚洲文化里的明媚、柔和、多元，组成了特有的YMO风格。
在形象设计上，教授在高校时积极参加左派学生运动的经历又给了他们意外的灵感。
高桥把很多“红色中国”的元素，运用到了乐队的形象设计上。
比如他们最著名一张专辑的封面，是穿着红色西服的三人和模特围坐成一桌，以一种近未来的科技感和复古的诡异感的混合体，面向观众。
©二专《Solid State Survivor》封面他们唱《中国女La Femme Chinoise》(灵感来自戈达尔的[中国姑娘])，他们从中国小调《让我们荡起双桨》取材歌唱《东风》。
将68一代新青年的红色幻想杂糅和融入进电子合成器的音色狂欢中。
78年11月，当YMO发布第一张专辑时，并没能像Kraftwerk那样一战成名。
但意外机缘是，当时前来日本寻找合作的美国公司A&M Record留意到了这张专辑。
于是，第二年，他们即发行了美版专辑，并策划了美国巡演。
说YMO是在美国成名的并不算夸张，他们从给人暖场到自己演出，很快就积聚起了大量听众。
在舞台上也仍然是那一副打扮，三人穿着红色中山装，在舞台摆弄着先进而新奇的合成器，唱的却是东方音乐，真人寡言沉默，故意与观众保持了距离。
即使是互动，也是通过声码器和台下的观众互动。
©早期在舞台演出时的教授到第二张专辑《Solid State Survivor》发售，他们很快就登上了流行音乐榜，几首代表作《Rydeen》、《Behind The Mask》更是广为流传。
就像当初的豪言，三人真正把“黄色魔法”风潮带到了世界各地。
火到甚至就连迈克尔·杰克逊都翻唱了他们的名曲《Behind The Mask》。而这股风潮又一路从美国回到了日本，他们一跃成为日本当时最著名的乐队，很快在武道馆座无虚席。
更重要的是，以二专《Solid State Survivor》为代表的Synth-Pop(合成器流行，日本叫Techno-pop)风格，使得这一时期的YMO成为了电子乐的先驱之一。
YMO只存在了5年，从78年结成到83年解散，但他们的影响却在后来的电子乐和摇滚乐中无处不在。
他们对合成器的使用、先进的采样手法、和各种风格的融合，大大拓宽和启发了后来的电子音乐人们。
80年代的底特律音乐人们，就是在听着Kraftwerk和YMO的音乐中，搞出了更具有未来主义的Techno音乐。
也是缘于78年YMO的结成，以及Kraftwerk四专《The Man Machine》的发布，78年因此也被电子乐迷们称为“Techno元年”。
而YMO对英国新浪漫(New-romantic)的影响就更不言自明，70年代末以Japan乐队为代表的新浪漫乐队，本来就和YMO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教授和Japan的主唱David SylvianJapan的主唱David Sylvian和教授坂本龙一也成为一生的好友，在[战场上的圣诞快乐]还合唱了那首著名的《禁色》。
在电子音乐史上，尤其是亚洲的电子音乐史上，YMO绝对算得上是革新的先锋和电子流行化的鼻祖。
想想当时细野邀请教授加入YMO时，教授还曾一脸不情愿地婉拒，幸亏细野也算得上强硬“不管怎样，就一起做(音乐)吧。”
才有了教授这一段随意玩玩就不小心成名，而且还不小心成为世界电子乐元老之一的经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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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原载于《电影》杂志与“电影杂志 MOVIE”公众号）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执导了《坂本龙一：终曲》和《坂本龙一：异步》，影迷和乐迷都津津乐道。
这位谦虚温和的导演很喜欢中国，之前去过西藏，逛过广州。第三次到访，是来北京宣传在艺联上映的《坂本龙一：终曲》。才到这个陌生都市，他就被带去芳草地看现代艺术，又被领去吃了小火锅，对薄皮饺子印象最深。
来到采访间时，他手里还拎着工作人员买的一大杯一点点茉莉花茶，说几句，呷一口，相当上道。
M：您跟坂本龙一先生是怎么结识的？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一直都是他的粉丝。（笑）我爸是美国人，我妈是日本人，七八十年代，我就在东京出生、成长。那时候坂本龙一先生在日本已经非常有名了，我学钢琴的时候，就会经常听他的音乐。等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日子变得格外忙碌，我放下了他的音乐，也放下了别的一切事情。过了很久，到了2012年，我碰巧在纽约的一个公众场合见到他，就很好奇他在忙些什么。我朋友跟我讲了他最近的经历，讲他如何关注环境问题，讲他有了怎样的改变，我就想，这里头应该有个值得去说的故事。于是我通过双方的共同朋友，找到他经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表达了想做一部相关电影的兴趣。没想到，坂本先生回复了。而且，他居然还看过我拍的音乐纪录片《埃里克·克莱普顿：罗伯特的时间》（2004），我猜他应该是喜欢的，不然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下来。从那一刻开始，我的生活就改变了。
M：跟大师合作压力有多大？您怎么化解？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确实是个非常知名的公众人物，至少在日本，还有亚洲其他地区跟欧美。当你走进纽约或欧洲的博物馆时，你就会看到很多18世纪或更早时期的国王画像、名人画像，而我当时要做的事情，其实就跟这差不多。（笑）压力太大了，但也不是没有轻松便捷的路数，毕竟他被人称为“教授”，会出现在日本电视上，只要照着这个范式把他展现出来，其实没有什么难度，说不定五个月就能搞定。但是，我觉得这样对这位艺术家太不尊重了。我想要说出一些深层次的东西，这样确实会让自己背负很大的压力，可通过这部电影，我能够找到很多可以表达的空间。而且，我也扛起了很多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来到中国宣传的原因。
M：坂本先生认可的人不多，通过回忆片段来串起故事的方式也不是他喜爱的，您怎样说服他拍摄纪录片？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可能也是机缘巧合。2012年的前一年，日本正巧发生了大地震，引发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露。我是在1989年搬去纽约的，而他也是差不多时间，那对我们来说，这都是发生在家乡的严重灾难。他迫切希望有人能来跟拍，记录这一切，而我恰好出现了。
M：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2012年夏天，我们很快就开始了。那时候他在日本到处跑，有很多的演出，第一天拍摄就是在东京，他正在为一场大型音乐会彩排。我的摄影师迟到了，于是我就临时顶替。与此同时，他还要为“反对重启福岛核电站”发声。乌克兰和俄罗斯政府都会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那一片是没法住人的，但是日本东北有很多地方，污染更为严重，这就涉及到了人道主义问题，可是相关信息并不明晰。对此，他有很强烈的意识，于是在巡演的时候，就会跟大家演说。整个夏天我都跟着他跑，我们的关系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建立的。不过我也知道，一部电影只讲这些活动，并不会很有意思，我还是希望能在电影里一并展现他的抗争以及音乐创作，为此，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M：您总共拍了多久？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5年，就是断断续续，有长有短。头一年我们拍了整整一个夏天，然后等到12月，才去拍那个慈善音乐会，当时他演奏了《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之后又陆续拍了些，到2014年，他生病了，我不想拍他被治疗的样子，也不忍心去打扰他，但他觉得我应该拍，因为这很重要。他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影迷、电影人，他为电影配乐，跟贝托鲁奇等大师合作，所以他很懂电影，知道如果一部电影缺失这一块，就不会是好电影，所以才他会叫我继续拍摄。那时候，我也在等待他创作新专辑，因为我始终觉得，他得把从外界学到的东西转换成内在的故事，创作出新的音乐，这电影才算圆满。那我就一直等，直到新专辑《异步》面世。
M：他那时候知道电影的主题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就是电影创作者得花心思的地方了。（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没有告诉他太多细节，一直到那年年底，我才透露，希望能拍到他发行新专辑。
M：他是放任您来拍吗？每天能拍多久？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看情况，但基本上是随便我拍的。我都不知道究竟拍了多少小时的素材，反正储量已经是按T来算的。坂本先生生病时，只允许我一个人去家里拍。那时他儿子Neo Sora正好大学毕业，就从布鲁克林回到家里帮我做音效。后来我建议Neo Sora在我离开时拍些东西，于是他一听到父亲弹琴，就扛起摄影机冲到楼上拍摄，跟消防员似的，（笑）所以你会在电影里看到坂本先生无奈的“驱赶”动作。我非常喜欢父子间的这些互动，也正因为儿子在家，我们才能获得那么多私密的好素材。
M：杀青那天，他有什么感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说实在的，拍了那么久，他肯定很开心。（笑）在原计划里，举办音乐会那天就是拍摄的最后一天。拍摄期间，我总觉得跟他聊天会浪费时间，（就争取多拍他，）不过这整整五年，也是一场对话。现在感觉很好，压力卸下了，我们能够成为朋友，昨天（指12月14日，斯奇博刚到中国）我在北京闲逛时看到月亮很美，就拍了照片给身在纽约的他，他很喜欢。
M：为什么会有拍摄两部相关纪录片的想法？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第一个原因是，我想要记录下他新专辑诞生的那个瞬间，而正是在那场音乐会上，他首次跟观众分享了新专辑。第二个原因则是，NHK愿意给电影投一部分资金，但需要我们用8台摄影机，拍下音乐会的全过程，而那就会是另外一部完整的影片了。我们准备了一周，拍了65分钟，又剪了一周，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迅速完成了任务。说实话，我一开始并不感兴趣，但拍完之后，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不仅电影有了，衍生品也有了。（笑）
M：那还会继续拍第三部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不知道，这得取决于坂本先生。不过我觉得两部就很好了。最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我都是去买唱片，而且我超爱双碟套装。（笑）那这电影，我也希望有双碟套装的感觉，就跟很多国家出碟时，都会把两部电影打包在一起那样。
M：还有很多没用上的素材，您怎么处理？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想要在电影里加入更多内容，涵盖职业生涯回顾、自传内容等等，就像马丁·斯科塞斯处理《乔治·哈里森：活在物质世界》（2011）和《滚雷巡演：鲍勃·迪伦传奇》（2019）那样，但是这并不适合这部电影，毕竟近年的新素材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内容取舍起来，难度很大，我剪着剪着，背部就出了问题，很痛，坂本先生人很好，给我推荐了他的按摩医生，我去诊治那天，出来后正好碰到他。我心里一咯噔，哎呀，不好。我对剪辑实在太忧心了，一点儿都不希望在这时候见到他，但我还是跟他一起乘坐电梯。他询问了一下剪辑进度，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背好痛！”（笑）他说，“你别整太长，弄得短一些、亲和一些，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并不会想要花上3个小时了解我。”这让我长了一口大气，然后我的背部很快就好了。我们就朝着现定计划去做。他只会给我提一些建议，但从来不会要求我做成某种类型的电影，这让我对他倍加尊重，因为假如我是他的话，很可能一会儿就要加长这一幕，一会儿就要缩短另一幕。电影弄完后，我们在日本，为铁粉推出了一本很厚的书，刊登了大量的采访内容，然后在套装里，也放入了一些花絮。我们不知道在外面他有多少粉丝，市场会有多大，也许日后这些材料还是有用的，比如等到十周年纪念日什么的再推出。在西方，很多人喜爱他的音乐，但知名度肯定没有在亚洲那么高，所以这电影需要兼顾粉丝以及路人，现在看来，效果还是可以的，很多人听说这是一部“好电影”，就过来看了。像是在纽约的林肯中心，这样一部日语纪录片能够放映六个星期，挺罕见的。
M：他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什么时候？有什么反应？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当我们得知要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时候，只剩下很少时间来准备。配乐和声效是需要他来完善的，而我只能在混音阶段让他来看，那时真是极其紧张，但他只是鼓励我说，这部纪录片很不错。之后电影在威尼斯放映，我就坐在他身边，跟1000名观众一同观看，幸好放映顺利，而他也感觉挺好的，后来还请我吃了顿很棒的意大利餐。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回忆。
M：所以那时候你们成为朋友了吧？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觉得就是这首映后。我们合作得很好，但我一开始并不敢说成为了他的朋友，直到我尽自己最大努力把电影做好。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M：电影拍完之后，你有没有对他改观？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个问题很好。跟公众人物合作的时候，我总会提醒自己，他们就是人一个。他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很出色，很有才，很聪慧，这个光有天分是不成气候的。但同时，他们也是人，特别是生病的时候，会让我们意识到，他们也是非常脆弱的。哪怕是他们，一天不也只能吃三顿饭嘛——当然，像我昨天来到北京，因为过于贪心，所以吃了四顿，这个不是太健康（笑）——通过跟他合作，我更明白，当他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也要经历很多磨难和挣扎，所以我就想，这确实是没有特例的。而虽然把他还原为人，我也还是要去观察。不过说到预想的话，我感觉自己之前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误解。话又说回来，身为导演，我对他会有一些预先的判断，这样有时候我会希望他能作出某些特定的反应，这样对电影来说也是好的。这就比较讲究技巧了。他非常聪明，当我想要这样拍他的时候，他就会敏锐地察觉出来，然后故意唱反调。（笑）后来我去观察他跟其他音乐家的合作，发现他依然是这样的，比如他会跟一位音乐家一同彩排，跟对方说上台后，他会怎样怎样，结果却会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很多音乐家都这样，觉得第一遍通常就是最好的，练得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听起来都像是在彩排，感觉会很平淡。这部电影完成之后也是这样，折腾过多的话，就会变得扁平，变得无聊，不再像是为那一刻而生的。这也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重要一课，想做什么就去做好了，不要想太多，因为往往原本的结果就是最好的。
M：那为了让他说黑，你是不是要说白？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嗯，因为我觉得他的血型是B。（笑）好了，这我乱扯的，我不知道中国怎样，但血型分析在日本实在太火了。反正，我是学到了，假如想让他往这边走，我就会故意说反，那最终他就会做出我希望他做的事情。（笑）
M：塔可夫斯基用巴赫的风琴演奏圣歌，坂本先生说那是他在心里尚未成型但很想尝试的概念之一，他由此出发，但要绕开巴赫去写。您觉得他超越了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不好评价坂本先生的水平。塔可夫斯基是一位令人惊叹的艺术家，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很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因为每次看他的电影，我都会被震撼到、触动到，都会有新的体会。他们二人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所处的时代不同，塔可夫斯基那会儿，最好的音效似乎就是立体声，还是说那还只是单音轨录音？我也不太清楚他有没走到立体声的时代。但坂本龙一的《异步》是5.1声道的，非常惊人。电影快要收尾的时候，他整出了一个5.1声道的混音，我跟剪辑师听过之后，在录音室忍不住惊叫起来。（笑）我还不到评判他们水平的程度，但我很熟悉坂本先生的音乐，感觉上他的音乐思考有着三维空间似的，所以我在几个星期前，为《坂本龙一：终曲》的中国市场弄了一个DTS:X版本，这比5.1有了更多声道，要是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去看这个版本，不行的话再选择5.1。毕竟，他的音乐太有震撼力了，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也许他跟塔可夫斯基是可以在同一个水平上的。不过技术进步了，可能也就更震撼了。
M：他在北极圈，说自己在“钓声音”，这说法太有意思了。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这源自于坂本先生非常钦佩的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他很受中国的佛教禅宗影响。禅学在日本也非常流行，还被带去了美国。凯奇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音乐，他有一首名曲，大概四分钟，没有任何乐器伴奏，而你会听到听众发出声响，它的整个概念就是，你要打开双耳，去听生活中真正的音乐。坂本先生非常吃这一套，还把它带到生活当中。所以我想他是相信万事万物都是音乐的，那么，当他在北极圈“钓声音”，他实际上在聆听世界的心跳，而这也是电影的主题。不过，我觉得世界的心跳不是很好，要是你去检查地球的脉搏，就会发现它生病了，我们制造出很多的问题，甚至远到北极圈的冰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当我们完成电影之后，它融得更多，更快。我想，既然他是一位音乐家，他也会感受到脉象并不好，因此他很担忧。但是，他还可以创作音乐，就像日语也会用汉字那样，即便是日语音乐的声音，也能让你找到平静。可以说，他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一面担心，一面又要安抚别人，但我很喜欢这种矛盾性，而这也是这个故事想要呈现的。
M：肯尼亚之行后，他找到了根吗？根怎样影响他的创作？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一向对音乐人类学很感兴趣。很早之前，他就想当一名普通的音乐人类学家。当他在东京的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时，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正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知道他在肯尼亚找到了什么，但我想，他之前得到的回应是纽约的911恐怖袭击，因此他想要在旅途寻找答案。他是一名音乐家，特别是在80年代的创作中，会从全世界各种音乐元素里寻找到独一无二的表达。《末代皇帝》的配乐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创作出来，而且完成得那么出色，是因为他能够尽一个外来者的能力，去理解不同文化中的音乐。那次去非洲，也许让他有所改变，但那只是让他对生活的基本理解得到一种肯定，而这些都是来源于同一个渠道的。许多天赋很高的音乐家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不管是约翰·列侬还是坂本龙一，然后他们都在面对世界时陷入了某种困境。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国家，只有一种音乐。诚如他在电影里说的，种族划分不过是一出闹剧。但你知道，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这样去说，可能公司员工就会有另外一种视角，但身为艺术家，他一直都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相。
M：他现在还有那种创作出好作品的紧迫感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我刚开始拍他的时候，曾经见证过他从一大早一直工作到大半夜，而且他会同时做很多事，会跟多位音乐家一同录制，就像是集舞台上7位完全不同的音乐家于一身，说得形象点，他就像是有着12只手，（笑）什么事都可以迅速完成，而且身强力壮。对于一个故事来说，说这些并没有什么趣味性可言，但他就是这么厉害。只是生病后，我也见到了他极度脆弱的状态。即便是现在，他也会说自己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因此想要创作一些不会以此为耻的作品。看到他作为凡人的这一面，让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我也能够见证到他的音乐是如此纯粹而有力。只要他的意图也是这般纯粹，这般具有普世性，那么这部电影对于观众来说，也就是有意义的。要知道，一个天才非常棒，非常高效、能干，那这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但当这样的人在接近死亡时，同样能够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么就非常动人了。
M：他在自传里曾感叹自己应该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眷恋，您觉得他现在变了吗？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他这样说的时候，还没有经历过大病。那当他变得这样脆弱的时候，我觉得他成为了一名更耀眼的音乐家。他不是那种慈悲的人，但是他也更多地感受到了人间疾苦，而音乐多少有点像是站在痛苦的对面的，因此去理解痛苦，其实是好事来的。
- 68岁的坂本龙一：不对自己说谎，不忘记看每天的月亮
《坂本龙一：终曲》正在中国上映，
导演史蒂芬从2012年到2017年，
5年跟拍制作，
完成这部关于坂本龙一的纪录片。
1989年 摄影：Albert Watson豆瓣上3万5千人看过，打出8.8的高分。
坂本龙一，被大家昵称“教授”，
世界级音乐家、电影配乐大师，
是亚洲年轻人的共同偶像。
坂本年轻时组乐队YMO，在欧美和日本走红，
对后世的电子乐、hip-hop有开创性影响，
35岁因《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
38岁定居纽约后，
常以环保、反战为题材进行创作。
粉丝对他的喜爱，早就不限音乐，
而是把他当做一种文化ICON、
一个精神领袖，去崇敬。
一条专访斯蒂芬导演再过一周，就是坂本龙一的68岁生日。
我们在《坂本龙一：终曲》上映之际，
专访了来到北京的史蒂芬导演，
“我希望这部电影，能让大家感受到
坂本龙一是如何听到这个世界的。”
编辑 倪蒹葭
音乐家坂本龙一：亚洲年轻人的偶像
2017年9月，威尼斯电影节，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世界首映，现场观众起立鼓掌，长时间不息。
前排的坂本龙一有些害羞，他略有尴尬地对身边的纪录片导演说：斯蒂芬，我们离开这里吧。
《坂本龙一：终曲》记录了这位音乐家，在日本福岛核泄露、及亲历咽喉癌之后，如何用艺术回应灾难，重新开始创作音乐。
2019年12月，电影终于在中国上映。乐迷、影迷等各路粉丝，纷纷前往膜拜。
坂本龙一在格陵兰岛，为当地自然声着迷
《坂本龙一：终曲》截图《终曲》从2012年开拍，2017年完成。
起初，导演史蒂芬想要拍摄一部演奏会电影，然而在2014年，坂本龙一被诊断出了癌症，纪录片的方向也随之改为传记纪录片，我们也得以了解坂本龙一不为人知的人生经历。
YMO成军时期古典乐出身，却成为日本当代音乐的革新者
坂本龙一1952年出生在东京，3岁开始学钢琴，年少时觉得自己是德彪西转世。
但坂本龙一从未刻意要成为音乐人，因为不想被任何固定职业限制，他在填写志愿的时候写了“没有志愿”，直到细野晴臣推了他一把。
1978年，细野晴臣邀请坂本龙一和高桥幸宏，一起组个乐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坂本当时刚从东京艺术大学作曲系研究生毕业，高桥幸宏打趣他，在搞音乐的人中算学历高的了，问他以后会不会成为教授。“教授”的昵称由此而来。
YMO乐队，左起：细野晴臣、坂本龙一、高桥幸宏
YMO专辑封面坂本龙一惊讶于细野和高桥没受过正统音乐教育，却掌握了音乐的核心。与受系统古典音乐训练、热爱实验性现代音乐的坂本不同，细野和高桥的音乐源头中有爵士乐和流行音乐的元素。
YMO的音乐在欧美走红之后，开始在日本被接纳，80年代初的东京街头，随处可以听见YMO乐队前卫、高科技感的电子音乐。对后世的电子乐、hip-hop有开创性影响。
坂本说，“加入YMO之前，我不过是半瓶醋，在乐队中经历了争执和纠葛后，才一点一点成长。”
1983年，YMO在巅峰时解散，成为传奇；坂本龙一单飞，也开始在电影配乐领域大放异彩。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电影配乐大师
1982年，电影导演大岛渚邀请坂本龙一主演《战场上的快乐圣诞》，饰演一名日本军官。
坂本是大岛渚的影迷，看过他几乎所有电影，但傲娇的年轻人附加了一个要求：那请把配乐也交给我来做吧。大岛渚说好。
当时日本电影通常是在上映前一周匆忙配上音乐，但是坂本向大岛渚要求了3个月时间，大岛渚再次同意，而且没有任何指示，给他100%创作自由。结果，主题曲《圣诞快乐，劳伦斯》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电影本身。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关于这首神曲的创作，坂本龙一本人是这样阐述的：“因为是圣诞，所以想用铃声。而电影故事发生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不能用欧洲的铃声，所以想到用巴厘岛甘美兰的声音。”
由此，坂本龙一开始了和多位国际名导合作电影配乐的生涯。
《末代皇帝》剧照
坂本龙一和陈冲，拍摄《末代皇帝》时1986年，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在北京紫禁城开拍，邀请坂本龙一饰演日本军官甘粕正彦。拍摄结束后，他被紧急任命为影片作曲。
2个星期后，坂本交出了44首曲子。
皇妃文绣在雨中离开了溥仪的家，扔下雨伞出走，他为文绣写了一首《Rain》。第一次给意大利的工作人员听的时候，所有人互相拥抱，喊着，“bellissimo（太美了）、bellissimo（太美了）。
《末代皇帝》还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原创配乐其实坂本没有学习过中国音乐，他接到任务马上买来20多张中国音乐精选集，花了一天时间全部听完，2周赶出44首，完工之后就累得住院。
他说做电影配乐，是因为这些电影创作者吸引着他，“我好像继承了父亲的性格，很容易被人或事吸引，而且入迷。”
坂本龙一在纽约的私人工作室2014年，在自己癌症治疗的关键时期，坂本不顾家人反对，接受了电影《荒野猎人》的配乐邀请，因为没有办法对亚利桑德罗导演说不。
2017年，台湾导演蔡明亮把新片《你的脸》寄给他请他看看，他便回信说想要做这部电影的配乐。一个月后，坂本龙一把音乐发给了蔡明亮，附了一封短讯：您想用多少，用在哪里，都可以。
音乐放进电影中，非常贴合，后来获得台北电影节最佳原创配乐。
“万物皆音乐”
纪录片《终曲》中，坂本龙一随时随地都在收集、记录声音：
穿着蓝T的坂本龙一，头上套着个蓝色塑料桶，站在雨中感受雨滴敲击的声音。
潜入森林，收集踩在枯叶上的脚步声。
去非洲记录原始部落的歌声，在肯尼亚的湖泊上采集自然声。
少年时代，受到约翰·凯奇（John Cage）等现代音乐家影响，坂本龙一认为万物皆是音乐。80年代的巴厘岛旅行，他看到当地人在鸽子脚上系上鸽哨，放飞的时候，鸽哨发出忽远忽近的声响，和悠悠的风声、森林的声音混在一起，他念念难忘。
所以担任2014年札幌艺术节总监时，他设计的开幕式并不奏乐，而是让一群系上鸽哨的鸽子飞翔。
坂本龙一录屋顶上的雨声坂本龙一感兴趣的不仅是音乐本身，还有整个环境的声音景观。
“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打开窗户，然后把录音器放出去。”他会在任何地方敲打看到的东西，了解它们的声音。在巴塞罗那，一辆巡逻车响着汽笛驶过，他赶紧掏出手机录音，为没有错过这个声音开心。
2011年日本海啸和福岛核泄漏后，坂本龙一发现了一架被海啸吞噬过的钢琴，钢琴完全走音了，他却被这个声音迷住了，“海浪一瞬间涌上来，让钢琴回复到自然状态，经过自然调音的钢琴声，我觉得特别美。”
他把这架钢琴的声音，放进了新专辑《异步》中。
《坂本龙一：终曲》截图纪录片《终曲》的拍摄过程，刚好也是坂本龙一新专辑《异步》的创作阶段。他十分喜欢这张专辑，甚至有把它藏起来、不给别人听的想法。
这张专辑里的音乐与以往十分不同：
几乎没有旋律，而是由踩在落叶上的脚步声、被海啸损坏的钢琴发出的声音、测量核污染仪器的哀嚎声、日本传统的三味线等等声音，奇妙地组合着。
这是福岛事故和经历癌症之后，更加感受生命脆弱的坂本龙一，最想要做的音乐。
2017年NHK专访坂本龙一2017年《异步》发行之时，他在NHK电视台被访问道，想以怎样的方式燃烧至尽，坂本想了一会回答，“确实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不对自己说谎，想做真实的音乐，真实地活下去，还有不忘记看每天的月亮。”
虽然早在80年代就成为欧美和日本的音乐偶像，但坂本龙一从未停止对音乐边界的探索。在现代音乐、古典乐、流行乐、电子乐、民族乐等等之间来回跳跃，也在地球的各个地方，北极、非洲、南洋小岛汲取声音灵感，越来越不受到限制。
用音乐介入现实
“总觉得无论我们说什么，上头的人都听不见。最终又回归沉默，日本人已经沉默四十多年了。”
纪录片《终曲》中，坂本龙一参加了反对重启核电站的大型集会，他说：“不管是核电站事故，还是灾后日本的政治状况、社会情况，全都每况愈下……如果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会感到非常压抑。我做不到视而不见。”
一直以来，坂本龙一有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是积极的社会活动推动者。
大学时的坂本龙一坂本龙一的父亲是出版社编辑，母亲是帽子设计师。70年代，左翼思潮在日本非常流行。出身有闲阶级的坂本龙一，从高中就是一枚左翼热血青年，积极参加左翼运动。
“仿效中国的精神，我们也要用音乐为工农服务！”“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反对学校统一的制服，统一的考试制度，在他们高中的罢课运动中，校服、校帽和考试，真的因此被取消了。
虽然坂本龙一最后还是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但他认为自己带着“瓦解大学制度”的想法进入了东京艺术大学。
高中时的坂本龙一
1969年，在新宿高中校舍前发表激情演说在自传《音乐即自由》中，坂本龙一回忆当年积极参加运动的自己，“当时有个传言，在被封锁的新宿高中校园里，坂本带着安全帽在弹奏德彪西的乐曲。不过我已经不记得这些事了，如果我真的做过，毫无疑问就是想出风头。”
如果说少年时代的积极运动，带着“中二”气息，38岁搬到纽约居住之后，他越来越深刻感受到存在于世界上的断层。
摄于南青山的个人录音室1997年，写下《Discord》（意为不调和、争端）这首曲子是因为，他看到电视正在报道卢旺达内战难民的新闻，当天夜里，梦到自己想要写一首关于这起事件的管弦乐曲，于是立刻起身，冲到位于地下室的工作室内，赶紧动笔写下了。
“当时我有一种无法沉默下去的心情。对我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转机。”
《LIFE》中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头像1999年，世纪之交，坂本龙一写了一出歌剧《LIFE》（生活），蕴藏了许多与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相关的信息，比如核武器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头像投影在巨大屏幕上。坂本期待经过20世纪的战争和灾难，数以亿计的人因此死去，到了新世纪，人类也会变得更明智一些。
坂本龙一拍摄于911事件可是21世纪的头一年，他在纽约亲历911事件，生活陷入恐慌之中。很多人担心恐怖分子会用核武器发动第二波攻击，为此坂本龙一买了一辆越野车，里面储备了一个月的水和粮食，打算随时逃难，还买了很多防毒面具，分送别人，也送了前妻一个。
12月，他和村上龙等好友一起出版了一本评论集《反战》。
《Chasm》专辑封面21世纪，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是《Chasm》（意为裂痕、断层），专辑发行于2004年，这前一年美军进攻伊拉克。专辑充满着被愤怒驱使的心情，比如第一首歌就是说唱，由韩国说唱歌手MC Sniper联合演绎，歌词写着“搬运因为饥饿呻吟的老人，被恐怖中的不安和危险拽着的你和我……”
“虽然一般大众走上了全球各地的街头，质疑美军进攻的动机并不单纯，但那些媒体或专业人士，却对此一声不吭。我真的看不下去，每天都很痛心，想着这是开什么玩笑。”
2008年格陵兰岛之旅
坂本龙一把录音机放进冰川，“我在把声音钓上来”坂本龙一对人为灾难和环境问题的思考，在2008年的格陵兰之旅中，得到了某种解答。
当时是一个艺术项目，邀请艺术家去格陵兰岛，直观地看全球暖化的后果。见到数量惊人的海水和冰山，坂本内心受到很大冲击。
“当人类加诸大自然的负担一超出大自然容许的范围，受害的是人类，大自然不会感到任何困扰。生活在冰山和海水的世界的那期间，我不断感到人类是多么微不足道。”
格陵兰之旅也深刻改变了他正在创作的专辑《Out of Noise》（2009），使用了北极冰雪融化声、流水声，他让这些原始声音直接排列，崭新的音乐也逐渐成形。
坂本龙一和东北青少年管弦乐团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以及核泄漏事件，对坂本龙一影响深远，他招募受灾地区的孩子，组建了一支东北青少年管弦乐团，亲自教授，把他们带进音乐世界。
直到2019年的采访中，他仍然说“事件带给我的震动至今还在。那种震动究竟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做？我还没能找到答案，它们也影响着我的创作”。
《坂本龙一：终曲》也记录了他寻找答案的过程。
以下是纪录片导演史蒂芬的自述。
《坂本龙一：终曲》是如何创作的
自述 史蒂芬·野村·斯奇博
福岛核泄露事故后，
我见到了不一样的坂本龙一
1990年前后，我和坂本龙一，几乎在同一时间从东京搬到了纽约。
我是1970年出生在东京，妈妈是日本人，爸爸是美国人。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整个东京，我感觉YMO的音乐无处不在。我一直是坂本龙一的粉丝。
2011年，日本东太平洋发生9级地震，继而发生海啸，福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在役核电站。家乡的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2年5月，我在纽约的一次有关福岛核灾难的活动中见到了坂本龙一，当时是一位京都大学的核物理学家，来做核污染的演讲。眼前的坂本龙一，和我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了 。
YMO时期，坂本龙一做出机械感的电子音乐在我的印象中，他是YMO乐队最英俊的成员。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科技迅速发展，从战后阴影中走出来，大家对未来有一种梦幻的向往，YMO的音乐带着时髦的机械感，他就像一个时代典型，代表着科技能带来的希望和幸福。
而眼前的坂本龙一，年纪大了，他显得有些懊悔，意识到技术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
坂本龙一在反对重启核电站的活动现场在这个活动上，我第一次知道坂本龙一对环境问题、核问题有自己的立场。我也得知他计划于2012年7月在东京举办一场名为“无核”的音乐节。
日本主流媒体对于他反对核污染的立场感到不安，因为他太有名了。这些媒体不跟进报道、保持沉默，而我是一个住在纽约的独立电影制作人，我觉得我应该去记录它。
我真的不知道坂本龙一为什么会答应。他后来告诉我，看过我的另一部音乐纪录片，关于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他很喜欢。
而且我猜测他的确希望有人能在福岛核事故之后，帮他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许他认为我能以国际化的视角去讲述。
坂本龙一为灾区人们演奏灾难之后，我们能做些什么 面对灾难，我们无能为力，只能试着找出自己能做什么。坂本龙一成为了一个积极活动的音乐家，而我为他拍了一部纪录片。
在岩手县一个叫陆前高田的小镇，很多人在海啸中丧生，是一个重灾区。2012年12月，坂本龙一去那里为当地人表演。
地震发生在2011年3月，此时是在一年零9个月后，很多人还处于创伤中，有些人告诉我们，在坂本龙一演出的时候，他们终于可以真正入睡了。
当时那个情境很打动教授，但是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为了使人们从音乐中感到放松，演奏者不能够太情绪化。福岛核事故之后，我们已知的世界似乎要走到尽头，好像进入了一个时代尾声。
我想展现坂本龙一是如何用艺术回应灾难。
这部电影的第一个场景，是坂本龙一在弹奏一架被海啸损坏的钢琴，他觉得走音的钢琴声很美。
这个场景基本囊括了所有这部电影在探索的主题：关于一个人克服困难、并开始创造新的美妙音乐的故事；他最终拥抱了生活，但同时，他对世界上所有正在分崩离析的事物有着非常敏锐的意识。
患癌症后，他鼓励我继续拍下去 拍摄期间，2014年，他患上癌症。
得知他的病情后不久，他允许我去采访他。我不忍心继续打扰，但他说你应该拍下来。这是整个拍摄中最痛苦的部分。我采访了他很多内容，因为癌在他的咽喉，我们担心他以后不能说话。
当时坂本龙一先生和他家人，不希望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来他们家拍摄。
当时他的儿子刚刚大学毕业，是个很有天赋的电影制作人，我一个人在他们家拍摄时，他就帮我打灯、收音。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直接自己拍呢？
我很快就发现，他拍的镜头非常好，有一种非常温柔的关系在里面。后来他一听见父亲弹琴的声音，就像消防员一样，拿着相机冲过去拍。家里面的很多镜头是坂本先生的儿子拍的。后来坂本先生的身体恢复了一些，我会带一个小小的团队来，他的儿子也会成为团队一员。
坂本龙一纽约家附近的街区我曾经尝试导演坂本龙一，但是从来行不通。他太聪明了，一意识到我在做些安排，他就会毁了它。他相信自然流露是最好的，你就是在诚实地表达。
也的确如此，我之前一直想以新的音乐的诞生作为电影的尾声，事情就自然发生了。
那天我们已经完成拍摄，只想从坂本龙一身后补拍一个在弹琴的镜头，他说，那我就随便弹了。他开始弹《Solari》，这是他写的一首新歌，他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演奏这首曲子。
那其实是我等待了5年的时刻。
拍摄过程中，有很多回忆，最美好的就是和坂本龙一待在一个小房间，他在一架钢琴前作曲。
那整个夏天他都投入在《异步》这张新专辑的创作中。我们每个周末去拜访他，会谈论他的想法、他的生活，最妙的是，有时他有了灵感就会突然开始弹奏。
音乐太美了，而且他就坐在那儿。
“我想让观众感受
坂本龙一是如何听到这个世界”
我们都叫坂本龙一“教授”，我想把他的理念，也融入到纪录片的制作中。
坂本龙一是一个极简主义者，他总是说少即是多。所以电影中有很多沉默的时刻，有时沉默是最有力的。
《东京旋律》中坂本龙一弹奏《圣诞快乐劳伦斯》这部电影有许多片段，在过去和现在来回穿梭，剪辑上还会从世界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这是坂本龙一的思想特点之一。
电影中我穿插使用了一些1985年，法国摄影师Elizabeth拍摄的坂本龙一纪录片《东京旋律》，那就像一个时间胶囊，当时他弹奏《圣诞快乐劳伦斯》的速度更快，钢琴音调也调得更高，他说话也更快。当时和现在的对比很有趣，也很美。
1987年，坂本龙一就出过一张专辑《Neo Geo》（新地理），其中有巴厘岛的音乐，有日本冲绳的，也有来源于非洲的音乐，对他来说，这是一整个平坦的世界。电影中也是如此，上一刻在非洲，下一个场景就到了格陵兰岛。
坂本龙一在福岛核事故后的灾区，电影中此处可听见测量放射污染仪器的鸣叫我把电影的整体节奏放慢，让声音能够停留，被感觉到。这种方式也跟我和坂本龙一一起去福岛核污染区的经验有关。
那儿实际上非常平静，有鸟类，但没有人烟，我感到最恐怖的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危险。人的五感是没法感知到核污染的，只能通过科技的东西探测，无色无味，我们人类制造出来了一种危险，我们自己无法感知。
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观众感受到坂本龙一是如何听到这个世界的。
坂本龙一在新专辑《异步》的演奏会上
龙一相信所有的声音都是音乐性的——即使是环境声。他收录各种声音，把它们带入专辑。比如，把麦克风挂在家里的墙上，让他的房子变成像一件乐器。这个理念启发了他最新的作品，以及我们的剪辑方式。
破碎的钢琴声、测定放射能量仪器的哀嚎声、北极冰层融化的声音，以及坂本龙一弹奏美妙的旋律——所有这些，像乐句一样被组合。我们根据声音来剪辑电影，希望它就像一首很长的乐曲。
电影的结尾，他创作出了美妙的新音乐，然后又回到生活中，天气很冷，他说要动动手指，保持温暖，继续创作。
部分图片来源：《音乐即自由》，感谢楚尘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