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桑德拉大桥 The Cassandra Crossing(1976)

又名: 飞越夺命桥 / 惊天大瘟谋 / 火车大灾难

主演: 索菲娅·罗兰理查德·哈里斯马丁·辛 O·J·辛普森莱昂内尔·斯坦德安·托克尔英格丽·图林李·斯特拉斯伯格艾娃·加德纳伯特·兰卡斯特洛乌·卡斯特尔约翰·菲利浦·劳雷·洛夫洛克阿莉达·瓦利斯蒂法诺·帕特里兹托马斯·亨特福斯塔·阿韦利安琪拉·古德温约翰·P·杜拉尼

类型: 剧情动作惊悚灾难

制片国家/地区: 英国意大利西德

上映日期: 1976-12-18(意大利) 1977-03-31(西德/英国)

片长: 129分钟 IMDb: tt0074292 豆瓣评分：8.3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演员：

马丁·辛

影评：

    必定驶向卡桑德拉大桥
    文/夜飞雪

    1976年，冷战还未结束。英国，意大利和西德联合拍摄了一部名为《卡桑德拉大桥》的影片，观众们把它命名为“灾难片”，该影片的拍摄手法与内容成为此后灾难片的经典模式。

    故事其实挺简单，两名恐怖分子想要炸毁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实验中心，行动失败，其中一名被击毙，另一名沾染了实验室的肺鼠疫恶性传染病菌逃上了开往瑞典的火车。为确保病菌不被扩散，有关方面下令封死列车，并让列车改道开往年久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人为制造翻车事故以掩盖真相。

    倘若人们了解影片的时代背景，就会从故事中看出微妙的东西来，比如预定的旅程和改道后的路线，还有出场的各类人物等。尽管三十年已过去，细细研究，我们还是会发现许多并不会随着时光流逝的奥秘，历史总是相似的，这部影片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告诉了我们一些常规性的哲理，包括我们平常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政治。

    我们先来看看两条行车路线：

    原路线：日内瓦（瑞士）→巴塞尔（瑞士）→巴黎（法国）→布鲁塞尔（比利时）→阿姆斯特丹（荷兰）→哥本哈根（丹麦）→斯德哥尔摩（瑞典）

    改后路线：日内瓦（瑞士）→纽伦堡（前东德）→卡桑德拉大桥（波兰）

    这两条路线完全不搭边，原来的往北，而改道的列车却驶向东方。改道的方位不可思议的相差如此之大，是什么原因可以命令列车不顾1000多名旅客的意见而驶向陌生的东方？

    我们得回返到影片的开头，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大楼的警报声走入的并不是日内瓦保安人员，而是一名上校身份的美国职业军人。原来，被恐怖分子沾染的肺鼠疫病菌是美国秘密研究的，他们以为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实验室进行生化研究不会有人过问，没想到却被两个闯入者打翻。绝对不能让美国秘密研制生化武器的丑闻泄露，这是主宰那车人命运的惟一理由。

    我们知道1976年冷战还未结束，在广袤的欧洲大陆上，国家按各自的利益结成两种联盟：北约和华约。剩余的一些是中立国。列车本来从中立国瑞士开往中立国瑞典，但是突如其来的灾难让联盟顿时瓦解——巴塞尔、巴黎、布鲁塞尔相继拒绝了列车停靠在她们的领地，即使同属于北约的法国与比利时也不例外。列车不能凭空消失，上校想起了遥远的波兰，他有一个可以私下里交易的重要人物。波兰属于华约组织，与美国正处于敌对的非常时期。但是波兰答应了上校的要求，让列车绕过卡尔巴千山，穿过卡桑德拉大桥，到亚诺的隔离区。

    消息传到奔驰的火车上时，乘客们还在悠闲地谈情说爱。让我们看看这些分别出场的重要人物：

    上校麦卡其——美国军人，代表政治、军事与国家利益

    医生斯切娜——病菌研究者，代表WHO

    医生张伯伦——拯救病人的英雄，代表良心与人道主义

    作家珍妮弗——张伯伦的聪明前妻，代表爱情与记录

    犹太老商人——代表集中营屠杀下的一代幸存者

    军火商太太——代表依靠战争而发财的权贵阶级

    毒贩罗比 ——前登山运动员，军火商太太的情夫，代表洗心革面的投机分子

    黑人警察 ——代表正常程序下的公民保护者

    生病小女孩——代表希望

    感染的恐怖分子在车厢里大量接触人群，当他在行李间死去时，其他乘客已有发病的趋势。有意思的是这两位恐怖分子竟然来自中立国的瑞典，如果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一定来自中亚并操着一口阿拉伯语。

    医生斯切娜与张伯伦很快找到了病菌的控制办法，但是上校并不愿意让车停下来，在卡德拉桑坠毁是他不再更改的决定。敏感的女作家从犹太老人的痛苦中知道了卡德拉桑是一座不能承受重量之桥。但把守列车的军人断绝了停车的念头，列车上的乘客只能自救。自救的方式异常惨烈，靠着黑人警察的一把手枪，乘客们在张伯伦的带领下与军人们展开了博斗。毒贩罗比和黑人警察相继战死，最后在犹太老人的自焚中，炸开了最后几节车厢。而前面的车厢在冲过卡桑德拉时，大桥坍塌了，列车摔进大河引起大爆炸，河面上漂满了无辜者的死尸。

    列车最终没有抵达亚诺隔离区，幸存的人们带着病菌一起自由逃生。影片选在亚诺作为此行的终点，是因为那里有着史上最残酷的集中营。老犹太的妻子儿女就死在那里，他逃跑了一生不愿回到波兰，但仍旧埋骨亚诺，所以他说“这是宿命。”

    影片想要表述的太多了，无论哪一条线索都会引发人们的追问与痛苦。结尾时麦卡其上校对斯切娜医生说：“你要珍惜自己。”这句话出自好意，他沉痛的表情已预料到了他自己与斯切娜此后的命运。果然，军方的电话告诉观众，上校与医生都已处于军方的监视之中。此前，麦卡其面对斯切娜的责问时，他如此回答：“虽然现在当军人很不光彩，既然当了就得当好。”而我们知道的是，奥斯维辛大屠杀的重要执行者艾希曼在1961年的耶路撒冷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我执行上级的命令，执行命令乃军人的天职。我的双手没有血迹。”与此类似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无能，在美国军方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中立国不能保证人民的安全，本应救死扶伤的实验室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帮凶。一切都充满讽刺，又是那么可悲。

    距二战结束已经二十年了，是谁给了麦卡其上校毁灭1000名无辜者的权利？计划如此周密，如果不是弱小的人们奋起反抗，亚诺河又要增添更多的冤魂。意大利、英国、西德的制片人与导演们大胆地将列车开往纳粹集中营，不言而喻他们是在暗示美国军方无异于纳粹的本质。只要有国家存在，有种族冲突，有利益较量，任何生命都可以牺牲。这是我们永远要面对的事实，这种事实与战争和平无关，战争与和平从来都是相对的。平静的外表下，恐怖主义与灾难如影形随，而最终的受伤者必定是手无寸铁的民众，越是无辜者越要流尽鲜血。影片最后的灾难已不是肺鼠疫菌，而是政治的阴谋。医生们能控制疾病，却不能治好政治的恶毒。

    通往卡桑德拉的大桥果然崩溃了，它怎能不塌呢？破败的大桥承受不了从西方而来的滚滚车轮。东方之旅一路上萧条阴暗，搬离的残舍，倒塌的教堂，冷清的坟茔，无不显示着政治的后遗症。1991年之后的波兰很快加入了北约，东西方融为一体，下次再拍灾难片时想必不会选择波兰了吧。

    如同无法避免政治一样，我们也无法避免自然界的病毒。稍稍能让人心中安慰的是患难中的真情，当渺小的人们面对无法逃避的灾难时，惟一能拥抱的只有身边的亲人。2003年非典肆虐时，我发现深圳结婚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原来打算拖几年的情侣们一夜之间戴上了结婚戒指。张伯伦医生与珍妮弗作家在死亡之际破镜重圆，想必他们不会再离第三次婚了。爱情总是在特殊场合显示，贩毒者罗比虽然一直利用军火商太太在欧洲各地贩卖毒品，但他在跳窗前一刻把她托付给珍妮弗，这简短的一句话足以让今天对爱情丧失信心的情人们动容落泪。

    黑人警察为救生病的小女孩付出了生命，这预示着美好的希望——也许世界令人绝望，但毕竟未来可待。房龙在《宽容》的末后写道：“等到象屠杀无辜的俘虏、烧死寡妇和盲目崇拜一纸文字这样的不宽容成为荒诞无稽的事，宽容统一天下的日子就到了。这可能需要一万年，也可能需要十万年。但是，这一天一定会来到，它将紧随着人类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征服自身恐惧心理的载入史册的胜利——而到来。”但是在1940年再版后记中，他又重弹悲观的调子，“这个世界并不幸福”，“我们如今的时代还没有超脱仇恨、残忍和偏执！”

    我不敢对人类自身的秉性抱有太多期待，世界总是被邪恶控制着。东德解体时，解密的几公里长的档案震惊了世界，如果美国中情局某天把它的秘密公布于天下，可能会让所有人发疯和绝望。在强大的疯狂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人是多么弱小与无辜。可是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除了仰望上帝没有丝毫的办法。医生说，“病菌的感染率是60%，不发病的除了自身免疫力，就得靠上帝了。”2003年非典时期，我连续发了八天烧，就在第七天的夜里我写好了遗书。我一直坚持着不去医院，也不让任何人知道，与其说医学院毕业的我相信自身的免疫力，还不如说我对隔离病房充满恐惧，我害怕在那里没来得及帮我确诊就把我推进了火化间。好在上帝庇护了我。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灾难，普通民众都失去了选择权。在各种邪恶力量的主宰下，疾驰的列车除了开往必然坍塌的卡桑德拉大桥，还能开往哪里呢？

    2006.5.14观影片《卡德桑拉大桥》有感
卡桑德拉大桥的尽头……

文/北欧海盗Eric

说到以火车为主题的电影，相信不少人脑海里会浮现起一个个火车奔驰的画面，称得上经典的实在太多了，如《东方快车谋杀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东方快车》毕竟是以案件本身为主体，“火车”这一主题并不是突现得很明显。提到火车我所想到的，是另一部更有气迫的经典老片：《卡桑德拉大桥》。这部片子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剧情、音乐、气氛的营造，都叫人赞叹不已，尽管这是一部1976年的作品，但丝毫不亚于今日好莱坞华丽的快餐电影，只能说有之而过无之不及，该片引进中国内地时，经过了上译的配音，再一度很好地诠释了故事的主题。

这是一个富有涵义又充满讽刺的故事，讲述了因一个偶然事件，一辆火车上的乘客感染了病菌，对此作为政府代言人的麦肯奇上校为了“大局”着想，避免病菌扩散到外界危害更多的人，决定对“传染源”进行“销毁”，只不过，这些“病源”并非“克雅病”中的病牛、亦非“禽流感”中的鸡鸟，而是活生生的一群人——列车上的全体乘客！故事中的政府人员堂皇地打着“保护人民”的伟大旗帜，似乎为了拯救世人，他们不得不“忍痛”牺牲掉火车上受到感染的乘客们，而事实上，那些病菌来自于美国政府参与研究的化学实验，避免这些实验的资料外泄，这才是政客们眼中火车乘客“该死”的真正理由……

故事的许多主要人物让人难以客观地去作评价，像以下故事中的这些人物，绝不是可以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论定的。

其一：个性复杂的上校

作为故事的主人公，麦肯奇上校的决策主宰了整个事态的发展，列车乘客们的生命全靠他一句话说了算。故事最后，列车在上校的“安排”下驶向了宣告死亡的大桥，上千条无辜的生命一去不回，从这点上来看，正如女医师所评论的，“恶魔”这个词眼，实在不足以形容上校的心狠手辣。但其实上校也曾为救助火车上的人作出自己的努力过，当发现火车上存在病毒传染的危险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通知张伯伦医生，与其探讨解决方法，如果他真的完全不把人命当一回事的话，那时就不会作出此决定了。另一方面，上校也有自己的道德观，作为军政人物，他和许多权力份子一样，信守着“牺牲小我，顾全大我”的准则，这与他们个人品质是否高尚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涉及到一个多少年来一直饱受争议的话题：“如果牺牲100人，就能拯救百万人、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你会不会把这100人给牺牲了？”迫使上校做出故事中那些决策的并不是上校本身的道德如何，而是取决于他的身份。作为平民百姓的我们，是无法接受这样的观念的，但政治家会，在政客看来，为了顾全“大局”，总是要有小小的“付出”，也许上校心底边想着：“如果不牺牲掉列车上的几百人，那么当他们走出列车时，将会有更多的人感染到病毒，死去的人也会更多”，上校决心销毁这群“病源”的想法是十分坚定的，但知道内情的张伯伦医生并不愿坐以待毙，凭着张伯伦医生一行人的努力，终使少数人生存了下来，这些人留在了冷战时期北约的敌对势力——华沙条约成员国波兰的领土上，他们将会去揭露这场灾难的真相，而华约势力也会在此事件上大做文章，上校等人策划的这场事故的真相暴露将不可避免。我们还可以从结局看出，上校并非这场事故的最高级别的策划者，如此周密的计划并非是上校一人所能办到的，在他的上边，还有着拥有更高权力的幕后主使，上校和女医师是这场事故真相的知情者，他们成为替罪羊已经是迟早的事儿，当上校听到上司打来的电话时露出的惊诧表情、还有副官在上校背后的那句令人颤抖的话：“请放心，都派人监视着”，我们不难想象出他们未来的命运，可以说上校也只是权力机构中的一个悲剧人物……

其二：张伯伦医生的是非

张伯伦医生在片中总体上是个正面形象，不过，上校为了“大我”而把列车上这群“小我”给牺牲了，而张伯伦医生却为了能够让一节车厢通过大桥，就牺牲了其余的车厢，相对于上校，他可以说是在50步笑100步，但医生毕竟自己本人也处在危境当中，而且如果他不那么做的话，恐怕连一节车厢也无法通过去。张伯伦医生在得知政府机关决定人为制造翻车事故后，积极地组织人员起来反抗自救，与政府派来的军人展开惨烈的战斗，过程中罗比和黑人警官等人战死，眼看即将陷入绝境的时刻，年老的钟表商人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引爆了一节装满氧气筒的车厢……除了对火车的处理方式，张伯伦医生与妻子还有着纠缠不清的感情，几次离婚都很难说是谁对谁错，婚姻就是一场鱼和水的关系，但很多人都以为对方是鱼自己是水……这场灾难，也让这对冤家重新审视了彼此了情感。张伯伦在剧中是位“名医”，但这位名医只能治好肉体上的疾病，不能治好人们的精神创伤，更不能治好丑恶政治的可笑嘴脸。

其三：舍己救人的犯罪份子

剧中有一个冒称是登山员名叫罗比的人，实际上是个在逃的犯罪份子，作为罪犯，干过不少可耻的事情，他是令人憎恨的。可是人就是这么的具有复杂性，他在火车窗外奋不顾身救人的场景，却又叫人又爱又恨……

其四：绝望的钟表商人

这位老人登场时是一个滑稽而又贪小便宜的形象，但在内心深处却有着一段不堪回首的悲痛记忆。老人为什么要在最后一刻引爆车厢呢？我想，也许是他对那条大桥存在着莫大的恐惧吧。在那里，有着他不幸的过去、让他一辈子再也不想看到的集中营……

片子里人物虽多但各个角色都塑造得很鲜明，并没有因为人物多而凌乱，除了以上这些主要人物还有军火商的妻子、黑人警官、还有和上校交涉的女医生，这些角色的形象也把握得相当到位。饰演黑人警官的辛普森正是当年因杀妻案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橄榄球巨星，剧中正义的警官在现实中却是杀人嫌疑犯，这可以说颇为讽刺。

……

卡桑德拉大桥》能够引发人无数的思考，然而这个故事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本身的精彩，如果这样的故事只类似于007那样，仅仅为剧组丰富的幻想，那倒没什么可怕的，但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却会发生，只是也许不会这么夸张、露骨，可我们依然会经常见到这类情况，像当年SRAS非典已经在开始传播时，有些国家地区为了保证旅游收入，刻意隐瞒疫情，结果纸包不住火，酿成了全球大祸。这种为了政治利益而玩弄事实的现象当然不仅仅包括疫情传染，而是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可能会出现，例如历史问题，日本右翼就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为争取侵华士兵家属的“民心”而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他们的反对党，为了选举策略的需要又可以高唱反调，“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指责日右“没有深刻地反思历史问题”，日本人真的不懂得反思吗？只不过，在政治利益的面前，任何事物都得让步，这就是邱吉尔的“利益论”。

很多时候，一件事情一旦扯上了政治和军事，就会变得异常残酷——我说的是“残酷”，而不止是“丑恶”，平日百姓脑海里觉得是正确或者错误的道德观，放在军政上却往往是另一回事，正如邱吉尔所说的：“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正确的，哪怕他的面目是多么的令人心寒。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很露骨的话来：“你认为他们是否应该被牺牲掉？觉得他们没有做错什么？是的，他们什么也没做错，但他们‘该死’，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请他们去死吧。”

《卡桑德拉大桥》的故事，可以称为人类版的“克雅病”、“非典”、“禽流感”……一旦出了事故，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把“病源”给销毁了，因而作为“传染源”的动物就会受到大量的屠宰，可是动物们又有什么错呢？很多时候会出现这现疫情，是来自于人的欲望，人的欲望不仅会暴发传染病，还会因过度破坏大自然引来灾难，可我们并不深刻地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喊着环保却不断地污染环境，喊着节能却再三地奢侈浪费，最后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时，就只能让“罪魁祸首”的动物们来承担它们的“罪责”了，没办法，谁叫它们“该死”妨害了人类的利益？

……

《卡桑德拉大桥》留给我们的思考，难道仅仅只是表面上讲述的那些内容吗？卡桑德拉大桥下的亡魂，并非死于“事故”，也并非死于上校个人的独断，他们是死于当权者的“政策”和人性的自私面。作为一个普通平民百姓，我感慨、愤怒、悲伤，但又无语。政客是最喜欢说假话的，但人民很多时候需要假话，如果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3天后会发生地震，而政府只有能力及时撤离一半人的话，那么他只能说谎，要不然的话将会因恐慌秩序大乱，很难想像因此带来死伤会如何估量……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了他人活得更好而被牺牲掉，除非是自愿，生命是最可贵的，如果失去了生命，生活再精彩又有什么用呢？对于这些，我们只能平静地说，但愿自己人生中的列车，不要朝卡桑德拉大桥驶去……
一部 IMDb评分只有6.4的商业电影，如何在豆瓣上获得8.3的高分，成为四十年来许多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之作？
近来又翻出1976年的老电影《卡桑德拉大桥》，当然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版。此片于1981年在国内上映，为之配音的都是丁建华、富润生这样的一时之选。作为改革开放后国人接触最早的西方商业大片之一，那是属于一代人的记忆，歌手周云蓬的散文《绿皮火车》，开头便提到此片。那时候的他应该已经目盲，如他歌曲《盲人影院》所唱：“银幕上长满了潮湿的耳朵，听黑蚁王讲一个故事。”
今天的年轻观众，应该不知道女主角索菲亚·罗兰曾经多么传奇，也很难认出男主角就是电影《哈利波特》中的邓布利多校长，也不一定清楚片中黑人牧师就是著名辛普森杀妻案的主角。没关系，这部电影本身，放到现在依旧足够“好看”。人物刻画简洁明快，演员都是实力担当，台词的幽默风趣，尤其耐人咀嚼，个人观影史上找不出第二部。它打破了我对国语配音的偏见，以前也会不时重温一些精彩片段。然而，这部 IMDb评分只有6.4的商业电影，如何在豆瓣上获得8.3的高分，成为四十年来许多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之作，这有点奇怪。
一、套路与母题：一部好看的电影
电影的开场，是浓雾弥漫的雪山，白得晃眼的阳光下，镜头缓缓下移，俯瞰城市。如果不是令人不安的音乐，可能会误以为是一部瑞士风光片。数年后的恐怖电影《闪灵》，开场也有类似的意味。
瑞士日内瓦，一名逃亡时沾染了鼠疫病菌的恐怖分子，潜入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列车。原本是美国政府秘密实验品的病菌，在车上迅速蔓延开来。随后列车被军队封锁控制，改道去波兰集中隔离，沿途不得停靠。医生发现治疗办法，患者逐渐好转，列车却依旧不被允许停下，继续驶向无法预料的未来，途中需要经过年久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
这样的故事，颇有似曾相识之感。其创作灵感，很可能源于加缪的《鼠疫》，突发的瘟疫与封锁、组织自救的医生、古希腊的神话故事、法西斯的阴影，这些元素都与小说相似。当然，《卡桑德拉大桥》首先是一部灾难类型片，封闭的空间，有限的时间，无法停止的列车，政府的阴谋，分手的恋人，这些套路桥段，经常出现在后来的一些电影中。譬如黑泽明参与编剧的《逃亡列车》（Runaway Train, 1985），沃尔夫冈·彼得森导演的《极度恐慌》（Outbreak, 1995）。还有国产片《惊心动魄》（2003），情节模式惊人“巧合”，只不过将鼠疫换成了“非典”。
套路原本不是坏事，观众之所以愿意往套路里钻，也并非头脑简单、审美低下，而是因为套路往往符合人们的想象与期待，在熟悉中带来审美愉悦，同时也是感知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比较省力的方式。正如民间传说故事，也经常出现相似的叙事模式，称之为母题。母题折射的是人类的一些基本行为，犹如文化传统中的基因，在一代代人的记忆里不断复制与重组。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不过是换了一批演员重新上演。
电影的好看，还在于导演通过很多矛盾手法制造戏剧张力。恐怖分子伸手触摸婴儿，情感上是出于怜爱，无形中却为之带去致命病菌。病菌在列车上悄无声息散播的同时，车上响起的是欢声笑语，以及乐队演唱的抒情民谣。歌名很应景，为I'm Still On My Way，其中两句歌词是：
Sometimes I’d like to know the way I’m going.
But even so I guess, oh no, I never will.
确实，将要踏上什么样的旅程，此时的他们并不知晓。
二、空间、信息与权力：无线电与工具人
电影场景主要在两个空间之间切换，一是不断行进的国际列车。旅客中有男医生，女作家，时刻不忘推销手表的老人，黑人牧师，修女，大军火商妻子，登山运动员，年轻歌手，充满好奇的小孩，等等。各色人种、年龄、职业和性情，相当于一个社会的缩影。
铁路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加强了不同空间里人与人的联系，但同时也增加疾病这样危险因素的效率与渗透力。列车依靠固定轨道运作，其行进方式，本身也和时间一样，是单向的。对铁路的控制效率可以很高，在特殊时期，列车很容易转化为运动中的监狱。
另一个空间是日内瓦的世卫组织大楼。电影的开场与结尾，都是对这座城市的全景俯拍。都市空间有它本身的危险性，流行病就是其中之一。电影开头有对大楼的全景与特写，巨大而规整的方形建筑，窗口密密麻麻，排列得极有秩序，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电影中的这幢大楼并非真的世卫组织，而是国际劳工局大楼。导演选择这样形态的建筑，自然不是随意的。
福柯，图/未知
福柯认为，建筑能够反映社会统治的目的和技术（《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和列车类似，建筑本身也是隐喻。大楼里异常整洁的走廊，空无一人，只有皮鞋声回荡，而愈来愈响亮。上校身着礼帽、大衣，身材高大，步伐快速而稳健。上校的出场，暗示他的身份与性情。
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原本治病救人的医疗室，成了指挥列车行进的权力机关，掌控着一千多人的命运。当然，指挥室并非权力的源头。电影中除了列车和指挥室，其实还有一层隐形空间，那是更高的权力所在，只是观众看不见。隐形的上峰机关、大楼指挥室、行进的列车，三者构成自上而下的三层权力结构。
权力在三层空间之间的传递，是通过电话实现的。作为新型媒介，电话是时间与空间的入侵者，电话传递的信息是权力的一种外化形式。现代通讯技术打破了空间限制，极大地提高了权力的辐射能力。也可以说，建筑和电话，以及电影中频繁出现的武器，本质上都是权力统治的技术手段。信息不对称，本质是权力不对等。上校是通过加密电话，与上峰通信。无形最为致命，越是神秘，越显得有力。有的电影会至少会呈现电话那头的声音，像是周星驰电影《国产凌凌漆》中“这个恐龙头骨，是我们的国宝，一定要找回来！”而这里，观众连上峰的声音都听不见，只知上校的单向回答：“是的，我到现场了。这个我懂。我会处理好的。”
国产凌凌漆
而最底层的空间——列车——是封闭的，不仅人的身体不能离开，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真实的信息也无法有效向外传递，唯一与之有联系的只有指挥室。在这里，通讯技术的限制也成为无权者获取权力的障碍，技术本身是中性的。
指挥室指挥列车的方式，也是通过无线电。登山运动员劫持军火商妻子，要求火车停下，士兵说：“这得麦肯齐上校下命令。……我没权力叫车停下”。运动员用冲锋枪打坏了无线电，于是说：“你有权力了。”也正是因为通信被破坏，切断了权力传输的途径，列车才有可能摆脱上校的控制。张伯伦医生也才得以组织旅客夺取列车控制权，实现自救。
隐形机关是上校的权力来源，因而他需要负责的对象并非列车上的乘客，而是上方的命令。所以当桥塌车毁之后，上校对上峰的汇报是：“无人幸免……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因为信息封锁成功，受到上峰夸奖。电影接近结尾，上校对医生是软硬兼施：“我防止了病菌扩散，还要防止人家知道它的存在，你要把这里的一切说了出去，那么，那些死了的人才真正白死了。……记住，你是大夫，非常高明的大夫。继续行医吧，你要珍惜自己。” 一方面以扭曲的逻辑来洗脑，一方面还软语威胁：且行且珍惜。
上校其实不是完全麻木的人，并非毫无内疚，所以他才会对斯其娜医生说：“大夫，我在你眼里一定是个恶魔。”斯其娜回答：“你对自己过奖了，你不过是个唯唯诺诺、承上启下的人。”根据上校的价值观，这是他的军人身份决定的，“既然当了，就得当好。”可以看出，上校内心也有纠结与痛苦的，只是这样的权力运作机制成了他自我安慰的借口。讽刺的是，片末上校离开指挥室，一步步走进黑暗中，原本听命于上校的少校马上汇报： “他刚走，女的也走了。放心，都派人监视了。” 和列车上的士兵一样，上校也只是一个“工具人”。既然是工具，就得受完全的控制，需要的时候自然也可以丢弃。
三、谎言与真相：疾病的隐喻
电影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信息，推动着剧情的转折。一是瘟疫的真相，一是卡桑德拉大桥的真相。
“你应该告诉我们他怎么得这种病的，我们现在感到非常困惑。” 斯其娜医生一见上校便追问瘟疫的来源。上校并没有回答，顾左右而言他。真相是，这种高度传染性的鼠疫，源于美国政府秘密储存在世卫组织大楼里的菌株，而这违背了联合国的决议。后面上校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包括不让列车停下，都是为美国政府掩饰。
得知沾染病菌的恐怖分子登上了火车，上校想掩盖事态，“没必要引起无谓的恐慌”。斯其娜医生提出对另一个病死的尸体解剖，上校却坚持火化。上校汇报情况时，很能领会上峰指示精神，为此也颇为自得：“就像俗话说的，要做到内紧外松，表面上好像没事一样。”这时的他还很淡定。然而转眼得知大军火商妻子也在列车上，他可就坐不住了：“这事情难办了。”
疾病的现状是：没有抗血清，已经在列车上大面积扩散，早期症状像一般感冒，传染率在60%左右，死亡率百分之百……为此，上校需给旅客介绍所谓“全面情况”，只不过要“说得婉转些，安定人心”：
有个恐怖组织，在法国各地铁路干线、铁路桥梁和火车站，安放了炸弹。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但是，为确保各位乘客的安全，我们决定改变行车路线。本列车不在巴赛尔和巴黎停车靠站。诸多不便，希望你们谅解。这是为了诸位安全所采取的的审慎措施。目前没有直接危险！再说一遍，对这次列车没有直接危险！如有新的情况，当随时告诉你们。谢谢。
此时军火商妻子自嘲：“想得到吗？一个世界闻名的大军火商的妻子，居然会死于暴徒的炸弹。我的丈夫会气坏了，认为这是存心怄他。”电影以这样幽默的方式凸显了现实的荒诞。
当列车被封锁，真相无法掩盖时，通知换了一套说辞：
你们都可能受到一种极危险的传染病的感染，所以必须立刻把你们转移一个隔离区去，那地方在波兰亚诺（Janov）。你们将在哪儿，经过一段时间的医疗观察，至多不超过21天。一个医疗队前来支援，……他们全体佩戴红十字标记，而且带来了各种医疗用品。你们将受到最好的护理。……以下各种安全措施要严格遵守：一，要服从现在上车的安全警察的一切命令。二、列车密封以后，凡企图强行启封者，将受到严厉制裁。重复一遍，凡企图强行启封者，将受到严厉制裁。……这些措施是为了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祝你们旅途平安。
没有人为此前的那番说辞作任何解释。甚至在得知高浓度氧气可以消灭病菌治疗患者，上校依然不让列车停下，目的还是为了掩盖事实。从而让一整车人继续死亡之旅，无论是否染病。天灾已经停止，人祸却在加剧。
谎言与真相是这个电影的主题，除了与主线情节的鼠疫与卡桑德拉大桥相关外，还有一些支线符合这一主题。比如军火商夫人的情人，真实身份是毒贩。而黑人牧师哈里，真实身份是国际刑警。这在之前也有暗示，小女孩问他：“你不是姓Haley吗？怎么手绢上绣着个J字？”假牧师只好以“为了纪念耶稣啊”加以掩饰，并且一边说着“她真可爱”，一边嫌恶地用《圣经》把小女孩吹的泡泡扇开。
一些琐碎的细节，看似只是增加电影趣味，其实也与真假这个主题相一致。张伯伦医生为了怕前妻发现自己在同一趟车上，修改自己房间门卡上的姓名。詹妮弗做填字游戏，张伯伦说的单词是“humerus（肱骨）”，詹妮弗却听成了“humorous（幽默的）”。詹妮弗写的张伯伦医生的传记，内容也是真真假假。对于两人的感情，张伯伦感慨：“我们俩毛病就在这，老是真正假假的，就连真的也当成假的了。”
甚至一切更微小的细节，比如故事前半段年轻情侣问：“列车员，巴塞尔什么时候到？”对方纠正“我是报务员”。故事后半段，张伯伦医生问“哈里”：“是警察（Officer）？”对方也特意纠正“是警长（Inspector）”。类似的重复，显然是导演有意。
最后珍妮弗向张伯伦坦言，关于他的故事自己写得不真实。卖表的老人向列车员承认，自己每一副牌都在搞鬼。假装喜欢小女孩的假牧师，最后为小女孩挡了子弹。伪装成毒贩的登山运动员，用生命完成了自我救赎。只是有的谎言还可以补救，有的错误可就永远无法挽回了。最终卡桑德拉大桥倒塌，河面上飘满了浮尸，之前一直想要掩饰的病菌，可能继续在空气中飘荡。
《鼠疫》中，在最初想要逃离赫兰城的朗贝尔看来，不顾性命救治病患的里厄医生能为某种理念而死，是一种英雄主义，而医生却回答：“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惟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加缪，图/布列松
有人曾经说过：“我相信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在所有的环境中。”真实本身是有力量的，尤其是在谎言笼罩的环境里，能够让无权者也拥有权力。当然，医生的力量还在于其特殊身份的加持，及患者对其依附性的特殊关系，具有更大的支配性力量。在福柯看来，医生也属于支配性政治结构的成员，权力可以经由医生传递。和技术一样，权力原本也是中性的。
四、神话与现实：卡桑德拉的预言
卡桑德拉大桥的安全性问题是继瘟疫之后第二个冲突点，而且比瘟疫更具冲击性，也是片名的由来。电影原名The Cassandra Crossing。Cassandra源于特洛伊城公主的名字。在古希腊传说里，卡桑德拉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由于受到阿波罗的诅咒，她的预言注定无人相信。卡桑德拉不仅不被相信，反而受到嘲讽，因此她孤独而悲伤。她预见到了特洛伊的毁灭，含泪请求人们相信她，却无人理睬。随着特洛伊的陷落，自己也被掳到迈锡尼，死于非命。卡桑德拉因此成了厄运式预言的代名词。
卡桑德拉公主，图/伊夫林·德·摩根
波兰确实有座卡桑德拉大桥，二战后废弃不用。不过电影中的这座桥是法国的嘎拉比特高架桥（Viaduc de Garabit），其设计师的另一个作品是埃菲尔铁塔。电影中的预言是大桥会塌。对于这个预言，不同人有不同反应。有珍妮弗这样深深恐惧的，也有列车员这样抱着侥幸心理的：“哪有这么巧，偏偏这次会塌桥翻车？”列车员长期待在列车上，他本身也似乎成了列车的一部分。
当张伯伦医生向上校提出“卡桑德拉大桥，不安全”，证据是“有个列车员、有个旅客经过过”。因为张伯伦掌握了信息，所以作为武器向权力机关发起质疑。信息不对等被打破，上校感受到了挑战，所以解释说：“我们用电子计算机，和派人检查过这桥的载重量，数据就在我面前。波兰政府在最近这两年里头，修这桥的钱，比他们原先造这桥的钱要多得多！”信息源的较量，也是权力的较量。这样看来，之前的预言便是谣言。当然，真实情况如何，上校心里是清楚的，否则也不用在斯其娜医生面前刻意遮掩。他自己之前也曾向上级汇报：“你要知道这些载重数据，你也会感到严重关切的。”
这让我想起王小波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开头是：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
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王小波实际上是谈知识分子品格，谈知识分子与真理、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王小波当年和李银河发现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以及同性恋文化，就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霉，还连累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警告。王小波继续说：“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鲁迅写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说的也是这个问题。
五、过去与未来：时代的精神焦虑
这部电影是英国、意大利和西德合拍的。列车从中立国瑞士出发，原本开往同为中立国的瑞典，改道波兰，也不是偶然。波兰是华沙条约国的成员，与苏联亲近。冷战的阴影，如同病菌一样弥漫着。
听说列车要去波兰，卖表的犹太老人大惊：“波兰？我从那儿逃出来的。”之后便陷入了沉默。老人偷偷逃下列车，手臂被子弹打伤之后，又被扔回车上。看到波兰地图，老人变得失去理智，哭喊：“我不去！不，不，不去！我不要去！”老人并不只是担心大桥安全问题，而是对回到波兰怀着极度恐惧。这很容易联想起历史，老人应该是从波兰的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不堪回首的过去是他一生的阴影。而这一次，这一车人又要被送去波兰隔离。《鼠疫》开篇，加缪引用英国作家笛福的话：“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刘方译）1665年伦敦大疫，笛福写过一部《瘟疫年纪事》。恐惧是会传染的，最先感染的是作家詹妮弗，车窗边她痛苦得身体蜷曲，而背景是士兵正在封锁车窗，电焊喷射的火花，如同烟花一般绚烂美丽。
犹太老人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喃喃道：“天命不可违。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上帝要我回亚诺，回集中营，我妻子、我孩子，他们都死在那儿。上帝也要我死在那儿。”好像阿赫兰城里帕纳鲁神甫所宣称的：“我的兄弟们，你们身处灾难之中，我的兄弟们，你们这是罪有应得。”（《鼠疫》，刘方译）不过后面帕纳鲁神甫也加入到救治病患的行列中。犹太老人原本是片中最幽默多话的角色，却变得沉默呆滞，最后为救旅客而自杀。
片名“大桥”英文用的是crossing，而非bridge。Crossing有十字路口之意，也有些宗教意味，片中也有不少宗教元素与宿命色彩。十字路口意味着选择，对上校来说，这是人性的叉道，对老人来说，这是历史的路口。卡桑德拉大桥二战之后废弃，已经近三十年没有车经过，现在列车却还要重走这条老路。这辆无法停止的列车，像历史一样，向着无从知晓的未来前进。是否会回到过去的阴影里，未来是否会脱轨，是很多乘客心底的忧虑。正如列车员感慨：“往后这车上的人，日子会更不好过了。”
中途封锁列车的地点是纽伦堡，二战后审判纳粹德国战俘的地方。说到历史审判，1960年以色列抓捕了纳粹党卫军阿道夫·艾希曼，他的工作室将犹太人运往集中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汉娜·阿伦特曾去现场进行报道。出乎阿伦特意料的是，艾希曼相貌平常，骨子里既非充满仇恨，也不癫狂，而只是一个麻木平庸的人。令人大吃一惊的是，艾希曼提到他曾读过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宣称自己是遵从康德的道德律，尤其按照康德关于义务概念行事。他还以自己不再是“自己行为的主人”，不能“改变任何事”来自我安慰。艾希曼的辩护称，他只是纳粹机器上的小齿轮，只是起到传动的作用。
电影中张伯伦医生训斥控制列车的士兵：“你又不是麦肯齐的机器人！”虽然事关千把人的死活，对方却还是重复着“我没有权力”。这些执行命令的工具人，其思维逻辑与艾希曼如出一辙。阿伦特指出：“把个人变成行驶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安尼译）
法国思想家巴斯咯认为，人有别于动物的伟大之处，“在于知道自己会死”。平时，人们可以有意无意地去忽略这个事实。但是瘟疫到来，我们不得不直面死亡，让人感到死亡是一件太轻而易举的事。《鼠疫》中塔鲁宣称：“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无论是鼠疫患者，还是非鼠疫患者，在这一环境中所有人都显得很疲惫。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并没有岛屿。
《鼠疫》显而易见的是映射纳粹的肆虐，然而这部作品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面对世界的荒诞，我们应该怎么做？
加缪的回答是“反抗”，反抗荒诞，反抗恶。《卡桑德拉大桥》作为商业片，有一个相对光明的结局。因为旅客们共同反抗，还是有多人活下来，带着一定程度的真相。甚至幸存者也可以在这场瘟疫与战斗中，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然而，这个光明的尾巴就像夏瑜坟头的花环，可能只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呐喊》自序）不过，即使像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那样，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加缪依然认为：“他爬上山顶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
西西弗斯，图/未知
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在瘟疫中，一个人能够赢得认识和记忆，已经很宝贵。《鼠疫》是这样结尾的：
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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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以为无非是禁锢于一趟火车的故事，猜不出结尾。后边却越看越有意思。两个空间，两种斗争。一列火车，一座大桥。大夫终于呈现他救死扶伤的美好本性，军人也终归是一个傀儡。前者大难不死，必将流芳于后世。后者无论如何，终究也不过是被监视的对象。赞其他牺牲者！
灾难前，除非自愿，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上校跟张伯伦医生两极端，利益至上实用主义与人性中自由博爱，很难去切割也很难说对错。倒是火车上人们相互协作，某种程度也算是欧洲一体化的缩影吧，私欲中罪恶贪欲，危机时精诚团结，人性的美好正在于此。